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研究——以峨边彝族自治县底底古村为例（英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对“三农”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形态,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都完全契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驱动力和有效途径。本文将深度贫困地区民族村落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结合起来,探索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在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构建深度贫困地区民族村落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论文以深度贫困地区峨边彝族自治县彝族村寨底底古村为研究案例,分析其2014–2021年8年时间里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最后遴选影响民族村落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与表征指标,探讨制约发展的主导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对策与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引导作用明显,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日益增强,后发增长空间大。作为少数民族贫困村,政府对于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资金、人才、技术等对两者耦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提高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耦合度,建议：政府做好顶层设计,为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加快乡村文化振兴...     

基于锁定效应的乡村旅游产业振兴路径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是破题窗口,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是践行“两山”理论、实现乡村富裕的有效实践。锁定效应是普遍存在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为确保乡村旅游产业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分析影响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乡村旅游产业地域锁定机理,并尝试构建内部要素、外部环境综合作用的多重锁定机理框架。传统小农思想影响下,乡村的资源禀赋、运营管理、人才技术、村民参与、村集体战斗力、制度政策、市场需求等动力因素形成正反馈机制,使乡村旅游产业地域锁定效应不断强化。结合浙江磐安管头村旅游产业的认知锁定、市场锁定、旅游产品锁定、经营模式锁定特征,提出锁定市场专业化、反锁经营老龄化的服务质量提升路径,锁定产品差异化、反锁同质低质化的文化价值盘活路径,以及锁定模式统一化、反锁封闭个体化的共建共享共赢路径3条特色化路径,助力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     

乡村旅游融合性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大别山区潜山市为例

融合型乡村旅游以实现乡村地域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提高乡村旅游融合性对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意义深远。论文基于融合型乡村旅游研究的西方逻辑与框架,结合国内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与乡村发展实际,构建涵盖网络、规模、赋权、内生性、嵌入性与互补性6个维度29项指标组成的乡村旅游融合性评价指标体系,以大别山区潜山市为例,运用ArcGIS空间可视化、地理加权回归分析,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潜山市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存在明显空间差异,潜山南部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明显优于北部,各村域单元乡村旅游融合性提升潜力较大;② 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联结较弱,“美丽空心村”现象是潜山市提高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的瓶颈;③ 旅游开发时段、资源依托类型与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潜山市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各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会增强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的空间分异。融合型乡村旅游是实现价值共创与综合效益的乡村旅游模式,上述研究成果可为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借鉴,同时促进融合型乡村旅游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内在逻辑与实现机制

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需要,当前中国贫困地区乡村发展正逐渐由低层次的脱贫向更高层次的振兴转变,两者的紧密关联使得减贫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基本内涵,探讨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而从多个维度剖析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如何助推其乡村振兴。结果表明：① 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旨在科学诊断致贫因子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措施实施帮扶,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障碍性因素;乡村振兴则重点在于通过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②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一致性使得两者存在紧密的逻辑顺承性,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本前提,而乡村振兴是精准扶贫的深化和保障,可以说农村减贫的过程也是乡村逐步振兴的过程。③ 通过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和配置补齐乡村人、地、业等发展短板,贫困地区重塑了要素耦合、结构合理、功能复合的乡村地域系统,从而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振兴,最终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和农村美的发展目标。     

山岳型景区建设下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基于云丘山旅游景区微观案例的实证研究

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传统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山区地区,受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的影响,其乡村聚落的重构更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采取深度访谈、全样本问卷调查、遥感影像解译与GIS分析等方法,以云丘山旅游景区中的两个自然村落为例,从微观尺度研究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过程,研究发现,在景区建设推动下,云丘山景区内两个村的“空间—经济—社会”三个维度均发生了重构：空间层次上,土地利用状况和三生空间的规模均发生变化,生产、生活空间减少,生态空间增加,空间格局上从“生活—生产—生态”的环状模式转变为生活、生产空间在生态空间中镶嵌的模式;经济层次上,村民的收入提升,生计模式发生改变,对旅游业的产业依赖度升高,传统生产模式改变;社会层次上,人口回流,劳动力显著增加,社会阶层的空间差异被打破,乡村组织方式逐渐向旅游生产方式上转变。乡村的“空间—经济—社会”多维重构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在景区旅游发展的推动下形成新的乡村地域系统。     

新常态下中国区域旅游发展战略若干思考

新常态正深刻影响着中国区域旅游业发展。本文在分析新常态下区域旅游发展几个新特点基础上,阐释了未来区域旅游业发展格局与趋势,提出了推进区域旅游业发展总体思路。文章指出,新常态下旅游业发展正呈现规模扩张和个性消费同步提升,“旅游强国”特质开始显现;跨界、跨行业企业集团逐步主导产业发展,并在全球范围谋篇布局;旅游产业地位日渐凸显,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成为重要目标;“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释放,旅游服务开始引领“中国服务”建立;“互联网+”新型运营模式全面渗入,逐步拓展旅游业发展版图;“以人为本”的绿色发展模式导入,全面助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等六大特征。与之相对应,全面融入国家区域经济战略,中、西部地区旅游业整体崛起,城市休闲和城市旅游异军突起,生态文化功能区整体开发,区域旅游产业“网络化”成为重要发展趋势。最后指出,新常态下区域旅游业发展要有新思路,重点包括：以跨区域旅游目的地建设为突破口,全面推进区域业协同发展;以重大项目投资驱动为突破口,形成区域旅游投资与创新双轮驱动发展;以全面改革开放为突破口,形成内外源结合联动发展;以国家层面统筹协调为突破口,形成多层次区域旅游治理模式;以跨界渗透和兼并重组为突破口,培育区域化和国际化旅游市场主体;以综合旅游风险防范为突破口,实现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视阈下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联动逻辑与双轮驱动机制

冰雪旅游是冰雪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集合,在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冰雪旅游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在经济提升与文化传承之间实现一种主体间的和谐,这种和谐的达成与旅游场域下乡村冰雪旅游地的空间结构演变密切相关,因此以空间范式为轴心的冰雪旅游研究十分有必要。以理论推演和模型构建为方法,依次分析冰雪旅游在乡村振兴中的多元利益主体博弈与文化资本实践的双轮驱动机制、解构在双轮驱动之下冰雪旅游地的空间体系、论述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空间联动逻辑,结果发现：乡村冰雪旅游地空间是动静结合、虚实共存的多维体系,在双轮驱动下重构为地理空间和信息空间的双层空间结构,以及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旅游空间的四维空间网络,各层子空间彼此交互联动。从空间体系出发的乡村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需要依靠文化资本实践丰富冰雪旅游产品供给、深化利益主体博弈下的社区协调、通过空间联动优化乡村冰雪旅游规划。     

探索新时代乡村文旅新路径——“乡村振兴与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专辑序言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农文旅新业态是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乡村文旅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动力。截至2022年11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遴选和推出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1399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乡)198个。随着疫后文旅产业快速提振和恢复，     

乡村旅游创新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展望

乡村旅游是新时代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中国乡村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创新发展的重要产业载体和关键产业路径。乡村旅游业态的迭代发展,不仅重构了乡村经济社会形态,更重塑了乡村空间性质,新产业和新业态的不断涌现推动了乡村生产功能的转型,空间创新要素及资源配置突破地域限制反馈并赋能乡村旅游创新发展。本文在批判和继承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解读乡村旅游创新的内涵与特征,构建“一个核心”与“五大支撑”的乡村旅游创新体系,展望未来中国乡村旅游创新研究的重点领域。结果表明：首先,乡村旅游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步摸索、由弱变强的创新发展过程,具有时代性、融合性和地域性等特征。其次,在乡村旅游创新体系中,业态创新是乡村旅游创新的核心表征形式与物质空间载体,制度创新是顶层设计与逻辑起点,金融创新是坚实基础与动力支持,技术创新是重要引擎与突破力量,组织创新是关键支撑与有效保障,社会创新是现实路径与核心驱动。最后,分别从理论体系、实践样态、演化过程、动力机制和优化对策方面构建乡村旅游创新的研究框架。以期为理解、阐述和探索乡村旅游的发生、演替和创新发展提供重要的知识贡献和理论指引,也为中国情境下的乡村旅...     

浙江美丽乡村空间格局及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

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系全国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地方经典模式。基于浙江2016年以来3个批次美丽乡村“示范村”数据,运用洛伦兹曲线、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定量识别美丽乡村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并构建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模式,揭示具有强烈资源禀赋约束的各类乡村如何在政策与资本双重驱动下从示范走向全域。结果表明：①美丽乡村示范村空间上整体呈凝聚型分布,已形成“杭嘉湖”和“金衢”两大集聚区,且其时空演化特征稳中有变,后两批较第一批分布范围更广;②美丽乡村具有农业服务型、工业发展型、休闲旅游型、文化传承型和综合治理型等五大类型,不同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显著,且与已有要素禀赋和产业基础关联密切;③区位条件、文化旅游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形是影响示范村区位的重要因素;④美丽乡村建设从局部到全域推进过程遵循优先发展资源禀赋示范村、辐射引领周边村落的路径,并倡导政府引导、资本驱动、“农户+公司”和村民创业并存的多元主体发展模式。     

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研究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是新时代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根本抓手,基于贫困地区发展历程、扶贫实践及成效梳理,提出了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的理论框架,对于指导贫困地区乡村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果表明,对贫困户、贫困县、贫困片区的精准扶贫,能够显著改善乡村地区的生产、生产和生态条件,逐步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通过乡村产业、生态、文化、人才、组织振兴,能够激发乡村发展活力、能力、动力和竞争力,解决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精准扶贫旨在补齐乡村发展的短板,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乡村振兴可以巩固提升脱贫成果,是精准脱贫的有力保障。因此,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交汇期,应同步推进和实施两大战略,按照人?地?业?财的耦合协调状态,设定贫困地区精准脱贫量表,实现贫困地区乡村稳定与持续脱贫,设定县域乡村振兴率、村域居业协同度等指标,为乡村振兴成效评估提供定量考评依据。     

乡村振兴规划的性质及其体系构建探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中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关系着国家现代化的成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乡村振兴规划体系,统筹协调和优化配置城乡要素资源。论文基于地理学综合视角,深入分析乡村概念内涵与乡村发展的基本特征,总结乡村振兴规划的基本性质与存在的主要问题,初步构建了乡村振兴规划体系框架。结果表明：① 乡村包含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地理空间多重属性,具有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功能,乡村振兴发展是乡村资源开发利用、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人文耦合的综合过程;② 乡村系统具有要素分散性和发展自组织性、空间异质性和类型多样性、对区域和城市依赖性与产业发展受自然因素强限制的基本特征;③ 乡村振兴规划是对乡村空间要素资源配置的统筹协调过程,其本质是以促进公平为导向的规划,应更加强调规划参与过程及其统筹协调能力;④ 当前中国乡村规划尚未形成完整体系,缺少法律基础,规划技术理论发展较滞后,规划边界模糊、规划深度不够,规划实施保障机制不健全;⑤ 基于上述理论和问题分析,构建了包含主体规划系统、制度保障系统、技术支持系统、多规协调系统和参与反馈系统的“五位一体”乡村振兴规划体系。该体系可以高效配置乡村要素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有利于形成规划合力,增强乡村振兴规划的权威性、可行性和实用性。     

挑战还是机遇：新冠疫情发生前后乡村旅游游客行为对比

为充分把握新冠疫情发生前后乡村旅游游客的行为变化,利用网络游记,基于旅游进展的时间逻辑构建乡村旅游行为模式,通过扎根理论对新冠疫情发生前、后浙江省乡村旅游者的行为变化进行比较。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行为包括行为动机、体验行为、评价感悟行为3个阶段,其框架可从行为时间、行为环节、行为内容、行为层次4个方面组织;2）新冠疫情的暴发给乡村旅游造成危机的同时也带来发展机遇,疫情下催生出包括疫情压抑反弹、逃离疫情阴霾、门票特价诱惑、寻求安全区域、出行时间限制和出行空间限制在内的六大新兴乡村旅游动机;3）旅游实际体验中,疫情背景下乡村旅游游客体验行为呈现一系列新特征,体现在交通选择行为、拥挤感知程度、消费行为、管理体验行为上,景区游客数量、景区管理措施、景区消费场所的改变能相应地影响旅游者行为;4）疫情下出行需求与现实矛盾激烈影响旅游者的情感,游客的情感表达更为复杂。     

非特色型产业扶贫模式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探讨了产业扶贫参与主体及其影响因素的互动关系,阐释了产业扶贫促进乡村振兴的机理,在此基础上剖析了非特色型产业扶贫案例——德青源金鸡产业扶贫模式,总结了相关扶贫经验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结果表明：（1）产业扶贫通常涉及政府、企业、被帮扶农户、金融机构/投资管理平台、科研机构等多个参与主体,其发展模式受社会、经济、地理、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产业扶贫能够有效整合当地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生态、人口等资源,推动实现乡村产业、文化、组织、生态和人才振兴。（2）德青源金鸡项目以蛋鸡产业为抓手,构建了金融资本和龙头企业相结合的产业扶贫模式;通过政府、龙头企业、贫困农户和贫困村“三权”分置,因地制宜地设计出资产收益扶贫模型。（3）金鸡产业扶贫的主要经验包括：完善消费扶贫机制,多举措推动产销高效对接;树立“长线”思维,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产业多维振兴有机结合;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多措并举提升人力资本;完善配套设施,实现脱贫攻坚与环境保护良性互动;发挥党建和农民合作社作用,因地制宜地推动产业扶贫扎根;构建多方共赢的联结机制,推动长效脱贫和乡村振兴。这些经验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启示。     

山东省乡村旅游竞争力评价与障碍因素分析

以山东省17地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乡村旅游竞争力主要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进行比较排序,并进行障碍度分析,发现：山东省17地市乡村旅游发展不平衡,烟台市乡村旅游竞争力最高,东营、菏泽、德州、聊城的竞争力较低;各地市竞争力水平空间分布具有差异性,半岛沿海地区乡村旅游竞争力较高,鲁西及鲁北地区竞争力较低;乡村旅游接待与服务能力是制约大部分地市乡村旅游竞争力提升的第一障碍因素,资源禀赋、自然环境、经济基础及客源市场条件在不同程度上制约各地市乡村旅游竞争力的提高。各地市应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解决乡村旅游发展的障碍因素,推动乡村旅游合理有序发展。     

旅游投资决定机制及其时空响应——以张家界为例

以张家界为例,分析了旅游投资决定机制的演变;运用旅游产业响应强度模型,分析武陵源区对旅游投资的时间响应特征,并阐述了在政府和市场作用下张家界旅游产业的空间响应和重构。结果显示：① 从投资决定机制演变看,投资制度安排决定了张家界旅游发展不同时期的投资主体差异,并随制度的演变,凸显了阶段性旅游投资分工格局。② 从时间响应看,在出现期,响应系数由1989年的0.1282增加到1992年的0.1341;在生成期,由1993年的0.1631提高到1999年的0.8511;在发展期,再从2000年的0.8767提高到2012年的1.1214,反映出旅游投资力度的强弱直接影响响应系数的大小。③ 从空间响应看,在政府、世界遗产管理制度和市场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以武陵源和天门山两个5A级景区为核心的空间格局,以及“景区游,城区住”的产业布局;经过重构后,旅游服务密度的排序为：桑植县<慈利县<永定区<武陵源区。     

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与展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日益突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发展乡村旅游能够有力地契合和服务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农村繁荣稳定,加快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步伐,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系统梳理国内外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成果,针对内容深度相对薄弱、功能拓展比较泛化、时代特征不够显著等问题,把握新时代乡村旅游发展的新特点、新使命、新要求,充分考虑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人口大国、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构建了融合地理学、旅游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的新时代中国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归纳了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五个重点研究内容,即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学理和逻辑机理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经济振兴的路径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生态宜居的路径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治理体系重构的路径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研究。五个重点研究内容包括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和保障层面,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共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科学、持续、健康发展。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汲取科学方法论的智慧和营养,构建多方法综合集成的方法体系,确保数据采集的真实性和数据处理的科学性,是新时代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研究的关键。     

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破解“三农”问题、实现乡村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其基本路径方向是坚持乡村分化差异性原则下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基本驱动力是城乡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创建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理论上,乡村振兴是城乡人口自由流动与择业、乡村资源与空间高效利用、村镇居业空间格局优化、社会企业资本持续投入的动态过程;宅基地制度改革能够有效促进人口、土地、产业、资金等城乡要素的快速流动与整合重组,可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宅基地制度改革应实现四大目标,即保障农民居住权、管控宅基地规模、赋予农民财产权益、放活宅基地使用权,当前的试点探索仍显不足。因此,乡村振兴导向下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需要在使用权自由流转、宅基地用途转换、资格权空间置换、资格认定与有偿使用有效衔接等方面实现更大突破,有力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西北贫困地区乡村类型识别与振兴途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贫困地区既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又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如何科学识别村落类型,分类推进典型区域乡村振兴发展,对于破解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解析了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理论,阐释了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剖析了村域空间结构格局演变和城乡要素结构功能优化重组;构建了西北干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体系,从乡村主体、产业发展、人居环境、资源禀赋4个子系统进行逐级分类判断,识别乡村主导类型,结合专家征询分析与村落特征,将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为集聚提升类、三产融合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结合不同乡村振兴模式提出了相应地发展路径,以期为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