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重点检验了2010—2017年间中国省域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2010—2017年间中国省域农村贫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而经济城镇化集聚现象呈现逐渐消减的态势。②人口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主要表现为先缓解后加剧的“U”型特征,而经济城镇化则刚好与之相反,呈倒“U”型特点,土地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作用尚不明显,但主要表现出加剧农村贫困发生的潜在可能。③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产生了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二者对农村贫困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门槛”现象。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口城镇化减贫直接效应门槛已基本突破,减贫潜力较弱,而大部分省份的人口城镇化减贫溢出效应门槛依然存在,益贫性的溢出效应仍然明显。相比之下,各省域经济城镇化减贫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门槛均已突破,整体上以益贫性为主。④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合理推进人口城镇化,加快完善相关制度改革。有效、有序地扩张城镇空间,优化城镇产业结构调整,壮大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和强化其质量升级,增加城镇就业空间,提升城镇整体辐射带动效应。统筹协调区域人口、空间、资源等的分配与利用,充分发挥要素集聚带来的正向“外部性”作用,合力推进农村长效、稳定减贫,促进城乡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城际列车对新疆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驱动机制

基于2010—2019年新疆市域面板数据，从投入产出视角归纳城际列车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通过熵权法测算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数，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探究城际列车对新疆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新疆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呈非均衡化的上升趋势，演化格局为“单中心辐射型→双中心放射型”。（2）城际列车有效提升新疆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显著影响北疆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且伴随负向调节效应，未显著影响南疆但伴随正向调节效应。（3）城际列车显著影响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等水平市域，未显著影响高水平和低水平市域。（4）城际列车对维度层影响机制的显著正向效应依次为创新>共享>绿色>开放，对协调发展维度的影响效应不显著。研究结果丰富“铁路+旅游”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助力探索城际列车与旅游经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路径模式。     

乡村非农就业水平的时空格局及动态演进——以青海省为例

为了准确把握县域尺度下青海省乡村非农就业水平的时空格局及动态演进趋势，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基于2010—2020年青海省43个县域单元的面板数据，借助全局趋势分析、标准差椭圆、Moran’s I指数等方法揭示青海省乡村非农就业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进一步采用Kernel密度估计、马尔科夫链考察其动态演进趋势。结果表明：（1）青海省乡村非农就业水平总体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根据增长速度划分为快速增长阶段和缓慢增长阶段。（2）在空间分布格局上，空间分布整体表现为“东、西部高中部低”“北高南低”，空间格局呈现出由“正东—正西”分布向“偏东北—偏西南”方向偏移趋势。（3）在空间相关性上，乡村非农就业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板块特征显著。（4）在分布动态演进上，乡村非农就业水平存在稳定的俱乐部趋同现象，乡村非农就业水平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

以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利用熵值法和Bootstrap-DEA模型对其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旅游效率进行测度,继而借助双变量LISA模型考察二者的空间关联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模型等方法,探析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空间效应及其动态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旅游效率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提升态势,中、西部地区增幅最大;两者分别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以及中部＞东部＞西部＞东北部的空间分异特征。2）新型城镇化和旅游效率存在正向空间关联性,局部空间聚类以H-H型、L-L型为主;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具有正向直接效应与负向空间溢出效应。3）在旅游产业地位这一门槛变量的作用下,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正向影响存在双重门槛特征。     

湖南省武陵山片区人口城镇化与流通产业发展协同演化及其减贫效应研究

运用协同度模型、空间ESDA、趋势面分析和面板计量回归模型,分析湖南省武陵山片区2001—2017年人口城镇化与流通产业发展协同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减贫效应。研究发现：湖南省武陵山片区人口城镇化与流通产业协同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水平偏低,不同板块间协同水平差异显著且有扩大倾向;具有“集聚–分散–集聚”空间循环过程,局部空间极化效应明显,形成邵阳板块的显著热点区和湘西自治州板块的显著冷点区;协同发展“东高西低”空间分布格局更趋明显,“北高南低”分布态势减弱;两者协同发展对农民收入提升、贫困减缓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空间效应分解发现协同减贫的空间正外溢性显著;实施人口城镇化与流通产业发展“双轮”协同驱动战略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也是落实高质量脱贫方略的重要支撑。     

边疆旅游地县域旅游经济时空变迁及驱动机制研究——新疆案例

以新疆74个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选取多个指标,利用ESDA、ArcGIS和GeoDa等分析方法和手段及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2008—2017年新疆县域单元旅游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地域差异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县域旅游经济集聚特征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态势,彼此之间差异明显,集聚性存在显著的由北向南梯度增强的格局特征。（2）县域旅游经济的“多核心、多条带”分布逐渐形成,但并未改变“北热南冷”的分布格局。（3）受“东北-西南”方向牵引力影响,旅游经济重心轨迹变化呈多个“V”字型重叠分布,也使标准差椭圆的覆盖范围也在此方向上逐渐增大。（4）旅游资源禀赋和政策支持是影响县域旅游经济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交通条件的改善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并非都能促进各县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各影响因素在不同区域间存在明显的强度差异。     

入境旅游集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

基于中国31个省域2008—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研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全局和局部空间演化特征,构建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考察入境旅游集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31个省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空间集聚明显且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2）无论是非空面板模型还是空间面板模型都表明入境旅游集聚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非空面板模型由于忽略空间溢出效应而高估入境旅游集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3） 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行为、经济开放程度、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等要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负向效应,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在入境旅游集聚的影响下,传统要素展现了不同程度的数值变化与作用方向偏移。     

旅游业发展产业协同与荷兰病效应研究——基于胡焕庸线的思考

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构建旅游业发展的产业结构效应理论分析模型,建立旅游业发展产业协同与荷兰病效应的评价指标,利用Theil指数及嵌套分解分析其时空差异的演变格局。以“胡焕庸线”为地理区域边界、以优秀旅游城市为关键节点,基于2000—2017年中国60个优秀旅游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显示：旅游业发展对第一、二、三产业的产业协同与荷兰病效应同时显著存在,总体上分别表现为荷兰病效应、较差的产业协同效应、较强的产业协同效应;时空演变的总体差异显著,呈现出“平稳递增?快速递减?平稳递减”的变化规律;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产业结构效应空间差异显著,不能有效突破“胡焕庸线”锁定的旅游经济地理格局。     

技术创新对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创新是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利用2006—2018年黄河流域79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首先构建指标体系对各城市技术创新及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其次通过面板计量模型深入探究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① 2006—2018年,黄河流域城市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水平均得到明显提升,但空间差异显著,总体呈“下游>中游>上游”阶梯式递减特征。② 黄河流域城市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总体上没有显著影响,但在加入技术创新的二次项后,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非线性关系,即技术创新先抑制后促进城市绿色发展,这也验证了技术的“回弹效应”假说;③ 技术创新对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可以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共同体现,但这两种效应正好相反,即一个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对该城市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U”型（先抑制后促进）关系,但对邻近城市的作用呈现倒“U”型相反的关系。根据研究结论,从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2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高铁网络对湖南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影响

基于2009—2017年湖南省1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测度湖南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水平,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分析高铁网络演化特征,结合利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检验湖南省高铁网络发展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 高铁时代湖南省区域经济空间关联性升高,协同发展水平稳步上升;② 湖南省高铁网络的逐渐优化对本地协同发展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但对其他地区却存在负向的间接溢出效应;③ 高铁网络对区域间产业、市场、交通和创新等功能结构协同产生双重影响,形成了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双刃剑”特征,即高铁网络对本地的市场、产业、交通和创新等功能结构协同既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也存在负向溢出的马太效应,在促进网络中心度较高的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可能阻碍相对弱势的边缘城市发展。     

旅游化与美好生活 ——基于33个沿海城市2000—2019年面板数据

基于我国33个沿海城市2000—2019年面板数据,在构建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测度居民美好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借助基准回归和门槛回归,探究旅游化和居民美好生活间的非线性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旅游化对居民美好生活存在单门槛效应,门槛值为1.740;(2)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居民美好生活的首要和关键因素;(3)旅游化水平对居民美好生活的促进作用呈现递增趋势,入境旅游在越过门槛值后产生负向阻碍作用;(4)城镇化率、政府支持力度等因素对居民美好生活的提升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从认识旅游化动态过程、转变旅游经济增长方式、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出建议。     

我国“三生空间”演变特征及其旅游效应研究

基于2010年、2019年我国285个城市“三生空间”与旅游发展的面板数据,运用旅游效应模型、地理探测器解析“三生空间”与旅游发展水平的演变特征,定量分析我国城市旅游效应及其影响因素与作用强度。结果表明：工业生产空间、居民生活空间、建设生活空间与其他生态空间4种类型呈增加趋势;我国城市旅游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区旅游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各城市“三生空间”演变对旅游发展水平产生较强的旅游效应,根据旅游发展水平及旅游效应划分为双优型、偏发展型、偏效应型、双低型;居民生活空间、建设生活空间、其他生态空间、旅游总收入密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密度对于旅游效应的影响较大,且交互作用较强。我国区域旅游发展应充分考虑旅游效应及其主导影响因素,提升“三生空间”的旅游功能,促进新时期国土空间开发优化和新型城镇化。     

四省藏区旅游对农民收入空间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基于不同区制空间杜宾模型的对比

基于2008—2019年四省藏区十二州市面板数据,同时构建“单区制”和“双区制”空间杜宾模型,验证并分析了旅游对农民收入空间效应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省际空间内旅游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存在异质性。旅游对农民收入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的范围仅限于同省相邻州市之间,而不同省份州市即便相邻亦不存在该效应;旅游对同省相邻州市农民收入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但对不同省份相邻州市农民收入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旅游对同省相邻州市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系数远大于不同省份相邻州市间对应系数。     

干旱灾害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

干旱是影响农业生产最主要的自然灾害,探究干旱灾害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机理,明晰灌溉水平与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国27个省份2006—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模型测算农业技术效率,探讨农业技术效率的时空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验证干旱灾害、灌溉水平与农业技术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业技术效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达到1.09%,技术效率空间分布存在较大差异,西北和华北农业技术效率较低,华东和华中技术效率较高。干旱灾害对农业技术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灌溉水平有利于农业技术效率的提升。当灌溉水平超过38.88%的门槛值时,会缓解干旱灾害对农业技术效率的负向影响。     

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基于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空间视角,结合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均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数字经济的热点区被“空间锁定”于东南沿海地区,而位于中西部的冷点区则大幅收缩;旅游发展的热点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城市群和滇桂黔渝,冷点区位于山东半岛中西部并逐步向南延伸。2）中国情境下,数字经济既能助力本地旅游发展,同时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区域异质性看,直接效应虽在各地均显著为正,但在东部地区的作用强度明显大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在东部得到完全彰显,在中部和东北地区表现为部分显著,西部地区则存在“数字隔离”现象。3）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的正向外溢在300 km处达到最优,此后呈地理距离衰减态势,在800 km处到达有效外溢临界点,1 500 km处达到最大衰减边界。4）数字经济各维度中,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显著驱动本地旅游发展,但仅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向溢出有效突破了行政边界,其余二者均表现出不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信息化对旅游经济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31个省（市、区）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DEA模型测度各研究单元的旅游经济效率,并分别考察信息基础设施与信息技术消费对于提升旅游经济效率的作用。研究发现：① 信息化并未从整体上提升中国旅游经济效率,这初步证实了“索洛悖论”和“戈登效应”在旅游部门的存在性;② 信息化对旅游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主要得益于信息基础设施的驱动,但信息技术消费对旅游经济效率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旅游经营主体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不足是主要原因;③ 中国三大地区的旅游经济效率依然存在东部＞中部＞西部的梯度特征,规模效率在空间上以胡焕庸线为分界线,东侧地区的效率值整体高于西侧,总体表现出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一致的空间分布规律,且空间分异不断扩大,西部地区应着重提高信息技术消费对旅游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     

民生性公共服务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来自中国281个城市的证据（英文）

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城市的发展模式、发展重心和发展速度已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改善民生性公共服务,推动绿色发展成为当前城市发展的主旋律。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选取2007–2020年281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发现：（1）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民生性公共服务仅仅促进了非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而对资源型城市并没有显著影响。（3）机制检验表明民生性公共服务主要通过人口集聚、创新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绿色发展效率提升。（4）门槛效应检验表明,不同门槛变量下,民生性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绿色发展效率间的非线性关系存在差异。     

黄河流域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综合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科学量化并分析黄河流域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推动其旅游经济绿色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9年黄河流域9省区面板数据，利用Super-SBM模型从静态和动态2个视角揭示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影响黄河流域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关键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2000—2019年，黄河流域内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均值呈现先波动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各省区之间的差异不断缩小，空间分布呈现“西低东高”格局。（2）动态效率方面，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和核密度曲线的变化趋势均表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极化现象减弱，且技术进步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变动的贡献更大。（3）影响因素方面，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在促进当地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过程中呈现出正向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技术水平和旅游产业集聚对当地和邻地的影响系数均为负；而经济发展水平会抑制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但对周边地区呈现出显著的正向溢出作用。     

旅游地快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流强度的空间耦合分析

以典型旅游地—云南省为研究案例,以高德交通大数据、统计数据等多源数据为基础,依据“路网及站点密度+通行规模+通行功能+区位优势度+换乘便捷度”的思路,构建快速交通优势度模型;基于旅游流“规模→消费→效益→效应”的历时性维度构建旅游流强度模型;采用加权TOPSIS法对二者评价值进行测算,并运用耦合四象限模型对两者耦合类型进行划分。结果发现：① 快速交通与旅游流耦合存在显著空间差异性。昆明、红河和丽江呈现良性耦合协调,耦合类型表现为“高旅游流-高快速交通优势”,而旅游化水平低、远离交通枢纽和主要交通干线的边缘地区,旅游流与快速交通耦合效应则表现为“低旅游流-低快速交通优势”。② 快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流强度呈正相关关系,不同快速交通方式与旅游流强度的拟合优度表现为“航空运输>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特征。③ 云南省快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流强度耦合水平总体偏低,快速交通发展的主导模式为协调互补模式,且缘于快速交通的“时间-空间收敛”效应和“组织-空间协同”效应,快速交通组合类型多样化与旅游流强度存在正相关关系。不同快速交通发展模式对旅游流强度的贡献效应表现出“多元共生模式>协调互补模式>单类孤立模式>低速交通维持模式”的特征。     

黄河流域城市生态效率演化特征及门槛效应

基于非期望产出视角测度黄河流域城市生态效率,探讨2003—2017年黄河流域城市生态效率时空演化特征及资源禀赋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① 黄河流域城市生态效率呈稳步上升态势,但全域和资源型城市表现出一定梯度效应,有两极分化现象;② 各城市生态效率总体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格局,并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不同类型城市演化存在显著的时空惯性。③ 资源禀赋存在显著门槛效应,资源型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生态效率呈“U”型关系,制造业集聚在跨过门槛值后会产生抑制作用,产业协同集聚则始终具有正向作用;非资源型城市资源禀赋会削弱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制造业集聚及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跨过门槛值后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