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园中园”发展模式与案例研究

以发展较为成功的中国?印尼经济贸易合作区（简称“中印合作区”）为例,讨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成功发展经验与“园中园”发展模式。中印合作区是中国企业在印度尼西亚设立的第一批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之一,采用“园中园”发展模式。通过实地调研与访谈的方法,构建“园中园”发展模式分析框架,从构建多主体间的合作网络、根植地方的制度文化环境、提供优质的园区环境这3个维度重点分析了中印合作区的发展过程与特征。归纳总结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未来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提供案例借鉴与理论参考。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策略选择——以东南亚为例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如何实现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需求。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开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性的、长周期的过程,已有研究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策略的归纳总结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本文基于对东南亚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实地调研,归纳总结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建设模式以及所采取的发展策略,以期为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参考。针对东南亚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不同发展阶段的建设模式以及所采取的发展策略选择如下（：1）投资起步期,完成的建设任务包括确认区位选址工作、选择投融资模式和制定园区规划。根据园区开发商自身开发建设经验和东道国国情差异,区位选址工作的策略可分为园区开发商主导、东道国企业协助和东道国政府主导;根据园区开发商的资金能力和东道国土地所有制差异,选择投融资模式的策略有企业独资、企业合资与政企合资三种;按园区开发商建设经验差异,在选择专业机构合作为园区制定园区规划时可分为倾向更好的合作基础与倾向更大的知名度两种策略。（2）开发建设期,完成的建设任务包括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和招商...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多元辐射效应研究——以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为例

境外经贸合作区能促进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也能提升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作为对外投资项目,合作区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对东道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方面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研究境外经贸合作区辐射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构建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多元辐射效应的理论框架,并以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为例,探究合作区多元辐射的产生路径及综合效应。研究表明：(1)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会对东道国产生经济、文化、技术和社会等多元辐射效应,共同推动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2)莱基自由贸易区的辐射效应在不同维度上呈现出显著差异,其中经济、文化和社会辐射效应良好,但技术辐射效应并不突出,技术辐射依赖于园区与东道国的双向匹配;(3)为了更好地发挥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多元辐射效应,建议合作区在产业发展、文化交流、技术溢出和民生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与改进。     

中国-老挝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模式与启示——以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为例

境外经贸合作区已经成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和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和空间策略。文章在总结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特点基础上,采用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的方法分析了中国-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的开发模式,并基于企业视角分析了该开发区的优劣势。结果发现：1）园区是采取“项目建设+土地抵偿”的形式进行开发的典型项目,以符合东道国国情与需要为发展定位,主要通过土地增值、为跨国企业提供厂地的方式获取收益;2）园区发展优势表现在：受到双边政府的大力支持,税收优惠力度大,区位优势明显;园区发展劣势表现在：产业链体系不完整、企业境外融资难度大、企业在当地的根植性弱、企业间凝聚力不足、劳动力资源匮乏、劳动技能与效率尚待提高、投资汇回利润存在一定风险、市场开发尚且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区位选择与产业布局、本地嵌入机制、经济地理影响等方面,并探讨了本案例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政策启示,即,加强政府间磋商、契合东道国发展需要,加强对本地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是保障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顺利发展的关键。     

合作伙伴关系视角下的海外园区政策移动性研究——以泰中罗勇工业园为例

政策移动性是国际政治地理学研究的经典理论。作为包容性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空间载体的海外园区,是检验政策移动性理论框架的新兴空间载体。本文以泰中罗勇工业园为例,以合作伙伴为切入点,检验政策移动性理论在海外园区的适用性,并强调海外园区的政策移动性是渐进发展的过程,关键角色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于政策移动性起着重要作用。本文系统分析了泰中罗勇工业园的制度背景、主体合作伙伴,甄别出国家、地方政府、主导企业等关键角色的合作伙伴关系及其在税收、土地、人才等要素政策移动性过程中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中海外园区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政策移动研究——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例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是国内特殊经济区发展经验在空间上的延展。基于东道国独特的发展条件,需要将国内园区的建设经验进行调整,再运用到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以适应东道国本地化发展。构建政策移动的理论框架,采用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法,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例,将国内园区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相关政策进行对比分析,验证政策在不同国家“土壤环境”中的适应性。研究发现：① 根据政策施行的影响因素和不同作用,政策移动可以分为政策移植、政策调试和政策创新;② 规划建设经验、运营管理经验、环保政策、人才政策等可直接进行政策移植;发展模式和文化政策要进行政策调试;法规政策、晋升政策和优惠政策需要进行政策创新;③ 园区的共性体现在国内园区成熟经验的借鉴、人才的培育与储备、园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完善;④ 园区的个性体现在文化的求同尊异、园区品牌的打造、晋升制度的创新和协调机制的建立等。创新性地运用政策移动性理论将国内和国外园区进行关联研究,揭示了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移植、调试和创新国内园区政策的过程,深化了政策移动理论的内涵,丰富了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理论研究成果。     

论海外园区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作用——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例

当前海外园区已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关于中国海外园区的研究多聚焦园区的经济功能,而其制度和文化平台功能有待深入探讨。基于制度和文化的视角,本文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案例,剖析海外园区的运行机制和建设模式,揭示海外园区对中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通过构建多层级协调机制、打造优良投资环境、促进信息与资源共享以及释放集聚经济效应,为入区企业提供了优质的制度环境和充足的跨国发展空间,帮助入区企业更好地适应东道国投资环境,为大量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实现路径突破和路径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基于案例研究,本文认为海外园区对于中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它们海外投资克服制度与文化差异提供了缓冲空间和发育土壤,起到了“投资花园”的作用。     

中国境外政府间合作园区多尺度耦合建设机制——以中白工业园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境外合作园区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和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政府间合作境外园区因合作规格高、投资规模大、建设进展快、成效初现,并肩负着“一带一路”建设示范功能,所以备受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关注。但目前有关中国境外合作园区的研究多为政策导向型,未将政府间合作园区与企业投资所建立的境外园区区分开。为此,本文以中国—白俄罗斯（简称中白）为例,讨论“一带一路”背景下政府间合作园区建设过程中的多尺度耦合机制。中白工业园是中白两国元首共同发起、亲自推动的“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已成为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新的经济增长极。研究表明,境外合作园区的发起、建设和运营是两国政府、园区开发公司和园区企业在全球经济活动中不停协调各自利益,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涉及多尺度（全球、国家间、园区、企业）和多主体（政府、企业）。具体而言,中白两国出于各自战略目标考虑发起合作园区项目,并建立起政府间合作框架和机制。政府间合作框架和机制为协调两国战略利益,动员两国政治和经济资源推动园区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但它并不完全能保证园区的成功。合理的园区开发公司股权结构及其强大的全球网络动员能力是园区成功建设的关键。因此,只有在处理好两国战略利益的同时,开发公司和入园企业能获取经济收益,才能确保政府间合作园区的长久发展。本文拓展性地将多尺度耦合理论用于分析政府主导的跨国大型园区项目合作,有助于丰富人文地理学里的耦合研究,并可为推动中国境外政府间合作园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境外投资企业功能区位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

基于1983—2018年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工具,探讨了中国境外投资企业功能区位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规律。研究发现:中国境外投资企业发展经历了"萌芽—缓慢发展—迅猛发展—全方位发展"4个阶段,其演变过程与国家对外政策的调整存在密切联系。中国企业的境外扩张多数采用渐进式策略进入东道国,不同功能分支机构在区位选择上也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后期"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成为中国境外企业生产功能布局的集中区域。各功能重心轨迹呈现先大幅西进、后东西振荡的态势,东西方向偏移距离明显高于南北方向,整体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其中研发与商服功能重心偏移的差异性最大,体现出其空间区位要求的显著差异性。制度因素是影响中国境外投资企业区位选择的主导因素之一。     

“一带一路”建设模式研究——基于制度与文化视角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对学术界提出了新命题,需要对已有建设模式和建设项目进行深入剖析,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知识。以往地理学主要关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涉及的范畴要大得多,既包括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包括中国提供融资并承建的项目,还包括一些新兴的混合项目。已经进行的“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表明,中国企业“走出去”比较容易忽视的因素是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利用“制度和文化转向”研究思路来剖析“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总结其建设模式,对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以及指导“一带一路”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制度和文化转向”出现的背景以及主要研究脉络;而后总结了“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主要形式,提出了基于工程总承包（EPC）、基于特许经营和企业直接投资三大类建设模式;最后借鉴“制度和文化转向”的研究技巧,从“地域嵌入的广度和深度”和“技术及项目的‘破坏性’”两个维度,将“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分为变革性项目、支撑性项目、一般性项目和海外经贸合作园区4种类型,用以识别它们的制度和文化敏感性,并举例进行了说明。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为进行“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     

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尺度困境”——以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为例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跨境经济合作区作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种组织模式开始不断发展并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边境地区越来越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而跨境经济合作区成为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由于涉及国家主权让渡及各种要素跨越国界流动,跨境经济合作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建设进展相对较慢。通过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的案例分析,深入探讨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难题、形成机制及突破路径。研究认为,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面临典型的“尺度困境”,其困境大小主要取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国内多尺度治理协调程度及边境双边治理结构匹配程度等3个维度。跨境经济合作区作为多尺度汇聚的边境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降低跨境合作边界屏蔽效应的关键,而其治理需要从国家到地方多尺度的紧密合作以及边境双边的制度对接。打破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尺度困境”需要边境双边协同治理,国家尺度较完善的制度安排,或给予地方较大的自主权限,同时要加强跨境基础设施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哈萨克斯坦国际合作示范区高端制造产业选择与园区建设模式

在国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和大力发展对外产业合作的宏观背景下,国际合作示范区的产业选择与园区建设模式问题成为了当前亟需加强研究的话题,这关系到国际合作示范区能否成功与健康发展。通过对中哈国际合作示范区涉及国家间的资源、产业、需求的互补性分析和塔城地区工业分行业的竞争力分析,选择了重点培育的五个高端制造业,分别为绿色食品精深加工业、现代生物医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和稀贵矿产品精深加工业,提出了每种高端制造业类型的主要合作内容和方向,并总结了核心园区、异地合作、辐射带动和跨境合作四种国际合作产业园区的建设模式。值得强调的是国际合作示范区的产业发展涉及到两个以上国家,不能用国内通用的政策措施应对不同类型合作区的发展问题,需要加强研究针对不同合作国家的合作示范区产业推进政策,以确保国际合作示范区顺利开展。也为国内其他边境国际合作示范区的产业发展和园区建设提供参考思路。     

地缘合作的理论框架探讨-以东南亚为例

地缘合作是基于地缘区位而进行的区域合作,已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东南亚是地缘政治的传统"破碎地带",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文章从地缘合作的概念、空间层次和合作框架进行理论探讨,选择东南亚中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东盟南增长三角作为地缘合作的三个典型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分别探讨了地缘区域合作、地缘次区域合作和地缘经济区合作三种类型的制度安排。地缘区域合作依托于地缘板块,通过国家联盟的政策体系来促进地缘合作;地缘次区域侧重于交通、能源等方面的具体项目,多渠道融资来推动次区域合作;地缘经济区则主要承载了边境合作区、出口加工区等政策性区域。研究认为,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引领下,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交通和能源项目共建、边境合作区开发等是深化地缘合作的重要实践载体。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与若干经济地理研究议题——基于中国对全球与东盟的投资分析

中国已经步入以"走出去"为鲜明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新阶段。针对国内经济地理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尚较少或刚起步的现状,从全球和东盟区域尺度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类型、区位分布、行业领域和投资来源地等特征。据此围绕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研究的一个争论,结合地理学关注空间差异、地方、嵌入等因素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若干研究议题,包括:1)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2)中国境外企业在东道国的地方嵌入机制——或者说企业克服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差距的模式;3)不同类型(国有/非国有)、不同投资动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差异;4)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简言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地理研究需要同时关注投资"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地理分异现象及其形成机制。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哈萨克斯坦国际合作建设思路研究专题

正在全面贯彻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扩展向西开放空间、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大背景下,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北通道关键战略地位的塔城地区,历史上曾有着近260多年的自由通商贸易辉煌,曾是中俄最大的互市贸易区。今天从国家战略高度提出建设中哈国际合作示范区,对实现中哈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对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对维护新疆民族团结和社会政治稳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特殊战略意义。     

中老泰铁路建设对云南省及沿线国家空间联系格局的影响——基于城市流网络的分析

中老泰铁路作为泛亚铁路东、中、西三线的中线,对中国与老挝、泰国的跨境合作以及助推"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建设起着重要作用。选取中国云南省和老挝、泰国作为研究区域,以非障区的区域开发为基础,并选取铁路沿线15个主要城市,基于城市流网络视角对比铁路建设前后区域可达性与城市流网络的变化,结果显示:铁路建成将提升障区可进入性与非障区可开发性,提高区域互联开发潜力,提升研究区内可达性。可达性呈现以铁路线路为轴向周围辐射递减的格局,但泰国西部及老挝东部自然障区可达性提升效果甚微;铁路将增强城市间联系强度,实现"树状-网状"的城市流网络形态高效重构,网络发育更加成熟稳固;铁路也使得网络结构扁平化、分散化,流网络重构过程中资源的分散与耗散并存,城市间联系效率下降。     

“古代丝绸之路”的当代地缘政治、经济升级版——基于“一带一路”的文献研究

"一带一路"是基于古代丝绸之路概念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与地缘环境下的经贸合作升级版。它是中国政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方面格局,审时度势提出的一种新型开放大战略,一经提出迅速得到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回应。"一带一路"战略具有互补共赢、地缘政治考量两个基本内涵。建设"新海上丝绸之路"对东南沿海、中西部区域发展格局具有重要影响。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着眼点在于物流建设,采取资源合作共赢模式、国际地缘战略合作模式,经济推行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格局及其经济贡献

"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对外合作战略的重点。中国各省(市、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是"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的主要内容。本文根据最新的国际贸易中心统计数据、2014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以及2010年30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相互依赖关系以及中国各省(市、区)出口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依赖程度加深,同时呈现出不对称性;进一步从省(市、区)域层面来看,沿海省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对其GDP增长的贡献较高,新疆对中亚5国的贸易对其GDP增长的贡献非常高,对中亚5国的出口有着很强的依赖性。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研究

立足“一带一路”倡议总体规划和最终目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进行测度,并依据其贸易投资便利化得分,将沿廊17国划分为风险区、谨慎区、便利区、畅通区四个等级。在此基础上,将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划分为三大廊段,并对其贸易投资相关的条件进行详细分析,为出境企业和机构更好地了解沿廊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参与沿廊经济建设、防范经贸合作风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经济发展影响研究

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国家以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属性、逐步开放的经济政策、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日益受到国际资本的关注。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进程加快,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经济合作不断推进。近年来中国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直接投资稳步增长,呈现出:直接投资流量稳步上涨;投资主体多元化,中央企业居于主导地位;直接投资领域不断扩大等特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弥补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建设资金的不足,完善了GMS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GMS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GMS国家双边贸易的发展。未来中国对GMS国家投资不仅要关注东道国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更要加大高新科技产业投资力度,注重投资的质量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