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空间正义的主体博弈与协商——广州石屋新村案例

以广州石屋新村为案例地,通过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以及收集文本材料等方式获取素材,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分析,探讨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空间正义主体博弈与协商的维度与过程。研究发现：① 乡村空间正义主体博弈与协商的内容主要包括分配正义、居住正义、边界正义和信仰正义4个维度,贯穿4个维度的核心和焦点是权力正义。② 4个维度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前2个维度呼应了马克思空间正义思想的部分观点,后2个维度是中国语境下的理论创新。③ 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杂糅了政府、企业、村民各自的诉求,导致不同主体展演了多元复杂动态的空间正义博弈与协商过程。     

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测度及其实现路径——洱海西岸原住民感知研究

运用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与弗雷泽社会正义尺度理论,借助结构方程模型的因子分析方法,基于原住民这一旅游供役地权利人（弱势群体）的主位感知视角,构建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测度模型。以洱海西岸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及访谈法,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测度模型可由承认正义、分配正义及参与正义维度3个维度共13个测量指标进行表征;2）村民对洱海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处于中立范畴;3）破解湖滨旅游地空间不正义症结,关键在于对湖泊及其湖滨区旅游供役地权益的制度性“确认”,并通过建立向旅游经营者开征“旅游供役补偿费”制度,并经由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在旅游供役地权利人、需役地权利人与旅游者等利益主体之间建立起共建共享共治命运共同体,才能真正实现湖滨旅游地的空间正义。     

乡村旅游开发对地方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以福建省永定县洪坑村为例

地方性概念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逐步受到学者们广泛关注。地方性是乡村旅游开发的根本吸引力,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乡村作为被消费的场所,地方性日益淡化。因此对乡村旅游过程中地方性的关注十分必要。本文基于地方居民角度,以福建省永定县洪坑村为案例,对其地方性进行解读并分析影响因素与机制,弥补了国内目前多从游客视角对旅游地地方性的研究。研究表明:物质形态、内在文化和活态环境共同构成乡村旅游中地方性的表现形式;经济、制度、文化三个因素通过利益、博弈和内涵驱动共同对地方性产生作用;地方居民具有主体与客体的双重身份。最后,从加强村民社区参与、改革政府管理模式与旅游规划等方面对洪坑村旅游开发提出对策与建议。     

国外环境绅士化研究进展与启示

绅士化是近十年人文地理学和城乡规划学持续关注的热门话题。在传统绅士化的基础上，学者们陆续提出了新建绅士化、教育绅士化、乡村绅士化、旅游绅士化以及环境绅士化等概念。其中，环境绅士化在近年尤受关注。本文首先对国外环境绅士化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对环境绅士化的概念、产生背景与影响进行介绍，认为环境绅士化是由环境美化或环境清理等环境改善实践所推动的地方物理空间品质提升、社会经济文化升级、弱势群体或低收入阶层直接或间接失所的过程。然后，分别从传统绅士化、环境不正义以及可持续发展内在矛盾视角对环境绅士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并特别基于环境不正义视角，对国外环境绅士化现有应对策略进行总结。最后对现有国外环境绅士化的研究进行总结与评述，并呼吁我国学术界和实践界关注由于快速生态环境治理和绿化美化所引发的环境绅士化现象。     

社会网络重构视角下旅游驱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探讨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关系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让村民有序参与治理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乡村旅游可以打破乡村封闭性,重构乡村社会,而村民的观念和行为受到其社会网络的深刻塑造,因此,社会网络重构视角下旅游如何驱动村民参与治理值得深入研究。论文基于社会嵌入理论,通过两个递进的研究探讨“发展乡村旅游—重构乡村社会网络—促进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是否成立,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发展旅游能够提升乡村亲缘—地缘—业缘网络的规模、异质性及村民的网络位置,增强网络中村民的交流频率、信任强度,促进信息共享,从结构和关系两个维度重构乡村社会网络,进而,社会网络从信息获取、集体监督、榜样引导、共同体意识4个渠道影响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2)参与旅游经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受业缘网络和地缘网络的促进效应较强,未参与旅游经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受地缘网络和亲缘网络的影响较强;(3)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活动的类型呈现出“文化建设参与>环境保护参与>政治建设参与>经济建设参与>社会服务参与”的特点。     

国外旅游治理研究进展综述

随着旅游业从规划开发阶段到经营管理阶段的转变,治理作为政治与公共政策领域中一个重要概念,被引入到旅游研究之中,并成为当今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文章在对国外旅游治理研究演变分析的基础上,就其研究理论、主要模式、研究议题、评价标准构建、绩效评价等5方面内容进行综述。研究发现,在研究进程上,其从小部分研究者的自发关注转变为当前旅游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在研究理论上,从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到网络理论的转变;在研究议题上,涵盖旅游开发与规划治理、旅游营销治理、旅游资源与环境治理、旅游目的地治理、可持续旅游治理、旅游治理中的权力结构、旅游全球治理、旅游治理难点等内容;在比较研究上,应深入挖掘中国特殊社会经济文化情境下的旅游治理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丰富现有的旅游治理研究。     

基于核心力量导向差异的乡村旅游制度比较研究——对贵州“天龙屯堡”、“郎德苗寨”与“西江苗寨”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贵州3个典型乡村旅游地——平坝县天龙屯堡、雷山县郎德苗寨和西江苗寨旅游业的发展进行观察和研究,认为乡村旅游制度主要包括与旅游资源相联系以经营权为核心的产权制度、乡村旅游主要经营组织的运行体制、政府的政策倾斜及具体管理制度3个方面内容。以此为依据,对3个乡村旅游地从制度安排视角进行了横向比较:以社区居民、企业、政府为核心力量导向的乡村旅游地在制度安排上呈现巨大差异,实质上反映出各相关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和利益博弈。不同的制度安排建立在乡村景区具体现实的资源条件和经济社会条件之上,乡村旅游制度一旦被建构,又对乡村旅游发展走向产生深层次影响。     

旅游社会—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以西安市上王村为例

乡村旅游人地关系研究迫切需要新的视角。将乡村视作以旅游发展为基础的局域社会—生态系统,认为其本质是将乡村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旅游发展联接起来,构建一种"全景式"审视村域人地关系的分析框架。借鉴社会—生态系统的相关理论,以陕西秦岭北麓上王村为例,构建乡村旅游社会—生态系统模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数据,以游客分类为基础,辨识了乡村旅游社会—生态系统获得稳态的关键变量,分析系统内部运行的动力机制。主要结论:1划分出生态旅游者和大众旅游者,通过识别不同游客的旅游偏好,结合生态系统商品与服务的质量,以及资本变量,构建旅游社会—生态系统的四维模型,理清指标的关键变量。2通过模型计算,得到维持系统稳态的阈值(退化系数)ω在0.2587~0.3605之间,各子系统的关键变量包括与生态旅游者相关的"娱乐方式"、"景区内部道路完善性"、"景区旅游接待设施的完善"和"人类是世界的主宰",与大众旅游者相关的"便宜的住宿"、"人类需要和环境和谐共处"和"景区旅游接待设施的完善",与环境相关的"发展旅游的条件",与资本相关的"景区基础设施的退化程度"。3景区管理者在政策制定方面,应根据游客行为的特征和反馈,做出调整和改变,以应对和减缓当地社会—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     

南京市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感知及旅游行为研究

运用问卷调查法和基于SPSS软件的统计分析法,以南京市为例,从城市居民感知视角考察乡村旅游的发展情况。从旅游偏好、旅游频率和空间分布等方面探讨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行为特征,并进一步分析了乡村旅游的知晓度、居民对各乡村旅游点开发水平的感知与其空间分布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总体印象与旅游频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南京市乡村旅游发展的有关对策与建议。     

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以南京市后圩村为例

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驱动力,探究其重构乡村空间的内在机制有利于完善乡村振兴的科学体系。本文以南京市后圩村为例,从“物质-关系-文化”三维视角剖析了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并结合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互动作用逻辑分析其重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后圩村物质空间重构以土地利用集中化和空间功能复合化为主要特征;关系空间重构呈现出空间主体多元化,关系网络复杂化,组织形式集中化,权属关系明晰化等特征;文化空间重构表现出空间内涵多样化和乡风文明规范化等特征。(2)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相互作用构成了驱动后圩村空间重构的核心动力,促进乡村“物质-关系-文化”空间的协同演进,共同推动乡村空间重构。乡村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多元力量作用程度和方式存在显著差异。乡村旅游起步发展阶段社会力量主导空间重构,乡村旅游快速发展阶段多元力量合作博弈推动空间价值提升,乡村旅游转型升级阶段多元力量协同共治落实空间有序重构。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内在机制可为优化乡村振兴政策提供参考。     

洱海环境演变与大理城市发展的关系研究

针对洱海特殊的生态环境和对大理城市发展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2002年通过实地环境调查和系列历史及动态资料分析进行了洱海和大理城市之问人地关系的互动研究。概括出大理城市发展的5个阶段，结果表明人类生存场所发展的总趋势是从高处往低处下移，从山前台地向下迁往山缘冲积洪积扇平原，直至湖滨平原地带。并着重分析了变迁的原因和人类活动的影响状况，从而使人们在开发利用洱海的同时，促进人类活动和城市发展建设相得益彰，并建议选择旅游和供水为主的和谐可持续发展道路，强化政府的宏观管理，增大科技投入。     

廊道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与空间格局特征——以大别山国家风景道为例

以大别山国家风景道为例,借鉴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农户生计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廊道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大别山旅游廊道内自然资本等有形生计资本权重较高,社会资本等无形生计资本权重较低.②农户生计资本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特征,各乡镇以及乡镇内各村的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也存...     

“阿者科计划”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分析——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

农户生计状况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文章以阿者科村为案例地,通过笔者亲身驻村经历和入户调查获取数据,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详细分析了“阿者科计划”这种结构与制度因素的转变对当地农户生计的影响,并探讨了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发展使农户参与其中,成为村集体公司员工或自主开展旅游经营,旅游与传统的生计方式共同构成了了农户多样化的生计组合;2）农户生计策略出现转型和分化,形成了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和半工半农型5种类型农户;3）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水平和各生计资本组合形式存在差异,其中生计资本总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半工半农型;4）“阿者科计划”形成了在政府和高校支持下,农户内生动力充分发展的长效机制,旅游成为农户传统生计的重要补充,提升了其生计资本。     

自然保护地社区居民感知冲突的空间响应及形成机制——以西昌邛海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以西昌邛海国家湿地公园为例,采用半结构访谈与参与式制图相结合的方法对当地居民进行调查。通过质性+空间的混合分析方法探讨了居民感知冲突的类型、空间响应分布及其形成机制,旨在为自然保护地的冲突管理提供参考,实现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结果显示：① 社区居民感知有7种冲突类型,分别为生计保障不足、活动空间压缩、政策措施缺位、情感支持弱化、日常生活不便、环境质量降低和生产经营矛盾,前5种冲突总占比达76.4%,构成了当地的主要冲突;② 冲突的空间响应是居民对冲突关注度和不满意程度的共同反映,总体上呈现出高值区相对独立、低值区连片分布的空间格局,响应水平较高的区域,具有较高的冲突显示度和管理优先等级;③ 冲突的空间响应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现象,其中旅游开发程度和生计策略的影响较大,交通出行管理、居住区类型、土地利用类型和房屋修建管理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总体反映了邛海生态建设、旅游开发、政策与制度安排、社会经济等基本情况,分别为冲突响应提供了原始动力、外部推动力、结构性动力和社会性动力。     

领域化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

乡村地区的旅游发展带来乡村社会空间的快速变迁与重构。对此,现有研究主要侧重空间生产过程的分析,而空间生产与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尚未充分理论化。论文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借助领域化理论,分析了多元主体的领域化行为所引发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总结了其中交织的权力—空间关系及社会空间变迁机制。结果发现：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是一个持续的领域化过程,是由“领域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的领域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引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管控权力还是自下而上的抵制权力,只有通过领域建构实现空间化才能实现真正的控制,权力关系正是在空间化中实现了生产与再生产。基于此,论文对旅游地社会空间变迁中的“权力—空间关系”进行了初步理论化,并讨论了领域化分析对于旅游社区产权制度实践、旅游地空间治理等问题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旅游环境道德对生态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以云南抚仙湖为例

生态旅游是21世纪旅游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其本质是一种＂绿色旅游＂,是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统一的旅游.生态旅游强调人与环境的公平与和谐,这要求人们在旅游活动中对旅游资源及行为要用环境道德的标准来自发约束.为了使旅游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还需要在生态旅游规划、开发、保护和管理等方面贯彻科学的环境道德控制的理念和方法.对云南抚仙湖生态旅游中环境道德状况的调查分析表明：要依靠道德准则和信念及社会舆论的作用,运用环境道德的规范和原则自发地调节旅游行为.同时运用必要的政策、教育手段来提高人们的环境道德水平将有利于推动生态旅游深入而持久地发展.     

边境旅游地乡村转型及可持续发展路径——云南打洛口岸地区的民族志研究

边境地区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功能区,旅游业在其乡村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基于民族志研究方法,分析近30年来云南打洛口岸地区的乡村重构过程,厘清旅游驱动下的边境乡村转型机制,进而识别边境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发现：① 旅游发展驱动下,商品农业兴起,引发以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为核心的乡村发展要素的重大变化——土地增值、资本积累、劳动力发展;② 传统自给农业随之衰落,形成以商品农业为主、旅游等非农产业为辅的产业结构,当地社区相应形成以商品农业生计为主、非农生计为辅的多元生计结构,经济收入大幅增长;③ 随着边民生计的变迁和生活的现代化,传统民族界限逐渐模糊,多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国家吸纳边民为边境治理主体以应对区域内非传统安全问题;④ 在空间层面,耕地逐渐“非粮化”,生态空间缩减,集镇建设向口岸聚集;⑤ 随着“人-地-业”的结构性变化,打洛口岸地区朝多功能乡村发展转型,边境乡村的地缘安全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凸显。最后,提出边境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期为边境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提供参考。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round the Water Source of Xiqin Water Works in Fujian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overall effect and social recognition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water source areas. Public participation make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easures more targeted and effective, contributes to protecting the basic environmental rights of the public, and makes it easier to meet the livelihood needs of rural peopl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water source areas is characterized by complex behavior and is dependent on public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mongst other factors, it is subject to the combined influences of both internal (psychological cognition)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onditions. This paper buil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n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uses it to analyze a case in the rural area surrounding the Xiqin Water Works in Fujian Province. In the case study, the public shows high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but low actual rates of particip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willingness of villagers to pay for the control of pollution from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varies greatly from village to village, and there are also noticeabl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use of public collection points for rural household waste. We found that gender, understanding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lay a key role in influencing the willingness of farmers to pay for the control of pollution from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Individual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acility conditions, and environmental service quality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use of public collection points for rural household waste.     

东部旅游特色山区乡村发展分化及其驱动力——以浙江省平阳县为例

乡村旅游被认为是山区乡村振兴的有效模式,但即使在旅游山区,仍存在大量传统农村。论文以浙江省平阳县为例,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GIS与遥感技术相结合,选取典型旅游村水口村和农业村法洪村,从农户生计变迁、乡村土地利用转型、宅基地功能演变3个方面分析旅游特色山区乡村发展及其分化。结果表明:① 生存型生计阶段(1949—1977年),法洪村和水口村高度依赖农业;组合型生计阶段(1978—2013年),两村由单一农业生计向农业和外出务工组合转变;发展型生计阶段(2014—2018年),法洪村以外出务工为主,水口村以旅游经营和外出经商并重。② 1978年前,两村地类变更主要是林地转为耕地;1978—2014年,主要是林地转为建设用地;2014年后,法洪村耕地转为林地、住宅用地,水口村林地、耕地转为旅游相关用地。③ 1978年前,两村宅基地均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1978—2014年,两村宅基地的农业生产功能开始衰退;2014年后,法洪村以生活居住功能为主,水口村以旅游接待功能为主。④ 两村发展分化是自然环境、人文景观、能人带动、市场变化等综合影响的结果。研究认为,即使是在旅游特色山区,也只有自然和人文景观独特、有能人带动、顺应市场变化的乡村,才能较好地发展乡村旅游,大部分资源禀赋一般的乡村仍将以传统农业为主,因此,山区乡村振兴要顺势而为、择优助推。     

全球地方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地治理模式转变与发展要素互动——以四川省成都崇州市竹艺村为例

全球地方化背景下如何通过旅游治理发挥要素优势成为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以四川省竹艺村为例,从发展要素视角探析从LOT（Lease-Operation Tourism）模式到LOT-CBT（Community-Based Tourism）融合模式转变中乡村旅游发展要素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旅游治理模式决定了发展要素的互动关系,要素的互动关系亦推进了旅游治理模式的转变,两者之间呈现循环往复的作用路径;② 不同主体对发展要素的利用与整合能力存在差异导致其从旅游业中获益程度不同;③ 不同旅游治理模式融合下竹艺村形成了竹艺村-乡村企业-农户家庭层层嵌套的3层旅游发展层级;④ 社工的进驻推进了模式融合和发展要素的层级间流动,实现了2种模式优势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