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劳动力质量因素研究

利用1997-2006年我国分省区分年度数据,实证分析劳动力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拟合混合数据模型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和开放度等变量后,劳动力质量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劳动力质量已成为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外商直接投资技能升级的背景下,区域比较优势已由低成本劳动力转变为高质量劳动力,大力提高劳动力质量是吸引新一轮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措施。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城市尺度的面板数据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体呈快速波动增长趋势．2007年已成为我国最大的FDI流入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投向中西部地区甚少。本文主要从城市尺度考察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特征．并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分析了其主要影响因素,发现潜在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等因素基本决定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趋势．特别是其中的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作用。     

空间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实证分析

在揭示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珠江三角洲空间分布呈现向珠江三角洲集聚的基础上,采用动态局部调整模型对1992～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在珠江三角洲9个地级城市中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广东省的区位选择,除受到城市区位特性因素的影响外,更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即与城市已有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呈正相关,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集聚效应,进一步的提出了通过产业集群培育和升级促进珠江三角洲城市外商直接投资持续集聚的策略.     

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和模式

本文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出口依存度角度, 分析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继而在阐明产业演化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出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和模式。文中还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特征和区位选择的模式作了规律性的概括。     

美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异动态变化与成因

美国地域广阔，各地区的投资环境产生分异变化必然导致美国外商直接投资产生区域分异的动态变化。本文借助定量分析方法对美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异动态变化特征和成因进行了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美国外商直接投资有向沿海沿边集中的趋势，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差距在持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与美国人口和产值分布之间的匹配呈加强趋势，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导向性进一步明显；外商直接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之间有很强的互动关系；美国制造业分布区位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较强的刚性，其聚集作用一般不会随外界环境的改变而发生较大的改变；外商技术导向性投资要付出较高成本；美国矿业分布对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降低，外商资源导向性投资进一步弱化。     

中国大陆地区对外贸易差异的演变、成因与收敛路径

根据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的综合评价结果表明,中国大陆地区对外贸易水平呈现明显的非均衡发展态势。以变异系数度量的对外贸易总量差异表明,1985~2006年间,地带间外贸总量差异呈逐步增大的态势,地带内部外贸总量差异呈趋于收敛的态势。以制成品进出口占全国比重度量的对外贸易结构表明,四大地带中,东部始终占据全国主导地位且占比逐年上升。在地区对外贸易差异的形成过程中,对外开放政策、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经济性基础设施、国内投资和地理区位等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以对数单位模型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加大道路交通建设、提高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水平、扩大投资规模、改善人力资本状况、提升通讯水平和加强省际外贸合作,是促进地区对外贸易向均衡方向发展的有效路径。     

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异与演化特征

外商直接投资在山东省地区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采用热点分析、数据包络分析和演化树模型,分析2005—2013年山东省17个地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异及演化特征。结果表明: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主要集中在东亚、北美洲和欧洲中西部地区,英属维尔京群岛、新加坡的投资额度较高;按照类型划分,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可以分为社会联系密切的国家或地区、区位优势明显的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和离岸金融中心4类;山东省各地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效率呈现沿海地区高于内陆地区的趋势,在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和技术效率上存在明显的市域差异;山东省17个地市按演化树模型分析结果可划分为第三产业显著的综合性城市,制造业显著的综合性城市,无主导产业的小型综合性城市,矿产资源型城市,制造业、建筑业、其他第三产业明显的中等综合性城市。根据各地市发展现状和演化特征,提出山东省吸引外商投资的发展策略。     

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本文通过对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战略、影响因素、变化历程方面的分析，总结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总体特征和经验，并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提出借鉴意见。     

天津市服务业利用外商投资的实证分析

服务业的发展是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发达国家普遍呈现出产业结构高级化特征。利用外商投资可以促进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是加快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通过对天津市服务业发展以及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的分析,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促进了天津经济的增长,同时,还对资本积累、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就业程度及人力资本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技术水平进步、就业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的提升又将带动天津经济增长。天津市应发挥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优势,发挥天津自贸区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积极承揽国际服务外包。     

跨国公司在中国研发投资的区位因素重构——决定目的城市以点带面能力的网络位置视角

针对对东道国的国际研发投资不能再无限二次分割的困境,将决定东道国目的城市以点带面能力的网络位置因素,纳入到了影响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一国区位决定的因素框架体系。实证研究发现,传统立足单一区域视角提出的供求因素如外商直接投资（FDI）、研发投入等未能很好反映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格局。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不是由中国目的城市某孤立“点”上的因素决定,而是由目的城市可带动的“面”上因素决定。对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决定研究,因此不能再基于传统的“点”对“点”的视角。北京、上海等在中国国际研发投资中占据的绝对主导位置主要与它们在中国城市交通、创新等网络中所处的绝对核心位置有关。这些发现有助于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区位决定,并对中国的引资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外资寿险公司在中国的区位分布与区位选择研究

中国的保险市场历来被国际保险业公认为是下一个最具开发潜力的市场。加入WTO以来,外资寿险公司在中国的投资进入快速扩张期,区位分布范围不断扩大。本文回顾了外资寿险公司在华发展历程,总结了其区位分布特点,并对其区位选择因子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资寿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与区域人均城镇收入水平正相关,而与区域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和FDI呈负相关。未来外资寿险公司将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市场发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区域发展。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综述

国际上通常认可邓宁的折衷理论作为解释外商直接投资的范式,但是该范式主要是针对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提出,并不完全适用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随着服务业外商投资比重的日益扩大,对于服务业外资的研究成为经济学、管理学和地理学研究的热点.本文结合国际投资理论和贸易理论综述了国际上关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理论发展,分析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和国际化模型,比较了服务业与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探讨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描绘了在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现状,并展望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动向.     

基于地级市尺度的中国外资空间动态与本土产业演化

伴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下全球生产网络逐步形成,推动跨国公司以外资直接投资为途径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有利区位。低廉的要素成本、友好的政策制度以及广阔的潜在市场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外资活跃的重要地区。外资空间动态不仅涉及发展中国家对接全球生产网络的效果,更关系到其生产格局的演变。而演化理论下的技术邻近度也会对外资空间动态和本土产业演化产生作用,使之呈现出更多样的空间差异。本文基于1998-2008年中国337个地级市的制造业数据,研究内、外资技术邻近度作用下外资空间动态对本土产业演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外资进入、退出等空间动态显著促进了中国本土产业演化,其中中西部最强,东部最弱,东北地区外资进入作用相对明显。②技术邻近度削弱了外资空间动态对本土产业演化的积极影响,但具体到不同区域也会出现差异。东部地区的技术关联反而有利于外资进入带来的知识溢出和外资退出带来的资源释放,表现为典型的“战略耦合”。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技术关联则成为阻碍外资进入、退出促进内资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对外开放对河南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外开放与河南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相关性。由于河南的对外开放度还不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河南经济发展还不具备外向型经济的特点。河南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在18个地(市)分布格局都是集中于局部地区,集中程度先增大后减小。这种格局对各地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城市职能特征及其形成机理研究进展与展望

城市职能是城市定位、制定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城市职能具有阶段性、等级性、地域性等特征,论文通过对不同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以期把握城市职能特征及其形成机理的普遍性规律。结果表明：① 不同城市发展阶段的职能特征表现为城市主导职能不断更替,农业社会阶段主要是政治和商业职能,工业社会阶段主要是制造业、商贸和物流职能,后工业化阶段是服务业职能且以生产性服务业职能为主。② 不同城市规模等级的职能特征表现为城市等级越高,城市职能综合性越强,服务业职能越强。③ 不同空间层面城市职能特征表现为,全球层面,发达国家本土通过城市职能升级,全球产业转移,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职能,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接制造业转移,加速工业化,形成工业职能为主导职能,服务业职能地位不断提升;全国层面,城市职能地带性差异较大,东部工业职能依然突出,西部矿业职能、科技职能、行政职能较明显;城市群层面,世界发育成熟的城市群,在区域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以及外围城市之间已经形成紧密的联系和职能分工。中国的许多城市群在中心和外围城市之间也具有明确的职能分工,中心城市以服务业职能为主,但外围城市之间职能分工还不明确。④ 城市职能演变影响因素方面,自然条件、人口、交通、政府引导、区位等传统因素起基础作用,科技、全球化、信息化等新因素作用越来越大。城市职能演变还受区域分工、产业升级、产业转移、趋同发展等机制共同作用。⑤ 未来研究方面,研究时间上应补充完善长时间尺度和近期研究的城市职能研究,研究内容上应加深城市职能效应、城市职能演变机制和职能优化方面的研究,与国家战略进行融合;研究方法上除了统计分析,还可采用调研、问卷、访谈等方法进行补充。     

中国对外贸易和FDI跨地区演变路径与特征

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的同时,研究跨地区对外贸易差异性有利于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深层次发展.通过重心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FDI)重心的动态演变路径、经纬度差异性及其互动特征,揭示了对外贸易重心向"东北-西南-东北"方向移动的整体趋势以及由分散走向聚合的经纬度变化特征,阐明了FDI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且FDI重心较对外贸易重心提前同向移动的时间间隔约为3年.研究结论对中国优化对外贸易的地区分布具有一定的政策借鉴意义.     

非洲外商直接投资的时空变化与影响因素

基于2006—2017年非洲52个国家FDI数据以及其经济、政治、资源等数据,运用泰尔指数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非洲外商直接投资的时空变化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非洲FDI流入量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北非呈现下降趋势,西非和中非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东非的上升趋势相对稳定且强势,南部非洲地区波动变化显著,趋势不明显;随着非洲经济发展,五大区域中北非和西非的FDI流入量最多,呈现出“两强三弱”的区域分布格局。2）非洲FDI总体差异呈现出缓慢上升趋势,年际变化呈现出“减—增—减”的波动;影响FDI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区域内部差异,西非、南部非洲和中非区域内部的差异尤为明显,其中西非内部差异贡献最大。3）经济社会环境因素整体上对非洲FDI影响有限,但局部对西非影响较大;经济发展水平对东非、南非的外资流入起着积极作用,而对西非起着抑制作用;对外开放度对西非起着消极影响;聚集效应对西非、中非、北非的作用有限。政治制度因素整体上对非洲外资具有显著的作用,但局部对北非和东非作用有限。资源禀赋因素总体上是外企对非洲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但局部对北非和东非影响不大。基础设施因素总体上对非洲大陆FDI的流入量影响不大,但对南部非洲地区除外。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异及其变化

本文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带省区和沿长江流域省区的“Ｔ”型轴线上,９０年代以来呈现由南向北以及沿长江向中西部地带转移的趋势。从传统因素、集聚因素、风险因素三方面分析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形成及其演变的原因,并得到一系列结论与启示。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U.S. METROPOLITAN AREAS, 1979-1983

Ordinary least-squares multiple regression is used to construct a path diagram showing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corporate location factors on the shar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the 44 largest metropolitan ar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eriod 1979-1983.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ropolitan areas with the most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over the period 1970-1980 correspond to the centers with greater shares of FDI. The growth in Fortune measure, an indicator of the market dynamics of the metropolitan areas, has a direct effect on the level of investment. The growth of employment in manufacturing and in finance, insurance, and real estate, used as indexes of labor supply and of producer services, have indirect effects on FDI.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eign direct investors tend to concentrate in centers offering strong markets and strong bases of producer services, regardless of their regional locations.     

FDI理论与区位决策研究述评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理论与区位决策已成为多个学科的热点研究领域。自Hymer 垄断优势理论诞生以来, FDI 理论发展迅速, 1980 年代前, FDI 理论主要集中于对发达国家FDI 行为的研究, 并形 成了FDI 理论主流学说。之后新兴工业化国家FDI 的不断繁盛催生了研究发展中国家的FDI 理论。但无论发达国 家的主流FDI 理论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兴FDI 理论, 都只能在特定范围、特定时期某种程度上解释某些国家(地 区) 的FDI 行为。已有FDI 理论远没有满足现实需求, 系统和成熟的FDI 一般理论框架还有待建立。FDI 区位决策 研究有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分析两类。局部均衡分析早期注重传统因素对FDI 区位的影响, 近年更关注集聚经济 和区域一体化因素的作用。但如何精确测度集聚经济及将其与传统因素分离还有待深入研究。一般均衡分析理论 上是FDI 区位决策的理想研究框架, 但实际操作中存在缺乏理论基础和恰当的实证规范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