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关系时空演变特征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合作、互利共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球事件GDELT数据库，分别从整体、多类别、多尺度等方面刻画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缘关系总体特征及其演变过程。主要结论如下：(1)整体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经了“合作为主、分歧较多”“合作增多、分歧减少”“合作稳定、分歧进一步减少”三个阶段；(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关系事件呈现出“言语促进事件为主且集中，地缘分割事件多国频发”的特点；(3)国家尺度上的地缘分割事件呈现出先减弱、后增加的趋势，且近年来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地缘促进指数呈下降趋势。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可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新型合作共赢国家关系提供参考。     

中国游客赴欧洲旅游安全感知事件空间特征研究

搜集2013年6月至2018年6月中国大陆游客赴欧洲旅游游记,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讨并刻画中国游客安全感知事件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游客赴欧洲旅游安全感知事件数量分布差距明显,气候多变、被宰受骗和文化习俗差异为高频游客安全感知事件内容。(2)游客安全感知事件区域分布呈现空间集聚性特征,乌克兰、法国和希腊是游客安全感知事件高重灾区,匈牙利、比利时则为游客安全感知事件的相对沉寂区。(3)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知事件的发生频次和类型数量存在正相关趋势,各旅游目的地之间的旅游安全感知事件趋同性与异质性并存,遭遇抢劫、被宰受骗为普遍性游客安全感知事件。建议政府加强事件的事前预警与事后管控;企业为游客提供安全保障;游客自身应增强安全意识、提高安全防范技能。     

旅游安全事件与其空间分布结构特征——以中国公民赴马来西亚旅游安全感知事件为例

马来西亚是中国公民出游的主要目的地国家之一,有必要分析并揭示中国公民赴马来西亚旅游安全感知事件及其空间分布特征。通过搜集中国公民赴马来西亚旅游安全感知事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并刻画旅游安全事件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旅游安全事件呈现空间集聚特征,事故灾难事件和社会环境安全事件所占类型多,数量占比较大;（2）旅游安全事件主要分布于热门旅游地,不同类型旅游安全事件并不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且旅游安全事件呈现网络化的同质性、异质性并存特征;（3）旅游流与安全事件网络耦合特征明显,数量分布符合日常行为理论的假设。旅游地政府应加强联系,相互交流经验,进行宏观管控,对热门旅游目的地开展专项整治,以期构建出境旅游安全防护网。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边际特征时空变化

基于CEPII BACI数据库提供的1995~2015年HS-92-6位数国际贸易数据,利用H-K三元边际框架分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产品出口增长的边际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各类产品的种类扩张主要发生于1995~2001年与2001~2008年两个时段;② 在后金融危机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产品出口增长模式主要表现为数量扩张为主,价格扩张为辅,而出口产品的种类扩张则不明显;③ 区域性视角下的数量扩张更显著,而国别性视角下的种类扩张与价格扩张更显著; ④ 动态演进上,无论从区域视角还是从国别视角来看,不同产品部门的边际特征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中国出口价格边际极化现象较为显著。总体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出口的增长模式在国别层面与区域层面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不同种类产品具有不同的出口增长模式,同一种类产品在不同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出口增长模式。此外,我们发现考察期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其中出口的广度增长效应正逐渐被数量增长与价格增长效应所取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

投资与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投资者往往会选择低风险且具有高收益潜力的国家或地区进行高投资,然而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却存在高风险与高投资并存的投资悖论现象。本文遴选2013—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吸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较高且存在较高投资风险的国家,解析这些国家的时空特点,探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从空间视角看,投资悖论国家大多数为中国的周边邻国。从“一带一路”的空间走向看,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分布较多;从分布密度看,东南亚地区是投资悖论国家分布的集中区。（2）从时间视角看,高风险高投资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6年间有13个国家出现两次以上的投资悖论现象。按投资悖论出现的频次,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高频国家、中频国家和低频国家。（3）从形成机理看,地缘区位、能源资源、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人文社会这五个因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作用于投资悖论的产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评估及影响因素

构建科学合理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范和化解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前提。基于事后交易成本构建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通过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全局莫兰指数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水平、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时间维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从空间分布看,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东欧地区,但东亚的地缘政治风险近年有所升级。3）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稳定、经济自由、经济增长率、教育支出以及自然资源对地缘政治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快国家现代化转型,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提高地缘政治风险抵御能力。     

基于恐袭数据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态势及时空演变分析

依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选取恐怖袭击事件总起数、恐怖袭击死亡人数、恐怖袭击受伤人数、恐怖袭击财产损失程度4项指标构建国家安全态势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标准差椭圆和核密度估计法对1970~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态势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在时间上,从1970~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态势日益严峻,阶段性特征显著,共经历了“兴起-活跃-回落”3个阶段;② 在空间上,国家安全态势标准差椭圆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重心转移路径为西亚北非地区-南亚地区-西亚北非地区;“9·11”事件发生前后空间特征呈现由三大“恐怖主义活跃区域”和1个“U型恐怖主义潜伏圈”向两大“动荡核心圈”和3个“动荡次中心”的转化。     

“一带一路”陆域地理格局与环境变化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在新时期推动国际合作共赢的倡议,旨在打造绿色、健康、智力、和平丝绸之路,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共同发展。系统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特征、演化趋势与未来风险格局,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科学基础。应用遥感监测、统计资料,探究“一带一路”陆域气候、地形、土壤、水文、植被环境要素空间分布特征和时空差异;依据经典综合自然区划的方法论,将“一带一路”陆域划分为中东欧寒冷湿润区、蒙俄寒冷干旱区、中亚西亚干旱区、东南亚温暖湿润区、巴基斯坦干旱区、孟印缅温暖湿润区、中国东部季风区、中国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等9个区域。结合模型模拟、情景预估等技术手段,将自然灾害损失评估方法论用于预估未来30年高温热浪、干旱和洪涝等突发性极端事件的灾害风险,以趋势—基线对比方法预估宏观生态系统、粮食生产等渐变事件的风险。结果显示,亚欧大陆西部将是暖干趋势;青藏高原两侧区域高温热浪高风险;中东欧寒冷湿润区东部干旱高风险;孟印缅温暖湿润区和中国东部季风区洪涝高风险;荒漠边缘区域为生态脆弱高风险区;中低纬区域为粮食减产高风险区。     

基于深度学习的旅游景区空间格局模拟与预测 ——以中国"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为例

应用核密度、基尼系数、地理探测器及深度学习技术,分析了中国“一带一路”沿线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影响机制,模拟预测出适宜高等级景区发展的新区域。结果表明:(1)中国“一带一路”沿线高级别景区呈集聚分布,集中程度高,均衡性差异悬殊,景区密度东南高、西北低。(2)通过地理探测器识别与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异密切相关的因子,得出城市分布、交通状况、植被覆盖情况及地形起伏对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异有较强的影响力。(3)采用深度学习技术对景区空间格局进行模拟和预测,发现西南地区极适宜发展高级别景区,且无论是从自然环境角度还是从社会发展角度,均具有地域的成熟性与发达性;沿海地区和东北三省次之;西北地区较不适宜。     

“一带一路”生产网络演化及中国经济贡献分析

在全球生产网络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有着重要意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外对其有着诸多误解以及曲解,建立有利于“一带一路”实施的话语体系同样至关重要。本文运用投入产出、增加值分解以及网络分析等方法,对“一带一路”生产网络演化过程以及中国通过生产网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带动作用开展定量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5—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网络联系不断加强。② 生产网络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重心转移和一体化趋势并存。③ 中国通过生产网络合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贡献不断加大,有效地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④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贡献量分布呈现出南北高,中间低的地理格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生产网络合作是激活后发优势,凸显比较优势以及共同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的有效方法,同时“一带一路”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     

中国游客赴马来西亚的安全感知研究

本研究以马蜂窝和TripAdvisor（猫途鹰）两大旅游网站上的网络游记为研究样本,结合内容分析法和扎根理论分析方法对中国出境游客对马来西亚安全感知的内容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结合高频词及其语义网络分析发现游客对马来西亚的安全感知主要表现为地点、人员、行为、心理四个方面。（2）影响游客安全感知的因素从高到低依次为管-人-环-机,其中管理因素是影响中国游客对马来西亚安全感知最为主要的因素,集中表现为环境氛围差、人文氛围体验不佳、治安混乱、监管不到位。个人因素、环境因素和设施因素分别表现为个人疏忽、天气异常、设施设备不完善。最后从马来西亚政府应联合整治旅游市场秩序,马来西亚旅游企业需加大旅游安全投入和游客要提高个人安全防范意识及应急技能三个方面提出了塑造马来西亚旅游安全形象和降低中国公民出境旅游风险的建议。     

高铁网络化下中国城市旅游场强空间格局及演化（英文）

Traffic is an indispensable prerequisite for a tourism system. The "four vertical and four horizontal" HSR network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of the "traffic revolution" in China. It will affect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ourism accessibility in Chinese cities, thus substantially increasing their power to attract tourists and their radiation forc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volution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wer to attract tourism of cities linked by China's HSR network by measuring the influence of accessibility of 338 HSR-linked cities using GIS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1) The accessibility of Chinese cities is optimized by the HSR network, whose spatial pattern of accessibility exhibits an obvious traffic direction and causes a high-speed rail-corridor effect.(2)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ourism field strength in Chinese cities exhibits the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center annular divergence and dendritic diffusion. Dendritic diffusion is particularly more obvious along the HSR line. The change rate of urban tourism field strength forms a high-value corridor along the HSR line and exhibits a spatial pattern of decreasing area from the center to the outer limit along the HSR line.(3) The influence of the higher and highest tourism field strength areas along the HSR line is most significant, and the number of cities that distribute into these two types of tourism field strengths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ir area expands by more than 100%. HSR enhances the tourism field strength value of regional central cities, and the radiation range of tourism attraction extends along the HSR line.     

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结构关系——以世界自然遗产三清山为例

居民是旅游利益相关者的重要一方,居民的地方感、对获取利益和付出成本的感知将影响居民的满意度,进而影响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以三清山景区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借鉴已有文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① 通过因子分析可将旅游影响感知分为成本感知、情感性获益感知和物质性获益感知,情感性获益感知对居民地方感、满意度中介影响最为显著;② 地方感与旅游影响感知存在相互影响,成本感知与地方感相互作用不显著,获益感知与地方感显著正向相关,其中情感性获益感知相对物质性获益感知与地方感相互作用更明显;③ 居民情感性获益感知与物质性获益感知相互作用显著;④ 原住民相对于非原住民地方感更强,情感性获益感知更高,对旅游成本感知更敏感,对物质性获益感知部分低于非原住民。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空分布特征及旅游响应

研究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分析其类型结构、空间分布类型与聚集区域、市域空间分布特征与旅游响应、时序分布特征等,得出结论：①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分布差异化特征明显,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传统技艺类数量最多。② 山西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省域分布层面集聚型分布特征以极核区、高度密集区、次级密集区和带状区域为主要分布现状。③ 山西省11个地市均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但类型、数量分布不均衡,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的集聚特征格局。④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时序空间格局分布上呈现不同特征。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业的发展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从事旅游业者对旅游影响认知水平的测量

本文以芦芽山自然保护区为例,采用TWINSPAN和DCA对从事旅游业者对旅游影响程度的认知水平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1)TWINSPAN是一种较好的数量分类方法,将32个样本分为成熟积极型、非成熟积极型、退却型和冷漠型4组; (2)DCA第一轴主要反映了样本的性别和收入特征,第二轴反映了样本的受教育程度; (3)优势因子的分布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样本类型的分布格局; (4)TWINSPAN分类的结果与DCA排序的结果基本一致,具有良好的可比性。它们都客观地反映出从事旅游业者对旅游影响认知水平的生态关系。     

黄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的动态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

科学测度与审视旅游生态安全对促进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从流域可持续发展视角,基于DPSIR系统模型构建黄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采用改进TOPSIS法、核密度曲线、空间自相关、传统和空间马尔可夫链及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对其动态演化特征和驱动因素进行探析。结果表明：① 时间上,旅游生态安全均值波动下降后上升,呈收敛趋势,且有向“双核”形态演变的趋势。空间上,旅游生态安全值整体较低（0~0.55）,由2008年以风险级为主（占89.04%）转变为2017年以风险级和恶化级为主（分别占60.27%和31.51%）,且仍存在较大下行转移风险。② 动态演化特征上,不考虑邻域条件下,旅游生态安全风险级、敏感级转移具有“路径依赖”与“自身锁定”效应。而恶化级、临界安全级保持初始状态概率较小,且类型转移通常发生在相邻等级递次转移。邻域背景在其动态变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且其动态演化特征具有显著时空异质性。③ 影响因素方面,环境污染对低层级单元的旅游生态安全负向抑制作用较为明显,旅游负荷水平对较高层级地区旅游生态安全的正向边际效应略大,而旅游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则对较低等级单元旅游生态安全的正向边际效应较大。     

“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旅游竞争力与旅游服务出口协调度时空演变

基于世界经济论坛《旅游竞争力报告》和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及相对发展度模型、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2007—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49国旅游竞争力与旅游服务出口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及其时空演变。结果表明：①49国旅游竞争力与旅游服务出口整体处于协调状态,随时间变化不明显,多数长期处于中度协调状态;②从空间演变趋势看,耦合协调度区域分异和变化程度均较明显,东西方向上由“U”型逐渐向一字型演变,而南北方向上由“U”型逐步演变为“L”型格局,其中,中亚地区耦合协调度等级最低,其次是南亚地区,东亚、东南亚、中东欧地区耦合协调度相对较好;③各国旅游竞争力与旅游服务出口耦合协调类型分为两类——同步型和旅游服务出口滞后型;其中,以旅游服务出口滞后型数量最多,占比高达87.7%,而同步型国家主要分布在东亚和西亚地区,数量呈现缓慢增长趋势,至2015年该类型国家主要为中国、泰国、新加坡、卡塔尔、塞浦路斯、阿联酋等。     

滇中城市群交通网络与旅游业耦合发展研究

滇中城市群交通网络与旅游发展的协调动力机制是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内生互馈动力机制-交通网络演化对旅游发展的驱动效应、旅游发展对交通网络演化的反馈效应实现滇中城市群交通与旅游发展内生耦合发展;同时,又通过外部激励驱动机制-自然地理环境“约束-吸引”机理、政府政策导向机制、社会经济发展聚集-扩散机制刺激滇中城市群交通与旅游发展耦合发展。实证研究表明滇中城市群县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发展水平相互作用强度较高,交通优势度与旅游发展水平整体协调性较好,处于良好协调阶段。并提出建立交通旅游相协调的旅游空间发展格局、构筑完善的旅游交通网络格局、完善与交通网络相协调的旅游集散中心体系建设等交通网络与旅游发展协同演化建议。     

基于地方感视角的乡村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以安徽省天堂寨为例

社区居民是影响旅游目的地发展的核心要素。随着社区居民越来越被整合到乡村旅游的整体发展之中, 研究目的地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将具有重要意义。地方感反映了人与地方的特殊情感联系, 对于深入理解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本文以地方感作为理论切入点, 以发展期望作为中介变量, 构建了“地方感-发展期望-影响感知”理论模型, 并以安徽省天堂寨作为实证案例。结果表明, 地方感较强的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赋予更高的期望, 对旅游影响感知的能力更强。发展期望在地方感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机制中具有积极的中介作用。社区旅游发展的总体程度是影响居民感知和态度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为处于旅游生命周期发展阶段的旅游目的地的规划发展提供指导性建议。     

地理学视角下旅游安全事故成因研究

学界对旅游安全事故成因的分析主要借鉴安全管理学,旅游活动的地理时空特殊性未受到充分重视,已有相关研究偏宏观定量测度,深度案例研究较少。从旅游场地特征、惯常非足迹环境和流动性三个因素入手,对2009—2019年共84起赴泰游客安全事故进行时空场景特征解析,为旅游安全事故防控提供了来自地理学的补充解释。研究发现：第一,旅游安全事故的类型与危害程度受到目的地客观地理环境特征的高度影响,而并非是单纯的管理问题。泰国夏季多暴雨的气候特征与多山地的地形特征显著影响了涉水旅游活动以及水陆交通活动,导致船艇交通事故、山区车祸与沙滩溺亡事故高发。第二,旅游目的地中存在的惯常非足迹环境场所容易触发安全事故,如：公路、沙滩泳场、酒店、便利店等。由于中泰社会与文化差异较大,惯常非足迹环境容易导致游客产生风险认知偏差,进而提高了行为决策的出错率,从而增加了安全风险。第三,空间流动性越高的场所,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越高,如交通道路和海域航线等地。本文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地理环境复杂性对旅游安全管理与主体风险认知偏差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