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农民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安徽典型县域为例

城镇化本质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关键是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首先,本文从理论上构建出农民城镇化意愿的二元logistic模型;其次,选取我国中部地区安徽皖南芜湖县、皖北临泉县作为典型案例地进行实证对比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意愿相对较强烈(75. 01%);②个体特征因素、家庭因素及社会因素均对安徽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具有十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学龄儿童、政府就业政策及教育政策等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正向效应;务工年限、城里社会关系等也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但显著性程度相对不高;而农民年龄、户籍社保制度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③最后,从增加城镇就业岗位、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深化改革社保制度及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农民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河西走廊中部山丹县农地规模经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农地规模经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利用河西走廊216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构建了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的土地规模经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36.57%的农户有土地规模经营意愿,31.48%的农户希望缩小规模,25.93%的农户保持不变;农业经营者妇女化和老龄化、较高的非农收入比例弱化了规模经营意愿;优惠政策有助于推进规模经营;较高的机械化水平和科技水平是技术基础。     

县域城镇化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以浙江省为例

利用浙江省2001-2013年县域城镇化率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定量揭示了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时空差异和演变,即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时空格局具有显著全局和局域空间自相关性,其中,城镇化热点区域主要以环杭州城市带为主。基于空间面板计量分析技术,对浙江省县域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回归结果显示：浙江省县域城镇化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即临县城镇化建设将会正向促进本县城镇化进程;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比重和外贸依存度均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城乡差距则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未来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农户耕地保护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以福建厦门、福州、南平为例,通过对627户农户的问卷调查,全面比较分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家庭特征是影响各地区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基础与普遍性因素;(2)经济价值认知是影响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核心因素;(3)用途转换收益是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关键因素;(4)政策相关特征是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导向性因素。为提升农户耕地保护意愿、守住耕地资源红线,建议结合地方经济水平,制定出符合当地实际的耕地保护政策;尊重农户意愿,合理调整耕地保护政策执行方式;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推进耕地集中经营。     

黄淮海平原农区农户空心村整治意愿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开展空心村整治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破解土地供需矛盾,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空心村整治必须以农户的广泛参与为基础,农户意愿是决定空心村整治成败的根本因素。以山东省禹城市为案例区,基于高分辨率航空影像和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定量分析了空心村整治的农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抽样调查显示:27.1%农户无条件赞成空心村整治,59.9%农户表示依政府补偿而定,7.1%农户不赞成,5.9%持无所谓态度。农户空心村整治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农户意愿选择与户主的年龄、家庭子女情况、家庭收入构成、房屋建设年限、房屋建设面积、居住区位、承包耕地面积及村庄空废宅基地比例显著相关。农户的家庭特征是农户意愿选择考虑最多的因素;除农户户主年龄之外,户主自身的其他特征对意愿选择影响不显著;空心化程度越严重的村庄,农户赞成整治的可能性越大,而其他村庄环境因素影响不显著。传统农区空心村整治,应建立区域土地统筹配置机制,显化传统农区农村土地价值,减轻空心村整治给农户带来的经济负担;完善农户家庭利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保护农户合法利益,消除农户的后顾之忧;制定空心村整治中长期规划,充分尊重农户意愿,分片区有序推进空心村整治。     

阿拉善左旗沙区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是赋予荒漠化治理的新任务,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荒漠化治理重要手段。基于阿拉善左旗224户居民调查数据,采用支付卡式条件价值评估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沙区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86.61%居民具有生态补偿支付意愿,13.39%居民不具有生态补偿支付意愿;沙区居民生态补偿户均年支付意愿值为649.3元,占居民户均收入的0.76%。沙区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受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对生态补偿认知特征影响。因此,从加强生态补偿的政策宣传,鼓励多样化的就业方式,建立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支付方式以及构建差异化生态补偿征收标准方面来提高沙区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以期为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以及完善生态补偿政策提供参考。     

限制开发生态区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基于前期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主体功能细分方案,利用农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生态补偿的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结论包括：（1）农户对生态补偿政策的满意度较高,不同类型区农户对政策的满意度有明显差异。（2）农户对政策的认知不高,弱限制开发区农户对生态补偿政策的认知最高,中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农户的认知水平次之,强限制开发区农户的认知水平最低。（3）农户生态补偿的参与意愿较高,各类型区在空间上具有明显差异。（4）前期政策满意度、人均耕地面积、人均草地面积、羊只存栏量、户主年龄、农户家庭收入情况、非农收入比重等指标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先期政策满意度、农户家庭收入情况、非农收入比重等指标具有正向作用,其他指标具有负向作用。     

青藏高原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是青藏高原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其城镇居留意愿关乎青藏高原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测算青藏高原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根据来源地是否在青藏高原地域范围内,划分近程和远程流动人口,解析近程和远程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的分异特征,建立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及其近远程分异的影响因素。主要发现如下：① 青藏高原流动人口总体城镇居留意愿不高,仅有约32%的流动人口打算在城镇地区长期居留;除拉萨、西宁和海西等少数地区外,多数地区该比例仅约为10%。② 近程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明显高于远程流动人口,但近程流动人口在多数地区的居留意愿仍低于20%。③ 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城镇医疗保险、社会融合程度以及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④ 近程和远程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分异与流动原因、社会融合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密切相关。最后,针对青藏高原的特殊性,提出差异化的流动人口高质量城镇化政策建议。     

中国县域城镇化发展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

利用2000 和2010 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借助空间分析方法揭示近期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格局特征及其动态变化,结合多元回归模型探讨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进行中国城镇化发展类型区划分。结果表明：① 2000-2010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年均增加1.3 个百分点,32%的县域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超过1.5 个百分点;② 中国城镇化发展存在区域差异性和“低快高慢”的收敛性,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城镇化率年均分别增加1.4、0.5、1.4 和1.3 个百分点;③ 60%的中国县域城镇化发展集中在低城镇化率—高增长率、低城镇化率—中高增长率和低城镇化率—中增长率三种类型,且以中、西部地区分布最为密集;④ 中国县域城镇化格局基本未变,仍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增长极的城镇化发展较为突出,东部地区及内陆省会城市周边的城镇化水平也相对较高;⑤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征、人力资本状况、人口集聚能力、公共服务水平、地理区位特征对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具有显著而稳健的影响;⑥ 中国城镇化格局可分为具有明显区类一致性和区外异质性的5 大类、20 个区域。新时期的城镇化发展应凸显地域功能、提升承载能力、夯实产业基础、强调节约集约。     

无地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策略执行意愿的影响因素

基于解构计划行为理论(DTPB)构建农民关于无地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策略的心理认知影响执行意愿的理论模型,应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支配农民保障策略执行意愿的主观决策基础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感知价值与感知风险构成行为态度,进而正向影响农民执行意愿。(2)上级影响与同伴影响化为主观规范,进而正向影响农民执行意愿。(3)便利条件与自我效能塑造感知行为控制,进而正向影响农民执行意愿。(4)在影响农民执行意愿的9个因素中,行为态度与主观规范的效应位居前列,起决定性作用。     

安徽省区域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研究

在建立区域城市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以安徽省17个地级市为研究地域单元,对安徽省区域城市化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度,并通过聚类分析将其划分为4种梯度类型。同时,分析了安徽省城市化水平的地域差异特征、各类城市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及发展方向。     

人口流出地区城镇化路径机制再认识——以四川省县域单元为例

论文以四川省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人口流出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特征与机制。研究发现,不同于沿海地区,四川省县域城镇化以生活为主导,农民进城的目标以生活与教育为主,而非进城务工。进城人群的主体是劳动力大量流失后剩下的留守人群,进城生活的经济来源相当程度上依赖外出劳动力打工收入的返还。在产业支撑城镇化能力较弱的同时,形成了异地工业化带动本地城镇化的特殊模式。在特殊的人口进城机制影响下,人口流出地区往往呈现特殊的城镇化表现,如人口流出越多,城镇化速度越快,县城可以脱离制造业而繁荣发展,县域城镇人口增速远超过地级市等。基于新的认识,研究对城镇化机制相关认识进行了探讨,并就此类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长期趋势、潜在问题进行了展望。     

平原农区典型县域土地非农化对乡村系统的影响

科学揭示土地非农化与乡村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健康发展的必然需求.本文选取了平原农区典型县域山东省禹城市和桓台县作为研究区,通过分析不同发展阶段县域土地非农化与乡村系统演化特征,剖析了县域土地非农化对乡村系统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县域经济由低级向高级阶段演进,土地非农化的规模与比重呈现增长态势,乡村系统整体处于正向演化态势,禹城市和桓台县E指数分别由0.295和0.197增至0.798与0.700.土地非农化对乡村系统的影响是一个由弱变强的过程,土地非农化比重的增加会带来乡村一些要素的剧烈变化,其中,乡村经济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对土地非农化过程的敏感性较强.构建乡村人口转移与农地规模经营的保障机制,规范土地利用规划与管理,增强县域辐射能力,是平原农区土地非农化与乡村转型发展的调控重点.     

Urbanization of county in China: Spatial patter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 This paper uses the fifth and sixth census data and 2018 demographic statistics to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urbanization of county in China and...     

典型深度贫困县贫困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海伦市为例

深度贫困县是实施精准扶贫工作的重点区域,客观分析深度贫困县贫困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可以为制定扶贫策略提供科学依据。论文以黑龙江省海伦市为研究区,基于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探索以贫困村和贫困人口为核心的贫困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作为深度贫困县,海伦市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均具有不平衡性,贫困村和贫困人口格局既具有关联性,又具有差异性;② 海伦市贫困村集中分布在150~250 m地形过渡地带,呈现多核心带状式分布态势;③ 海伦市贫困人口分布格局是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地理及农业生产、农村基础设施及社会福利因素是直接影响贫困人口分布格局的关键因素。建议从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加快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提升农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社会保障水平、降低致贫返贫风险,优化居民点体系、推动乡村各类要素的空间重组、结构重塑、功能重调等方面加强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工作。     

2001-2010 年安徽省县域经济空间演化

选择安徽省2001-2010 年县域人均GDP为研究指标,综合运用G指数、经济重心、标准差椭圆以及灰色G(1, 1)模型对县域经济的空间演化进行分析预测,最后结合位序规模原理,对空间差异的机理进行分析.总体上安徽县域经济表现出微弱的空间集聚分布态势,呈现出“南北低中间高”、“西低东高”的空间分布格局.县域经济重心在117.57°~117.6°E,31.67°~31.76°N之间变动,有向东南方向移动的趋势.标准差椭圆总体上变化幅度不大,基本上以省会经济圈为核心,范围覆盖了皖江城市带大部分地区,县域经济的空间分布呈现出西北—东南格局,并且这种格局有向正北—正南方向转变的趋势.安徽县域经济满足位序规模原理,其发展状况呈低水平分散均衡型.资源禀赋与交通区位、中心城市发展状况、区域政策是导致安徽省县域经济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安徽省土壤有机碳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区域土壤碳储量和碳固定潜力及影响因素分析是全球变化中碳循环研究的重要前沿问题。本文采用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研究了安徽省不同类型土壤的有机碳密度和碳库,分析了影响土壤有机碳分布的自然和人为因素。结果表明,安徽土壤有机碳库为0.71Pg,表层土壤有机碳库为0.28Pg;土壤平均有机碳密度达117.54 t/hm²,碳密度的空间分布为:皖南山区>皖西大别山区>沿长江平原>江淮丘陵区>淮北平原区;气候和植被控制着表层土壤有机碳的省域分布,降水与土壤有机碳含量呈正相关。地形和母质影响土壤亚类间有机碳的差异;土壤总氮与土壤有机碳呈极显著相关,平原区土壤粘粒含量与表层土壤有机碳固定有较大关系。     

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安徽省为例

流动人口市民化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客观要求,系统探索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既是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前提,又能为城市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已成为当前地理学、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本研究基于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安徽省为案例地,在探讨安徽省人口流动的总体特征上,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解析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及影响因素,探究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1）安徽省流动人口以跨省流动为主,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明显,流向省外人口主要向长三角城市集聚,但流动人口规模已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距离是影响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2）安徽省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较高,有随着流入地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趋势;从新生代与初代流动人口来看,初代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定居,而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中等和较弱的城市定居,但整体差异不大。（3）从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来看,同住人数、流动原因、流动时长、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户口所在地的影响最大;从代际之间来看,性别、就业收入、净收入、就业身份等因素显著影响新生代流动人口,而家属随迁、流动地经济水平、年龄对初代流动人口的影响较为显著。     

中国县域住宅价格的空间差异特征与影响机制

以2014年中国2872个县级单元的住宅平均单价为基本数据,通过空间自相关和核密度函数分析中国住宅价格的差异格局、空间关联特征和分布形态,构建“住宅价格等级金字塔”;根据“需求+供给+市场”的三维理论视角建立包括5大住宅价格差异影响因素在内的价格模型,采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全国及其区域子市场的影响因素强度差异,并探索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中国区域住宅价格呈现以行政等级性为主、空间集聚性为辅的双重差异格局,其空间关联与集聚性显著;② 中国住宅价格呈现出房价越高,区域越少,所居住城镇人口越少的“金字塔式”等级分布特征。③ 租房户比例、流动人口规模、住房支付能力、住房市场活跃度、土地成本是中国住宅价格差异的5个核心影响因素,不同行政等级子市场的影响因素作用强度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