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休闲化区域差异及成因解读

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且总体上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利用锡尔系数和基尼系数,从空间与要素两个角度探究了2004—2016年我国35个城市休闲化区域差异的成因。研究发现：一是从空间角度,影响城市休闲化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依次为：东、中、西部经济带间的发展差异、东部地区城市间发展差异和西部地区城市间发展差异;但随着时间推移,东、中、西部区域间差异的影响力正在逐渐缩小,西部城市间差异的影响力逐年提升。二是从要素分解来看,居民消费、产业发展、城市交通、经济水平、休闲旅游接待等要素的区域差异是导致城市休闲化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最后,从探究均衡发展机制、打造全域休闲、释放居民休闲消费潜力、提升城市休闲服务设施等角度提出休闲化区域均衡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

创新在全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占据核心地位,城市是创新活动开展的主体区域,科学测度城市创新能力对于提升城市竞争力及制定创新战略具有重要价值。以黄河流经区域中的48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从人才培养能力、科技研发能力、经济支撑能力和环境服务能力4个维度构建了城市创新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Jenks Natural Breaks分类法、基尼系数、Moran’s I等数据分析方法,测度了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分析了黄河流域城市创新水平的空间分异及主要障碍因素。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整体创新能力不高,少数高值城市与其余城市之间得分差距显著,创新能力呈现上、中、下游阶梯式递增趋势。（2）以朔州—陇南为线,城市创新能力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状态,且各维度的空间分布与总创新能力趋于一致。（3）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分布处于较不均衡状态,空间集聚特征表现为正向的空间关联,主要属于低值集聚的空间模式。（4）科技研发能力与人才培养能力对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的提高影响程度较大,其中有效发明数是各城市共同的障碍指标。     

城市河道公共休闲的适宜性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简

城市河道是集城市生态保育、娱乐游憩、居住生活、景观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开放空间。对城市河道公共休闲空间的利用目前存在价值利用与控制难以协调的矛盾,构建城市河道公共休闲价值评价指标对城市河道休闲空间的规划与开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目前公众对城市河道休闲的识别要素,综合国内外学者对休闲空间评价、城市河道生态健康评价等研究,将城市河道公共休闲空间适宜性指标归纳为资源特性、形态特性、功能特性、文化特质、公共特性等5个维度共42项指标;综合考虑指标的代表性和易操作性等特征,在指标权重确定上,使用最常用的关联矩阵法,反映各指标的重要性差异;利用确定的指标体系和权重测度了北京城区已治理的14条河道的公共休闲适宜度。结果表明,北京市城市河道普遍存在生态景观特征较好,但实用性有待加强的现实问题。     

城市河道公共休闲的适宜性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兼论北京河道公共空间休闲价值

城市河道是集城市生态保育、娱乐游憩、居住生活、景观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开放空间。对城市河道公共休闲空间的利用目前存在价值利用与控制难以协调的矛盾,构建城市河道公共休闲价值评价指标对城市河道休闲空间的规划与开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目前公众对城市河道休闲的识别要素,综合国内外学者对休闲空间评价、城市河道生态健康评价等研究,将城市河道公共休闲空间适宜性指标归纳为资源特性、形态特性、功能特性、文化特质、公共特性等5个维度共42项指标;综合考虑指标的代表性和易操作性等特征,在指标权重确定上,使用最常用的关联矩阵法,反映各指标的重要性差异;利用确定的指标体系和权重测度了北京城区已治理的14条河道的公共休闲适宜度。结果表明,北京市城市河道普遍存在生态景观特征较好,但实用性有待加强的现实问题。     

基于地理标记照片的北京市入境旅游流空间特征

城市作为现代旅游目的地的一种重要类型,在集聚旅游发展要素、塑造城市休闲空间、提升城市品质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城市旅游流是城市旅游要素关联、空间组织的路径,对于城市交通组织方式、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休闲旅游产业布局等方面影响越来越大。本文立足城市内部微观尺度,以入境旅游流空间特征为研究对象,利用数据挖掘技术,通过Flickr API接口获取了2004-2015年北京市范围内全部带有地理信息的照片及其属性信息,通过构建的数据清洗方法控制初始数据质量,建立基础数据库,使用密度聚类（P-DBSCAN）、马尔科夫随机链等方法探索入境游客热点区域空间分布格局、流动空间特征。结果显示：① 北京市历史城区（2环之内区域）、中心城区（2环至5环之间区域）以及郊区（5环之外区域）的旅游热点区域（AOI）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其中历史城区AOI呈现出与景区、休闲娱乐、餐饮购物等相关产业空间重叠的趋势,各热点区域边界模糊,复合连绵成片。中心城区AOI集聚与城市功能区密切相关,具有明确的城市功能取向。郊区AOI基本与旅游景点一致,没有向景区外部延伸;② 传统历史文化类AOI访问热度占有绝对优势,商业购物休闲AOI及现代城市功能AOI的影响力在逐渐增强;③ 强入境旅游流主要集中在历史城区内部AOI之间,以及中心城区的西北部与东部区域内部AOI之间,郊区AOI之间没有较强的旅游流,北京市入境旅游流整体呈现以历史城区为中心,放射性分布的框架;④ 各区域AOI之间均有较次一级旅游流联系,北京市入境旅游流形成了初步的网络结构。     

河谷型城市居住环境剥夺的识别及其影响因素——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

居住环境质量提升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而其设施的不均衡性、可获取性与可选择性差异对居民的生活质量、情感需求具有显著的剥夺影响。本研究以兰州市主城区居住区为研究对象,以各类城市设施的POI为数据源,通过构建居住环境剥夺评价体系定量识别其剥夺程度并对影响因素作出分析,结果表明：① 居住环境的综合剥夺在东西狭长的河谷城区上呈现出重心偏东的“核心-边缘”分布格局,高剥夺区集中在河谷边缘区以及西部城区,低剥夺区呈现于河谷中心区与东部城区。② 居住环境的正向维度基本呈现出河谷中心区剥夺程度低,河谷边缘区剥夺程度高的态势;负向维度在空间上则呈现出与正向维度反向的分布趋势。③ 河谷型城市居住环境剥夺格局是城市形态、居住区区位、城市的动态扩张次序、居住区密度以及政策规划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其中,城市形态下的空间可达性制约着城市空间的开发时序,进而影响设施的空间配置水平;居住区区位制约着居住区自身对设施的选择性与环境干扰性;城市的动态扩张导致了河谷城市开发周期的不同,进而导致新旧城区设施配置的不同;居住区密度对城市设施的配置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政策规划对居住环境剥夺格局具有重构作用。     

深圳市轨道交通与休闲设施布局的空间协同评估

轨道交通已经成为塑造城市空间结构、组织公共生活的重要手段。在追求线网效率与形态等技术目标的基础上,轨道交通线网布局也越发有必要引入协同性、公平性等理念,寻求轨道交通与城市其他系统在空间上的协同发展,促进公共服务设施依托轨道交通实现公平共享。文章以深圳为案例,采用改进的两步移动搜索法,建构了休闲设施轨道交通可达性模型;按照深圳市轨道交通建设二期（至2011年）、三期第一阶段（至2016年）及三期第二阶段（至2020年）来划分,使用空间可视化、洛伦兹曲线等方法,评估了上述3个不同时段下轨道交通网络与休闲服务设施的耦合关系,比较了轨道交通网络对于休闲服务设施服务人口和空间覆盖面等层面的差异性。研究表明：深圳市轨道交通建设持续提升了城市核心区域休闲设施的轨道交通可达性,外围地区休闲设施轨道交通可达性则经历了先减后增的变化过程。轨道交通建设对于休闲服务设施有显著的空间效应及人口效应,深圳轨道交通可达性前50%的社区约占全市总面积的25%并覆盖全市总人口的40%。研究认为,深圳市乃至其他城市的轨道交通布局应更注重与休闲设施及人口的空间分布进行匹配,重点关注新兴人口增长的区域以及休闲设施资源充裕的区域,促进轨道交通与休闲服务设施协同布局。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特征与时空差异分析

城市人居环境已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进程,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以社会经济环境、居住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环境、生态环境4个一级指标,28个二级指标构建了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在2000年、2003年、2006年和2009年4个时间断面的人居环境质量特征和时空差异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整体在逐步提高,城市之间人居环境质量得分差值缩小,各城市排名基本保持在一定范围;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级别差异明显;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差异显著,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从东部到中、西部依次递减的地带性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南高北低的分布状况,且各地区城市级别分布不均衡;人居环境质量水平较高的城市呈"团"状分布,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吻合;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与城市规模无对应关系。     

长三角地区碳排放-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降低碳排放强度与高质量发展是城市发展的两个重要目标。本文基于熵权法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对长三角地区27个城市2000—2019年的碳排放强度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论如下：1）研究期内长三角地区碳排放强度评价得分保持稳定,有小幅度下降,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得分不断提升;碳排放强度-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水平平稳上升。2）区域内各城市平均耦合协调度不断上升,城市间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相似,呈现出波动上升且差距不断缩小的特点,2019年全域各城市均进入协调发展阶段。3）在空间分布上,长三角地区耦合协调度具有“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特点,并呈现以东南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演变格局。4）技术发展基础指标、环境治理基础指标及经济发展基础指标对长三角地区耦合协调度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     

中国西北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时空变化分析

中国政府近年来着力推行新型城镇化,关注城市可持续,强调城镇化发展模式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升型”转变。然而,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并未取得共识,中国政府部门也未发布权威的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为此,本文建立了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国内外发展经验确定了各级指标的分级标准。采用模糊隶属度函数和熵技术支持下的层次分析法,对西北地区2000—2014年分地州市城镇化质量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定量测度和详细分析。结果表明：（1） 与国内外先进标准相比,整个西北地区的城镇化质量综合指数一直介于0.4和0.5之间,始终处于中等水平,然而总体呈缓慢波动上升趋势。说明西北地区城镇化质量提升还具有很大的潜力,各级政府今后必须制定各种大力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政策。（2） 整个西北地区分要素城镇化质量历年大体上呈现出“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城市社会发展质量>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城乡及区域一体化质量”的态势。其中,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一直属于高质量,但近年来有下降的趋势;城市社会发展质量从较低质量变为中等和较高质量;城市经济发展质量从较低质量变为中等质量;城乡及区域一体化质量属于较低或中等质量,但近年来有缓慢上升的趋势。因此,西北地区应根据上述特点协调好这4个指标的关系。（3） 从空间上看,西北地区城镇化质量长期呈现出中等质量城市广泛分布而较低和较高质量城市零星分布的格局,而且分要素城镇化质量的空间分布均具有较强的规律性,但它们与人口城镇化率的时空分布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说明西北地区在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过程中,应根据各地州市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协调好城镇化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本文为科学认识西北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时空特征提供帮助,也可以为类似区域城镇化质量的科学评价提供有效参考。     

长三角地区研发产业的空间结构演化

本文旨在探讨研发产业的空间集聚规律和研发产业区域差异的空间特性, 揭示地理临近与产业网络形成及研发产业在城市体系间的内在关联。基于实地调查和R&D普查数据, 采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GIS 制图等方法, 以区位理论和城市空间结构为理论依据, 探讨了长三角地区16 城市研发产业的空间演化过程, 分析了研发产业的影响因子。研究表明:影响研发产业的主要因子依次为:产业发展综合实力因子、产业结构因子、产业竞争力因子、经济结构支持因子、经济发展水平因子、研发活跃度因子等6 大类因子。研究结果表明, 2000 年长三角地区研发产业空间结构的显著特征是集聚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单极空间模式。之后发展到2007 年, 南京、杭州、苏州等城市研发产业发展呈快速增长态势, 空间上表现为由单极集中转向多极分散的趋势。研究认为:今后长三角地区研发产业区域差异格局将逐步形成, 呈现为以上海、南京、杭州为顶点的区域内部的三角形格局。     

中国主要城市群新增制造业用地特征及城镇体系耦合分析

为探索中国典型城市群新增制造业用地结构与布局状况、发展及功能分工特征,本文基于中国土地市场网2009-2013年制造业用地出让数据,通过区位熵、耦合分析、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5个典型城市群新增制造业用地分布特征以及城镇体系耦合特征差异。结果表明：①各城市群新增制造业用地差异显著。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新增制造业发展较为均衡;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发展协调性仍有待提升。②新增制造业各行业用地在5个城市群中均呈现出一定的集聚特征,其中原材料等传统产业倾向布局在城市群边缘区及城市低等级区;电子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多集中在核心城市及高等级区。③各城市群内部新增制造业用地市场化机制作用较为充分,地价呈现随等级提升而递增的趋势;城市群核心区市场活跃度较低而骨干区较高。相关结论可为城市群产业布局调整、优化以及制定不同等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空间结构与优化分析

以往对于城市旅游的研究多是将城市作为客源地和旅游通道,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研究较少,多侧重城市旅游形象及旅游开发与规划等方面,涉足城市群旅游目的地的研究则更少。中国已经或正在形成一批具有雏形的城市群,因此城市群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以中国发展较早且较为成熟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对珠三角区域形态以及区域空间连接度、通达度进行了度量,分析了城市群旅游发展的空间等级结构和旅游流的空间组织,构建了城市群旅游目的地空间模型,得出珠江三角洲区域旅游发展的空间格局。珠江三角洲区域旅游发展与香港、澳门密不可分,在今后的发展中应继续加强与香港和澳门的合作。泛珠三角概念的提出使得加强更大区域旅游合作显得更加必要。随着港澳深珠跨海大桥的修建,珠三角区域旅游空间格局将会得到进一步优化。     

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优化研究

以2003—2016年的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长三角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时空变化特征,运用STIRPAT模型探讨城镇化对生态环境影响。结果表明:① 2003—2016年,长三角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均有提升,且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大于生态环境质量。长三角形成以上海、南京和杭州为中心的城镇化水平高值集聚,生态环境质量整体提升明显且空间差异小。② 长三角城镇化明显改善本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对相邻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本城市而言,多维的城镇化从人口、经济、土地、社会层面疏解生态环境压力,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优化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以人口集聚和结构优化为特征的人口城镇化,促进消耗集中、排放集中,提升了资源使用效率和污染治理效率。以产业集聚和经济发展为特征的经济城镇化,通过产业集中布局和创造经济效益,在资源配置和污染治理上发挥集聚效应,并为生态环境改善提供资金支持。对相邻城市而言,城市的城镇化“虹吸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城市的产业转型和环境规制会使污染向相邻城市转移,从而对相邻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长江经济带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格局及演变

通过经济与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度评估,分析了长江经济带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格局,并对经济带经济发展、环境污染与环境质量的格局与态势展开探讨。研究表明：经济带协调发展度空间差异显著,东部地区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沿江地区高于非沿江地区。高度协调型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及少数中西部省会城市;高度失调型主要分布在重庆、皖北、滇西南、鄂中等地区;江西与四川是协调型转为失调型的集中地区。长三角核心城市经济地位依然凸显,但长三角边缘地区城市经济位序呈下降趋势,中西部地区部分城市经济位序上升明显。工业废水排放以重庆、苏州、杭州为最多,工业SO₂排放呈现3大集中地带。城市空气质量较差的是长三角边缘地区以及中西部沿江地区,城市空气质量总体上与工业SO₂排放、工业烟尘排放在空间格局上较为吻合。长江干流断面水质上游（川滇渝）与下游（苏沪）较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沿江地区工业废水排放对长江水质的影响。最后,从树立发展与保护双重使命,创新经济带开发体制机制;推进下游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培育中上游新的经济增长极;落实最严格的管理制度,共建生态文明示范带等方面提出发展建议。     

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为探究后经济危机时期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基尼系数、空间相关性分析、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采用天眼查企业数据库以及相关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对2009－2018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稳步发展,由出口导向转为内需拉动。2）企业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长江中游城市群蓄势待发,中部及川渝地区的城市发展迅猛而东北地区陷入发展困境,企业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3）深圳、东莞等城市一直为产业重要集聚区,城市两级分化严重。3）总体上,企业更倾向于选址在产业协同集聚程度高、创新能力强、劳动力成本较高而经济后发城市;在城市群尺度,不同因素对不同城市群存在异质性,反映产业发展水平、特点存在很大差异,长三角企业偏好创新能力高、产业市场化水平高且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珠三角企业偏好劳动力成本高的城市,京津冀城市偏好劳动力成本高且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成渝地区企业偏好产业市场化水平高且创新能力弱的后发城市,长江中游城市偏好劳动力成本高的后发城市。     

中国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时空差异演变分析

基于2003—2015年全国31个省会城市、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综合指数评价模型和泰尔指数方法,分析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的区域差异特征和时空演变规律,研究发现：第一,我国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呈现由“东高西低”的梯度分布特征,高水平类型主要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地区,而较高水平逐渐由东部向中、西部扩展。第二,2003—2015年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区域差异表现为先变化不大后迅速收敛的变动过程,其中休闲消费环境差异较大而收敛明显,休闲消费潜力差异较小,交通通讯支出和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区域差异明显。第三,从三大区域的内部差异看,东部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差异最大,但收敛趋势明显;中部差距最小,经历了“U型”的发展过程;西部差异居中,呈现“倒U型”的发展历程。第四,郑州、长沙和武汉等作为 “中原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休闲产业发展迅速,居民休闲消费能力快速提高,将逐步进入较高水平和高水平类型城市行列。     

长三角城市群旅游效率空间格局演变及俱乐部趋同研究

在对2010—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旅游效率进行测算的基础上,综合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空间马尔科夫链和变系数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探索其时空演化趋势及机理。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旅游效率整体水平较高,区域差异显著,东部和南部城市旅游效率明显高于西部和北部城市。(2)各项旅游效率水平转移在空间因素作用下往往受到周边城市旅游效率的影响。考虑空间作用后,各项旅游效率维持原有稳定格局概率均明显增加,“俱乐部趋同”现象更为显著。(3)旅游效率时空演变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俱乐部趋同效应,长三角城市群旅游发展效率表现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现象。(4)对外开放水平、交通水平、产业结构、政府宏观调控是各市旅游效率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城市应制定不同的旅游发展措施,推动旅游产业进步和技术革新,促进旅游效率的高效发展。     

基于要素流的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布局

以长三角城市群30个地级市市区为研究单元,从要素流动的动态视角,建立要素流的数理模型,借助于ArcGIS软件,对长三角城市群内城市的经济流、交通流和信息流的强度和方向进行定量分析和评价,运用赋值法对3种要素流总量进行评分,并进行空间层级划分。得出核心区（包括上海、江苏沿江八市、环杭州湾地区等地市）和辐射影响区（位于长三角两翼的地市）。基于城市间的空间联系特征和城市群的空间层级结构,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发展布局提出进一步引导和规划,即上海为核心,苏州、南京、杭州、合肥和徐州为区域性中心城市,构成以沪宁合、沪杭、沪徐和沪温为4个发展轴的反“K”字型的空间形态,依据城市区位和要素联系特征,将城市群进一步划分为6个城市组团,形成以中心城市为增长节点、以发展轴为联结线、以城市组团为发展域的“点―线―面”有序发展的空间互动格局。     

长三角地区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极化过程及其演变格局研究

在中国人口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下,人口非对称流动引致的城市间集聚差异不断循环累积而产生空间极化现象,研究极化形成的格局及其空间效应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以长三角地区的41个城市为研究案例,构建人口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测度2000—2019年人口集聚指数的基础上,运用极化指数和变异系数等,探究长三角人口城镇化空间极化的演变过程、空间特征及其正负效应。研究发现：① 2000年以来长三角地区人口城镇化的时空分异逐年上升,空间极化度提高近40%,城市发展的非均衡性不断增强;空间极化表现出随尺度放大而递增的趋势,呈现出长三角地区整体大于长三角城市群的极化特征,形成“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的“多中心”空间极化格局,核心区已演变为空间正极化区域。② 随着人口集聚程度的变化,不同维度的空间极化时空分异不断扩大,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长三角沿江轴线上,由此向安徽、江苏北部、浙江南部等区域递减,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形成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潜力的空间极化态势。③ 研究期内绝大多数城市的极化水平发生了的跃迁,正—正型和负—负型城市的增多加剧了区域的空间极化效应,呈现出“哑铃型”分布特征。④ 在人口城镇化中,人口结构是长三角地区空间极化的主要驱动力,未来不断提升人口素质,并调控正—正型和负—负型城市分别向正—负型和负—正型城市转型将有助于推动长三角地区人口城镇化高质量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