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安全事件与其空间分布结构特征——以中国公民赴马来西亚旅游安全感知事件为例

马来西亚是中国公民出游的主要目的地国家之一,有必要分析并揭示中国公民赴马来西亚旅游安全感知事件及其空间分布特征。通过搜集中国公民赴马来西亚旅游安全感知事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并刻画旅游安全事件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旅游安全事件呈现空间集聚特征,事故灾难事件和社会环境安全事件所占类型多,数量占比较大;（2）旅游安全事件主要分布于热门旅游地,不同类型旅游安全事件并不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且旅游安全事件呈现网络化的同质性、异质性并存特征;（3）旅游流与安全事件网络耦合特征明显,数量分布符合日常行为理论的假设。旅游地政府应加强联系,相互交流经验,进行宏观管控,对热门旅游目的地开展专项整治,以期构建出境旅游安全防护网。     

基于深度学习的旅游景区空间格局模拟与预测 ——以中国"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为例

应用核密度、基尼系数、地理探测器及深度学习技术,分析了中国“一带一路”沿线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影响机制,模拟预测出适宜高等级景区发展的新区域。结果表明:(1)中国“一带一路”沿线高级别景区呈集聚分布,集中程度高,均衡性差异悬殊,景区密度东南高、西北低。(2)通过地理探测器识别与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异密切相关的因子,得出城市分布、交通状况、植被覆盖情况及地形起伏对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异有较强的影响力。(3)采用深度学习技术对景区空间格局进行模拟和预测,发现西南地区极适宜发展高级别景区,且无论是从自然环境角度还是从社会发展角度,均具有地域的成熟性与发达性;沿海地区和东北三省次之;西北地区较不适宜。     

中国游客赴欧洲旅游安全感知事件空间特征研究

搜集2013年6月至2018年6月中国大陆游客赴欧洲旅游游记,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讨并刻画中国游客安全感知事件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游客赴欧洲旅游安全感知事件数量分布差距明显,气候多变、被宰受骗和文化习俗差异为高频游客安全感知事件内容。(2)游客安全感知事件区域分布呈现空间集聚性特征,乌克兰、法国和希腊是游客安全感知事件高重灾区,匈牙利、比利时则为游客安全感知事件的相对沉寂区。(3)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知事件的发生频次和类型数量存在正相关趋势,各旅游目的地之间的旅游安全感知事件趋同性与异质性并存,遭遇抢劫、被宰受骗为普遍性游客安全感知事件。建议政府加强事件的事前预警与事后管控;企业为游客提供安全保障;游客自身应增强安全意识、提高安全防范技能。     

“一带一路”对国民出境沿线国家旅游需求的促进效应——基于网络关注度的分析与评价

收集网络关注度等数据,构建趋势线模型测算"一带一路"对我国国民出境沿线国家旅游需求的促进效应、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一带一路"共对27个国家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且各国家所受影响程度差异较大;人口、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丰度和空间距离是"一带一路"对沿线各国旅游需求促进作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②"一带一路"共对30个省域国民出境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且各省域所受影响程度不同;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一带一路"对各省域国民出境旅游需求促进作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基于网络口碑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 ——以厦门市为例

依托于计算机技术的网络口碑（IWOM）逐渐成为影响旅游者选择旅游目的地的有效方式之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以网络口碑的形式获取或者传递旅游信息。本研究通过搜索厦门旅游网络口碑案例,对其进行文本和相关属性分析,并将文本分析内容通过层次分析法（AHP）进行归类整理,得出影响厦门旅游形象感知相关因子的权重和厦门市旅游形象概况。结果显示,整体形象感知因素在网络口碑中感知较为明显,整体满意度、景区满意度和餐饮在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因子中所占比重较高。通过网络口碑实现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构建,其时效性较强、覆盖面较广、信息获取便捷、保存时间较长、影响效应大。网络口碑的旅游形象感知研究可以帮助当地政府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适时调整政策和管理力度,旅游经营者调整经营策略和提高服务质量。     

感知价值视角下的传统节庆旅游体验——以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为例

感知价值是研究消费者体验和体验质量的一个重要概念和理论。本文以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节庆———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为案例对节庆游客旅游体验的感知价值维度进行了分析并验证。在定性访谈和以往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游客体验传统节庆的感知价值量表,并根据量表进行了测量。同时对感知价值维度与节庆游客满意度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游客体验傣族泼水节的感知价值维度包括七个:文化认知价值、享乐价值、社交价值、服务价值、经济便利价值、情境价值和功能价值。研究发现,不同感知价值维度与游客满意度的相关程度高低不同。与西方学者的研究发现不同的是,作为实用价值的文化认知价值对国内游客满意度的影响是最大的,这与西方游客更看重节庆体验中的享乐价值是相区别的。     

“一带一路”沿线跨境技术并购网络格局演化特征——以高科技企业标的为例

技术并购是企业获取先进知识和培育新兴市场的重要方式,对“一带一路”创新之路的建设具有重要影响。论文基于高科技企业标的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GIS技术以及零膨胀负二项模型等方法,对“一带一路”沿线跨境技术并购网络格局演化特征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沿线跨境技术并购网络联系有增强增密趋势,但网络化水平不高,参与国家（地区）数量、并购路径、网络密度等指标均有待提升。②以电子信息业为主导的网络行业格局趋向多元化,归属非高科技行业的企业也逐渐广泛参与到网络建构中,特别是中国香港、新加坡的金融业并购方的数量大幅增多。③网络空间格局异质性显著,中国、印度、东南亚是发起/接收跨境技术并购联系的核心地与增长区,相比之下中东欧在网络中的优势地位未能保持,中亚及里海周边地区发出联系的能力仍旧较弱。④研究期内,国家（地区）间地理、宗教以及历史的邻近性是驱动网络演化的积极因素,而国家（地区）的经济市场规模与和平稳定程度在2013—2017年只对跨境技术并购联系的接收产生积极影响,科技发展水平只对联系的发出产生积极影响。     

合作伙伴关系视角下的海外园区政策移动性研究——以泰中罗勇工业园为例

政策移动性是国际政治地理学研究的经典理论。作为包容性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空间载体的海外园区,是检验政策移动性理论框架的新兴空间载体。本文以泰中罗勇工业园为例,以合作伙伴为切入点,检验政策移动性理论在海外园区的适用性,并强调海外园区的政策移动性是渐进发展的过程,关键角色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于政策移动性起着重要作用。本文系统分析了泰中罗勇工业园的制度背景、主体合作伙伴,甄别出国家、地方政府、主导企业等关键角色的合作伙伴关系及其在税收、土地、人才等要素政策移动性过程中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中海外园区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云南、广西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及社会网络演化——基于"一带一路"建设前后的比较

云南、广西两省区是我国通往东盟各国的主要陆路通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有着较为突出的地缘优势。以“一带一路”建设前（2013年）和建设期间（2017年）的数据作为时间截面,采用旅游开放度、旅游经济联系量和社会网络联系等指标,分别对云南、广西两省区与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和社会网络关系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建设以来,云南、广西两省区与东盟各国的旅游开放度、旅游经济联系量均有很大提升,但与排名靠前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云南与东盟的社会网络联系高于广西,并向较高的网络中心度和网络结构方向演化;云南、广西两省区欲发展成为“面向东盟的辐射中心”或“面向东盟的国际通道”,还需继续加大力度发展与东盟各国的跨境旅游合作。     

“一带一路”对国民出境沿线国家旅游需求的促进效应

收集网络关注度等数据,构建趋势线模型测算“一带一路”对我国国民出境沿线国家旅游需求的促进效应、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一带一路”共对27个国家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且各国家所受影响程度差异较大;人口、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丰度和空间距离是“一带一路”对沿线各国旅游需求促进作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②“一带一路”共对30个省域国民出境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且各省域所受影响程度不同;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一带一路”对各省域国民出境旅游需求促进作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旅游竞争力与旅游服务出口协调度时空演变

基于世界经济论坛《旅游竞争力报告》和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及相对发展度模型、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2007—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49国旅游竞争力与旅游服务出口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及其时空演变。结果表明：①49国旅游竞争力与旅游服务出口整体处于协调状态,随时间变化不明显,多数长期处于中度协调状态;②从空间演变趋势看,耦合协调度区域分异和变化程度均较明显,东西方向上由“U”型逐渐向一字型演变,而南北方向上由“U”型逐步演变为“L”型格局,其中,中亚地区耦合协调度等级最低,其次是南亚地区,东亚、东南亚、中东欧地区耦合协调度相对较好;③各国旅游竞争力与旅游服务出口耦合协调类型分为两类——同步型和旅游服务出口滞后型;其中,以旅游服务出口滞后型数量最多,占比高达87.7%,而同步型国家主要分布在东亚和西亚地区,数量呈现缓慢增长趋势,至2015年该类型国家主要为中国、泰国、新加坡、卡塔尔、塞浦路斯、阿联酋等。     

基于日高铁流量视角的中国高速铁路网络空间特征

构建中国180×180的O-D城市日高铁流量矩阵,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其高铁网络结构特征,结果表明：① 中国高铁网络松散,东、中部网络密度大于东北与西部,以长三角为核心的东南与其他区域不均衡特征凸显,东、中、西、东北包含不同的高铁区系与核心。② 日高铁流量表现为沿京沪高铁“廊道型”向东西两侧递减弱化的“非对称性”格局,形成京沪、京广、杭福深相串联的高铁大三角主骨架;高铁中心要素也呈现沿京沪、京广、沪昆、杭福深等向线路两侧不规则递减格局,“廊道效应”显著。③ 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对高铁要素掌控能力大于西北侧,省会或区域中心城市多为高铁通达服务“中介”,一线城市高铁空间溢出效应有向二、三线城市过渡态势。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印贸易关系分析

中国与印度的双边关系一直牵动着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研究其贸易关系对推进双边关系、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及“一带一路”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贸易角度入手,深入剖析中印贸易关系发展态势,探讨中印贸易商品结构及敏感行业,评估中印贸易对两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以期为中印关系演变提供有利支撑。研究发现：（1）2001—2017年中国与印度的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但印度在中国的贸易地位提升较慢;（2）东部沿海省份与印度的贸易联系较紧密,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与印度的贸易联系相对较弱;（3）中、印双方均未能识别出明显的敏感行业,中国从印度进口主要商品为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商品,而中国出口印度的商品逐渐转为技术密集型商品;（4）机械设备、化学制品业的出口拉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相对较高,而非金属矿物制品、矿物的出口拉动对印度的经济发展贡献相对较高;（5）出口印度对东部沿海贸易大省的经济拉动比较明显,对于印度毗邻的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拉动也相对较大。     

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合作网络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

基于1997—2017年中国60个城市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数据,辅以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了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合作网络时空格局,并借助二次指派程序方法对合作网络演变的驱动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中国60个入境旅游城市合作网络强度逐渐增强,国家层面合作网络结构逐渐显现,合作强度前5名的分别为广州—深圳、北京—上海、北京—天津、上海—苏州和上海—深圳。② 整体网络特征上,网络密度逐渐增加,整体网络通达度在提升,城市“领导者”地位在下降,网络整体均衡性在提升,且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区间差异显著,东部地区城市合作最紧密,西部地区城市次之,中部地区城市紧密度最小。③ 个体网络特征上,将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分为外向型、内聚型、均衡发展型和孤立型4类,且权力角色上呈核心领导者、次核心领导者、一般合作者和边缘合作者的“核心—边缘”分布格局。④ 地理空间邻近性、旅游资源差异、旅游接待能力差异、城市规模等级和旅游交通情况的相近性对网络提升具有显著影响,对外经济贸易差异对中、西部地区城市旅游合作的影响是正向的,而对整体网络和东部网络的影响是负向的。     

高铁流视角下的中国县域网络结构特征与演化研究

高铁通过改变城市间的连接性和联系强度来影响城市网络的结构、功能和关系。随着中国高铁网络的延伸与升级,基于高铁流来认识和解构城市网络成为了重要的途径之一。论文从高铁流出发,借助2008—2018年高铁客运班次数据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县域网络结构特征和演化进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高铁网络密度逐年提高。东中部地区的中心度值较高,枢纽地位明显,多条高铁干线的核心交汇点易生成高中介度节点。② 多重网络结构层级性辨识出具有演化分异的层级特征和复杂多样的联系格局。第一、第二层级节点效应显著,区位优势明显;第三层级是网络的延伸和细化。③ 地域邻近程度和空间联系强度决定了凝聚子群的构成,受高铁线路布局的影响,子群呈现“多核化”趋势,具体表现为延伸、合并和新增3种演化类型。     

地理学视角下旅游安全事故成因研究

学界对旅游安全事故成因的分析主要借鉴安全管理学,旅游活动的地理时空特殊性未受到充分重视,已有相关研究偏宏观定量测度,深度案例研究较少。从旅游场地特征、惯常非足迹环境和流动性三个因素入手,对2009—2019年共84起赴泰游客安全事故进行时空场景特征解析,为旅游安全事故防控提供了来自地理学的补充解释。研究发现：第一,旅游安全事故的类型与危害程度受到目的地客观地理环境特征的高度影响,而并非是单纯的管理问题。泰国夏季多暴雨的气候特征与多山地的地形特征显著影响了涉水旅游活动以及水陆交通活动,导致船艇交通事故、山区车祸与沙滩溺亡事故高发。第二,旅游目的地中存在的惯常非足迹环境场所容易触发安全事故,如：公路、沙滩泳场、酒店、便利店等。由于中泰社会与文化差异较大,惯常非足迹环境容易导致游客产生风险认知偏差,进而提高了行为决策的出错率,从而增加了安全风险。第三,空间流动性越高的场所,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越高,如交通道路和海域航线等地。本文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地理环境复杂性对旅游安全管理与主体风险认知偏差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亚投行设立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在此背景下,很多研究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然而,鲜有研究关注亚投行对中国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叠加影响。本文基于全球130个国家的数据,运用面板回归和双重差分等模型,考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着重分析亚投行设立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亚投行对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有所差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海外投资更多集中在亚投行成员国;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向亚投行国家和非亚投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投行成员国是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这可能是由于亚投行国家作为出资方,其金融和投资环境更为优越、对中国投资更为友好,因此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更为积极,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吸引力更强。此外,东道国GDP和制度环境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也有重要影响,而地理距离、技术水平、自然资源和贸易联系的影响不大。     

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力分析

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等方法,研究2002—2017年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适应、共同发展逐渐增强,但耦合协调度等级没有发生明显的跃迁,研究期内全国整体属于勉强耦合协调类范围,四大区域的耦合协调性呈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态势。②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收缩,向中部地区集聚的态势较明显;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整体上具有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自相关四种类型中,高高型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低低型多在西部地区,高低型和低高型相对分散。③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在空间上的差异是内外部因素驱动的结果。内部驱动力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GDP起到关键性作用;外部驱动力中,城镇化率和民营企业就业人数起了重要作用。     

1978-2018年中国环境污染的时空特征——基于《人民日报》新闻报道

利用1978-2018年《人民日报》的2238条环境污染新闻报道,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环境污染的时空特征,并初步探讨了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通过人工判读,逐条提取新闻报道的环境污染类型、时间与地点,进而通过统计分析,研究发现:①1978-2018年中国的环境污染报道经历了3个热点时期,其中前两个时期(20世纪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