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能否突破“胡焕庸线”——兼论“胡焕庸线”的地理学内涵

“胡焕庸线”提出80年来,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全面推进,对胡焕庸线的研究急剧升温。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客观看待胡焕庸线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研究认为：胡焕庸线不仅是中国人口分布的分界线,也是重要的自然生态界线,这条界线的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宜人为去“打破”。同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该树立理性思维,稳妥有序地推进城镇化进程,不断优化城镇化的空间分布格局。在全面放开二孩的新政策推动下,由于中国区域人口政策的差异性,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口有望实现较为明显的增长,西部地区增长相对缓慢,由此可能对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空间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胡焕庸线的学术思想源流与地理分界意义

20世纪早期,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人地关系矛盾空前剧烈,地理学家对于中国人口国情、西北开发及国内移民等关乎国运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孕育了中国的人口地理学.1935年胡焕庸发表的"中国人口之分布"是中国人口地理学走向成熟的标识,文中提出的"瑷珲-腾冲线"即"胡焕庸线",是中国人口地理的重要分界线.胡焕庸线的存在性与稳定性被人...     

湖南省武陵山片区人口城镇化与流通产业发展协同演化及其减贫效应研究

运用协同度模型、空间ESDA、趋势面分析和面板计量回归模型,分析湖南省武陵山片区2001—2017年人口城镇化与流通产业发展协同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减贫效应。研究发现:湖南省武陵山片区人口城镇化与流通产业协同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水平偏低,不同板块间协同水平差异显著且有扩大倾向;具有"集聚–分散–集聚"空间循环过程,局部空间极化效应明显,形成邵阳板块的显著热点区和湘西自治州板块的显著冷点区;协同发展"东高西低"空间分布格局更趋明显,"北高南低"分布态势减弱;两者协同发展对农民收入提升、贫困减缓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空间效应分解发现协同减贫的空间正外溢性显著;实施人口城镇化与流通产业发展"双轮"协同驱动战略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也是落实高质量脱贫方略的重要支撑。     

基于地理学综合视角的胡焕庸线IPCC复合情景（SSPs-RCPs）模拟和预测

胡焕庸线（简称胡线）是重要的人口分界线,更是一条展现中国自然与人文地理综合视角下的国情分界线。通过构建环境因素影响下的人口潜力模型,结合四组气候系统模式驱动下的作物模型和水文模型,模拟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和代表性浓度路径（RCPs）复合情景下中国未来近期（2030年）和中期（2050年）人口时空变化趋势。发现：① SSPs情景下中国未来胡焕庸线东西两侧人口比重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在考虑SSPs-RCPs的复合情景下,胡焕庸线东西两侧人口比重的差距比仅考虑SSPs情景时要有所缩小。前者的原因是胡线东侧地区城市规模和等级远高于胡线西侧地区,在中国人口城市化大背景下,胡线东侧人口占比相对提升。而后者原因是受气候变化影响,胡焕庸线西侧地区的水热条件变化较之东侧有利,从而更进一步提高了人口的环境承载力。② 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对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比重的影响要远大于气候变化的影响。③ 从胡焕庸的北、中、南三段区域来探讨胡焕庸线突破的可能性,胡线中段区域由于黄河等河流流经区域有较好的水资源条件,有利于推进该区域的城镇化建设,成为人口向胡焕庸线以西迁移的突破口。     

深圳市旅游业的产业定位和发展战略

概述了该市旅游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和背景条件,对该市加快发展旅游业和制约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明确提出了把旅游业作优先发展的支柱产业的产业定位,初步探讨了该市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战略措施。     

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趋势————尝试回答李克强总理之问

2014年11月底,李克强总理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向社会和科学界提出了关于"胡焕庸线"的问题,很多媒体称之为"总理之问","胡焕庸线"也因此成为时下受到高度关注的一个热词,就此开展了热烈讨论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见解.针对这样的认识困境,本文首先梳理了胡焕庸线的由来,是由著名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于1935年提出,提出的背景是当时对国内人口是否过剩的大讨论.基于"一普","五普"和"六普"等人口数据和ArcGIS平台,分析了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人口规模,比重和密度变化,数据显示人口城镇化和人口迁移并没有改变胡焕庸线确定的人口分布格局.据此提出胡焕庸线揭示的人口东密西疏格局在较长时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城市群主要位于胡焕庸线东南半壁的格局在较长时期也不会发生变化,胡焕庸线不可破的原因是由气候等综合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同时,本文认为总理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有解"的,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和合理的空间组织,西部地区完全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和更好质量的城镇化,中部亦然.     

旅游产业集聚对区域旅游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旅游产业集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促进旅游业的发展。选取2005年~2014年全国31省份的数据作为样本,分别使用DEA法测算旅游业效率、运用区位熵法衡量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其次基于面板数据对旅游产业集聚与区域旅游业效率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如下:(1)中国旅游业效率、旅游产业集聚程度整体上呈现递增趋势,但是仍然处于较低水平;(2)旅游产业集聚对提升旅游业效率产生积极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对全国旅游业效率的提升产生正向效应,而单一的旅行社、旅游饭店的数量增长对提升全国旅游业效率表现为负向效应;(3)从各区域看,旅游产业集聚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旅游业效率都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并且对各区域的影响程度不一;(4)进一步研究发现,旅游产业集聚对促进旅游业技术效率、旅游业规模效率的提升都有重要的积极影响,对推动旅游业规模效率的发展效果明显优于对旅游业技术效率的作用,表明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业效率的提升主要是通过促进旅游业规模效率值的提高这一途径来实现。根据以上结论从旅游企业、政府两个角度提出提升旅游业效率的发展策略。     

山西省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研究

以山西省旅游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等经济统计指标为基础,通过构建旅游业依存度、贡献率和拉动率3个指标,从时间和空间2个维度对山西省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从时间维度来看,2003—2014年山西省旅游业拉动效应逐渐增强,预测2020年旅游业依存度将达到79.5%;从空间维度来看,与周边省份相比,山西省旅游业拉动效应在2003—2014年间显著提高,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各市自身GDP为基数测算和分析,山西11个市旅游业拉动效应整体上势头强劲,但各市之间发展不均衡;以山西省全省GDP作为基数测算和分析,则各市旅游业拉动效应呈现出不同态势。     

基于“七普”的“胡焕庸线”两侧人口集疏新态势及影响因素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发展出现了新态势。本文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依据地级尺度划定的“准胡焕庸线”,分析2010—2020年“胡焕庸线”两侧人口集疏模式的新特征,并探讨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胡焕庸线”依然稳定,2020年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的人口比为93.5∶6.5;② 西北半壁人口份额仍然微增,但是增幅较之前明显下降; ③ 2010—2020年西北半壁人口集中化指数由降转增,西北半壁和东南半壁的人口分布集中化程度均有所提升;④ 东南半壁人口集疏分化不断强化,2010—2020年人口负增长区的面积占比已达54.22%,超过人口正增长区;西北半壁人口集疏的马太效应特征愈发明显,人口负增长区占比也已升至26.15%;⑤ 省会首府人口增长优势愈发突出,且西北半壁比东南半壁更为明显;⑥ 经济发展水平、城区人口规模等级、行政区划等级等因素与区域人口变动显著相关;西北半壁行政区划等级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效应尤为突出。综合来看,西北半壁已经出现与东南半壁相似的人口集疏过程,人口集疏模式已突破了“胡焕庸线”。中国即将迎来人口总量拐点,人口城镇化进程逐步减速,密切关注“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发展的新特征,对推动全国各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旅游产业投资及旅游发展空间结构响应——基于2000~2015年旅游业三大核心部门数据的分析

以旅游业三大核心部门（旅游饭店、旅游景区和旅行社）的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源投资为研究变量,分析了2000~2015年中国旅游产业投资演化及旅游发展空间结构的响应。研究发现,中国旅游产业投资存在与旅游发展总体协调、省域空间分布不均、年际变化多样和部门差异明显的特征;省域旅游发展响应系数的变化,反映了中国旅游产业投资的“时间磨蚀效应”和“绩效累积效应”;在“空间牵引效应”作用下,中国旅游产业投资促进了中国旅游发展空间结构特征由离散型“核式极化”向连续型“域状扩散”转变。最后,提炼了旅游发展对旅游投资空间响应的实质：以投资为驱动,依据循环积累因果机制,促进区域旅游产业可持续增长。     

基于多源数据的产业区域协同发展评价体系研究——以珠三角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例

采用企业大数据、手机信令等多源数据,从城际间产业集群的潜在关联、实际关联2个维度,构建产业集群区域协同发展评价体系,以珠三角城市群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例,研究发现：1）珠三角城市群以深圳、东莞、广州为核心,形成较为完善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链网络,从潜在关联看：同质化水平较高且围绕着各都市圈表现出专业化分工趋势;从实际关联看：核心城市资金交往紧密、各都市圈内出行关联密切。2）珠三角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显著的是深圳与东莞、深圳与广州、珠海与中山、中山与江门,其中深圳与东莞表现为差异化强合作;珠三角核心城市间协同关系较好,但边缘城市有所不足,总体协同水平不高。该评价体系可用于测量城际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有助于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促进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为其他城市群的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博台线——中国区域发展均衡线的重要功能与建设构想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中国新时期的重大战略之一,面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客观上需要构筑一条或多条支撑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主轴线,成为表征区域均衡发展格局的标志线。反复审视中国区域发展版图并计算发现,垂直于胡焕庸线的博台线(连接新疆博乐市与台湾省台北市的西北—东南走向的轴线)可建成中国区域发展均衡线。2016年博台线西南半壁与东北半壁国土面积占比为59∶41,而两侧人口占比约为45∶55,经济总量占比约为41∶59,并分别向50∶50的平衡格局演变;两侧人均GDP比值为44∶56,人口密度比值为38∶62,经济密度比值为32∶68,城镇化水平比值为48∶52,主要均量指标都逐步趋向1∶1的均衡发展格局。进一步分析发现,博台线是连接"一带一路"双核心区的战略扁担线,是国家安宁和台湾回归的祖国和平统一线,是综合交通运输通道支撑连接的实体线和国家城市与城市群发展的琵琶型对称线,也是双向对外开放的中坚线、海陆联动发展的对接线,更是促进东中西部、南北协调发展、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分界线,博台线对推动国家区域协调均衡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与战略作用。建议将博台线建设纳入国家发...     

江苏省区域旅游产业与科技创新协同度研究

科技创新是旅游业现代化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如何有效推动旅游科技创新对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协同理论,构建了旅游产业科技创新系统发展的协同度模型,并应用该模型,以江苏省2006年~2014年的指标数据对区域旅游科技创新协同度进行测度,分析旅游科技创新系统的演化趋势。研究表明,江苏省旅游科技创新系统协同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协同发展水平仍较低,协同度在[-0.175,0.312]之间震荡,尚未形成有效的区域旅游科技创新协同机制。为此,应进一步推动创新驱动战略,"以游客为本",创新智慧旅游服务供应链,提高旅游业服务质量,鼓励旅游专利申请,提高科技研发成果的市场转化度,提升旅游业科技含量。     

旅游业空间经济效应的特征与变化——以湖南省地市为例

运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及多变量Moran’s I等分析方法,从规模相对差异、空间分布集中度与空间关联性等方面分析了2001―2010年湖南省地市旅游业内部差异与外部关联性的空间经济效应。论证了旅游业区域差异的不断缩小并不表明其必然具有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作用。即在区域经济差异扩大时,湖南省旅游业规模相对差异的逐渐缩小只表明了其扩大区域经济规模相对差异的效应在不断减弱;而空间分布集中度的持续降低则表明其由起初的扩大效应不断减弱逐渐转变为缩小效应的不断增强。在外部关联性的空间经济效应上,总体上旅游业的外部空间关联性并未起到扩大区域经济差异的显著效应;但在局部上旅游业空间关联效应的增强却强化了已形成的经济差异格局,具有扩大区域经济局部差异的作用态势。     

中国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网络结构及其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30个省区2001-2016年面板数据,采用SBM模型测度各省区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借助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厘清中国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网络结构及其效应。研究表明:①中国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关联渐趋紧密,网络发育程度日益完善,但距理想状态仍有差距;②各省区网络中心性指标分异性逐步减小,上海、北京、江苏等省区排名稳居前列,重庆、福建、内蒙古等省区排名波动上升,宁夏、青海、山西等省区排名相对滞后;③网络整体呈核心区由东部沿海向中部及西南地区持续扩展,而边缘区范围逐步收缩态势;④网络密度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呈正相关,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差异构成负相关关系,网络等级度和网络效率则与之相反,网络中心性各指标的提升均能显著增强旅游业碳排放效率。     

协同演化与集群成长——河南禹州钧瓷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

集群演化是经济地理研究的一个前沿方向,演化经济地理学和新生命周期理论可用于解释集群从形成、成长、成熟到衰退或再生的过程。与已有文献强调企业—产业—网络的协同演化不同,本文构建了以企业为核心的技术—制度—政府—市场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通过对禹州钧瓷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结果发现：① 集群的浮现与成长是一个多因素、多机制协同演化的过程,技术—制度—政府—市场的相互作用以及内在的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知识外溢与企业衍生、规模报酬与循环累积等机制,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各自不同但彼此协同的作用。② 以本地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的制度—技术的协同,具有路径依赖机制,塑造了钧瓷产业发展的初始优势,是集群浮现和生命力维持的基础。③ 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型与国企改革等制度转型,通过企业衍生机制促成了民营钧瓷企业的兴起;而钧瓷消费市场扩大与新市场空间拓展所形成的市场规模效应,则为企业衍生和规模扩张提供了有效的需求;政府—市场的协同在循环累积机制作用下,形成了钧瓷生产规模与市场规模相互强化机制,促进了钧瓷产业集群的快速成长。④ 集群演化是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复杂自适应过程,钧瓷烧制技术、工艺、釉料、产品和造型及功能创新成为企业生存和竞争力的根本来源,地方独特的产业氛围使知识外溢和路径创造成为钧瓷产业集群持续壮大的核心动力。     

甘肃省黄河流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时空格局及协同发展模式

在中国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对于甘肃省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2009-2019年甘肃省黄河流域9个地级市州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建立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测算两系统的评价指数值,然后运用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判别区域科技创新与产业的协同发展模式...     

北京高科技产业集群衍生效应及其影响分析——基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案例研究

以北京高科技产业集群衍生效应的分析为核心,将衍生效应分为两大类:企业衍生效应和技术衍生效应.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出衍生效应的主要表现形式,并以此为基础设定分析标准,用以反映北京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发展特点.研究发现:衍生效应能够提升竞争优势和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对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发展有积极意义;同时,衍生效应能够强化集群专业化分工,促进技术扩散;技术衍生效应能促进企业规模化和专业化,而企业衍生效应强化了集群内部的竞争,能促进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     

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就业效应研究——基于空间面板的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的就业效应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该文基于中国2004-2011年高技术产业的省级面板数据,应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就业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就业水平与产业集聚之间存在着倒U形关系,即产业集聚达到门槛值之前,集聚对就业水平具有正效应,但跨越门槛值之后,随着集聚程度的不断提高,就业水平会呈现下降的趋势。此外,分行业高技术产业的门槛值不尽相同,相同集聚程度下,不同产业可容纳的就业量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东北地区创新资源与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象限图法,以县区为基本研究单元,从空间和行业2个视角,探讨东北地区创新资源和产业发展的集聚性和协同性。通过研究发现：东北地区创新资源和产业发展均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主要集中在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等城市市辖区,但在市辖区内部集聚区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创新资源和产业发展协调性在四大城市市辖区及其周边县区呈严重偏离特征,尤其是汽车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而医药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空间协同性较好;从行业分析,通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集聚了东北地区55%的发明专利,而43.3%的工业总产值集中在农副食品加工业、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等5大行业,导致各行业创新资源和产业发展的协同性相对较低,且仅非金属制造业的协同性高于所有行业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