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休闲需求的城市公园服务等级结构及空间布局特征——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基于城市居民休闲需求的角度,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作为实证研究地,引入公园规模、公园景观、公用休闲功能、公园门票价格、公园建园时间、公园交通便捷度、公园综合配套服务、公园服务时间等指标来衡量城市公园的休闲服务等级结构.根据广州中心城区发展历史、城区常住人口密度、城区各区经济总量等指标,将广州市中心城区划分为旧城核心区、新城中心区、新城边缘区,城市常住人口高密集带、城市常住人口密集带、城市常住人口稀疏带,经济实力强区(萝岗区)、经济实力较强区(黄埔区、天河区、越秀区)、经济实力弱区(荔湾区、海珠区、白云区)等空间     

多源数据融合的城市体检评估

融合遥感影像、社会开放大数据、统计资料等多源数据,以长沙市为例,围绕生态宜居、健康舒适、安全韧性、交通便捷、风貌特色、整洁有序、多元包容、创新活力等8个方面构建城市体检指标体系,运用归一法和层次分析法对城市自然本底和运行体征展开计算评估,结果发现：1）长沙市人居环境整体良好,城市生态宜居和整洁有序度较高,交通便捷和安全韧性建设亟需加强,风貌特色、健康舒适、创新活力、多元包容等仍有改善空间。2）各区县专题发展水平不均,在保留区域功能特色的基础上,应该着重解决发展的短板。3）城市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万车死亡率等指标达到最高水平,但在便民服务设施完整覆盖度、住宅建筑更新和开发、群体包容等方面与城市发展需求还有一定差距。根据多源数据城市体检结果可知,长沙市未来需要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精准治理“城市病”,努力提高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和归属感。     

河谷型城市居住环境剥夺的识别及其影响因素——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

居住环境质量提升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而其设施的不均衡性、可获取性与可选择性差异对居民的生活质量、情感需求具有显著的剥夺影响。本研究以兰州市主城区居住区为研究对象,以各类城市设施的POI为数据源,通过构建居住环境剥夺评价体系定量识别其剥夺程度并对影响因素作出分析,结果表明：① 居住环境的综合剥夺在东西狭长的河谷城区上呈现出重心偏东的“核心-边缘”分布格局,高剥夺区集中在河谷边缘区以及西部城区,低剥夺区呈现于河谷中心区与东部城区。② 居住环境的正向维度基本呈现出河谷中心区剥夺程度低,河谷边缘区剥夺程度高的态势;负向维度在空间上则呈现出与正向维度反向的分布趋势。③ 河谷型城市居住环境剥夺格局是城市形态、居住区区位、城市的动态扩张次序、居住区密度以及政策规划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其中,城市形态下的空间可达性制约着城市空间的开发时序,进而影响设施的空间配置水平;居住区区位制约着居住区自身对设施的选择性与环境干扰性;城市的动态扩张导致了河谷城市开发周期的不同,进而导致新旧城区设施配置的不同;居住区密度对城市设施的配置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政策规划对居住环境剥夺格局具有重构作用。     

北京城市办公活动空间满意度分析

以北京城市办公集聚区为调查范围,选取公司周边绿化、交通、商业配套设施状况以及公司所在地整体环境感受4项主观评价指标,采取问卷调查方式,对北京城市以写字楼为载体的工作场所满意度进行调查和分析。研究认为,北京城区办公活动空间满意度综合评价良好,其中对商业配套设施最为满意,对绿化状况最为不满。从被调查的6个行政区看,位于前3名的分别是朝阳区、丰台区和东城区,海淀区因交通、商业配套不满意导致其综合评价为合格;从满意度的空间分布来看,北高南低,并向北和东北方向延展,形成岛状和片状高值区,与北京办公集聚区空间分布特点一致。城市工作者需要更加舒适的工作环境,对于北京城市工作场所的满意度研究,将有助于对城市从人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出发进行规划和建设。北京城市今后应注重对办公空间的整体规划,并依据功能定位和作用进行重点建设,从地方文化入手建设有中国特色和北京特点的办公空间,以办公空间优化引导北京南北城区之间均衡发展。     

南京商铺租金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商铺租金是衡量城市商业活力与地段商业价值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南京中心城区3294处商铺为研究对象,在通过核密度分析、莫兰指数等地理空间分析方法探究商铺租金时空格局的基础上,运用地理探测器从交通区位、周边配套、消费能力等方面挖掘商铺租金背后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南京商铺空间分布以新街口为核心,...     

转型期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研究

采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库中居民委员会尺度的数据,对转型期上海城市空间重构与分异展开研究。存在6类社会区：计划经济时代建设的工人居住区、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区、白领集中居住区、农民居住区、新建普通住宅居住区、离退休人员集中居住区。通过计算分异指数,发现当前上海存在严重的住房分异;但并不存在明显的以社会经济属性为基础的社会空间分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以及仍然存在的大型企事业单位对住房的影响。中国城市目前的社会空间分异在程度上与西方城市还有根本的差异。     

省域尺度县域综合发展潜力空间分异研究——以云南省为实证

以县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建构了5类集成性指标项和由"主导影响因素的单要素整体分析—可量化主导因素的基于ArcGIS层次聚类分析法—瓶颈因素限制法"构成的技术路线,测度以云南为代表的山区省份县域综合发展潜力的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云南省县域综合发展潜力差异性显著,且存在很强的空间集聚特征;②总体空间分异呈现城市群高而周边低,交通干线廊道高而影响区低格局,而滇中城市群已形成中心—边缘格局,滇东南、滇西、滇南等城镇密集区初现点状格局;③总体空间分异与交通条件、经济基础呈高度空间正相关。     

广州轨道交通枢纽零售业的特征聚类及时空演变

轨道交通开发与城市商业空间演变的关系是城市交通和商业地理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以广州市轨道交通投入运营的14个换乘枢纽为研究对象,在对换乘枢纽区位信息和零售商业集聚特征指标提取和计算的基础上,分析换乘枢纽零售商业空间的类型、时空演变的过程及形态特征,探讨城市交通与零售业发展对轨道交通枢纽站点商业空间形成的影响。结果表明:1广州轨道交通换乘枢纽商业空间可划分为4个类型:门户型商业中心;区域型商业中心;枢纽型商业中心和社区型商业中心。2换乘枢纽商业空间的演变经历点状、面状和放射状结构三个阶段的发展,轨道交通网络的空间演化与城市新旧商业中心的动态发展之间具有一定的耦合性。在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初期,地铁在促进门户型商业中心的繁荣方面表现突出。当轨道交通体系形成后,轨道交通的作用由中心城区逐渐向边缘城区和外围新建城区拓展,在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区域建成新的商业中心并形成消费引导,对区域型商业中心、枢纽型商业中心和社区型商业中心等地铁商业空间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3受交通(规划与建设)、商业(配套与环境)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换乘枢纽商业空间集聚在微观形态上的演变路径可分为商业导向和交通导向两种关系类型,不同类型的枢纽商业空间在交通与商业均衡发展的程度上存在分异。4轨道交通与零售商业互动发展对换乘枢纽商业空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强化门户型商业中心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区域型商业中心的服务等级和作用;抑制枢纽型商业中心的多业态组合经营;推进社区型商业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广州市消费者行为与商业业态空间及居住空间分析

商业业态空间和居住空间是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 通过分析居民微观行为解释实体空间是近年来城市商业业态空间和居住空间研究领域中越来越多被使用的研究 方法。以联系商业业态空间与居住空间的纽带-消费者行为作为切入点, 选择广州市8 个街 区的1428 位居民为调查对象, 研究二者的特征及关系。通过典型街区的问卷调查分析表明: ①居民购物出行方式选择、出行距离和多目的出行与所处街区的类型、区位、周边服务配套 和城市商业业态空间等存在密切的关系。②商业空间的等级体系清晰存在, 老城区传统商业中心仍存在较强的吸引力;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形成的新商业中心区次之, 二者在吸引人群 的类型上存在差异; 次一级商业中心区和日常生活服务配套区在为居民提供日常消费服务方 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③城市新商业中心和外围商业次中心的在服务能力和提供的业态类型 上还存在不足, 使其服务供给与周边居民的购物需求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匹配, 引发对老 城区的过度依赖。④外围商品房小区和政府规划建设的经济适用房小区周边的商业配套不足, 增加了居民日常生活成本。通过对居民出行空间的分析, 可以从另一侧面剖析城市的空间结 构及其发展演变的动力机制。     

基于空间聚类方法的京津冀城市群多层级空间结构研究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以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为引领,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明确京津冀城市群等级结构及其空间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156个区县为研究对象,从经济中心性、交通中心性、信息中心性、人口中心性4个角度,利用4种空间聚类方法进行5个等级的聚类分析,并基于克氏中心地理论对京津冀城市群等级划分结果进行空间结构分析。结果显示,自组织特征映射神经网络算法(SOM)较适合京津冀城市群的等级划分;京津冀城市群正从以北京城区为单核心的圈层空间结构向3条带型空间结构转变,其中京津都市发展走廊发育成熟,沿海都市发展带也初具规模,而包括雄安新区在内的京石都市发展带正在孕育。     

长沙市防洪建设中若干重要问题探讨

探讨了全国重点防洪城市长沙市防洪建设中的若干重要问题:防洪标准、设计洪水位、防洪大堤高度等的确定;建设方针与程序、整体防洪能力建设、防洪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和景观建设协调发展等。长沙设计洪水位的确定应综合考虑以下几个方面:湘江长沙段洪水与其支流和东洞庭湖洪水不存在高标准洪水同期遭遇问题,更不存在同频率洪水遭遇问题;湘江洪水流量与水位关系不是长沙洪水设计的主要依据;而南洞庭湖洪水位顶托和河道槽蓄量减少是影响长沙洪水位高低的动、静态因素。目前,长沙城市堤防设防高度偏高,减少了大堤的稳定性,造成了无效投资,影响了城市景观。防洪工程建设应分期实施、先除险后加固、注重整体防洪能力的提高,并处理好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景观建设的关系。     

收缩城市住房空置时空分异及影响机制——基于居民用电量视角

以中国典型的资源型收缩城市—伊春市的伊春区为研究对象,从居民用电量视角对住房空置情况进行判定,同时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网络分析以及问卷访谈等方法,基于区域、居住区、格网3种尺度,对2013—2018年住房空置时空分异格局及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究。结果表明：(1)伊春区空置住房总量和空置率总体表现为波动上升态势,在国际通行标准下处于“供需基本平衡”状态;(2)伊春区住房空置格局在区域尺度、居住区尺度、格网尺度等不同尺度下表现出一定差异性,但各尺度均总体呈现“核心-边缘”的空间分布特点;(3)人口流失、经济支撑、城市功能地位以及居民感知等因素影响伊春区住房空置时序演变,而城市空间开发扩展、住区建设演变、教育医疗设施布局、公共交通可达性等因素共同作用于住房空置的空间分异。     

藏、汉对比视角下的城市空间环境认知研究——以中国西藏日喀则市为例

以分布式认知理论为基础,采用质性研究法、数量分析法以及GIS空间分析技术,探讨日喀则市藏族、汉族居民对城市空间环境认知的异同性。研究表明,藏族对城市空间环境的认知得分高于汉族对城市空间环境的认知得分。藏族、汉族对城市空间环境的认知水平可分为高、中、低3类。认知空间呈现圈层结构与混合结构模式,可分为藏汉一致性、藏族独立以及汉族独立3种认知空间类型。影响居民对城市空间环境的认知因素有共性因素和差异性因素。景观走廊质量、宜居性、基础设施两项是藏族居民关注的主要影响因素,汉族居民更关注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能力以及对当地文化的融入感。     

快速城市化阶段济南城市空间扩展及驱动力研究

基于济南市1992年、2000年、2010年、2018年Landsat遥感影像数据,借助ArcGIS、ENVI等图像分析工具,提取济南城市建成区,从扩展速度、强度、分形维数、紧凑度、重心转移等方面探究济南城市空间扩展的时空变化过程、特征,运用地理加权逻辑回归方法对济南城市空间扩展驱动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济南城市空间扩展经历"中强低速""高强中速""低强高速"3个阶段,城市形态趋于稳定,城市形状呈现东西向条带状分布格局,紧凑度较差;②1992—2018年济南城市空间向E、NEE、NE方向扩展最为显著,扩展方式以外延扩张与内部填充为主,城市空间分布重心东移态势明显;③济南城市空间扩展受多重驱动因子影响,主驱动因子为距城市建成区距离、距主要公路距离、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化率、人口密度等。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城内迁居活跃度识别方法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城市内部人口的居住迁移,精细测度居民迁居行为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对于从人的行为视角来分析城市居住空间结构演进过程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提出净活跃度指标和总活跃度指标来量化描述迁居活跃度,并依据两个指标的分类及组合,将居民居住地划分为高迁入型活跃区、平稳型活跃区、高迁出型活跃区、高迁入型非活跃区、平稳型非活跃区与高迁出型非活跃区六种空间类型,进而探讨居民迁居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 武汉都市发展区内部人口迁移总体呈现出从主城区向近郊区逐步迁移的趋势,且主城区人口总活跃度相较更高。② 主城区以高迁出型活跃区和高迁入型活跃区为主,近郊区则以平稳型非活跃区为主。③ 不同空间类型内的居住类型存在差异：高迁入型活跃区内以新建小区、高校住区、学区房、城中村为主;平稳型活跃区以农村居住地、园区周边住宅为主;高迁出型活跃区以老旧小区、园区周边住宅、城中村、农村居住地为主;非活跃区则以农村居住地为主。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时序手机信令大数据的居民迁居活跃度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实证研究证明其对于居民迁居地空间类型划分的有效性,研究结果可为相关规划决策部门掌控城市内部的人口迁移特征提供数据支撑、为城市不同区域针对性的进行公共资源配置提供参考依据。     

郑州市城市住宅用地扩展格局与利用强度时空差异研究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来城市各类土地用地规模、空间格局与利用强度的改变。论文基于互联网爬虫技术获取郑州市城市住宅小区时空数据,以住宅小区面积与容积率为指标,通过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以及局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郑州市城市住宅用地扩展的时空特征与集聚变化情况。结果表明：① 随着主导因素的转变,1985—2019年郑州市住宅用地面积增加趋势明显,但2017年之后呈现下降趋势;住宅用地容积率由缓慢增长趋势逐渐转变为快速增长趋势。② 受常住人口总量迁移规律影响,在研究期内郑州市住宅用地重心由西南向东北移动,但仍主要分布在市内五区交界处;受经济重心的斜“N”变化趋势影响,其东西向迁移速度大于南北向迁移速度。③ 随着住宅用地数量的快速增加,城市住宅用地空间溢出效应更加显著,由分散向集聚演变,空间分异程度由局部突出转变为区域平衡为主。④ 街道尺度下住宅用地容积率出现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经济发展区、城市规划商业中心区成为容积率高—高集聚区,而生态涵养区成为容积率低—低集聚区。     

长株潭地区乡村功能评价及地域分异特征研究

通过构建乡村功能评价的指标体系及测度模型,以长株潭地区23个县市区为地域单元,对研究区乡村经济发展、粮食生产、社会保障与生态旅游功能的地域分异特征与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功能、粮食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旅游功能指数普遍较低,但各功能之间发展较为均衡;② 长株潭城市群的乡村功能地域分异特征较为明显,经济功能一级区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区,以长沙市6个区及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地长沙县为主,粮食生产功能一级区主要分布在芦淞区、浏阳市、湘潭县、宁乡县,社会保障功能呈现出由中心城市向外围地域逐渐减弱的特征,且距离中心城市越远,其功能越弱,生态旅游功能强势区主要分布在茶陵县、芙蓉区、岳麓区、韶山市、炎陵县、宁乡县、浏阳市、雨花区等山区丘陵地带。     

伪满时期长春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遵循长春城市空间发展变化过程,揭示了伪满之前长春社会空间结构演化特征,发现至伪满成立前,长春已经形成了“中-俄-日”三极分化的社会空间结构。伪满成立后,在“国都”城市性质、“消费”经济功能、城市空间扩张、外来移民流入等背景下,长春城市社会空间开始呈现出“中日分化”的总体格局,城市中轴线成为这一格局的空间标识。总体来看,伪满时期长春社会空间已分化为伪满高级官署区、日本人居住区、民族商业区和中国贫困农民居住区等社会区类型,空间结构模型呈现出围绕城市中心形成的同心圆与扇形结构和城市边缘“孤岛”相结合的形态模式。城市空间发展的历史基础,人口城市化的畸形发展,城市建设的殖民地本质以及“新京”城市规划等是伪满时期长春社会空间结构形成的主要机制。     

中国住宅出让地价发育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土地市场网2009~2013年招、拍、挂出让的住宅用地数据,以县级行政区域作为研究单元,建立区域住宅地价综合模型,选取地价水平、地价增长率和交易宗数作为评价指标,采用Ward系统聚类法,综合分析了中国住宅出让地价的发育特征,利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探索了各类地价发育形态的潜在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中国住宅出让地价总体呈现东高西低、沿海高于内陆、城市群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城市群内部围绕中心城市增长等空间格局特征;中西部地价高增长的单元多于东部,西北、东北中南部、四川盆地、河西走廊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地价高增长的聚集区;住宅市场活跃度呈阶梯状变化,活跃度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长三角、长江中游、辽宁中部、哈尔滨、成渝、滇中、呼包鄂等城市群。② 根据综合特征,中国住宅出让地价空间发育可分为成熟稳健型、发展完善型、成长发展型、萌芽起步型和成长受阻型5类,相邻发育形态在空间关系上表现出互为邻里的特征。③ 各类发育区的主要影响因素差异显著。区位条件、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是地价发育成熟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人均GDP、国土开发度提升将促进地价形态发育程度;而人口吸引力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等将导致地价形态发育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