城市依托型山岳景区游客亲环境行为 ——以岳麓山为例

基于道德动机的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和基于利己动机的计划行为理论,构建游客亲环境行为意向的综合模型,检验游客亲环境行为的深层次影响因素和机制。结果表明：与单一理论模型相比,综合模型对游客亲环境行为意向的解释力度相对较高;后果意识与责任归属、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主观规范正相关,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98、0.50、0.70和0.66;主观规范和个人规范是影响游客行为意向的主要因素,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70和0.51,而生态世界观对行为态度、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对游客的行为意向影响不显著。景区可以通过加强环保宣传和利用环保志愿者的监督、劝解以增强游客的环保意识;游客也应提高自身的环保意识,在旅游活动中增加关注环境行为的旅游体验。     

环境感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以大宝山尾矿区生态修复为例

在国家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的背景下,矿山周边的农户作为环境破坏的受害者和生态修复的主要参与者,其参与意愿的高低关系到政府环境治理政策能否发挥良好作用。以大宝山尾矿区为例,构建包括价值感知、政策感知和禀赋感知对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模型,探讨环境感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价值感知包括经济和生态2个维度,且均会对农户的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禀赋感知包括精力和能力2个维度,且均会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影响;政策感知包括感知政府、感知矿企和邻居朋友态度3个维度,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不产生直接影响,但可通过价值感知和禀赋感知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间接影响。2）收入的提高、感知矿企的态度以及精力和能力的感知是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政府需将传统手段与新型网络平台结合,加强环境治理多渠道宣传、就业能力培养和邻里示范等,以提升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     

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目的地居民作为旅游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对旅游业的行为态度不仅影响着游客的感知和体验,也对目的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旅游支持态度与亲环境行为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亲旅游行为的概念,表达居民促进旅游业在当地更好发展的行为意向。以社会表征理论研究框架为基础,构建"社区关系—效益感知—行为态度"模型,实证考察了社区关系对亲旅游行为的影响,探讨了旅游效益感知的中介作用和旅游事件依恋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社区关系对目的地居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感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积极的旅游影响感知又对亲旅游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居民对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感知在社区关系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存在多重链式中介作用,传统的中介模型低估了旅游效益感知的影响作用。旅游事件依恋正向调节了社区关系与旅游社会效益感知、环境效益感知的关系。研究结论为揭示旅游介入情境下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对于目的地社区旅游开发与管理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     

气候变化感知对城市居民冰雪旅游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以北京市为例

冰雪旅游是推动冰雪经济与旅游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现已成为文旅产业中最具潜力的领域之一。然而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冰雪旅游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文章以北京市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冰雪旅游情境中城市居民的气候变化感知、感知价值、旅游意向和环境责任行为等变量间的影响关系及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气候变化感知分为气候变化表征和气候变化风险两个维度,且两者显著正向影响冰雪旅游感知价值。同时,气候变化风险显著正向影响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2)冰雪旅游感知价值显著正向影响冰雪旅游意向和环境责任行为。(3)冰雪旅游意向显著正向影响环境责任行为。(4)旅游经历在气候变化感知对冰雪旅游意向和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对厘清冰雪旅游情境下气候变化感知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复杂影响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相关部门把握“后冬奥”黄金机遇,推动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文化价值观对湖泊旅游者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以西湖风景区为例

由于旅游者污染环境的现象日益增多,因此,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虽然湖泊旅游在旅游业中变得日益重要,但是人们对于文化价值观如何影响湖泊游客亲环境行为的认知仍然十分有限。以杭州市西湖风景区的旅游者作为研究对象,在价值-信念-规范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由文化价值观、个人规范和湖泊旅游者亲环境行为组成的研究模型。在数据分析阶段,利用SPSS 22.0软件和AMOS 26.0软件,对383份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湖泊旅游者的文化价值观中的环境关爱、面子观和集体主义对个人规范有直接影响;集体主义不仅可以促进湖泊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的产生,也可以通过个人规范对湖泊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湖泊旅游者的个人规范也对其亲环境行为有显著直接影响。建议湖泊风景区的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增强旅游者对景区内动植物的爱心和怜悯心、设计针对湖泊旅游者的旅游集体公益项目、加大环保宣传等方式,培养和唤起湖泊旅游者的环境关爱、集体主义和面子观意识,从而提高其亲环境行为的水平。     

旅游地居民对主题景区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以常州环球恐龙城为例

以常州环球恐龙城为例,利用因子分析、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旅游地居民对主题景区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结果表明:①常州城市居民对环球恐龙城旅游影响的感知特征可归纳为“社会失序”、“文化素质提升”、“地方认同和生活环境改善”、“吸引力增强”、“综合效益提升”、“生活环境恶化”和“生活成本提高”等7个维度,居民对积极影响的感知强度整体上高于消极影响。②常州城市居民对环球恐龙城发展的态度与旅游影响感知密切联系,各感知因子对居民态度的不同维度有显著影响。③根据对环球恐龙城发展的态度,可将常州城市居民划分为“乐观支持者”、“理性支持者”、“谨慎支持者”、“冷漠态度者”等4种类型,总体来说,常州城市居民对环球恐龙城旅游发展的态度较为积极与理性。     

生活风格对游客旅游照片分享行为的影响——以西安大唐芙蓉园为例

生活美学时代,旅游与生活交织在一起,旅游者的需求和行为正在从匆忙的景观凝视向多元的生活方式转变。生活风格是一种整体偏好,塑造个体的生活模式和行为习惯。旅游活动呈现强烈的情感消费特征。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SEM）,以情绪评价理论为基础,选择西安大唐芙蓉园为案例地,探讨生活风格通过情感中介变量对游客旅游照片分享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1）生活风格对游客旅游照片分享行为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旅游仪式感和自我认同感的中介作用下,对游客旅游照片分享行为产生重要间接影响。2）生活风格对游客的旅游仪式感、真实性感知和自我认同感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旅游仪式感、自我认同感对游客旅游照片分享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生活风格和游客旅游照片分享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4）真实性感知对游客旅游照片分享行为具有不显著正向影响,未在生活风格和游客旅游照片分享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突发危机事件对游客感知可进入性的影响特征——以汶川“5.12”大地震前后九寨沟景区游客为例

基于汶川“5.12”大地震前后(2008和2011年)分别进行的2次九寨沟景区实地问卷调研,将这2年的游客群作为2个样本组,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结合感知可进入性测量模型,从组内、组间2个角度研究突发危机事件对游客感知可进入性的影响.结果表明:①2008年“5.12”大地震前的感知可进入性要好于2011年地震后;②游客出游后对于感知可进入性的评分都出现下降,说明当地实际感知可进入性较好,与游客出游前的感知可进入性存在较大偏差;③突发危机事件前,游客对于“人身安全”最为担心;突发危机事件后,游客对于“交通通畅”最为担心;④“5.12”大地震造成游客的感知可进入性明显下降,对于当地旅游业游客人数和门票收入造成了消极影响.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探测与亲旅游行为研究——正、负影响感知的调节效应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具有游客访问与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同步性、交互性和共享性的显著特征,选择这一类型案例地进行研究能够更加真实地探测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目的地居民视角,以新疆喀什噶尔古城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运用SPSS 24.0和AMOS 24.0进行分析,定量研究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在旅游正、负影响感知情境下与亲旅游行为的关系。研究表明:(1)经济状况、社区环境和社区归属感显著正向影响社区嵌入式旅游目的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2)按照影响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排序,经济状况(0.672)>社区环境(0.187)>社区归属感(0.116);(3)目的地居民旅游正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4)目的地居民旅游负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以及亲旅游行为引导提出对策建议。     

边缘型地区旅游发展的居民环境认同与旅游支持——以泸沽湖景区为例

边缘型地区旅游开发较晚,因生态环境和经济环境比较脆弱,容易受到来自现代化各种因素的影响,环境认同与边缘型地区旅游发展的支持具有相关性,并且环境认同也会影响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进而影响旅游支持度。以泸沽湖为例,采用封闭式问卷调查法与结构式访谈法收集居民环境认同、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旅游支持的资料,并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边缘型地区旅游地居民的环境认同较高,对旅游发展持相对谨慎的态度;边缘型地区居民的旅游支持还取决于居民对旅游积极影响的态度,而不是对消极影响的态度;居民对旅游的文化积极影响关注度略大于旅游经济影响。因此,边缘型地区的旅游发展要避免一些核心地区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环境破坏、过度商业化等问题,以环境保护为前提,以旅游利益共享为原则,统筹规划,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     

日常和旅游两种情景的自然接触对儿童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差异——兼论自然联结的中介效应

儿童是保护环境的积极行动者,激发其亲环境行为意愿是应对环境问题挑战的现实需求。然而,已有研究却很少关注儿童的亲环境行为意愿及其驱动机制。文章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以南京市小学儿童为样本,旨在通过分析儿童自然经验图式的特点,探究日常和旅游两种情景的自然接触对儿童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差异,并检验自然联结在其中扮演的中介角色。结果发现：① 与日常自然接触相比,旅游自然接触更能激发儿童的亲环境行为意愿;② 自然接触促进自然联结主要体现在情感维度,其次是认知维度,而自然联结促进亲环境行为意愿以认知路径为主,情感路径为辅;③ 情感型和认知型自然联结在自然接触与亲环境行为意愿间扮演双重中介角色,且认知型自然联结的中介效应高于情感型自然联结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对科学制定面向儿童的自然空间规划和环境教育策略具有参考价值。     

基于决策树的山岳景区游客路径影响因素研究——以世界遗产地三清山为例

将决策树方法引入到小尺度旅游目的地的游客空间行为研究中,分析人口统计特征与旅行特征对游客空间行为的影响。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江西省三清山风景名胜区510位游客在景区内的路径轨迹,通过K-means方法聚类为6种游线路径,使用CHAID决策树模型构建游客属性特征与实际游览路径、主要景点的交互关系。结果表明:影响游客路径选择的因素依次为旅游方式、停留时间、主要交通方式、职业和月收入。不同游客群体寻路行为呈现规律性特征,参团游客与亲朋出游游客会倾向不同的入口,中远距离的参团游客停留时间影响其路径选择,年轻的驴友倾向于遍历更多的景点。     

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以上海、南京为例

乡村旅游的发展必然会对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产生影响.以2006年9-11月在上海、南京两城市所作的700份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利用SPSS和Excel软件,定量分析了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影响的感知.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影响正面感知强于负面感知;可分为中立者(37.3%)、理性支持者(37.8%)和矛盾支持者(24.9%)3类,支持者多于中立者;人口学特征不同,其感知存在一定差异.     

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以上海、南京为例

乡村旅游的发展必然会对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产生影响.以2006年9-11月在上海、南京两城市所作的700份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利用SPSS和Excel软件,定量分析了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影响的感知.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影响正面感知强于负面感知;可分为中立者(37.3%)、理性支持者(37.8%)和矛盾支持者(24.9%)3类,支持者多于中立者;人口学特征不同,其感知存在一定差异.     

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比较 —— 以西递景区与九寨沟景区为例

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研究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 居民感知的跨区域、 跨文化的共时性分析是该领域研究未来努力的方向之一。选择世界遗产地西递和九寨沟为研 究案例, 进行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比较研究。结果显示: ① 两地居民对旅游发展均表 现出积极态度, 但九寨沟居民的响应程度和支持程度更为强烈, 其旅游经济收入上要远高于 西递。② 九寨沟居民在旅游经济收益、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旅游环境影响的上的感知均明显 强于西递, 同时在旅游经济成本感知上也明显强于西递。③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分别从样本 基本特征中识别了西递和九寨沟居民支持旅游发展态度的相关因素和判别指标。分析结果表 明, 不同类型的旅游地具有不同的旅游社区特征, 在旅游地性质、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经 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产权归属、旅游管理体制、主客文化差异等社区特征上不同的东道主 社区应该有着不同的旅游感知。按照社会交换理论, 无论是从资产的收益权还是从受干扰补 偿方面, 西递古村落居民相对九寨沟风景区居民具有更高的收益期望, 这也导致了其实际获 益远低于期望收益, 故相对九寨沟居民, 西递表现出低估旅游经济收益、社会收益而高估社 会成本的倾向。     

旅游者生态价值观对其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以岳麓山风景区为例

依据自我决定理论,构建以自我决定动机为中介变量、地方依恋为调节变量的调节中介模型,旨在从心理动机层面探讨旅游者生态价值观影响其环境责任行为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发现:生态价值观对内部和外部动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并通过内部和外部动机进一步正向影响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地方依恋对生态价值观与内部动机之间的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在制定景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策略时,应考虑利用旅游者生态价值观、地方依恋和自我决定动机的多层作用关系,以激发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     

边缘型地区旅游发展的居民环境认同与旅游支持——以泸沽湖景区为例北大核心CSCD

边缘型地区旅游开发较晚,因生态环境和经济环境比较脆弱,容易受到来自现代化各种因素的影响,环境认同与边缘型地区旅游发展的支持具有相关性,并且环境认同也会影响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进而影响旅游支持度。以泸沽湖为例,采用封闭式问卷调查法与结构式访谈法收集居民环境认同、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旅游支持的资料,并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边缘型地区旅游地居民的环境认同较高,对旅游发展持相对谨慎的态度;边缘型地区居民的旅游支持还取决于居民对旅游积极影响的态度,而不是对消极影响的态度;居民对旅游的文化积极影响关注度略大于旅游经济影响。因此,边缘型地区的旅游发展要避免一些核心地区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环境破坏、过度商业化等问题,以环境保护为前提,以旅游利益共享为原则,统筹规划,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     

风险感知对冲浪旅游者重游意向的影响——以情绪和体验质量为中介

以风险边缘理论和情绪评价理论为依据,以海南省万宁市日月湾为案例地,以风险偏好者为调查对象,引入情绪和体验质量作为中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探究风险感知对冲浪旅游者重游意向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风险感知对冲浪者的情绪唤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且情绪在风险感知对冲浪旅游者重游意向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因此调动旅游者的积极情绪至关重要。2）体验质量在情绪对重游意向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略高于直接效应,因此,冲浪旅游经营者不仅要充分调动冲浪者的积极情绪,更要想方设法让冲浪者获得更高质量的冲浪旅游体验,才能更好地吸引冲浪者重游。3）为促进冲浪旅游可持续发展,日月湾应以风险偏好者为重点营销对象;建立冲浪俱乐部（店）管理规范和冲浪教练考核机制;加强安全监管,护航冲浪体验;助力成功冲浪,激励积极情绪。     

基于主观心理视角的游客环境行为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以公众环境行为 “价值-信念-规范”理论（VBN）以及计划行为论（TPB）为基本借鉴理论,融合旅游活动特性,构建游客环境行为意愿影响因素模型,以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案例地,以结构方程方法进行数据分析验证理论模型。研究发现：游客环境行为意愿受到特定环境态度、感知行为控制以及旅游地意象3方面因素的直接影响,其中特定环境态度的影响最突出,感知行为控制次之,旅游地意象略弱;主观规范作为中介变量在受到环境价值观影响的同时作用于游客特定的环境态度与感知行为控制;旅游地意象要素直接影响特定环境态度与游客环境行为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