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产业集聚研究进展

区域产业集聚研究是人文地理学重要的研究领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重要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发展要响应全球化,促进区域产业集聚形成,培育区域发展优势,提高竞争力,融入到全球生产网络。文章重点回顾了近10年来区域产业集聚的研究进展。区域产业集聚的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集中体现在新产业区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产业簇群理论、点-轴理论、公司地理论等方面。学者们从不同侧面,对区域产业集聚机制进行了研究,注重集聚经济、贸易与市场拉动、企业联系、知识传播等方面的研究。区域产业集聚研究是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响应,区域企业集群与推进企业的培育是区域产业集聚的关键。要不断调整区域产业集聚要素,以形成产业集聚的最佳状态和效果,要加强传统工业基地的产业集聚研究。既要培育合理的产业集聚,又要注重与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苏州市区信息通讯企业空间集聚与新企业选址

高科技产业是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发展与区域竞争的关键,但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空间极不平衡,空间要素显著影响高科技企业区位选择及空间集聚。针对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省等大尺度单元,本文引入空间点模式分析方法,探讨了1996-2006年间苏州市区不同空间尺度上信息通讯企业的时空集聚特征。研究发现:在0~6km的尺度上,信息通讯企业表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并随着尺度的增加呈现出倒"U"型集聚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空间集聚的"热点地区"逐渐从老城区向外围推移,但是集聚峰区依然主要分布在老城区及其外围的国家和省级开发区;同时,新企业的选址与原有企业的分布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运用计数模型的计量结果也表明企业集聚特征对新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同时起作用的还有地方政府政策影响下的开发区建设、城市内外交通条件、自然环境条件等因素。     

产业空间集聚及其效应的研究进展

产业的空间集聚是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 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现象。产业集聚 一直是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 特别是20 世纪90 年 代以来, 产业集聚成为经济学和地理学的热点课题。本文重点回顾了产业区位论、新产业区理论 以及新经济地理理论等对产业集聚的理论阐述。并从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和产业集聚效应两个 方面综述了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 突出了要素禀赋、外部性、规模经济等在产 业集聚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并指出了产业集聚形成后对产业区位、产业增长以及区域经济增 长产生的影响。最后对国内产业集聚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     

企业并购投资区位选择机理与效应的研究进展

全球跨境与本土并购活动日益频繁,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各类要素跨区域、跨部门流动,是产业转型与空间重构乃至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格局的重要动力。企业并购逐渐成为经济地理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利用经典区位分析、企业组织及空间扩张、产业地理集聚、全球生产网络(GPNs)等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方法,从企业自身组织与空间结构演化、企业间及地方多维临近性等角度,广泛探讨了企业并购投资区位选择的时空特征、形成机制及其空间效应等议题。主要研究结论为：①企业并购投资区位选择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均呈现“核心—边缘”结构,而企业所在区域和行业属性,企业间地理、组织、认知临近性,地方间经济社会联系等是其重要影响因素。②企业并购投资的空间效应主要体现在企业增长及其空间扩张、产业转型与空间重构,区域经济发展、劳动力就业、地方商业与制度环境、区域差异与区域一体化等方面。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中国经济地理学领域企业并购研究的不足和方向,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外向型经济区制造业空间重构的理论基础与科学议题

当前,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与我国经济转型形成历史性交汇,表现出不同以往的多元化过程与不同尺度的空间响应。我国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区内部出现企业迁入与迁出并存、旧产业区衰退与新产业区增长并存的新现象。这一新现象与经典的“核心-边缘”理论所描述的核心与外围之间的集聚、扩散过程有很大区别,是核心区域内部,在集聚、扩散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同时出现增长与衰退的空间分化。需要深入研究新时期制造业企业集聚、扩散的多元化过程、经济区域演化的多尺度空间效应、制造业空间重构的多重动力机制等科学议题,从“多元化区位过程-多尺度空间效应-多重动力机制”,建立一个从企业区位到经济区域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探索符合时代背景与我国国情的产业集聚和扩散理论,为我国外向型经济区积极应对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主动谋划转型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经济地理学研究中的产业集群

在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中,传统区位理论早在20世纪初即已开始从企业区位选择的角度来考察产业集聚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和地方化背景下,与产业集群有关的企业网络、新产业区、区域创新系统等问题受到关注.至于新经济地理学,则是基于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运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来对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及其动力进行模型化分析的.当前,国际经济地理学的多角度转向也相应带来了产业集群研究的多元化特点,因此,我国的产业集群研究应结合这一特定背景,以经济地理学(包括新经济地理学方法)为基础,结合多学科、多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而形成并突出集群研究中的中国特色.     

城市内部建设监理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与实证

21 世纪以来,生产性服务业因在推动城市经济增长中具有愈发重要的作用,故其在城市内部的区位选择业已引起经济学、地理学领域的广泛关注;而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组织形式,建设监理企业的城市内部区位研究尚未展开。论文在分析建设监理企业生产链特点的基础上,结合生产性服务业相关区位理论,探究了建设监理企业城市内部区位选择的集聚取向及形成机制,并以西安市内建设监理企业区位选择的实例对理论分析观点进行验证。借助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在Geoda 软件平台上检验了2000 年至2011 年该市街区尺度上企业数量的聚散过程,解析其特定区位格局的形成是受制于何种预期的理论机制。研究表明：① 在城市内部特定空间上集聚是建设监理企业城市区位选择的基本特征;② 即时接触关键人员、获取地方化经济、追逐制度政策优惠等三方面的需要是引起建设监理企业区位集聚的主要作用力;③ 在西安的实例研究中由企业间协作或效仿的需要主导的区位集聚类型与由开发区规划导向带来的区位集聚类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制造业活动地理转移视角下的中国产业集群问题

在简要回顾产业集群理论的基础上,在制造业活动地理转移的视角下,结合案例重新审视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形成及发展.作者认为,一些锁定在低成本竞争的集群正在或已经老化,甚至衰亡.另一些集群中的企业有过度集聚的问题,还有一些中小企业集聚的区域根据产业特征需要增加产业集中度.因为集群的这些问题,随成本上升,出现了集群中企业的加工制造环节外移的现象.这种现象挑战了新产业区理论中集群是"在流动的全球空间中的粘结的区位"的观点.根据集群中企业外移现象,就产业承接地的规划和发展,以及转出地那些正在升级的集群的地理稳定性和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问题,提出了几点看法.     

全球化背景下地域分工演进对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影响机理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全球在地化与在地全球化的双向过程使地域分工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进而对城市化空间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新的地域分工具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从国内的区域尺度分工跃迁至全球尺度的地域分工,二是由过去的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转向在同一产品内部根据价值链划分进行分工合作的产品内分工,三是伴随国际和国内地域分工演进而产生的新的地域关系.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内涵也不再只是停留在城镇人口增长的空间差异上,也包括了城镇人口的集聚形态、城市间的联系与层级架构、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演化等内容.地域分工演进不仅促进了城市化空间格局的演变,还催生了新的城市化空间形态.地域分工对城市化空间格局的作用首先在于"地域分工-区际贸易-空间集聚-新的地域分工"的闭合循环,这是城市化空间格局演变的一般过程,并在基础条件、市场发育、制度安排、技术进步等核心要素的驱动下得以运行,在全球化等背景驱动要素的作用下改变其速度、形态与结构.文章运用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对全国、城市区域、都市区等三个不同层面上的城市化空间差异进行了逻辑解释.     

中国企业本土并购双方的地理格局及其空间关联研究

借鉴已有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与计量模型等方法,重点分析省区空间尺度上中国本土并购双方企业的地理格局,从企业地域“根植性”视角探讨并购双方区位选择与空间关联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买方和标的企业在空间上呈现共同集聚特征,总体形成了与中国沿江沿海“T”形区域发展格局、“核心-边缘”城镇等级体系相似的地理格局;② 并购双方企业主要集聚于经济发达区域,虽然2010年代以来中西部省区企业参与并购投资事件有所增长,但省区间差异逐渐固化,北京、长三角、珠三角等大都市地区更多以买方角色主导企业跨区域并购,而中西部及资源型区域企业则多以并购标的角色为主;③ 企业并购投资行为根植于地方经济社会和制度环境,买方和标的企业的区位选择机制较为相似,并购双方更偏好集聚于证劵和金融市场繁荣、区域创新系统完善、经济和产业基础雄厚的区域。     

高技术产业聚集区形成的区位因子分析

高技术产业发生空间聚集是一种重要的新经济的地理现象,空间上细分,这种聚集进一步呈现形成产业专业化的产业带或者产业区具有专业化特征的产业集群。在首先讨论聚集与集群概念的基础上,指出了高技术产业聚集区的形成有赖于产业集群。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详细分析了国内外关于产业聚集区分布的区位因子,发现这些因子包括人力资本、知识环境、气候环境和商贸环境。并对这几个因子进行了量化,对此建立模型,验证了这些区位要素对高技术产业聚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聚集是产业、资本、人口向空间的集中。产业发生聚集的区位因子包括知识溢出环境、人力资本聚集、气候环境、商贸环境、交通环境与供应链环境。②在6个区位因子中,知识溢出环境、人力资本、气候条件是高技术产业聚集区形成的决定性区位因子,交通条件、供应链环境、商贸环境是高技术产业聚集发展的辅助性区位因子。在高技术产业集群中,交通条件、供应链环境、商贸环境成为控制性因素。     

北京典型行业微区位选址比较研究——以北京企业管理服务业和汽车制造业为例

以微观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核密度空间平滑和条件逻辑选择模型等方法,重点关注企业在城市内部微观尺度下的区位选择,并对北京典型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区位选择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北京中小型制造企业倾向于在集聚区分布,符合马歇尔式产业集群的特征,而服务业则是大型企业更倾向于集中布局;② 尽管微观尺度下多样化和上下游产业链对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依然有重要影响,但是与宏观尺度下不同的是对于现代服务业来说过度多样化并不利于其发展,对于制造业来说区域专业化劳动力规模而非专业化程度更为重要;③ 政府对地铁等公共设施布局选址将对现代服务业的微观区位产生重要影响。     

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因素

随着服务业对居民生产、生活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其企业区位选择已成为从微观视角解析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途径。以北京为典型案例地,将批发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Ripley's K(d)函数以及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变规律与集聚特征,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批发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批发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五环以内,且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集聚规模主要集中在0~28 km范围内;② 从空间集聚强度看,集聚峰值出现的距离不断向外扩张,二环内集聚强度有所下降,并在外围形成了3个核心集聚区;③ 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土地价格、集聚效益、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对批发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土地价格和集聚效益的影响最大,新企业在区位选择中都存在明显的集聚效益;④ 从不同类型批发企业来看,外资批发企业通过检验的影响因素较少,受已有该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显著且对交通区位条件、创新环境要求更高,但商业基准地价在外资企业区位选择中影响不显著。     

关中城市群工业分工协调及密集带规划研究

以关中城市群为研究区域,选取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5个地级市2010年统计年鉴中工业分行业产值数据,采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和产业区域同构系数的计算方法,对关中5个地级市工业行业相似程度和地区间产业同构程度进行测度分析,结果表明：关中城市群中13.9%的工业行业存在产业同构问题,36.1%的工业行业存在严重的产业同构问题。一级核心城市西安和二级核心城市宝鸡的工业产业同构程度较大（0.678）,不利于产业转移和产业链的延伸升级。咸阳和渭南、咸阳和铜川的工业同构程度也较大,不利于区域间产业分工和合作,需要进行协调整合。通过选用区位商、产业专门化率、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作为指标,对关中5个地级市工业行业发展情况进行综合比较,得出各市综合优势工业产业,进一步确定各市工业产业重点发展方向。依照产业地理分布状况,结合各市产业专业化及关中专业化情况、产业规模和产业链条及产品分工,提出关中城市群应重点发展汽车生产制造、石油化工、纺织服装、机电装备、有色金属、医药制造、食品饮料烟草等七大工业密集带。产业密集带作为最有效的产业空间组织形式,可为关中城市群工业发展形成规模与集聚效应提供理论支持。     

全球化背景下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的思考

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圈域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城市圈域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宏观环境息息相通。本文在分析了世界经济一体化下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条件的前提下，剖析了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的优势与劣势，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武汉城市圈的经济发展思路。     

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互动发展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的协同发展是实现城市群地区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梳理了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三者之间的关系及互动机制。认为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是产业集群和开发区发展的空间载体,城市群为开发区和产业集群发展提供生产要素、服务和市场;开发区是城市群的创新创业高地与产业集聚、集群发展的重要场所,是城市群的重要生产功能区;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是推动开发区和城市群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共享着城市群的资源与服务,开发区通过产业集聚与创新,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链延伸、耦合与创新,与城市群形成生产要素、市场交易、创新与服务等方面的多维度相互作用,最终实现三者的协同发展。基于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规模、结构、职能和创新等4个方面的17个指标,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法,以长株潭城市群为案例区,对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两大变量组进行了互动因素与强度的量化分析,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已形成有效互动。其中,城市群通过经济规模、城市结构、创新投入与产出、服务职能的发展,促进产业集群的经济规模、产业集聚、经济效益与产业创新,以及开发区的建设品质、产业集聚与产业效率的发展。开发区通过产业集聚与创新效率的提高,产业集群通过产业规模、效益协同开发区效率的提升,强化了城市群规模、结构、创新与职能的发展。② 长株潭城市群通过经济规模、结构、创新与服务四类因子,对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产生了全面的促进作用,但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并未完全协同地促进城市群发展。③ 要进一步提升产业集群的效益与开发区的效率,加强其对城市群发展与繁荣的支撑作用,全面实现三者的多维良性互动,提高城市群的核心竞争力。     

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重构与优化调控

科学解析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重构不仅有助于深化产业空间演化相应理论,也是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论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出发,基于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与全国工业企业库数据,采用经校正的产业比重变动方法对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重构进行了解析,并据此提出优化调控对策。主要结论有：① 产业空间重构是推动城市群发育与成熟的重要动力,其中嵌入全球价值链并持续攀升是推动城市群高级化的基础动力,而内部产业空间重构则是完善产业合作网络、推动城市群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此外,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全球化、郊区化的交互是形成双“C”字形空间格局的基础与支撑;② 在国际产业空间重构方面,目前天津市为承接核心,北京次之,其余城市发展则相对滞后;③ 在城市群内部产业空间重构方面,由北京—天津—唐山—沧州围成的内“C”字形范围是产业空间重构的核心区,不同类型产业表现出不同的驱动特征,其中纺织服装业表现为全球价值链主导下的市场驱动,化学产业表现为环境管制与水资源依赖的双重作用,钢铁产业表现为明显的政府主导,医药制造业则表现为全球价值链主导下的政府调控;④ 京津冀城市群的内“C”字形地区应侧重产业升级,外“C”字形地区则重点关注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转型,以内“C”引领外“C”,以外“C”保障内“C”,双“C”联动,以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