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居者文化融入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以英国伯明翰市为例

文化融入是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英国伯明翰市中国旅居群体为例,着重探求文化融入与生活质量间的耦合关联。研究发现,生活质量与英国文化融入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286,与国际认可的Ward系数基本吻合;在文化融入的众多指标中,"与本地居民交往"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最为突出。中国旅居群体在伯明翰的文化融入状况处于从"基本生存"向"身份认同"转化的过渡期,希望与本地居民交往并得到认可与尊敬,但是这种需求远远没有实现,致使整体生活满意度偏低。为了缓解文化冲击带来的焦虑,中国旅居者特别是"分离"等类型的群体十分依赖中国文化并从中寻求各种支持,表现为居住的集聚及族裔经济的繁荣。但研究表明,对母国文化身份的坚守与生活质量提升并无直接关联;而"整合"与"同化"人群英国文化融入的行为性和实践性等方面较强的情况下,生活质量比较高。     

珠三角流动人口社会融入与生活满意度期望

近年来有关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和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成为我国学者广泛关注的研究主题,较高的社会融入水平已成为流动人口获得生活满意度的根本。基于珠三角流动人口问卷调研数据建立两个结构方程模型,探究社会融入各维度及其影响因素的路径效应,进一步分析社会融入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实现“生活满意度期望”,即感受到本地生活满意度高于老家的路径机制。结果显示：珠三角地区社会融入可分为经济融入和非经济融入两部分,但经济融入的基础作用不凸显;个体、家庭与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各维度存在较大影响差异;社会融入影响“生活满意度期望”可归纳为“经济融入-生活满意度期望”的直接影响路径和“非经济融入-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期望”的间接影响路径;提高流动人口市民化和社会融入水平,不仅要关注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问题,还应注重流动人口与本地人邻里关系建设,以形成良性的城市更新与和谐的社区环境。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心理融入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心理融入的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处于较高水平;② 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区域差异显著。东南沿海及少数西部城市心理融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山东和川渝等地区心理融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③ 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存在空间集聚效应。除川渝地区外,热点区集中于北方地区,冷点区集中于东南地区。④ 拥有房产、雇主身份和较高受教育水平加快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工资收入的增加不利于心理融入,这与相对剥夺感有关;参与“新农合”对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具有约束效应;暂住证/居住证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心理融入的重要途径。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利于流动人口心理融入。跨省流动存在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家庭规模和本地居留时间的作用不显著。     

居民对生活质量评估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定量分析

通过对全国 1 5个省份 1 9个县 (市 )近万户调查数据的分析得出 :居民对自己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居民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在城乡间、县际间存在一定差异 ,一般为城市高于农村。不同县域居民对影响其生活质量的主要因子的认识有很强的一致性。区域发展研究中 ,应当关注居民生活质量评估指标。     

珠三角流动人口社会融入与生活满意度期望——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有关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和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成为我国学者广泛关注的研究主题,较高的社会融入水平已成为流动人口获得生活满意度的根本。基于珠三角流动人口问卷调研数据建立两个结构方程模型,探究社会融入各维度及其影响因素的路径效应,进一步分析社会融入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实现"生活满意度期望",即感受到本地生活满意度高于老家的路径机制。结果显示:珠三角地区社会融入可分为经济融入和非经济融入两部分,但经济融入的基础作用不凸显;个体、家庭与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各维度存在较大影响差异;社会融入影响"生活满意度期望"可归纳为"经济融入-生活满意度期望"的直接影响路径和"非经济融入-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期望"的间接影响路径;提高流动人口市民化和社会融入水平,不仅要关注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问题,还应注重流动人口与本地人邻里关系建设,以形成良性的城市更新与和谐的社区环境。     

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利用东部和中部地区9个城市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采用多水平回归模型,分析了城市差异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过程存在南北差异,并呈相同地域较接近的特征。城市区位、经济发展水平、以房租为代表的物价水平、以方言为主的地域文化、流动人口占比,社会保障的落实程度等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产生显著影响,但城市人口规模影响不显著。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效应是复杂的、多向的,即使同一因素既有积极的方面,也存在消极的方面。推动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必须正视城市差异,因地制宜地提出包容性的社会政策。方言重的城市,尤其是这些城市的公共场所和公共办事窗口要推动普通话的普及,鼓励使用普通话;降低城市社会保障的准入门槛;房租高的城市,保障房建设要以公租房建设为主,把流动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要本着先易后难,同步推进的原则,优先推进省域内流动人口市民化,城镇化转移支付应向流动人口比例高的城市倾斜。     

藏民族的文化、生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虽然,藏族人民世代生活在这条件艰苦、气候严酷的雪域高原上,但是勤劳智慧的藏族人民依然创立了属于本民族的原始宗教--苯教,后来又继承并发扬了佛教.在这两种教义的影响下,形成的藏民族特有的宗教文化和活动,对其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是利多弊少的.与其民族心理和生活环境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民居及丧葬习俗,也充分体现出了藏民族尊重自然的环保意识.藏民族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应该受到鼓励和继承,更值得大家去学习.对于藏族人民在发展经济中出现的不利于环保的行为,需要政府和环保工作者给予积极地引导,并提供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     

杭州城市生活质量的定量评价

以乡镇、街道为基本空间统计单元,选取人口密度、住宅基准地价、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比重为社会经济指标,建设用地比重、NDVI、地表温度为生物物理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和GIS叠加法,定量评价了杭州城市生活质量的空间分布状况。结果表明：NDVI和地表温度 (相关系数r = -0.63)、城镇用地比重 (相关系数r = -0.83) 呈明显的负相关,地表温度和城镇建设用地是影响杭州“绿色环境”两个的最重要因素。NDVI和住宅基准地价 (r = -0.66)、大学毕业生比例 (相关系数r = -0.59)、人口密度 (相关系数r = -0.29) 也呈较明显的负相关,“绿色环境”并未成为高学历人群和高收入家庭的主要决定因素,较繁华或较便利地段仍是高学历人群和高收入家庭选择居住环境的首要选择。高生活质量值 (前20%) 区域主要位于分布于城市中心区,即杭州上城区、下城区及西湖区的部分单元,而郊区的生活质量相对较低。     

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认知乡村生活质量的地域分异规律及形成原因,既是新时代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新内容,也是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以湖南省101个县（市、区）为研究单元,构建由6个维度组成的乡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及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研究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湖南乡村生活质量总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并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布态势;从空间关联格局来看,HH区和LL区在空间上集聚格局明显,显著HH区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地区和周边临近县域,显著LL区主要分布在大湘西地区;影响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为人均GDP、城镇化水平、离省会城市距离、海拔,次重要因素为坡度、第二第三产业占比、农村非农劳动力占比、农业机械总动力。振兴乡村,提高乡村生活质量应在充分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把乡村产业振兴和经济振兴放在优先的位置,应积极改善广大乡村地区的互联互通条件,促进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现代化。     

旅游地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感知关系研究

以自下向上溢出理论为基础,构建旅游影响感知维度与生活质量感知维度的结构关系模型。以我国东、中、西部代表性省区的部分旅游地为例,实证研究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感知的关系。以性别为调节变量,分析旅游影响感知对生活质量感知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文化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对家庭关系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对经济条件感知,社会影响感知对休闲娱乐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经济影响感知对家庭关系感知、经济条件感知和休闲娱乐感知,文化影响感知对经济条件感知和休闲娱乐感知,环境影响感知对休闲娱乐感知没有显著影响;(3)文化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与家庭关系感知,文化影响感知与休闲娱乐感知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     

北京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重视自身生活的幸福程度.学术界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注虽然由来已久,但是鲜见从地理学角度出发的研究,尤其是评价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本文以北京为例,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构建了个体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框架,分析了不同社会属性人群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测度了制度与政策等因素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属性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明显;制度因素对个体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拥有本地户口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外地户口居民;工作时间和通勤时间的增加都能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迁居能提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然而频繁迁居和更换工作却会降低个体的生活满意度.     

主观幸福感度量研究进展及其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启示

智慧城市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中日益受到关注,已有研究侧重于将信息技术用于城市建成环境和人的行为分析,但鲜有研究关注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为此,本文对现有关于主观幸福感的量表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不同形式量表的误差等问题进行了总结。目前的研究大多对生命满意度和情感幸福感分别加以度量。对生命满意度的度量主要采取单条或多条的反映性量表,以Cantril的自我标定梯形量表和Diener等的生命满意度量表为代表;对情感幸福感的度量也以反映性量表为主,包括单条的Gurin量表与多维度的核心情绪量表和PANAS量表。针对短期情感体验的调查,还发展了诸如经验取样法和日重建法等专门的方法。目前主观幸福感的量表仍以自陈量表居多,其中存在很多测量偏差。基于目前主观幸福感的量表体系和西方地理学中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进展,本文提出了值得未来国内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几个话题和需要注意的问题。最后,探讨了主观幸福感的量表和相关研究对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启示。     

地理环境与时空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进展

主观幸福感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热点,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建设宜居城市密切相关。已有大部分文献侧重单一空间尺度的研究,分析社会经济属性和地理环境要素(包括建成环境、社会环境、环境污染)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有部分研究关注居民日常出行属性和活动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探讨长期幸福感与短期幸福感的内在关系。论文对上述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评价,综合考虑地理环境、时空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复杂关系,构建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研究框架,总结时空行为视角下多尺度、多维度地理环境要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及作用路径,并探讨主观幸福感的时空动态规律以及微观行为机制,为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优化居民行为模式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     

居民幸福感的城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探析——基于多尺度模型的研究

居民幸福感是建设和谐社会与检验城镇化质量的重要内容。地理学视角的研究围绕幸福感空间差异展开,解读背景环境特征与其关系。国内已有研究缺乏基于个体与城市尺度的联合分析,且缺少城市特征对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综合考虑。以环渤海地区44个城市为例,基于大规模调研问卷,采用多尺度建模方法,分析居民幸福感的城际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居民幸福感在城市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居民幸福感最低;城市规模对居民幸福感有负面影响,收入可以缓解城市规模负面影响的程度;环境污染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积极的环境评价对居民幸福感有正面影响;良好的社会治安与人文环境对居民幸福感影响为正。     

黄土丘陵沟壑区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

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影响研究对于分析区域生态系统的社会贡献及有效减贫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以地处黄土丘陵沟壑区的陕西省米脂县为例,在整合主客观人类福祉的基础上,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可得性评估,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定量分析了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结果如下：① 生态系统服务对客观福祉和主观福祉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通过客观福祉对主观福祉产生间接影响。农户属性对生态系统服务和客观福祉直接效应显著,对主观福祉直接效应不显著。② 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存在群体差异,纯农型与兼业型的服务可得性对客观福祉直接效应显著,而非农型不显著;纯农型与兼业型的服务可得性对主观福祉的直接效应明显大于非农型,且非农型间接效应不显著;非农型客观福祉对主观福祉的影响明显高于纯农型与兼业型。③ 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影响的因子贡献与服务组合存在群体差异,即三类群体生态系统服务对福祉影响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服务类型及影响程度上,还体现在服务组合的差异上。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Space and Place as Measures of Hmong Acculturation

Immigrant and refugee acculturation has both behavioral and spatial manifesta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spatial acculturation process of Hmong refugees in California's San Joaquin Valle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the concepts and uses of space and place.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mong 120 H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he process of change in settlement and use of space is traced from traditional cultural practices in Laos through the refugee camp experience to the first and 1.5 generation enclaves. Each generation has recreated and adapted the immediately preceding socialization experience such that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the use of space by the 1.5 generation only minimally resemble traditional culture, yet maintain its underlying cultural values.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Space and Place as Measures of Hmong Acculturation

Immigrant and refugee acculturation has both behavioral and spatial manifesta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spatial acculturation process of Hmong refugees in California's San Joaquin Valle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the concepts and uses of space and place.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mong 120 H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he process of change in settlement and use of space is traced from traditional cultural practices in Laos through the refugee camp experience to the first and 1.5 generation enclaves. Each generation has recreated and adapted the immediately preceding socialization experience such that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the use of space by the 1.5 generation only minimally resemble traditional culture, yet maintain its underlying cultural values.     

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民众幸福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对幸福感的客观影响因素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在分析世界民众主观幸福感概况的基础上,分析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情况及其在世界的位置,并进行解释。总体上,调查范围内的世界各国民众处于比较幸福的状态,且多数国家民众主观幸福感在上升,幸福感分布具有一定区域差异并与经济水平等存在一定的关系。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处于世界中等偏上水平,衡量的影响因素中人均收入和政府治理水平处于低水平,就业率在世界中处于比较高的水平。1990年到2007年的调查中中国民众幸福感有所下降,本文以相对剥夺理论解释中国人均收入在低生活水平条件下显著增长但是幸福感却下降的现象,此外,失业率增高,政府治理水平放慢也影响中国民众幸福感的提升。未来中国应提升民众收入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促进就业和提升政府治理质量来促进民众的幸福感的提升。     

"涵化"与岷江上游民族文化多样性

岷江上游不仅是中国的一条重要生态过渡带,同时也是历史上一条民族迁移的“走廊”和交汇地带。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已引起了国内外科学家的重视,但在具有同样保护意义的文化多样性方面,研究工作才刚刚起步。本文从文化的涵化概念出发,以岷江上游的民族迁移为线索,分析了该地区民族文化的涵化现象。并将涵化作为文化多样性形成的驱动因素,分析了涵化在文化多样性形成中的作用与机理,以及涵化与民族地理分布的关系,指出了民族地理分布与自然生态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关联性。     

中国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然而,当前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研究认为,城市并不必然会带来更美好的生活,而是更好的城市让生活更幸福。为此,本研究运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对中国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整体上高于乡村居民,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生活环境和生活节奏等方面的差异。因此,要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需要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城乡居民的获得感、推动城市住房政策改革、进一步加快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的新型市民化模式以及推行更为健全的劳动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