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地价影响因素差异性研究

以河北省地价空间分布特征分析为基础,从地理区位、经济发展、城市规模和潜力、基础设施状况以及环境条件等方面选取9个地价影响因子,通过构建GWR模型,探索各因子对河北省地价影响程度的空间差异性,以期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建议.结果表明:① 河北省不同地区地价受各因子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性.距京津距离和人口密度对环京津区地价影响最大;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化率和公路里程对沧州地价影响大;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对冀中南区地价影响最大,单位GDP能耗对该地区影响程度次之;对太行山沿线地价驱动力最大的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冀西北区地价受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影响大,受单位GDP能耗影响小;唐山、秦皇岛地区地价受单位GDP能耗影响最大.② 京津冀协同发展突出了地理区位对河北省地价的影响,建议完善公路、铁路基础设施以缩短各地区距京津的最短距离,并且在各地区制定差别化的土地政策.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时空格局及驱动因子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长江经济带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其时空格局,通过地理探测器筛选其主导驱动因子,基于GWR（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模型揭示主导驱动因子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各年份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均呈显著空间正相关,但集聚程度逐年下降;②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空间分异格局基本稳定;③ 地理探测器剔除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和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两个初选因子;④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驱动因子作用力由大到小依次为环境风险、人地压力、排放强度、信息化水平、经济水平、产业结构;⑤ 各驱动因子存在特征不同的空间异质性,为制定针对性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京津冀都市圈城市区位与交通可达性评价

为加强区域内部资源整合与生产力要素合理配置,进而实现京津冀都市圈各城市间协调发展与经济腾飞,从空间格局角度,结合最新行政区划、基础地理数据库及其统计资料,运用重力模型和栅格网络分析方法,对京津冀都市圈内各城市地理区位优势和出行运输便捷程度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都市圈内区位优势等级以天津市、北京市为中心向外逐级递减,天津市因其对各区位影响因子的均衡接近性而表现出最高的区位水平,北京市次之,而承德、张家口各县市处于劣势区位。都市圈内各城市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水平相对均衡。     

基于GIS与地理探测器的岩溶槽谷石漠化空间分布及驱动因素分析

岩溶区土地石漠化已成为中国西部继沙漠化和水土流失后的第三大生态问题,近年来岩溶槽谷区石漠化表现出增加趋势。通过获取槽谷区石漠化、岩性、坡度、海拔、降雨量、土地利用、人口密度和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等数据,利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探讨了岩溶槽谷区石漠化空间分布特征及驱动因子。主要结论为：① 岩溶槽谷区总石漠化面积为21323.7 km ²,占研究区土地面积的8.3%,其中轻度、中度和重度石漠化面积分别是11894.8 km ²、8615.8 km ²和813.1 km ²,分别占石漠化面积的55.8%、40.4%和3.8%;② 从石漠化的空间分布来看,槽谷区石漠化主要发生在连续性灰岩中,轻度、中度和重度石漠化面积分别为占槽谷区相应石漠化类型面积的22.1%、22.4%和1.9%;槽谷区石漠化主要发生在15°~25°的坡度范围,轻度、中度和重度石漠化面积分别为占槽谷区相应石漠化类型面积的27.1%、18.2%和2.3%;从海拔来看,主要分布于400~800 m范围内,轻度、中度和重度石漠化面积分别为占槽谷区相应石漠化类型面积的24.9%、18.4%和0.2%;从土地利用类型来看,主要发生于山地旱地中;从人口密度来看,集中分布于100~200人/km ²中;从第一产业生产总值来看,集中分布于25亿~50亿元中;③ 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器揭示了岩性（q = 0.58）、土地利用（q = 0.48）和坡度（q = 0.42）3个因子是槽谷区石漠化形成的主要驱动因子,交互式探测器进一步揭示了岩性与土地利用类型（q = 0.85）、坡度与土地利用类型的组合（q = 0.75）共同驱动槽谷区石漠化的形成。     

基于多参数优选地理探测器的京津冀城市群地质灾害影响因子分析

定量分析区域地质灾害潜在因子的影响程度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通过地理探测器对京津冀城市群地质灾害因子影响程度进行因子、风险、生态和交互四方面探测。结果表明：(1)京津冀城市群地质灾害高值区主要分布于唐山、秦皇岛及承德三市交界处、北京市西南部及邢台市西部,低值区主要分布于冀东南平原区;(2)高程和坡度因子影响程度较高,距主要河流距离、NDVI、距主要道路距离及坡向影响程度较低;(3)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包括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其中高程与年降水量的交互作用解释力最高(48.89%)。     

1985-2015年京津冀地区城市建设用地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长期以来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热点话题,研究城市建设用地时空演变特征,准确定位城市功能是促进城市科学、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以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1985-2015年的城市建设用地为研究对象,运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分析城市建设用地时空演变特征;利用多元线性回归、通径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诊断城市建设用地时间演化过程与空间演变格局分异的主导驱动因子,通过深入分析各主导因子的驱动机制,对京津冀的城市发展进行功能定位。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规模、速率、方向和稳定性等存在明显的差异,将城市类型分为协调稳定型、协调波动型、不协调稳定型、不协调波动型;② 城市建设用地时间演化过程的主导驱动因子包括GDP指数、人口密度指数、财政收入指数,空间演变格局差异的主导因子包括到城市中心距离、到主要河流距离、到主要公路距离;③ 根据分析结果,将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规划为核心经济引领城市、重点经济拓展城市和稳定经济涵养城市,对促进京津冀地区协调统筹和一体化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桂西北喀斯特山区人口分布特征及其与自然因素的关系

选择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最小行政单位——乡（镇）为基本单元,利用Lorenz曲线和空间相关分析方法分析桂西北喀斯特山区乡（镇）级尺度下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探测自然因素单独和叠加作用后对区域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强度。结果表明： 乡（镇）级研究尺度下的人口空间分布具有不均衡性特征,呈现一般显著正相关和一定的聚集性; 各自然因素空间分布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呈现显著差异,研究区西北和中南部没有喀斯特分布的乡镇,人口密度随有利于人类居住因素的增加而增加,但平均人口密度仅79人/km ²。东部和南部有喀斯特分布的乡镇,人口密度与自然因素空间分布并非简单的增减关系,其随喀斯特分布面积的变化呈现起伏波动。 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结果显示对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强度最大的为海拔高度,交互探测结果显示,任意两个自然因素叠加交互作用后的影响强度呈现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可见,桂西北喀斯特山区与其他地区类似,海拔高度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但喀斯特山区的河网密度及特有的地质地貌等因素对其人口的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催化作用,与其他因素叠加交互作用可进一步加强对人口分布的影响。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喀斯特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区土壤侵蚀定量归因

土壤侵蚀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识别是当前研究的核心与前沿议题,然而从多因素综合作用的角度进行定量归因仍需加强。以喀斯特典型峰丛洼地流域为研究区,基于GIS手段和RUSLE模型模拟土壤侵蚀,综合土地利用、坡度、降雨、高程、岩性、植被覆盖度等影响因子,应用地理探测器方法针对喀斯特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区进行土壤侵蚀的定量归因研究。结果表明,各影响因子对土壤侵蚀的解释力及因子间耦合作用程度在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区差异显著,其中土地利用和坡度是决定土壤侵蚀空间异质的主导因子,但在山地丘陵区,随着地形起伏度的升高,坡度的控制作用下降,即地理探测器q值表现为中海拔丘陵>小起伏中山>中起伏中山;生态探测器显示土地利用对土壤侵蚀的影响相比于其他因子有显著差异;双因子交互作用有助于增强对土壤侵蚀的解释力,土地利用与坡度的协同作用对土壤侵蚀的解释力达到70%以上;对于土壤侵蚀空间分布的差异性检验,风险探测器显示在小起伏中山、中起伏中山等地貌形态类型中,具有显著差异的影响因子分层组合数占比至少55%。因而,喀斯特地区土壤侵蚀的治理应综合考虑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区土壤侵蚀影响机制的空间异质性。     

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及驱动因素

以拉丁美洲33个主权国家为研究对象,从国际、区域、国内3个尺度出发,构建了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对其地缘风险予以评价,利用地理探测器对拉丁美洲三大地理区域的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驱动因子群予以精准识别。结果表明：1）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空间异质性显著,地缘风险指数、国际地缘风险、区域地缘风险以及国内地缘风险下的政治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均表现为南美洲地区最高,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次之,加勒比地区最低的空间格局;国内地缘风险表现为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高,南美洲地区次之,加勒比地区最低;经济风险表现为南美洲地区最高,加勒比地区次之,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低;社会风险表现为加勒比地区最高,南美洲地区次之,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低;双边关系风险表现为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高,加勒比地区次之,南美洲地区最低。2）各因子群对三大地理区域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的作用力各不相同。对南美洲地区作用力显著的因子群主要有政治风险、国际地缘风险和社会风险等;对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作用力显著的因子群主要有经济风险、双边关系风险、国际地缘风险、政治风险等;对加勒比地区作用力较大的因子群主要有社会风险、国际地缘风险、政治风险、双边关系风险等。     

京津冀地区工业CO2排放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讨京津冀地区工业CO₂排放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5—2016年数据对北京、天津、河北和京津冀地区工业能耗CO₂排放的时间变化趋势进行了对比分析,运用地理探测器技术分析能源结构、能耗强度、固定资产投资、轻重工业比值和规模以上工业平均用工人数对京津冀地区工业能耗CO₂排放量的影响作用大小。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京津冀工业碳排放强度均为递减趋势。其中,河北最大,天津次之,北京最小;人均碳排放北京呈递减之势,天津和河北在波动中上升。②京津冀工业煤炭类CO₂排放占总排放量的主导地位是由河北省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决定的。③能源结构对京津冀、天津和河北的CO₂排放影响最大,其次是轻重工业比值;北京市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数对CO₂排放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固定资产投资。     

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格局的时空演化

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快速,然而经济发展在行政辖区间并不均衡,且逐渐导致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为识别经济发展失衡格局的演化过程,首先引入DMSP/OLS夜间灯光和可比价GDP,构建"单位开发活动GDP"表征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然后运用Local Moran's I将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划分为五种类型:HH富化扩散,HL富化极化,LH贫化塌陷,LL贫化制约和非显著;最后以HH类型的边界作为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界线,采用缓冲区分析探讨经济发展失衡格局的演化过程和行政区划等人为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效应.结果表明:① 整体上,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格局不断加剧,京津富化扩散与河北贫化制约的规模与强度同时增长;局部上,受京津市区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京津郊区及区位优势显著的部分河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② 与传统认知的"环京津贫困带"不同,在两个空间尺度上识别出经济发展断层,一为京津市区与郊区之间,二为京津与河北之间,且前者的区域经济发展失衡整体上较后者更为严峻.③ 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格局,整体上受制于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城乡隔离效应,局部上受京津冀三地的行政制约.要实现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协同均衡,关键在于弱化城乡隔离,并辅以消除行政制约.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Ski Resorts in the Beijing- Tianjin-Hebei Reg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Ski resorts are one of the bas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ce-snow sports and tourism, and they are also a hot topic of social concern. Taking 117 ski resorts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as the research object, geo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such as kernel density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the ski resorts. The geographic detector was used to deeply explore the underlying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ski resorts in terms of policy factors, natural factors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ski resort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showed a significant Olympic event-driven characteristic. From 2009 to 2021, the spatial patter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ski resorts has changed from “single-core development”, to a “single-core with multi-point” layout, and then to a “multi-core” layout. The spatial pattern has changed from agglomeration to diffusion. Cold and hot spots of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ski resort have shifted from north to south, from the initial suburbs of Beijing to the southern cities of Baoding, Shijiazhuang, Xingtai and other cities in Hebei Provinc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ski resorts has been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from “GDP per capita” to “population density” to “policy quantity”, showing a shift from “Economic-driven” to “population-driven” to “policy-driven” processes.     

京津冀水资源利用多效率指标的变化特征比较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缓解用水压力,是解决京津冀缺水问题的有效措施,对各行业用水效率历史状况的全局把握有助于未来政策的调整。论文比较了京津冀三地的万元G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管网漏损率、人均日生活用水量、污水处理率、作物水分利用效率共6项指标组成的综合用水效率,分析了2002—2017年京津冀用水效率的Mann-Kendall突变点和趋势变化,并基于Burg算法功率谱估计分析了各指标的周期变化特征,计算了各指标基于Burg算法的功率谱。结果表明,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节水技术提升等措施的共同作用下,三地用水效率指标的差异在逐渐缩小,显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效应,但仍有明显的发展差异。北京、河北的综合用水效率整体呈增长趋势,河北的增长率(0.16)明显高于北京(0.07),而天津的综合用水效率整体上呈下降趋势(-0.03),重点表现在万元GDP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的增加(0.18、0.19)。北京综合用水效率整体呈现5 a(周期强度为77 dB)、3 a(73 dB)左右的周期,天津综合用水效率整体呈现7 a(88 dB)、2 a(81 dB)左右的周期,河北综合用水效率整体呈现3 a(81 dB)左右的周期。相比于北京和河北,天津综合用水效率的周期性更强,这意味着可以适时地利用其内在周期调控用水效率的变化趋势。     

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关联特征分析

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要立足于产业关联,推进产业对接协作,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区域优势互补、联动发展。本文基于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2007年与2012年的投入产出表,运用MRIO模型,编制了京津冀区域间129部门投入产出表,进而从京津冀地区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方面分析了京津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关联特征。结果表明：①北京市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天津市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对区域经济推动作用较强,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对区域经济主要起拉动作用。②北京市科技服务业与天津市信息服务业主要服务于本市其他各行业,对外地经济的辐射作用较低。③京津两市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趋同现象严重,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     

京津冀城市物流联系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2005年、2010年和2017年三期数据,采用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解析京津冀城市物流联系时空演变,并剖析城市物流联系强度的驱动因素。得出如下结论：①2005—2017年物流联系强度增长经历了快速到缓慢的过程,物流功能疏解降低了北京的增速,河北省各城市增长显著,京津两城市物流联系强度占比虽持续降低,但物流联系量集中于京津两地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②京津冀城市物流网络结构日趋复杂,京津两城市网络资源控制力下降,河北各城市网络参与度与资源控制力大幅提升,逐渐形成以北京、天津、石家庄为中心的多核心发展态势;③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开放水平和物流专业化程度是京津冀物流联系的持续驱动,研究期内京津冀城市物流联系的驱动力由基础设施及物流专业化建设驱动,向以外向型为主的工业化驱动转变,进而向以出口加内需消费的双驱动转换。     

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空间布局演化研究

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变迁,带动城市空间发生重构。随着产业不断发展成熟,生产片段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对地区产业链的研究有助于寻求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途径。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刻画京津冀都市圈汽车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考察汽车企业在都市圈范围内集聚与扩散特点,探讨汽车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地域特征差异,并分析影响微观企业空间布局的驱动力量。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集聚程度较低,2001年出现少数集聚中心主导的向心集聚,2010年核心城市与多个新兴集聚点共存;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朝阳、通州、大兴等）、天津市环城4 区（西青、东丽等）以及河北的沧州、廊坊是汽车零部件和配件企业的主要集聚区,而汽车修理企业则倾向于在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丰台、朝阳）、天津市内六区和滨海新区以及河北的唐山和石家庄布局。基于条件logit模型的定量研究,验证了市场条件、集聚经济和政策引导等因素是影响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企业布局的主要因素。     

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空间布局演化研究简

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变迁,带动城市空间发生重构。随着产业不断发展成熟,生产片段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对地区产业链的研究有助于寻求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途径。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刻画京津冀都市圈汽车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考察汽车企业在都市圈范围内集聚与扩散特点,探讨汽车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地域特征差异,并分析影响微观企业空间布局的驱动力量。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集聚程度较低,2001年出现少数集聚中心主导的向心集聚,2010年核心城市与多个新兴集聚点共存;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朝阳、通州、大兴等）、天津市环城4 区（西青、东丽等）以及河北的沧州、廊坊是汽车零部件和配件企业的主要集聚区,而汽车修理企业则倾向于在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丰台、朝阳）、天津市内六区和滨海新区以及河北的唐山和石家庄布局。基于条件logit模型的定量研究,验证了市场条件、集聚经济和政策引导等因素是影响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企业布局的主要因素。     

京津冀地区农业生产效率的时空格局及收敛性研究

将京津冀地区146个典型县域划分为京津近郊农业区（I）、冀东北农业区（II）、冀中平原农业区（III）、太行山农业区（IV）、坝上农业区（V）五大农业区,测算了2000—2015年京津冀及五大农业区的农业生产效率,检验了京津冀及五大农业区农业生产效率的收敛性,揭示了京津冀地区农业生产效率的收敛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农业生产效率变化趋势总体较为平稳,五大农业区农业生产效率由大到小依次为：V>II>IV>I>III,Malmquist指数呈显著波动趋势,技术进步对对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作用显著;在农业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等内源性因素与经济发展环境、技术进步与农业政策支持等外源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京津冀地区优化重组农业生产要素,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并通过要素流动与要素替代作用,缩小了不同农业区内部的农业生产效率差距,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各农业区农业生产效率收敛于不同稳态水平;最后,从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农业规模经营等角度提出了京津冀地区农业协同发展的具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