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上市企业总部的区位分布与影响机制

大企业总部在城市内部的分布既受城市发展的影响,又是重塑城市空间格局的重要力量。基于历年上海市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上海市的上市公司总部区位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上市企业总部在上海呈显著的中心型分布,多数总部集聚在中心区,且总部密度随到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而迅速降低。企业总部分布还呈现强烈的接近交通干道和开发区集聚的倾向。计量模型结果表明,企业所有制条件、上市时间、企业规模、行业类型显著影响上市企业总部的区位分布,通常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和上市时间较早的企业更倾向于布局在中心城区区位条件更加优越的地区,形成总部分布的二元结构。市场化改革和规划下不同类型企业的主从秩序可以解释这种企业总部分布的核心边缘二元结构。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城市尺度的面板数据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体呈快速波动增长趋势．2007年已成为我国最大的FDI流入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投向中西部地区甚少。本文主要从城市尺度考察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特征．并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分析了其主要影响因素,发现潜在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等因素基本决定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趋势．特别是其中的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作用。     

主题公园发展的影响因素系统分析

主题公园是一种投资大、风险高的新型旅游项目，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和文献总结，本文对影响主题公园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系统分析，这些因素是：客源市场和交通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旅游感知形象、空间集聚和竞争以及决策者行为。     

经济学和地理学对区位论发展轨迹的影响

本文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论述了区位论的发展轨迹,区位论与经济学和地理学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的异同,以及相互之间的促进关系。     

边境区位:一个基于企业集聚的理论框架和实证分析

本文整合了传统区位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有关边境区位的研究,构建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边境区企业集聚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一个包括要素成本、空间联系成本、交易成本、市场拓展、优惠政策等影响因素的集聚机理分析模型,运用该理论框架对美-墨边境区企业集聚进行了解释。     

北京零售业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零售业是生活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零售业通常通过零售商业网点形式展开。零售商业网点具有数量多、分布广、差异大等特点,其区位选择不仅影响居民的生活品质,也关乎商业网点空间布局的合理性。北京中心城区的零售业整体及其各细分行业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态势,集聚中心主要沿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分布。影响零售业的区位选择因素包括交通通达性、地价成本、消费市场规模、消费偏好、政策引导、城市商业发展历史等。近年来,随着零售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零售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方式不断发生变化,需要更多关注“新零售时代”对零售业空间布局的影响。     

上海市外资研发机构的空间演化及区位因素

在总结上海外资研发机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探讨其空间布局演化规律及区位因素,可为城市空间规划与研发产业布局提供借鉴。结果表明：①全域分散化趋势明显：距中心城区10~20 km范围的近郊区是外资研发机构分布的峰值圈层,随着时间推移,分布点向外围圈层扩散,中心城区集聚的倾向不显著。同时基于街道和区县统计的空间差异性逐渐缩小,空间分布趋于分散化。②局域聚焦特征显著：在不同方位形成少数不同等级的集聚区,即“张江—金桥—外高桥”东部集聚区、以漕河泾为主的中部集聚区、“紫竹—莘庄—闵行开发区—松江工业区”西南集聚区、“安亭—嘉定工业区”西北集聚区。从时序上看,这种多极引领的簇群式空间组织模式相对稳定,其中张江、漕河泾和紫竹园区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强化。同时集聚区交通指向性明显,依托主干道与地铁交通网形成互动联结。③计量回归结果表明,传统区位因素(地租成本、交通通达性、资源要素)、集聚因素和制度因素对外资研发机构区位决策具有正向影响,且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不同规模机构影响有所差异。归结起来,上海外资研发机构的空间演变机制亦是政府引导下的市场作用机制。     

中国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2000年和2005年地级市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数据,采用Tobit计量模型分析中国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研发水平、外资、集聚、政府政策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中国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区位选择,在研发能力弱的地区,外资和政策有利于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发展;在短期内无法提高研发能力的地区,可以通过引进外资或加强政策优惠的方式促进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发展.     

关于农业区位选择的探讨

一、农业区位论概述 农业区位理论认为区位因素是影响农业生产空间选择的重要因子,其创始人杜能认为成本和价格是农业生产布局的决定因素,其中运费起关键作用。随着与市场距离的增加,农业区位布局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由内向外呈同心圆状分布的6个农业地带,其中第一圈为自由农业带,生产易腐败的蔬菜、水果、鲜奶等新鲜产品。     

大连市文化企业的空间分布变化与区位影响因素

基于大连市2000年、2008年和2016年文化企业数据,以街道为空间尺度,运用全局自相关、热点区分析、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大连市文化企业空间分布变化与区位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大连市文化企业空间布局整体呈现明显的“市中心”偏好,2000-2016年文化企业空间扩散现象明显,但核心城区的集聚程度却不断提高,最终呈现出“两心一带”的分布格局。② 大连市的南部地区一直是全市文化企业的热点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圈层特性。在研究时段内热点区域面积减少,但是热点集聚中心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③ 生产型文化企业仍高度集聚于传统中心城区,消费型文化企业则向城区边缘和新区扩散,形成多中心集聚的分布格局。④ 在街道空间尺度下,区位要素和集聚要素对文化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政策要素的影响不显著。与消费型文化企业相比,生产型文化企业对集聚效益、文化资源和商务环境等因素更敏感。     

世界大型主题乐园的区位指数研究

一般认为,旅游资源是不可移动的。但主题乐园属于人造景区受资本和市场共同驱动下,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布局配置的。因此,主题乐园业区位分析可以从区域经济条件和区域自然条件两大方面来考察,而经济条件又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衡量。需求指向可以从当地居民的消费能力（购买力）和消费规模（购买总量）来测度;而供给指向则是以经济密度、企业经营环境和城市人口数量（具有一定素质的人力资源）来评价;对于大型主题乐园而言,在众多自然条件中气候是最主要的因素。由此,我们分别构建了大型主题乐园的经济区位指数和自然区位指数,并通过加权后得出区位吸引指数。从区位吸引指数的数值和结构可以评价各国大型主题乐园布局的区位优势和劣势,发展潜力和潜在威胁,并结合世界各大区大型主题乐园的发展现状和经营业绩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寻找出大型主题乐园区位布局的一般规律。     

我国主题公园的发展现状与创新

我国主题公园的发展现状表现为由移植和模仿的单一主题结构向多元主题结构及综合化方向发展等特征.研究发现,影响我国主题公园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区位因素和资源环境条件、主题公园的主题选择和文化内涵、园内的休闲设施配套建设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改革创新是保持我国主题公园生命力的关键,有效的市场营销是其发展的载体,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手段是其成功发展的基础.其创新应该体现在主题设施项目的挖掘、先进的休闲娱乐功能理念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     

主题公园规划设计探讨

文章就我国目前在开发建设主题公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为不能就主题公园论主题公园，而应树立以大众文化为内涵，以综合效益为目标、以区位组合为关键的规划设计理念，提出了可行性分析、主题策划、产品组合、游线设计、设施布局、环艺设计、形象策划、文化展经营管理和营销策划等方面的基本思路与对策。     

中国本土主题公园旅游体验质量评价及空间分异特征研究

以旅游网评为大数据样本,构建评价体系,测度中国本土69家主题公园的旅游体验质量,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 旅游网评为全维度评价提供了数据支撑,语义分析可量化旅游主体、客体和情景体验质量;② 旅游体验质量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等级结构特征,旅游主体和客体两维度得分级差分布显著,旅游情景维度波动性最大;③ 不同类型的主题公园的相对优势和相对劣势明显不同;④ 不同等级的主题公园旅游体验质量分化不明显;⑤ 主题公园及其旅游体验质量的空间分布在市域尺度上出现空间错位,空间集聚效益显著。     

主题公园周边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其驱动机制——以常州中华恐龙园为例

以常州中华恐龙园为研究对象,选取该处土地利用重要变化节点2000—2010年为研究时段,利用GIS/RS手段,从土地利用变化速度、土地利用扩展强度和土地利用转移方向等方面对中华恐龙园周边土地利用变化时空特征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2000—2010年中华恐龙园周边10 km缓冲区内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均有较大变化,随着缓冲区范围的扩大,其建设用地变化速率变缓,相比而言,2005—2010年间的变化强度和规模比2000—2005年间大。研究区内建设用地变化与中华恐龙园的发展水平呈显著相关。依托区域形象、人文环境、人口集聚等保障因素,在政府金融、财税、土地等政策的引导下和各项经济因素的推动下,主题公园周边的土地实现了功能转变、价值提升且土地利用方式朝着集约化的方向发展。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重庆市物流企业优势区位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重庆市5 937家物流企业,采用物流企业生态位模型和计数模型,从多尺度甄别物流企业优势区位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在区县尺度上,生态位宽度处于高中低水平的区县分别有8、8、22个,围绕主城区和万州区呈现"一主一副"的空间结构;②在街道尺度上,物流企业密度处于前3层的29个街道中仅有1个街道的物流企业态处于前3层,物流企业密度处于后3层的413个街道中有29个街道的物流企业态处于前3层,态值与密度空间分布总体不协调,高密度低态值问题突出;③商品交易市场交易额和是否有物流节点布局与物流企业数量高度正相关,不受规模影响;对物流企业规模加权后,工业产值被是否有港口布局因素取代。     

大城市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长沙市为例

以长沙都市区为例,基于1978—2020年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法和空间计量回归模型等方法,探讨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78—2020年,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扩张规模较大,以“西北—东南”向扩张为主,由中心区扩张转变为郊区集聚重组。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接触性扩散和等级扩散为主,呈“中心集聚、分散布局”的空间特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呈“大范围扩散、小范围集聚”的空间特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受国家级开发区吸引较大,区位指向性强。在制造业空间演变过程中,社会经济、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等因素产生显著影响。3类制造业的关键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受经济基础、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的影响;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言,社会经济、劳动力成本、交通可达性、工业园区数和创新能力作用突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人口数量、生产成本、交通可达性和工业园区数的依赖性强。所有制造业均明显受到对外开放水平的负向影响。     

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为探究后经济危机时期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基尼系数、空间相关性分析、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采用天眼查企业数据库以及相关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对2009－2018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稳步发展,由出口导向转为内需拉动。2）企业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长江中游城市群蓄势待发,中部及川渝地区的城市发展迅猛而东北地区陷入发展困境,企业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3）深圳、东莞等城市一直为产业重要集聚区,城市两级分化严重。3）总体上,企业更倾向于选址在产业协同集聚程度高、创新能力强、劳动力成本较高而经济后发城市;在城市群尺度,不同因素对不同城市群存在异质性,反映产业发展水平、特点存在很大差异,长三角企业偏好创新能力高、产业市场化水平高且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珠三角企业偏好劳动力成本高的城市,京津冀城市偏好劳动力成本高且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成渝地区企业偏好产业市场化水平高且创新能力弱的后发城市,长江中游城市偏好劳动力成本高的后发城市。     

主题公园多细节层次景观语义模型与虚拟表述——以北京延庆县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为例

主题公园的虚拟表述不仅要追求与实际景观的视觉接近,更要描述景观结构、演变以及人地关系等景观的地理与生态内涵,但后一层次因缺少理论框架而少有研究.基于景观语义特征的虚拟地理环境思想可以很好的整合两种层次的建模需求.本文以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为例,提出了示范园区的虚拟表达对象体系,构建了依据景观特征语义的园区多细节层次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