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民用机场体系位序-规模分布及其作用机制

运用位序-规模法则,以1990-2019年长三角各民用机场客货运吞吐量为基础数据,对长三角民用机场位序-规模分布特征进行探讨,然后结合核密度估计方法对其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民用机场体系总体呈现明显的位序-规模分布特征,在不同阶段,不同机场位序-规模出现明显分化;基于客运的机场体系经历高度集中化、机场体系重...     

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研究的新方法——位序累积规模模型

利用位序累积规模模型与位序-规模法则定量分析2000~2014年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省际差异及其变化特征。结论如下：使用位序-规模法则进行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比与演变分析时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位序累积规模模型更能准确刻画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特征;中国各省区\begin{array}{c}\beta \end{array}值排名靠前的多属于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其变化大致表现出增幅东大西小、增长率南高北低的特征;位序累积规模模型能较准确地反映出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对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影响,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地理和基础设施条件对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影响不再显著。     

1997-2007年中国城市用地扩张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选取中国222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以市辖区建成区面积表征城市用地规模,利用位序-规模法则和分形理论分析1997-2007年中国城市用地扩张整体趋势,并通过计算城市用地扩张幅度指数(UEI),分析中国不同用地规模、不同区域和不同省份之间的城市用地扩张差异.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用地规模总量不断增加,城市之间的用...     

1985年以来中国大陆沿海集装箱港口体系位序-规模分布及其网络联系

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众多沿海城市纷纷转型为港口城市,港口区域化态势明显,港口发展呈现新的竞合关系。运用位序-规模法则与复杂网络模型,从规模结构、航运网络两方面刻画1985年以来中国大陆沿海集装箱港口体系的区域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港口体系日趋完善,位序-规模分布更加明显;发展演化呈低级均衡,明显集中化及相对分散化三个阶段,围绕世界级枢纽港形成区域集聚和群内扩散的空间格局。② 港口航运网络小世界特征得到强化,不同类型港口航线网络特性变化差异明显。枢纽港以广度上升深度下降、中转功能上升为主;大型港口变化较为复杂,超过一半的大型港口腹地引致特征明显,中转功能较弱;地方港呈现两极分化态势,大部分港口在航线网络深度、广度与辐射能力等多方面得到提升,少部分港口则明显萎缩。③ 以班轮航线为载体的物流网络推动港口区域化内在联系更加紧密,轴-辐特征得到强化,整个网络效率大为提升。从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呈现的最强联系航线看,沿海集装箱航运网络已由局部网络转变为统一的双层轴-辐网络,全国性的港口网络联系水平大幅提升,区域航运网络与港口群存在空间错位而非一一对应。     

1985年来环渤海地区港口体系位序—规模分布及作用机制

运用位序—规模法则与核密度方法,以近30年来各港口货物吞吐量及集装箱吞吐量为主要指标,刻画环渤海地区港口体系的规模分布特征,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 总体看,环渤海地区港口体系具有一定位序—规模分布特征,但不同阶段、不同规模的港口在位序分布上出现明显分化,港口区域化特征愈发明显。② 港口货物吞吐量位序—规模分布的无标度区数量先增后减,最终由单分形变为双分形结构。区域港口体系经历了高位序平衡发展、中小港口突破、大中小港口差异化发展、枢纽港竞合下的港口融合四个阶段。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位序—规模分布的变化轨迹呈现外接式分割发展、枢纽港形成及新兴港口融入、支线港大型化和集装箱网络整合四个阶段。两者在发展节点上基本吻合;港口集中化与分散化交织进行,货物总吞吐量的分散化早于集装箱运输,分散趋势较为明显。③ 环渤海地区港口体系位序—规模演化的作用机制突出表现为自然经济地理约束下的大港口主导作用明显、区域化和竞争压力倒逼港口合作并推动港口实现自组织协调、能源输出特征及转型推动新兴港口快速成长三方面。     

以建成区面积表征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

选择1990~2000年中国城市用地面积位于前200位的地级及地级以上的城市用地资料,把运用在城市人口规模上的位序-规模法则移植到城市用地上,分析了城市土地利用规模的变化规律。然后运用分形理论,阐释了城市用地的位序-规模曲线。结果显示：(1)以建成区面积作为衡量城市规模的指标,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符合位序-规模法则,拟合曲线的判定系数都在0.95以上;(2)根据位序-规模曲线的形态,中国城市按建成区面积可分为3类：用地面积>200 km²的大城市,50~200 km²的中等城市和<50 km²的小城市;(3)城市建成区用地的位序-规模曲线有平行向前推进的特点,这为预测我国未来城市建成区用地规模提供很好的基础;(4)中国位于前200位的城市用地规模分布的均衡度不断增强,城市建成区用地规模总量持续增加。     

山东省城市规模分布研究

文章选择1990,1995-2001年山东17个地级城市用地面积的资料,运用位序-规模法则分析了城市土地利用规模的变化规律,运用分形理论阐释了城市用地的位序-规模曲线。结果显示：（1）以建成区面积作为衡量城市规模的指标,17个城市规模分布符合位序-规模法则,拟合曲线的判定系数都在0．758以上。（2）根据位序-规模曲线的形态,这些城市按建成区面积可分为3类。（3）城市建成区用地的位序-规模曲线有平行向前推进的特点,这为预测17个城市未来建成区用地规模提供了很好的基础。（4）城市用地规模分布的均衡度不断增强,建成区用地规模总量将持续增加。     

基于城市夜间灯光数据的中美两国城市位序规模分布对比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开启了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城市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不断突破原有的规模限制,城市规模不断变大。以人口为指标的城市规模分布服从齐普夫法则。不同城市化发展阶段,其城市位序规模分布存在差异。城市夜间灯光数据一般可用来衡量城市的经济活动、建成区面积、人口密度、发展水平等。本文以同源的城市夜间灯光数据代表城市规模,在国家尺度和省州尺度研究中美两国城市规模位序分布,并比较其异同。研究表明,在国家尺度,2013-2016年间,中美两国城市规模均变得集聚,而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比美国更为分散,齐普夫指数相差约0.1。在省州尺度,不同省州的城市规模分布存在差异,中国和美国分别有44%和84%的省份或州的齐普夫指数大于1,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分散型省份占一半以上,而美国的集中型的州则占有84%,总体而言,中国城市的规模分布更为分散。中美两国高位序城市实际值远低于拟合值,理论上仍然具备很大的发展潜力。中国高位序城市需要进一步提高城市经济活动的聚集程度,使得城市规模体系更趋完善与成熟。     

城市体系位序-规模特征的空间计量分析——以中部地区地级以上城市为例

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部地区的城市快速发展并引起广泛关注。为增进对中部地区城市体系发展规律的认识,根据1985～2009年城市人口数据,利用非参数密度估计方法得到该地区地级以上城市的Kernel密度图,发现城市规模的核密度曲线不断右移,城市整体规模日益扩大;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该地区地级以上城市的位序-规模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城市间的空间依赖性使空间滞后模型估计的Zipf指数值比OLS估计结果要小,表明考虑空间效应的城市体系规模分布更为集中。随后进一步解析空间依赖性影响城市规模结构演化的内在机制,认为要素集聚、产业调整和创新扩散等造成的空间相互作用提供了空间依赖性赖以存在的基础,影响城市体系的演化和位序-规模变动,使城市体系规模分布更趋均衡。结论对于明晰城市在区域城市体系中的定位,确定合理的发展战略具有参考价值。     

安徽省城市旅游规模差异及其规模分布

借用城市地理学研究中较成熟的首位分布和位序—规模分布理论,采用标准差、变差系数、首位度、赫芬达尔系数等指标,对19992009年安徽省17个城市国内旅游收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旅游发展总体不均衡;安徽省城市旅游规模首位度小,分散分布明显;高位序城市旅游规模近年相对集中。通过对数据进行位序规模的回归分析：发现安徽省城...     

COVID-19疫情冲击下的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格局及影响因素

COVID-19疫情全球爆发,成为载入史册的一次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在此期间,中国贸易的变化反映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全球和地方贸易的影响,凸显了中国的贸易韧性。借鉴区域经济韧性理论开展中国贸易韧性的格局和影响因素研究,利用2020年1—12月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贸易数据,对其贸易的整体状况和贸易韧性格局进行分析,并运用地理探测器的方法对疫情冲击下的中国贸易韧性格局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① 根据与2019年同期比较,可将中国贸易韧性变化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2020年1—5月为抵抗期,2020年6—12月为恢复期。② 在疫情影响下,各省份的贸易韧性具有较大差异,贸易抵抗性较好的区域主要包括四川、陕西、江西等内陆中西部省份和河北省,较差的区域主要为对外贸易基础较差、疫情严重地区以及边境省份。而贸易恢复性较好的主要为云南、贵州等内陆省份和疫情冲击影响最严重的湖北省。③ 疫情冲击下影响中国贸易韧性的因素是多源的,整体来看最大贸易国疫情严重程度、贸易伙伴数量、本地疫情严重程度因子等对贸易抵抗性解释度最高;对贸易恢复性解释度最高的因子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医药产业状况。除了各维度因子不同程度的影响,各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均增强了贸易抵抗性与恢复性的空间分异性。关于中国贸易韧性格局及影响因素的探讨,对认识特殊事件冲击下的全球化进程和区域贸易韧性评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对构建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中国稀土对外贸易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从中美贸易摩擦到“科技冷战”以来,被誉为“高科技命脉”的稀土,日益成为国际博弈的前沿领域。在此背景下,厘清中国稀土进出口贸易流动态势、把握中国在国际稀土市场中的地位变动,对中国资源安全格局的整体优化和科技自立自强的长久维持具有一定意义。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稀土进出口贸易数据、相关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指标及联合国投票数据,借助相互依存指数、地缘亲和度模型、GIS空间技术以及负二项面板回归等手段,探讨了中国稀土产品对外贸易格局的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稀土贸易存在较大波动,出口额远大于进口额,整体呈现“升—降—升”发展态势。② 中国稀土进口市场高度集中且路径依赖增强,出口市场逐步多元且路径依赖减弱。中国主要出口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中、下游产品,进口具有较低附加值的上游矿物类产品。③ 中国在全球稀土贸易相互依存格局中的优势地位整体强化。中国与多数友好型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呈现优化态势,但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分歧型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呈现恶化态势。④ 国家主体属性、国家间邻近性以及中国的贸易政策、贸易环境等对中国稀土对外贸易产生重要影响。     

1965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及其 地域格局的演变态势

本文总结了我国不同尺度地域单元近40年不同阶段对外贸易总量增长、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的基本特点及其地域格局演变的基本态势,分析了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并初步探讨了我国对外贸易特点及其地域格局形成的基本成因。研究发现:(1)从时间尺度看,40年来,我国不同尺度的不同区域对外贸易总量和对外依存度均呈长期增长态势,外贸年均增长速度长期高于GDP年均增长速度;(2)从空间尺度看,东、中、西地带对外贸易的区域差异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相反中、西地带的相对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呈下降趋势。我国进/出口位居前四位的省市绝大部分位于东部地区,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呈现出由北向南演变的趋势。在国际上,我国对亚洲的进/出口占绝对优势,但相对地位逐渐下降。     

中国边界县区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受功能文化区理论和距离衰减定律的影响,中国边界县区凸显出明显的特性,这种“边界效应”深刻影响到老龄化进程。利用2000、2010年分县人口普查数据,统计分析边界县区人口老龄化时空格局,通过空间分析方法和路径分析模型,剖析中国边界县区老龄化进程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①2000—2010年中国边界县区老龄化率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增速明显,且集中分布的趋势在相对减弱,空间差异增大,总体上呈现出东南-西北方向较为明显的分异;②热点县区集聚带基本分布于中国东南部,冷点县区集聚带基本分布于中国西北部,且热点县区显示出由东向西扩展、由北向南转移的趋势;③中国边界县区老龄化的直接影响因子为预期寿命、生育率和迁移率。其中预期寿命和生育率对边界县区老龄化有正向效应,迁移率则对边界县区老龄化产生负向效应;且预期寿命影响强度最大,迁移率次之,生育率影响强度最弱;④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和自然因素作为外生变量,分别对边界县区老龄化率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其中正向因子按总效应值依次为人均教育水平、家庭结构、居住条件、人居环境指数、人均GDP和城镇化率,对老龄化率产生促进作用。     

2001-2015年中国出境旅游流位序规模演化特征

中国出境旅游规模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迅速扩大,并在不同目的地间表现出显著的不均衡分布特征。通过构建2001-2015年中国出境游客与目的地入境游客规模数据库,验证中国出境旅游流服从位序规模理论的假设,并将目的地吸纳中国游客规模与目的地接待游客总量的关系划分为5种耦合类型。结果表明：中国出境旅游流位序规模关系符合幂函数规律,并且向高位序目的地聚集程度不断增强;从2001年到2015年,绝对领先与绝对落后型的目的地占比均超过45%,亚太地区接待中国游客普遍处于领先地位,而欧美和中东地区接待中国游客大多处于落后地位;对于游客总规模较大的目的地,绝对落后型数量大于绝对领先型,而对于游客总规模较小的目的地,绝对领先型数量大于绝对落后型。本研究为分析出境旅游流量流向提供新的分析视角,进而为国家旅游业发展中的市场政策制定与旅游产业国际化布局等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影响要素与空间格局

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相关统计资料对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影响要素和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和研究。从城市角度分析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影响要素后发现:中国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实力要素、社会发展要素和消费要素显著相关,与经济结构要素相关性不显著;运用GIS技术分析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空间格局发现:中国县级人口城市化空间格局存在明显的东北、中部和西南"三元"结构,省级人口城市化体现出"三区(即京津沪区、渝鄂区和藏新区)、三带(东部带、中部带和北部带)"的空间格局。     

中国陆地边境旅游发展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边境旅游是中国陆地边境地区的支柱产业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依据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分析中国陆地边境旅游资源单体的数量、类型和质量,并结合陆地边境地级行政区接待入境旅游人数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两个指标,从空间差异性和空间自相关两个方面刻画中国陆地边境旅游发展格局,探讨中国陆地边境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关建议。研究范围共涉及3 341个陆地边境旅游资源单体,其中优良级旅游资源约占34.36%,建筑与设施是旅游资源单体数量最多的类型。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分别是中国陆地边境旅游资源“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地区。在2006—2015年间,边境旅游经济发展最快的是新疆西北部和黑龙江东部边境地区;边境旅游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北边境地区,冷点地区主要集中在新疆东部、西南部以及西藏西南部边境地区。地形条件、文化多样性、区位条件、国际地缘政治关系以及旅游设施水平是影响边境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建议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边境旅游发展政策,加强不同类型旅游资源之间的组合开发和区域旅游合作,完善旅游设施,积极探索开发与保护兼顾的发展模式。     

中国西部地区贸易格局与贸易结构分析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西部地区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一带一路”战略更为其提供了绝好机遇。采用贸易结合度指数、显性比较优势和出口相似度指数等方法,从空间结构和产品结构刻画西部地区外贸格局及其省际差异。研究发现：① 西部地区形成以重庆、四川为核心,广西、云南、新疆三大边疆省份为高地的对外开放格局;② 外贸规模最大的是美国等传统贸易大国和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等资源型出口国,外贸依存关系最密切的是周边国家和非洲部分经济欠发达国家;③ 外贸结构趋于优化,机电设备等产品出口比重提高,但具有强竞争优势的仍为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④ 呈现结构相近的两大出口组团和三大进口组团,其中四川和重庆外贸结构较优,以较高技术含量的机器电气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为主。     

2000-2010年中国不同地区人口密度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人口空间分布及其集疏变化是区域发展规划的重要科学基础之一。2000-2010年中国人口变化格局及其驱动因素有待进一步梳理。鉴于此,以分县为基本研究单元,利用2000年与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首先根据人口密度变化将中国不同地区划分为快速增加、缓慢增加、缓慢降低和快速降低四个类型,并分析其空间格局与地域特征。在此基础上,选取11个自然与社会经济因素,利用偏最小二乘法 (PLS),对全国及四类地区的人口密度变化影响因素及其地域差异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相较于2000年,2010年全国超过60%的分县单元人口密度增加,平均增速为21人/km²,主要分布在城镇密集地区;不到40%的分县单元人口密度减少,平均降低13人/km²,主要分布在人口密集省份、老城区和边境地区;② 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对人口密度变化均有影响,但社会经济因素影响更大。高经济发展水平、医疗条件和通讯能力是人口密度增加的主要“拉力”,而地区内稠密的人口是人口密度降低的主要“推力”。上述结论基本理清了中国近10年来人口增减变化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地域影响因素,可为未来人口发展和区域规划提供有益的借鉴。     

The change in population density from 2000 to 2010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ina at the county scale

Studying the change i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density can provide important basi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The spatial pattern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he change in population density in China were not clear yet. Therefore, using the population census data in 2000 and 2010, this study firstly analyzed the change of population density in China and divided the change in all 2353 counties into 4 types, consisting of rapid increase, slow increase, slow decrease and rapid decrease. Subsequently, based on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 (PLS) regression method, we recognized the significant factors (among 11 natural and social-economic factors) impacting population density change for the whole country and countie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population chang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compared to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n 2000, in 2010,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n most of the counties (over 60%) increased by 21 persons per km² on average, while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n other counties decreased by 13 persons per km². Of all the 2353 counties, 860 and 589 counties respectively showed rapid and slow increase in population density, while 458 and 446 counties showed slow and rapid decrease in population density, respectively. (2) Among the 11 factors, social-economic factors impacted population density change more significantly than natural factors. The hig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better medical condition and stronger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were the main pull factors of population increase. The dense population density was the main push factor of population decrease. These conclusions clarifie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chang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10 years and could provide helpful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population plan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