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绿色贸易合作与竞争格局研究

绿色贸易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任务。通过选取UN Comtrade 2005—2017年中国与沿线64国APEC环境产品清单中54类环境产品贸易数据,运用产业内贸易指数和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定量研究环境产品贸易竞合关系状况,分析之前格局,基于现有格局,完善未来布局,进而提高域内绿色贸易整体水平。研究发现：“一带一路”绿色贸易总体保持增长趋势,但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和进出口之间比较不平衡;进口产品结构相对集中,出口产品结构相对均衡;整体表现为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并存的特征,以合作格局为主,竞争格局为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绿色贸易增长从主要源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建议在东南亚地区开展错位合作,主要进行技术研发合作,重点布局新兴绿色产业;在其他地区开展整体合作,主要进行产业规划转移,分层次、分国家、分时段布局传统绿色产业,构建绿色产业生产网络;加快出台“一带一路”环境产品名录,提高绿色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伊朗贸易结构与潜力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伊朗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节点国家,研究中伊贸易结构与潜力不仅可以深化两国经贸合作,更有助于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基于此,该文利用2010—2016年中伊双边贸易数据,结合比较优势指数、互补性指数以及劳伦斯指数,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两国贸易的结构;其次通过建立引力模型,评估中伊双边贸易潜力。研究结果表明：1）2010—2016年中国对伊朗出口贸易额增加48.01%,促使双边贸易逐渐趋于平衡;2）伊朗较好地发挥了对中贸易的互补优势,而中国未能发挥对伊贸易中石料等产品的互补优势;3）中伊双边贸易产品出口结构年际变化呈明显不规律性;4）中伊贸易潜力缩小16.89%,双边商品贸易发展空间有限,需要开拓新的贸易类型。研究认为未来中伊两国需要建立贸易应急备案,增强贸易互信,加大文化交流,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实现创新驱动,寻求双边贸易新的增长点。     

“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网络空间格局及其演化机制

农产品贸易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但现有贸易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格局演化。该文构建了一个四维菱形分析框架,并将社会网络分析与空间计量分析相结合,基于1993—2016年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① “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网络密度不断提高,贸易关系和贸易强度不断加深,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呈波动上升态势,并出现明显的贸易俱乐部现象;② 该粮食贸易网络呈现由无核到多核再到重塑的演化历程;③ 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经历了从出口导向到进口导向的演化历程,“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④ “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演化是受资源禀赋、经济环境、文化认同和政治博弈4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因素在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粮食贸易较其他贸易而言特色鲜明,其稳定性更强。研究结果对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农业贸易的健康繁荣,建设开放包容的经济环境具有指导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空间结构与邻近性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沿线国家之间相互贸易形成的网络有利于加速经济要素跨区域的自由流动,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区域经济资源的整合效率,对重塑欧亚大陆政经版图和优化中国地缘环境具有重大影响。采用复杂网络和地统计方法,借助GIS、Pajek、Ucinet和数据库等技术手段,对“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拓扑性质、空间结构以及节点的邻近性深入研究。主要结论有：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具有小世界和无标度性质,遵循增长性和择优选择;② 沿线国家贸易具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等级性,中国对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具有引领和带动作用;③ 贸易网络是“混合型”结构,呈现枢纽辐射式为主、全连通式并存的联系模式,不同中心性空间分布差异显著;④ 拓展引力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贸易关系存在大国效应和地理邻近效应,科研邻近和语言邻近是重要的推动力,制度邻近的影响呈显著负相关,文化邻近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弱。因此,中国宜遵循“由近及远”的原则,重点强化对邻近国家的贸易渗透,再加强对沿线重点国家的贸易辐射,进而向重点国家的周边地区拓展,从不同空间层次制定差异化政策,发挥科研和语言邻近的推动作用,强化对沿线国家的文化渗透。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借助Eviews等工具分析了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因素,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性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政治制度、贸易畅通性、便利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民间文化交流紧密度的影响;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规模具有正向作用,但其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引力大小不同,可分为投资带动力巨大型、投资带动型、投资一般型、投资带动力不足型4种类型,中国与东南亚、西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贸易规模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作用较强。     

韩国“新北方政策”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机遇与挑战

韩国“新北方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合作为中韩两国带来了重要发展机遇。文章主要探讨韩国“新北方政策”的内涵及其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进展、机遇与挑战,得出双方对接的合作机遇主要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投资和资金融通4个方面,同时也存在着制度性风险、地缘风险和投资合作风险的三大挑战。在具体对接过程中,产业、金融、物流3个领域可能成为突破口。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基于技术进步路径的理论与分析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化,中国对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寻求型直接投资稳步推进。为了揭示其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发展中国家逆梯度直接投资-技术进步”和“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两个环节,在理论层面上阐述技术进步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并采用我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2004—2019年的面板数据给出经验证据。结果表明:目前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均衡化和生态化趋向明显且具有空间差异性,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逆梯度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水平均对自身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作用。“一带一路”背景下,在我国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中,技术进步的中介作用显著并呈现出空间异质性特征,在我国东部地区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连通性演化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和核心环节。基于“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数据库，论文综合集成组团识别、核心—边缘轮廓、视差滤波等网络中尺度分析方法，构建探索贸易网络连通性的分析框架，从节点和连边双维度揭示“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时空格局、拓扑关系以及连通性演化，以期能为新时期“一带一路”框架下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贸易网络联系持续增加、网络密度不断提升、贸易规模分布空间异质性突出，逐步形成了联系日益紧密、层级结构明显、空间上非均衡分布的贸易网络格局；(2)“一带一路”贸易网络形成了5个贸易组团，组团结构存在地理邻近效应，地理距离在全球及区域尺度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演化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3)“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正在经历结构性调整，核心结构和边缘结构呈现出明显分化，极化效应凸显；(4)“一带一路”贸易骨干结构不断拓展和丰富，呈现出向核心国家集聚的变化趋势，形成了以中国为绝对核心，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为次核心的骨干网络格局。研究结果对于理解“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结构、优化贸易发展格局以及提升贸易网络韧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科技创新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研究

基于科技创新驱动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分析,运用GIS空间分析与计量经济学模型等方法,分析中国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时空演化特征,揭示科技创新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2005—2018年,中国制造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总体呈现缓慢的波动上升趋势;地区间制造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差异不断扩大,高水平地区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及成渝城市群,较高水平地区主要集中于中西部过渡地区,较低水平地区主要位于中部地区,东北地区滑坡式下降后出现回升;科技创新的生产要素利用效应、产业改造升级效应、需求与贸易结构优化效应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起到正向促进作用。     

甘肃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出口贸易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为西北内陆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共享新时代国家改革发展成果带来了重大机遇。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考察内陆省份对外贸易的地理空间转向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采用GIS空间分析法、RCA指数,分析了甘肃省出口贸易产业的时空格局演变,并通过构建拓展引力模型,对甘肃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1）21世纪以来,甘肃省对外出口的贸易规模和份额发生了较大的空间转向,主要在“一路”和“一带”东、西两个方向呈现波动转移,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态势日趋显现;（2）金融危机前后两阶段各产业RCA指数走势分化明显,初级产品和资源性制成品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中高技术含量制成品的出口份额有所增加,但仍处于比较劣势地位;（3）模型实证检验得出双边经济规模、华人数量对于贸易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地理距离和人口数量呈负向作用关系。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与中介路径

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与中介路径,对理解国际合作模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相关数据,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总体性影响效果,并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交通运输、就业等中介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13—2017年间“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显著地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新建交通基础设施线路长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等对沿线国家GDP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它主要通过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对沿线国家内部的货物资源流动、人口就业率、就业结构等产生积极影响,进而促进沿线国家的GDP增长。     

基于流量数据的中美两国与东北亚地缘经济关系研究

由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可,在各类地缘关系中地缘经济关系成为最活跃也是研究最多的一类。本文从中国与东北亚各国地缘经济研究现状入手,基于流量数据建立地缘流势模型来探寻地缘经济复杂关系背后的规律性因素,并通过对比中美两国与东北亚的地缘经济关系分析其驱动机制,得出如下结论：① 2000—2016年中国与东北亚地缘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其中贸易联系明显强于投资联系,但投资联系在2012年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② 中国与东北亚地区的总体经济流势呈现上升态势,其中贸易流势起主导作用,中美地缘经济流势表现最强、增速最快,中国对日、韩两国的地缘经济流势强度不断显现,中俄、中蒙、中朝三股地缘经济流势虽然近年来不断增长但对区域整体地缘经济关系影响有限。③ 中美两国与东北亚的地缘经济流势均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并在国家关系分布上较为一致;两国在地缘经济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驱动因素不同,中国以贸易关系为主而美国主要依赖投资驱动;二是空间分布差异开始显现,美国与东北亚的地缘经济关系越来越集中于中、日、韩三国,而中国与俄、蒙、朝三国联系开始不断加强。     

以特色农业引领农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路径与启示——以洛阳市为例

加快推动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是经济新常态下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结构存在着农业比较效益偏低、中高端农产品供给不足、农产品结构性过剩、食品安全等突出问题,应以培育壮大特色农业为引领,加快推动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洛阳市培育特色农业以依托资源、面向市场、立足优势产业、瞄准增收、合作共赢、产业融合、种养结合等为突破点的经验模式值得借鉴。在以特色农业引领农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应因地制宜,突出特色,选准主导产业;形成规模,创建品牌,培育竞争优势;构建特色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效益;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和政府的引导作用。     

我国省域出口增加值的核算及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评估

以 2010 年中国非竞争型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对 30 个省区市的出口增加值进行核算,从全国和区域尺度分析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省域出口增加值对全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划分出资源消耗型、技术引领型、服务业促进型和出口起步型 4 类区域,前 3 类区域通过出口增加值分别提升了全国 GDP中资源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比例;从出口增加值对本地产业结构的影响来看,欠发达地区出口增加值普遍有利于推动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发达地区出口增加值提升了资源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地区 GDP 中的比例,但阻碍了服务业比例的提升,出口增加值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最后提出促进和改善出口增加值的政策建议。     

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与中国出口产品升级

随着技术进步和贸易自由化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的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迅速发展并不断深化。全球生产网络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契机。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出口贸易的发展方式亟待转变,对出口产品升级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而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可能是中国出口产品升级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进行了测算,并以此为基础衡量出口产品升级。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有波动上升迹象,东中西区域产品质量基本呈现递减趋势。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直接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升级,尤其是深入融合到价值链中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的研发投入能够促进出口质量升级,但研发投入不能通过提高垂直专业化的程度来提升质量,印证了出口企业提升价值链地位能力的不足。地区财政自主权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地方政府倾向于支持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升级。     

国际贸易对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影响——基于中国大陆地区地级市的数据分析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技能升级的问题日益突出。已有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体系并非必定能够促进劳动力技能的升级。论文以中国大陆地区主要地级市为例,利用2005、2010、2015年的面板数据,试图分析国际贸易对各地区劳动力技能结构变动及技能升级方面的影响。结果表明：出口贸易对地区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具有抑制作用,表现为出口贸易对劳动力技能降级的影响;而进口贸易所产生的技术扩散效应尚未显现,进出口贸易整体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来看,从区域产业地理格局角度,对外贸易影响了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人群的区域间流动,使得对外贸易对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影响效果在不同的区位与城市规模特征间存在显著差异。沿海城市和大城市主要表现为进口贸易显著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进而带来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相对于内陆地区和小城市而言,出口贸易会带来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下降,地区劳动力技能呈现降级趋势。     

贸易保护、出口溢出效应与中国出口市场拓展

在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厘清贸易保护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议题。既有演化经济地理学框架主要从供给视角出发,认为出口产品路径演化过程呈现依赖技术知识溢出的特征,忽略了需求视角的影响。基于中国海关库2002—2016年的数据,以中国出口产品进入新市场的演化路径为研究对象,本文将供需视角纳入同一解释框架,补充需求视角下的外部市场关联以及需求市场的贸易壁垒措施作为外部力量,试图探究贸易保护、出口溢出效应如何作用于中国出口市场拓展过程。研究发现：① 在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的同时,中国出口目的地结构也在不断地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拓展。其中,东部与中部地区是出口拓展的主力区域,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品是出口拓展的主要产品类型。② 中国出口市场的拓展进程呈现出典型的路径依赖特征,包括供给视角下基于本地技术知识溢出的路径依赖与需求视角下基于目的地市场信息溢出的路径依赖。其中后者被长期忽视,但在中国出口市场拓展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③ 贸易保护作为一种外部冲击,可有效地削弱基于本地技术知识溢出和外部市场信息溢出的路径依赖。采用投资、区域合作等方式绕开贸易壁垒,实现出口产品与市场结构的多元化,是应对外部冲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     

东北现象再解析和东北振兴预判研究——对影响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变化稳定因素的初探

从“东北现象”的新近表现,提出影响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变化的3个稳定因素：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地缘关系、文化和体制机制。分别对3个稳定因素在东北地区的特征状况进行了解析,结果表明东北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本底强,但开发利用效益不佳,突出表现在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面积过小、限制性开发区收益较低、资源环境承载力预警超载低;位于全球三大经济圈之一的东北亚核心区,地缘优势突出,但未能转换为经济优势,突出表现为外向型经济比重过小、对日韩贸易地位不凸显;文化和体制机制成为限制东北地区发展的核心障碍,突出表现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国有经济比重过高。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引,结合东北振兴的问题导向,着重对东北地区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解决发展驱动力的转型、创新国有企业改革模式和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协调发展、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实现开放经济的转型以及腾出国内市场促进东北优势产业继续保持活力、以共享发展理念消除城市贫困增进东北地区民生福祉、采取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实现东北地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发展等开展预判研究。     

物流业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分析 ——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物流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有效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高运作效率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文章首先对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空间依赖性进行了检验。然后,基于我国1997―201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因变量空间滞后项和自变量空间滞后项,构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2个方面分析物流业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着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物流业的发展不仅能够显著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而且对邻近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