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区位:一个基于企业集聚的理论框架和实证分析

本文整合了传统区位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有关边境区位的研究,构建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边境区企业集聚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一个包括要素成本、空间联系成本、交易成本、市场拓展、优惠政策等影响因素的集聚机理分析模型,运用该理论框架对美-墨边境区企业集聚进行了解释。     

城中村制造业空间集聚研究——以广州康乐村服装生产企业为例

城中村作为城市内部的异质空间已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但对其内部流动人口创建的各种经济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的系统研究仍然少见报导。选取广州市康乐村为案例地区,通过半结构式问卷调查与访谈、土地利用类型与多层建筑物垂直空间利用状况的系统调研,深入探讨城中村内流动人口创建的制造企业集聚的基本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制造企业在康乐村的集聚是关系邻近与地理邻近循环因果关系引导下的主动集聚。企业具有"临时性"、"内生性"、"地域的多元性"及"非正规性";产业构成以成衣制作为主体,企业规模偏小,生产联系松散,技术需求极其低下;在空间分布上则表现为同行业企业相对集中分布,产业空间与居住空间相互依附,垂直空间混合利用以及企业分布受村内道路系统影响显著等。     

广州会展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

会展业是现代服务业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主要中心城市特定区域的集聚态势十分明显。以广州市会展企业名录为数据基础,借助GIS技术,运用空间点格局分析及问卷调查等方法,探讨了1991-2001 年间广州市会展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广州会展企业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并呈现由“单中心集聚”到“多中心集聚”的演变;② 集聚与扩散并存,会展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并没有因为空间范围的扩展而降低,而是在扩散中集聚-在向城市新区扩散的同时,老区的集聚在不断加强;③ 会展企业集聚区可分为展馆依托型和CBD依托型两种主要集聚类型,各集聚区的规模和强度具有明显差异;④ 影响会展企业集聚的因素包括会展服务设施、整体商务环境、外部经济性、政府行为和人力资源5 个方面。从包含的具体因素来看,大型展馆和交通条件对会展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获得高素质的劳动力、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以及地价和房租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     

印度软件业的空间集聚与扩散分析

近年来,印度凭借软件产业的迅猛发展,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软件生产和输出大国。印度软件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地理集聚与扩散现象。借助国内外关于集聚与扩散理论的研究框架,利用印度官方统计数据,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印度软件产业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分析了各阶段软件产业的企业内部的集聚特征。把影响印度软件业集聚与扩散的影响因子概括为智力资源,区域环境,供应链环境,政策扶持以及印度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研究近年来印度软件产业的集聚与从工业中心发生扩散的现象及原因,有利于对我国软件业的发展和集聚地的建设提供启示和借鉴     

北京城市办公空间的行业分布及集聚特征

以北京城区6 个行政区内的594 个抽样写字楼内公司数量、规模和行业隶属为研究样本和数据,运用缓冲区分析和Ripley's K(d) 函数等空间分析方法,探讨在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 逐渐替代制造业的办公活动行业分布与空间集聚特征。即：① 从总体来看,北京城市各行业办公活动区位选择具有明显的向心性,其就业密度与公司密度表现在以天安门为中心,以5 km、10 km、15 km为半径的缓冲区圈层结构中由内向外逐渐递减的特点;② 各行业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城市高端功能区就业吸纳能力强的特点,其分布大体呈现 3 种集聚模式,即“大分散、小集聚”模式,“大分散、大集聚”模式和“小分散、大集聚” 模式;③ 各行业空间集聚趋势类似,均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结构特征,但其空间尺度存在差异,其中,社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办公区位可选范围最大,金融业集聚于特定区域,区位可选范围偏小,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交通区位指向显著。     

从创意企业集聚到创意空间:理论架构与核心概念

创意产业发展既重构了大都市产业空间与文化社会空间,又促成大都市功能提升与结构优化。内城新经济研究认为大都市创意产业发展,既孕育了创意空间,又对其有高度依赖,但是对于创意空间的内涵与认知却众说纷纭。梳理国内外研究发现:(1)创意空间形成的基本路径是创意企业集聚;(2)创意空间在本质上是创意阶层与创意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形成的具有地方性和创新性文化特质的场所;(3)创意空间在现实社会中常见典型代表是创意产业园、创意产业集聚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大学城。     

辽宁省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集聚格局与效应分析

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的空间集聚对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产业集聚测度指标、改进引力模型及投入产出分析,对辽宁省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的空间集聚格局及其空间经济效应进行评价,并与全国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辽宁省制造业以资源及资本密集型行业专业化优势最明显,但1995—2016年间在全国内的比较优势整体上有所减弱;制造业的关联行业个数小于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平均值,辽宁省制造业关联行业拓展空间较大;沈阳、大连与鞍山是全省制造业空间分布以及制造业产业链空间联系的中心城市,但多数制造业行业与其关联行业的共同集聚特征并不明显;经济效应方面,2002—2012年间辽宁省的制造业对全国国民经济的推动效应有所减弱,制造业产业链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有较大提升空间。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出口产品复杂度与企业集聚:风险环境下的企业空间重构

当前时代,中国的出口企业面临出口市场维度和产品维度的两大风险。前者体现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产组织和出口决策的影响,后者体现为高技术品出口对企业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的高要求,其可被纳入GPN 2.0框架中的“监管风险”和“产品风险”两个维度进行分析。本文指出,面对上述风险,企业会寻求集聚分布,以受益于信息溢出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从而实施相应的企业策略以抵御风险。本文基于2008—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获取企业位置信息,测度企业集聚水平,同时基于非关税壁垒和产品复杂度数据测度企业所面临的监管风险和产品风险。实证结果表明,当企业的出口市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复杂度越高,企业在本地越集聚,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上述假设。本文尝试融合GPN 2.0和经典的集聚理论,对于风险环境下企业空间重构的模式和机制进行定量测度,并给予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机制更为动态且微观的解释,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的集聚与扩散

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北京中关村新技术集聚区域的企业衍生，集聚与扩散因素，以及企业的异地发展和地区内的商业区化趋势进行了讨论。结论指出，中关村新技术集聚体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措施，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必须进行及时的有效支持和引导，使之获得健康的持续发展。     

基于企业点数据的在京日企空间集聚模式

基于驻京日企微观空间数据,根据企业母公司所属行业类型,对比探析不同行业企业的空间集聚/分散态势及其演化趋势,利用DO指数法,科学测定在京日企空间集聚范围。研究发现：（1）在“纯距离”条件下,原材料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尺度为35-60km,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尺度为20-28km,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尺度为10-18km,而生活服务业空间分布则较为随机;在考虑企业规模条件下,各个行业集聚尺度则大相径庭,集聚（分散）指数显著升高;（2）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斥现象,对于制造业而言互斥状态并不显著,但对于服务业而言在空间上与制造业存在明显的互斥现象,且互斥尺度发生在22-28km上;（3）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材料密集型制造业在空间上的分布模式基本趋于稳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新-老企业在空间上愈发集聚,共聚尺度发生在18—30km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服务业的新-老企业分布模式基本相似,新入驻企业依托于前期入驻企业,接触扩散、就近分布,在空间上趋于共栖。     

江苏省研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江苏省县区为研究单元,综合运用标准差椭圆、Ripley’s K函数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究2005、2011和2017年江苏省研发企业的空间分异特征,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考察江苏省研发企业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如下：研发企业空间分布呈现出稳定的西北-东南分布格局,且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聚集规模和强度先增强后减弱;研发企业冷热点呈块状分布,存在明显的“俱乐部趋同”现象;研发企业和开发区、高等学校空间匹配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开发区建设、邻近高等院校以及集聚经济等因素对江苏省研发企业空间布局影响显著。     

安徽省公路网络可达性空间格局及其演化

以1996、2004、2010 年为时间断面, 加权平均旅行时间为指标, 探讨安徽省公路网络中节点城镇可达性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规律。结果表明:1996-2010 年, 安徽省公路网络可达性总体空间格局变动不大, 其值大体以合肥地区为中心向外围呈不规则环状递增, 且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交通干道指向性。公路网络完善极大地提高了区域内节点城镇可达性, 其中第一阶段(1996-2004 年)可达性值提升较第二阶段(2004-2010 年)更为显著;可达性变化幅度与初值有关, 第一阶段可达性值变化率空间格局由“徐合高速-合芜宣高速”沿线地区和沿江地区组成的“T型”区域向周围递减, 第二阶段呈现出沿新建高速公路地区向四周递减的多极空间格局;不同地区可达性受益迥异, 江南地区可达性受益最为显著, 其次是淮北、江淮地区;随着路网的不断完善, 可达性水平由中心向外围呈圈层式优化, 可达性等值线趋于均匀、平滑, 中心城市可达性差异逐渐缩小, 可达性分布趋于均衡。     

安徽省旅游政策变迁及其空间 n.响应研究

借助于经济学供给需求分析视角,构建旅游政策变迁及其空间响应的理论框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路径依赖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探寻旅游政策变迁的路径和动因,揭示旅游政策变迁和旅游空间结构发展演化的内在联系。并以安徽省为例,根据改革开放之后安徽省旅游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将旅游政策变迁划分为形成期、密集期和协调融合期3个时期,其空间响应状态分别为点状格局、单一板块格局和多板块空间格局。分析得出,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旅游发展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旅游政策在不同时期通过其作用机制引导、激励利益主体投资建设旅游节点、交通设施等行为,推动旅游空间格局由点状格局向板块格局发展演化,旅游政策的空间响应强度取决于政府对信息的掌握程度和政策对利益主体的激励程度。     

基于创新企业的中国城市网络联系特征

多部门创新企业的跨城布局能够增进城市间的知识流动与创新联系,大量创新企业部门关联构成的城市网络是理解国家创新格局的重要认知基础.本文运用1778家国家级创新企业部门关联数据和“总部-分支机构”方法建立中国城市间有向关系矩阵,借助社会网络分析、GIS技术及空间交互模型方法,对创新企业建构的中国城市网络联系特征进行分析.结...     

乡镇尺度上的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了乡镇尺度上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并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定量探讨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山东省人口老龄化发展迅猛,但乡镇街道之间在老龄化水平、老年人口密度和增长速度等方面均存在非常显著的地域差异。② 按照不同的分析维度,山东省乡镇街道涵盖了丰富的人口老龄化地域类型,其中的2个类型形成了典型的空间分异格局。一类主要聚集在县级以上城市及其周边地域,总体上具有老年人口低占比、高密度、高绝对增长、低相对增长的特点;另一类是主要分布在胶东地区、黄河三角洲地区、沂蒙地区和鲁西地区等4个区域的一般乡镇,大体表现为高占比、低密度、低绝对增长、高相对增长特征。③ 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老龄化动态演变过程的不确定性更强、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基期老龄化基础对其影响效应不显著,经济增长速度有显著负向影响,但经济发展水平对老龄化静态格局的影响却不显著,使得乡镇尺度上老龄化空间格局的演变机制呈现出特殊性。     

安徽省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的空间错位研究

在构建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多指标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SPSS 19.0主成分分析法对安徽省16个地市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进行综合评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空间错位指数模型计算出各地市的空间错位指数,对安徽16个地市空间错位状况进行定量分析。安徽16个地市旅游经济与旅游资源的空间错位可分为4种类型,即低度正向偏离型城市、低度反向偏离型城市、高度正向偏离型城市和高度反向偏离型城市。安徽省整体上以旅游经济反向偏离旅游资源为主,且偏离程度多为轻度。     

安徽省大雾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发生的气象条件

利用1961～2009年近50 a来安徽省80个台站大雾观测资料,分析安徽省大雾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发生的气象条件。结果表明:多雾区主要位于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雾日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和月际分布,秋、冬季雾的范围较大,春、夏季雾的范围较小,其中冬季最大,夏季最小;大部分地区主要为冬季峰值型雾,雾日集中在10月至次年l月;雾大多数开始于23时至次日8时,结束于5～12时(8时为生成、消散最高峰),持续时间多在0～3h,以1 h以内居多。近50 a安徽省雾日总体上先增后减,但各地变化特征存在差异;潮湿空气、微弱风速和适宜气温利于大雾形成。     

杭州市房地产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区位选择

房地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行业,从微观视角解析房地产企业空间格局与区位选择因素对指导中国城市房地产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论文基于杭州市房地产业工商企业登记数据,采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K函数、最近邻层次聚类等空间点模式方法以及地理探测器模型,系统分析了杭州市房地产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     

山西省国家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与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方法,使用旅游政务网、地理空间数据云、政府报告和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对2001—2017年间影响山西省国家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包含社会政治因素（相关政策、常驻人口、交通状况）、经济产业因素（三产占比、旅游收入、生产总值）和自然环境因素（海拔高度、河流水系、平均气温）。结果表明：① 社会政治因素和经济产业因素变化较大,属于动态影响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变化较小,属于静态影响因素;② 相关政策、常住人口、交通状况、旅游收入、生产总值5个三级动态影响因素的影响能力值从2001—2017年间不断加强,而三产占比三级动态影响因素呈现波动下降,海拔高度、河流水系、平均气温3个三级静态影响因素的影响能力值变化较平稳;③ 从演化过程来看,2001—2017年间社会政治因素影响能力值逐年增加,是影响程度最高的二级影响因素,经济产业因素发展为影响程度第二的二级影响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发展为影响程度最小的二级影响因素。结果可为合理评价和指导区域旅游业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促进旅游业发展,为旅游景区空间结构优化和旅游产业升级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