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关系时空演变特征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合作、互利共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球事件GDELT数据库，分别从整体、多类别、多尺度等方面刻画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缘关系总体特征及其演变过程。主要结论如下：(1)整体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经了“合作为主、分歧较多”“合作增多、分歧减少”“合作稳定、分歧进一步减少”三个阶段；(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关系事件呈现出“言语促进事件为主且集中，地缘分割事件多国频发”的特点；(3)国家尺度上的地缘分割事件呈现出先减弱、后增加的趋势，且近年来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地缘促进指数呈下降趋势。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可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新型合作共赢国家关系提供参考。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建设开放型经济、确保自由包容性贸易。本文基于社区发现法、拓扑网络可视化等方法,对比分析“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明确其贸易在全球的地位,以期为“一带一路”自由包容性贸易体系建设提供科学支撑。研究发现：①全球贸易网络可以识别出5个组团,其核心节点分别是中国、美国、德—荷—法—英等欧洲发达国家、俄罗斯、印度—阿联酋。②“一带一路”沿线可以识别出3个主组团及2个次组团,其中,亚欧大组团以中国为核心、俄罗斯为次核心,南亚—西亚组团以印度、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为核心。③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大部分沿线国家仍被中国、俄罗斯、印度—阿联酋等核心节点所吸引,且与“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联系较强;中东欧国家主要被德—荷—法—英等西欧国家核心节点所吸引,是“一带一路”低渗透国家;部分东南亚国家虽然被吸纳到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澳—南非组团,但与“一带一路”贸易联系还需加强。     

“一带一路”若干区域社会发展态势大数据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际政策,及时掌握沿线国家的社会发展态势,对确保该倡议的稳步推进与顺利实施至关重要。为此,论文将GDELT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获取了“一带一路”沿线25个国家近5 a的英文新闻全文数据,引入主题模型,结合无监督方法(LDA)与监督方法(Labeled LDA)挖掘新闻数据中蕴含的主题,构建社会稳定度模型,分析各国社会发展态势。研究发现：① 沿线国家社会发展态势不均衡,可划分为4类,即稳定型,如阿曼、越南等;较稳定型,如乌兹别克斯坦、伊朗等;较高风险型,如科威特、约旦、巴基斯坦、缅甸;高风险型,如叙利亚、阿富汗等。② 通过新闻主题时空挖掘,可有效发现热点区域,例如论文发现安集延对中亚地区社会发展与稳定具有重要影响。③ 利用监督主题模型,能够发现乌兹别克斯坦经济产业结构,识别出重大社会事件,发现其社会安全风险及变化趋势。采用论文方法可有效挖掘新闻事件时空变化规律,发现各国潜在风险,支撑对沿线国家社会发展态势的实时动态监控,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辅助决策支持,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网络关系视角下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安全感知事件时空分布特征——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以中国大陆居民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安全感知事件为例,搜集2013—2018年我国大陆居民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游记,从网络关系视角出发,分析并刻画其旅游安全感知事件的时空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公民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安全感知事件分布存在集聚特征,在年尺度上表现出固化性;（2）从区域和国家层面分析得出旅游安全感知事件呈现出稳中渐变特征,如区域层面来说,西亚是旅游安全感知事件重灾区,而中亚是旅游安全感知事件的相对沉寂区;（3）各类旅游安全感知事件的空间分布同质性与异质性并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综合评估及防控

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评估对“五通”目标的实现和“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18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对“一带一路”沿线74个国家的综合风险进行评估和排序,运用空间自相关、冷热点分析等剖析了2001—2016年不同风险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提出风险防控建议。结果表明：①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风险整体呈下降趋势,政治风险变化幅度较小,经济风险经历了“下降-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演变过程,社会风险总体呈下降趋势,综合风险波动剧烈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西亚、欧洲和东南亚;②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均存在显著的集聚性和区域差异性,高危险和较危险等级国家主要分布在北非、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亚;③ 政治、经济和社会3个风险子系统存在较显著的相关性,政治风险高的国家往往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和社会风险;④ 中国对“一带一路”部分国家的投资存在投资量大与风险等级高并存的“投资悖论”现象。未来应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共同努力,建立动态评级和预警机制,做好风险防控,逐步打造“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亚投行设立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在此背景下,很多研究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然而,鲜有研究关注亚投行对中国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叠加影响。本文基于全球130个国家的数据,运用面板回归和双重差分等模型,考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着重分析亚投行设立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亚投行对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有所差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海外投资更多集中在亚投行成员国;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向亚投行国家和非亚投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投行成员国是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这可能是由于亚投行国家作为出资方,其金融和投资环境更为优越、对中国投资更为友好,因此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更为积极,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吸引力更强。此外,东道国GDP和制度环境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也有重要影响,而地理距离、技术水平、自然资源和贸易联系的影响不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放度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一带一路”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并对沿线国家及全世界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会产 生重大影响。基于 2000—2015 年“一带一路”沿线 66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开放度综合评价指 标体系,采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及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开放度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2000—2015 年“一带一路”沿线开放度 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差异逐渐缩小。（2）开放度的重心在移动方位上分为两个阶段：2000— 2008 年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而 2008 年之后重心逐渐向偏东方向移动。（3）开放度存在明显的空间 差异,西北部开放度较高,而中部和南部开放度相对较低。（4）开放度在全局上存在显著的空间自 相关性。热点区集中于新加坡和塞浦路斯 2 国,冷点区主要集中在中国、中亚和南亚。（5）动态空间 杜宾模型（DSDM）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陆路交通和港口对开放度均存在长短期效 应以及直接、间接效应。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特征

基于联合国人口司国际移民存量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1990—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特征进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规模扩大,增速加快,迁移路径更加多样化;（2）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空间分布呈集中性特征,迁移目的地集中于俄罗斯、印度、沙特阿拉伯等国,来源地集中于俄罗斯、印度以及亚洲大部分国家;（3）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网络具有临近效应、国际地缘政治效应和路径依赖效应;（4）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网络具有明显的社团结构特征,可分为独联体社团、中东欧社团、中东社团、伊拉克-伊朗-阿富汗社团、北非-海湾-南亚-东南亚社团、中国内部社团。     

“一带一路”生产网络演化及中国经济贡献分析

在全球生产网络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有着重要意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外对其有着诸多误解以及曲解,建立有利于“一带一路”实施的话语体系同样至关重要。本文运用投入产出、增加值分解以及网络分析等方法,对“一带一路”生产网络演化过程以及中国通过生产网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带动作用开展定量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5—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网络联系不断加强。② 生产网络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重心转移和一体化趋势并存。③ 中国通过生产网络合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贡献不断加大,有效地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④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贡献量分布呈现出南北高,中间低的地理格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生产网络合作是激活后发优势,凸显比较优势以及共同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的有效方法,同时“一带一路”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边际特征时空变化

基于CEPII BACI数据库提供的1995~2015年HS-92-6位数国际贸易数据,利用H-K三元边际框架分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产品出口增长的边际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各类产品的种类扩张主要发生于1995~2001年与2001~2008年两个时段;② 在后金融危机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产品出口增长模式主要表现为数量扩张为主,价格扩张为辅,而出口产品的种类扩张则不明显;③ 区域性视角下的数量扩张更显著,而国别性视角下的种类扩张与价格扩张更显著; ④ 动态演进上,无论从区域视角还是从国别视角来看,不同产品部门的边际特征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中国出口价格边际极化现象较为显著。总体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出口的增长模式在国别层面与区域层面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不同种类产品具有不同的出口增长模式,同一种类产品在不同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出口增长模式。此外,我们发现考察期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其中出口的广度增长效应正逐渐被数量增长与价格增长效应所取代。     

“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与中介路径

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与中介路径,对理解国际合作模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相关数据,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总体性影响效果,并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交通运输、就业等中介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13—2017年间“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显著地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新建交通基础设施线路长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等对沿线国家GDP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它主要通过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对沿线国家内部的货物资源流动、人口就业率、就业结构等产生积极影响,进而促进沿线国家的GDP增长。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伊朗贸易结构与潜力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伊朗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节点国家,研究中伊贸易结构与潜力不仅可以深化两国经贸合作,更有助于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基于此,该文利用2010—2016年中伊双边贸易数据,结合比较优势指数、互补性指数以及劳伦斯指数,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两国贸易的结构;其次通过建立引力模型,评估中伊双边贸易潜力。研究结果表明：1）2010—2016年中国对伊朗出口贸易额增加48.01%,促使双边贸易逐渐趋于平衡;2）伊朗较好地发挥了对中贸易的互补优势,而中国未能发挥对伊贸易中石料等产品的互补优势;3）中伊双边贸易产品出口结构年际变化呈明显不规律性;4）中伊贸易潜力缩小16.89%,双边商品贸易发展空间有限,需要开拓新的贸易类型。研究认为未来中伊两国需要建立贸易应急备案,增强贸易互信,加大文化交流,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实现创新驱动,寻求双边贸易新的增长点。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国际航空网络的空间格局及演变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将设施联通作为合作战略重点之一,航空网络作为设施联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提升到新的高度。为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中国国际航空网络的影响,论文选取了2013年和2018年数据,从国际航线、国际航班以及通航城市3个方面分析“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国际航空网络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整体上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国际航空网络的空间格局,仍以东亚、东南亚、美国以及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为主,5 a来其变化主要集中在进一步加深与已有城市的联系;② 从沿线国家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增加了与中国直接通航的沿线国家数量,并提升了沿线国家在中国国际航空网络中的地位;③ 越来越多的境内城市参与到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且航线和航班在北京、上海、广州的聚集程度下降,而其他城市的航线和航班占比逐渐增加。     

基于国际公路运输链的“一带一路”区域公路通达性分析

国际公路运输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之互联互通的重要部分,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的重要载体。本文基于国际公路运输链的角度,结合行车时间和通关耗时,从公路通行能力和通行便捷性两方面分析“一带一路”区域公路通达性。研究表明：① “一带一路”区域公路通行能力分布状况存在不平衡现象,中东欧、中国、印度形成“三极”,通行能力明显高于其他区域,中亚、西亚、东北亚等地区由于公路覆盖率低、缺少高等级公路成为通行能力薄弱区域。② 受累积空间距离、跨境通关时间、公路网的完善程度以及政治局势等因素影响,“一带一路”区域通行便捷性在空间分布上大致呈现“中东欧-中国”双峰结构;区域之间乃至区域内部国家间通行便捷性差异显著,从高通行便捷性到低通行便捷性,通达时间由公路行车时间主导过渡到通关累积时间主导,国家间的通关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一带一路”区域公路运输整体通达性水平。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借助Eviews等工具分析了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因素,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性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政治制度、贸易畅通性、便利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民间文化交流紧密度的影响;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规模具有正向作用,但其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引力大小不同,可分为投资带动力巨大型、投资带动型、投资一般型、投资带动力不足型4种类型,中国与东南亚、西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贸易规模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作用较强。     

“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的社团结构及其经济收敛效应研究

采用社团检测方法探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品贸易网络社团动态演化特征,利用2003~2017年沿线各国面板数据,结合新古典增长理论构建β收敛模型,分析社团内部经济收敛状况,探讨贸易网络社团内部联系对缩小各国经济发展差异的效应。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密度不断增强,形成跨区域联系的贸易合作体系;“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社团演化较为稳定,2013年后东南亚-西亚社团国家数量突增;欧洲国家内部联系紧密,形成区域性贸易合作体系,仍为“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弱影响区;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对缩小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全时段内,沿线各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世界金融危机有利于加快社团内部收敛速度,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社团内部收敛速度显著高于整体贸易网络收敛速度,以中国为核心的东南亚-西亚社团在三个时段内均呈现出收敛趋势。     

“一带一路”陆域地理格局与环境变化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在新时期推动国际合作共赢的倡议,旨在打造绿色、健康、智力、和平丝绸之路,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共同发展。系统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特征、演化趋势与未来风险格局,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科学基础。应用遥感监测、统计资料,探究“一带一路”陆域气候、地形、土壤、水文、植被环境要素空间分布特征和时空差异;依据经典综合自然区划的方法论,将“一带一路”陆域划分为中东欧寒冷湿润区、蒙俄寒冷干旱区、中亚西亚干旱区、东南亚温暖湿润区、巴基斯坦干旱区、孟印缅温暖湿润区、中国东部季风区、中国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等9个区域。结合模型模拟、情景预估等技术手段,将自然灾害损失评估方法论用于预估未来30年高温热浪、干旱和洪涝等突发性极端事件的灾害风险,以趋势—基线对比方法预估宏观生态系统、粮食生产等渐变事件的风险。结果显示,亚欧大陆西部将是暖干趋势;青藏高原两侧区域高温热浪高风险;中东欧寒冷湿润区东部干旱高风险;孟印缅温暖湿润区和中国东部季风区洪涝高风险;荒漠边缘区域为生态脆弱高风险区;中低纬区域为粮食减产高风险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评估及影响因素

构建科学合理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范和化解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前提。基于事后交易成本构建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通过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全局莫兰指数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水平、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时间维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从空间分布看,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东欧地区,但东亚的地缘政治风险近年有所升级。3）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稳定、经济自由、经济增长率、教育支出以及自然资源对地缘政治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快国家现代化转型,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提高地缘政治风险抵御能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空间结构与邻近性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沿线国家之间相互贸易形成的网络有利于加速经济要素跨区域的自由流动,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区域经济资源的整合效率,对重塑欧亚大陆政经版图和优化中国地缘环境具有重大影响。采用复杂网络和地统计方法,借助GIS、Pajek、Ucinet和数据库等技术手段,对“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拓扑性质、空间结构以及节点的邻近性深入研究。主要结论有：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具有小世界和无标度性质,遵循增长性和择优选择;② 沿线国家贸易具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等级性,中国对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具有引领和带动作用;③ 贸易网络是“混合型”结构,呈现枢纽辐射式为主、全连通式并存的联系模式,不同中心性空间分布差异显著;④ 拓展引力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贸易关系存在大国效应和地理邻近效应,科研邻近和语言邻近是重要的推动力,制度邻近的影响呈显著负相关,文化邻近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弱。因此,中国宜遵循“由近及远”的原则,重点强化对邻近国家的贸易渗透,再加强对沿线重点国家的贸易辐射,进而向重点国家的周边地区拓展,从不同空间层次制定差异化政策,发挥科研和语言邻近的推动作用,强化对沿线国家的文化渗透。     

2001~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分析

采用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的基本特征以及贸易网络组团的结构变化,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及其演化情况,并在最后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子贸易网络进行了核心边缘分析。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密度增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度在逐渐提高,在2013年已经成为最核心的国家,且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构成的子贸易网络中,中国也成为了最核心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