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市圈内部空间联系及其轴-辐网络结构演化

轴-辐伺服网络是一种高效的网络类型,有利于降低要素流动成本,提高效率,并发挥规模效应。选取武汉城市圈内37个城镇作为网络节点,利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计算其1995—2015年空间联系并进行分析,之后根据联系强度分布构建空间联系网络,并运用Python第三方开源软件包Networkx对其轴-辐网络结构及演化进行评价,得到如下结论：① 城市间联系强度逐渐增强,由单极放射状向网状一体化渐次演化,总体联系呈现以武汉主城区为中心的核心—边缘格局。空间联系网络与联系强度同步发育,结构更加致密,同时关键节点的枢纽地位愈发凸显。② 关键轴心城镇与联系通道围绕武汉主城区逐步发育,最终形成覆盖武汉主城区东、北、南三向的多重连接环,构成辐点城镇与轴心城镇进行联系的主要路径。③ 整体网络形成以武汉主城区为一级轴心,部分地级城市主城区为二级轴心,其他城镇为辐点的轴—辐网络结构,形态则呈现点对式网络—初级轴-辐网络—层级轴-辐网络的演化过程,且仍处于继续发育中。     

沈阳都市圈的范围及城镇空间分布的分形研究

科学界定都市圈范围是研究都市圈的基础,采用2014年沈阳市及周边市县镇乡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采用断裂点和经济隶属度模型,界定沈阳都市圈范围。用经济隶属度指标划分城镇体系。用分形理论分析沈阳都市圈城镇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为：集聚维数、容量维数、信息维数和关系维数分别为1.430 1、1.294 1、1.473 5和0.393 8,说明沈阳都市圈城镇空间向心性集聚分布较为显著,城镇空间分布的均衡性较好,城镇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形成了以沈阳市为中心呈凝聚态分布的都市圈城镇空间结构,城镇间联系较为紧密,相互作用较强。进而提出沈阳都市圈城镇空间分布优化的对策。     

中国大都市多中心空间演化过程的非均衡动态模拟

构建了一个基于垄断竞争、规模经济、空间成本、消费者多样化偏好以及商品和服务差异化的大都市多中心空间结构模型,并整合基于agent的建模,借助非均衡(out-of-equilibrium)动态模拟,探讨了人口规模和消费需求、区域间和区域内商业产品及服务的替代弹性、固定成本投入、区位和交通条件等因素的"持续"变化对的大都市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过程。模拟表明:以商业为代表的经济活动往往集聚在具有区位优势、规模经济和消费能力的大都市传统中心,而交通条件的持续改善、新兴郊区次中心与传统城市中心之间以及城区内部商业产品和服务的不断差异化对大都市的多中心空间结构有重要影响,但影响的程度不同。更重要的是,大都市的人口规模和消费能力对新兴郊区次中心的形成作用显著。     

中国村镇居民跨区域出行与乡村地域系统调查研究

村镇居民出行特征是反映乡村生活质量的关键指标,是乡村地域系统的主要组成要素,也是乡村交通规划的重要依据。采用2016年住建部全国小城镇调查的村镇居民调查数据,分析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含港澳台地区数据）119个建制镇的村镇居民的跨区域出行规律,揭示村、镇、县、市之间相互联系特征,并应用多水平有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Meologit）,分析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小城镇服务设施供给、区位和对外交通便利性对村镇居民跨区域出行频率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乡村地区传统地域系统正在发生变化,虽然“村-镇-县”等级结构模式依然是主体,但“村-县”和“镇-市”的联系在增强;对村庄居民来说,县城一级服务地的服务和商品的重要性凸显;乡村居民跨区域出行特征存在地区差异,东部沿海和西部大城市周边的村镇居民的出行频率高于中部地区,平原和丘陵地区居民出行频率高于山地、高原地区,地区间差异随出行目的地等级提高而更加明显;随着“村村通公路”的基本全覆盖,地理区位和交通设施条件不再是影响居民城乡联系的主要因素,居民的高品质生活出行需求、收入增加和小汽车拥有率提升等因素对居民跨区域出行的影响在增强,通过“大修大建”乡村公路来促进城乡联系的传统做法需要进一步深思。     

上海都市区边界划分——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探索

都市区是中心城市及其主要影响范围,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国外都市区范围根据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通勤联系划分,本质上是与中心城市具有密切经济联系的统一劳动市场区。国内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通过通勤联系划分都市区的相关研究难以开展,且划分结果在内涵上与国外都市区差异较大。移动电话是目前普及率最高的移动通讯终端设备,其包含的地理位置标签可反映用户的职住地信息。利用上海移动2014年上半年某两周2G手机信令数据,识别用户的居住地和工作地,参照国外标准,根据中心与外围地区的通勤联系划分上海市都市区。在通勤联系的基础上,尝试采用消费联系作为都市区划分的辅助标准,并对划分结果进行了调整。结果表明：① 基于通勤联系的上海都市区主要包括中心城周边地区、松江新城及外围大型工业区,基于消费联系调整的上海都市区包括中心城周边地区、松江、嘉定、青浦等新城及浦东惠南地区、长兴岛,整体上呈现东西略长、南北略窄的形态;② 通勤联系和消费联系可以相互结合划分中国的都市区边界,通勤联系作为主要指标,消费联系作为辅助指标;③ 上海与国外城市都市区差异较大,国外都市区范围扩展极广,上海都市区范围未超过行政边界,局限在在中心城周围相对较小的范围内。     

都市圈经济发展的主要原理及对兰州都市圈建设的启示

都市圈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发展经济是都市圈建立并不断完善的重要内容。以此为出发点,分析了距离衰减规律、万有引力原理、中心地理论、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原理及网络结构理论等对都市圈建设的指导作用。以兰州都市圈为例,阐释了部分原理在实际建设中的应用:兰州都市圈的空间界定、经济发展功能分区及网络经济构建。     

珠江三角洲都市圈国内旅游者空间行为模式研究

以珠江三角洲（下称珠三角）都市圈国内主要客源地2009~2011年度中国100强旅行社官网旅游线路报价单为基础数据,研究了珠三角都市圈发展较为成熟阶段的旅游者空间行为模式及目的地类型,发现：① 珠三角都市圈旅游者空间行为模式总体上以营区基地式和完全环游式为主。不同客源地旅游者行为模式差异较大,广东省内旅游者以单目的地式和港澳小环游为主,其余客源地旅游者多采用营区基地式、往返式、区域环游式和完全环游式等旅行模式;② 珠三角都市圈各城市在旅游线路中出现的频次存在较大差异,总体呈现出3个等级层次关系,不同城市在大小珠三角都市圈以及不同客源地旅游线路中的角色与地位不同,据此得出珠三角都市圈各客源地的空间行为模式图;③ 比较大小珠三角都市圈在空间行为模式上的差异,发现港澳与珠三角地区在旅游发展上逐渐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但实现三地旅游一体化尚待时日。     

THE SATELLITE TOWNS OF METROPOLITAN GUANGZHOU:EVOLUTION, INHERENT LINKS WITH THE CENTRAL CITY AND TENDENCIES--A CASE STUDY OF RENHE TOWN

I.EvolutiollofSateIlitcToxv1lsofGuallgzl10llAsate1litetoxvi1referstotllesettlel11el1tlyiIlgxvitl1il1tl1e)urisdictiol1ofabigc1t)',orbeinglesstl1anlOOkl11farfrol11thccitycel1tre(witllil1t11ec0111l11lltingc2ltcI1l11el1tareasofacity),l1avingclosc1il1lcs\\i1l1tllccit)ill1)1'0c1Llc[lo1l<1}1(1ll\)clll100LjT11"SatCllitetOxvill11tlSt11;lVCt1lreCftl11C11Ol1S`1)SCItl.2[1.LdCCC11l1-'1l1icCdl>0P\ll;1LI'....1i-olllthecentralcity,2)abs0rbtl1edecentralizedindustriesfr0l1ltlleCel1tralcity,and3)s11…     

加权Voronoi图在城镇经济区划分中的应用——以十堰市为例

划分城镇经济区对于进行城乡产业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与重力模型法,计算城镇发展潜力,在此基础上选择了14个中心镇,并求得其与中心城市、特区及城关镇的中心性强度。根据断裂点理论,运用加权Voronoi图,以城镇中心性强度值的平方根为权重划分各中心城镇的空间影响范围。在保持乡镇行政区完整性的前提下,对城镇影响范围进行调整,最终确定了十堰市22个城镇经济区的覆盖范围。结果表明,城镇影响范围还取决于中心城镇间的距离,城镇经济区范围通常与行政范围不一致。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考虑自然资源、周边城市影响等因素,不断完善研究方法。     

内地企业香港上市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分析了赴香港上市内地企业的空间分布、时间格局、行业格局以及所有制结构特征,并采用计量模型对赴香港上市企业分布格局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表明：赴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数量呈现波动式增长,总部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京津冀、长三角以及珠三角地区集聚特征明显;香港成为内地金融和房地产类企业海外上市的主要目的地;赴港上市的国有企业比重不断下降,民营企业逐步成为香港上市企业的主体。回归模型结果显示：赴香港上市企业总部分布受到集聚经济、距离、制度等因素影响,城市的经济规模、金融业发展水平、交通便捷性、信息化与通讯能力越强,到香港距离越近,城市行政级别越高,赴港上市企业则越多;此外,距离因素对民企的影响更为显著,国企的空间分布则主要受制度因素的影响。     

1984 年以来北京零售业空间发展趋势与特征

在采用虚拟变量对密度函数进行调整的基础上, 借助扩展方法引入时间变量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测度北京零售业空间发展的分异与趋势, 并利用GIS技术研究了新型零售业的空间布局特征。结果表明:① 1984-2010 年, 近郊区零售业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 增速是远郊区的近两倍, 而远郊区快于中心区, 说明中心区零售业地位的相对下降, 类似于20 世纪中期美国大都市区的发展特征。② 2000 年以来, 远郊区零售业增速下降, 近郊区小幅提升, 而中心区发展速度明显回升, 说明部分学者提出的20 世纪90 年代末期旧城区零售业“空洞化”、“边缘化”的发展趋势并未延续。③ 紧随人口的郊区化, 90 年代中期兴起的连锁超市以三环路为基础外向发展, 三、四环路和五、六环路之间数量较多, 而传统百货商店则主要布局在三环路以内。④ 以超市为代表的新型零售业空间布局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特征, 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 集聚区域既包括近郊人口密集区, 也包括远郊新城和城郊大型居住区。零售业的空间发展趋势与超市的空间特征共同显示, 北京应进一步提升远郊零售业的连锁化水平, 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 促进居住与消费的空间平衡。     

政策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关联分析与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优化

文章收集了428份由公共部门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政策,根据政策主体拓扑关系测度城市间的大湾区协同政策供给强度,绘制基于协同发展政策关系的大湾区空间联系格局,结果发现：1）单向惠港惠澳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主要的政策供给方向;2）政策供给高度集中于公共服务与产业领域;3）区县及以下层级和地方专业部门尚未充分进入大湾区协同发展政策网络;4）港、澳、广、深四大中心城市与大湾区其他主体间的政策关系与空间联系方式各异;5）大湾区城市间的政策联系在都市圈尺度内互动频密,跨都市圈政策联系相对松散。最后,提出以下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可进一步加强邻域城市、邻域区县、专业部门间以及广深2个中心城市之间的双向政策联动,统筹对港、对澳政策,使得政策供给进一步适应大湾区的治理结构。     

基于城镇化发展趋势的中国交通网战略布局

以世界城市化新趋势和日本高速交通网与京阪都市圈联结带建设为参照系,分析了中国城镇化和城镇体系变化新趋势,重点论述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面向集聚性发展的交通基础设施战略布局问题。世界城市化正表现为3个特征,它们是：全球城市和全球城市-区域发展,都市圈再繁荣,城市巨型化和巨型区出现。日本三大都市圈呈现两极分化发展,在围绕产业发展实施东京首都圈功能重组的同时,通过编制和实施新的国土发展计划,集中建设京阪都市圈联结带世界超级巨型区。2018年中国人口迈过峰值进入下降通道,然而国家城镇化进程还处在加速期,未来国家城镇体系将从现在的“三纵两横”发展为“四纵五横”发展轴。从整体上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尽管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需求进入平台阶段,但在国家战略地带和潜力增长区以及由于新技术发展还会让以大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异彩纷呈。在未来一段时间,首先国家战略地带交通网需要加密布局,例如发展长江经济带大通道、长江三角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区扇形网、粤港澳大湾区陆上通道、环首都京津冀城市群交通网;其次需要超前规划布局无人驾驶高速公路,如上海-苏州无人驾驶高速公路、粤港澳大湾区内地无人驾驶高速公路和北京冬奥会无人驾驶高速公路;同时,重视补齐交通基础设施拉动潜力增长区发展,尤其应关注东北地区东、西高速通道、山东外向高速交通互联互通和东北-山东互联互通。此外,乌鲁木齐-喀什、银川-兰州-西宁、西宁-成都、重庆-贵阳-南宁-钦州、成都-拉萨、昆明-保山、银川-西安-武汉-南昌-福州-台北、合肥-南昌-赣州-广州等重要交通线规划布局也非常重要。     

城市更新背景下大都市区餐饮业空间格局演化——上海市案例研究

大都市是区域发展的引擎,大都市产业布局是相关研究的重点领域。随着城市化发展,大都市区正在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更新,从而促使都市空间和产业格局不断优化。通过近二十年来上海市餐饮业空间数据分析,研究城市更新背景下大都市区餐饮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分析影响因素,揭示影响关系。① 近二十年来,餐饮业总体分布格局由“一轴双核两片多点集中”的初始形态,逐步演化为“三核四轴四片多点集聚”的现状格局,餐饮业分布逐渐从“内环-中环-外环”向外扩散,呈现多方向多轴线、区轴连面的演化趋势。② 不同类型餐饮业分布与演化特征差异明显,地方菜以老城区布局为主,并向商业街区、金贸区、大学城等区域集聚演化明显;国际餐饮围绕历史租界街区布局,并向城市副中心、旅游吸引物区域集聚演化;休闲餐饮趋于城市公园、景区景点和科教中心周边集中分布。③ 餐饮业整体呈现“中度集聚-中高集聚-高高集聚”的集聚演化特征,休闲餐饮、国际餐饮的集聚演化更加显著;地理空间上餐饮业由市中心向城市东西向演化明显。④ 人口密度、经济发展、交通条件以及旅游格局是影响餐饮业空间格局形成与演化的基础性因素;城市更新引发的公共服务与旅游空间变迁,是不同类型餐饮业格局演化的主导性因素。⑤ 城市更新改变了都市区发展肌理,促进了区域空间的结构性变化,推动了发展要素与环境变迁,不同类型餐饮业依据市场定位与选址偏好,在地理空间上随之快速响应,推动了大都市餐饮业分布格局演化与更替。鉴于餐饮业对城市旅游产业的重要支撑作用,研究可为大都市旅游空间格局优化以及城市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基于垄断竞争的大都市商业空间结构动态模拟

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垄断竞争、规模经济、交通成本、消费者多样化偏好以及商品和服务差异化的大都市两区域商业空间结构模型。提出了经济学演绎模型与基于agent 的计算实验相结合的研究路径,通过对商家、消费者等大量微观自主体(agent) 的相互作用来“动态地”观察和讨论大都市新、老城区宏观商业空间结构的微观基础、影响因素和演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①在商品和服务替代性、购物交通成本设定的情形下,新、老城区商业固定成本投入差距越大,则商业空间分布越不均衡,越易形成核心-边缘结构。② 由于居民的消费存在多样化偏好,因此强化区域间的差异性有助于改变商业的市场份额。③ 商业往往集聚在具有区位优势、人口规模优势以及固定成本优势的地区,而且交通条件的改善将加速商业的空间集聚。研究认为,空间经济学演绎模型与推导→基于agent 的地理计算→实证分析与计量检验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技术路线。     

中国都市圈中运量型轻轨交通的发展问题研究

从都市圈的空间结构和交通需求的特点分析入手,讨论了中运量型轻轨交通在都市圈公共交通中的地位与作用。结合中国都市圈建设中有关轻轨公共交通发展的问题,指出发展以中运量型轻轨交通为骨干的城市公共交通是中国都市圈交通建设的重要方向,并对中国都市圈以中运量型轻轨交通为骨干的都市圈综合交通体系的规划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议。     

广东省市际边界城镇发展的空间类型划分

利用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和中国GDP空间分布公里网格数据集等各类数据,采用因子分析、莫兰指数和GIS分组分析法,对广东省市际边界城镇发展的空间类型进行定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市际边界城镇空间结构由公共服务设施与旅游资源类、企业与人口集聚类、生态本底资源类、人民生活水平类以及边缘艰苦类5个主成分因子构成,不同主因子的空间关联性存在差异,其中生态本底资源类和企业与人口集聚类主因子的空间关联性最强,而边缘艰苦类主因子的空间关联性最弱。市际边界城镇的空间发展类型可以划分为高生活水平型发展强镇、产业与人口集聚型发展强镇、产业与公服配套型发展强镇、公服滞后型发展强镇、生态发展型一般镇、生态与旅游型发展一般镇、边缘山区型发展弱镇7类。自然资源禀赋与区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历史基础、政府政策和文化差异为影响市际边界城镇发展空间类型的5大因素。     

大城市近郊农地流转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武汉市蔡甸区为例,结合多源、多时段的村级农地流转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揭示大城市近郊农地流转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转规模呈跨越式增长,经历快速增长和短期减速增长两个阶段,流转速度受土地政策影响较大;农地流转的空间分布由随机转向集聚,高高集聚区由主干道沿线转移至以农业为主的平原街镇,低低集聚区由不显著到集中于城镇化水平较高的街镇;② 控制自然、区位、社会经济等因素后,发现流转主体、流转用途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影响。建议清楚把握农地流转时空演化特征,合理选择流转主体和流转用途,以优化大城市近郊的人地关系,促进城乡统筹和乡村振兴。     

中国小城镇产业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分析揭示了2015年中国小城镇产业结构特征与空间差异,并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实证估计了中国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的影响因素。研究得出中国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呈正态分布,非农产业占比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长江经济带和边境口岸地区。东部地区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呈负偏态分布,中部地区呈正态分布,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则呈现正偏态分布特征,产业结构相对落后。小城镇规模、所在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小城镇非农产业占比显著正相关。县域第二产业占比提高带来的拉动效应略高于第三产业,小城镇产业更多的是为县域第二产业发展提供配套支撑。地级城市（地区、自治州、盟）规模的扩大对辖区内小城镇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扩散效应强于虹吸效应。     

郑汴都市区一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变化及机理

城市发展面临着向低碳生态转型的挑战,探析城市一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变化及机理是郑汴都市区低碳生态化研究的基点。采用LMDI分析法对2000~2009年间郑汴都市区化石能源碳排放变化、2004~2007年间一次能源碳排放与主要农作物碳吸收变化机理进行研究,构建低碳发展判别函数进一步辨析郑汴都市区产业低碳发展的类型与方向。结果发现：郑汴都市区的碳排放量逐年增加,但两市的增长速度与方式有所不同;碳排放量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规模、能源强度与能源结构、种植结构、播种面积及产出强度等7个因子相互作用下变化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促进碳排放增加的显著因素,能源强度、播种面积和产出强度的增加是抑制碳排放的显著因素;郑汴都市区的产业错位发展有利于消减碳排放总量,但多种产业的产能和结构亟待提高与调整。郑汴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之间的低碳耦合发展路径、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是应继续深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