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业生态扶贫政策的评价与建议:怒江州和阿坝州案例

中国采取了长期不懈的扶贫行动,近十年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生态扶贫可以实现环境保护和农村脱贫的双重目标,中国把重点放在深度贫困地区的林业生态扶贫上。然而,贫困人口从林业扶贫项目中获利的程度、贫困户对这些扶贫政策是否满意、以及林业扶贫政策是否有效仍然是个未知数。通过对西南地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区具有代表性的怒江州和阿坝州79户农户的问卷调查,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林业扶贫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小额金融扶贫、结对驻村帮扶四条扶贫路径明显增加了建档贫困户的收入,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问题。贫困群众对林业生态扶贫政策感到满意,两州的生态扶贫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参与不积极、精准识别不完善、资金来源有限和资金不足等问题。我们的研究结果突出了林业产业和公益性岗位在贫困地区扶贫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健全林业生态扶贫政策,实现深度贫困区的生态保护和减贫之间的协同是可能的,文章最后还提出了通过林业发展实现扶贫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五项政策建议:(1)精准识别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2)选择有效适宜的林业扶贫模式;(3)拓宽扶贫资金渠道;(4)建立林业产业脱贫体系;(5)完善生态保护机制。     

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研究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是新时代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根本抓手,基于贫困地区发展历程、扶贫实践及成效梳理,提出了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的理论框架,对于指导贫困地区乡村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果表明,对贫困户、贫困县、贫困片区的精准扶贫,能够显著改善乡村地区的生产、生产和生态条件,逐步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通过乡村产业、生态、文化、人才、组织振兴,能够激发乡村发展活力、能力、动力和竞争力,解决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精准扶贫旨在补齐乡村发展的短板,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乡村振兴可以巩固提升脱贫成果,是精准脱贫的有力保障。因此,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交汇期,应同步推进和实施两大战略,按照人-地-业-财的耦合协调状态,设定贫困地区精准脱贫量表,实现贫困地区乡村稳定与持续脱贫,设定县域乡村振兴率、村域居业协同度等指标,为乡村振兴成效评估提供定量考评依据。     

内蒙古土地整治与精准扶贫模式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特别是偏远的边境地区、牧区和革命老区,更面临着自然环境恶劣、农田草牧场退化、产业基础薄弱和扶持成本加大等诸多问题。通过在宏观把握土地整治助力精准扶贫的背景与意义的基础上,梳理总结内蒙古自治区土地整治助力精准扶贫的现状,精准识别自治区不同贫困区域环境、贫困状况和影响因素,剖析农地整治、建设用地整治等不同类型土地整治项目通过土地指标流转、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生活转变等方面产生的扶贫应,系统开展土地整治对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治贫路径探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边境地区生态文化旅游扶贫路径探索——以广西龙州县为例

发展生态文化旅游,可以激活当地的经济活力,推动贫困地区实现脱贫开发目标。通过回顾旅游精准扶贫相关文献,选取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广西龙州县作为研究对象,并对龙州县的生态资源、文化资源优势以及旅游扶贫的现状进行系统分析,发现旅游扶贫对贫困户收入、就业和当地的产业结构具有一定作用,但仍需政府、企业和社区等外部力量进一步推进生态与文化相融合的旅游发展模式。龙州县要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以实现脱贫目标,可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促进"三产"融合,优化产业结构;合理规划,推进边贸旅游,发展全域旅游;加强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创新,推进生态与文化相结合的旅游发展模式等4个方面着力。     

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内在逻辑与实现机制

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需要,当前中国贫困地区乡村发展正逐渐由低层次的脱贫向更高层次的振兴转变,两者的紧密关联使得减贫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基本内涵,探讨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而从多个维度剖析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如何助推其乡村振兴。结果表明：① 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旨在科学诊断致贫因子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措施实施帮扶,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障碍性因素;乡村振兴则重点在于通过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②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一致性使得两者存在紧密的逻辑顺承性,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本前提,而乡村振兴是精准扶贫的深化和保障,可以说农村减贫的过程也是乡村逐步振兴的过程。③ 通过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和配置补齐乡村人、地、业等发展短板,贫困地区重塑了要素耦合、结构合理、功能复合的乡村地域系统,从而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振兴,最终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和农村美的发展目标。     

中国贫困地区环境类型研究

本文指出贫困是困惑人类发展的世界性难题.中国存在592个重点扶贫县,按照环境特点可分为三大类型,即:(1)中部山地高原环境脆弱贫困带,包括蒙古高原东南边缘风蚀沙化贫困区、黄土高原沟壑水土严重流失贫困区、秦巴山地生态恶化贫困区、喀斯特高原丘陵环境危急贫困区、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封闭型贫困区等类型;(2)西部沙漠高寒山原环境恶劣贫困带,包括新疆、青海及西藏三省区的沙漠地区及青藏高原高寒区等类型;(3)东部平原山丘环境危急及革命根据地孤岛型贫困带,包括东北沿边地区、华北平原低洼盐碱地区;东部岛状分布的丘陵山区革命根据地贫困区.文中还论述了环境与贫困度的关系,即环境愈脆弱,贫困度愈高,脱贫难度愈大.但致贫因子又错综复杂,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自然环境较好,而交通闭塞,信息不灵,技术落后,也阻碍致富.同一环境不同的政策机制,可以引发不同的结果.环境改造与脱贫,一定要有宏观战略规划和分类指导的方案,并有切实可行的操作办法.贫困地区即使解决了温饱,依然是低标准,向贫困开战仍将是21世纪中国的一项艰巨工程,只不过那时的贫困线划定标准有所变化而已.     

基于可持续生计的精准扶贫分析方法及应用研究——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可持续生计框架是辩证思考贫困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过程的理论总结,有助于对精准扶贫进行规范化和系统化的研究。本文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为蓝本,构建基于可持续生计的精准扶贫分析框架,并从影响农户生计的内因和外因视角,讨论精准扶贫的多维贫困识别指数(MPII)的基本构成。以四川省凉山州作为案例区域,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MPII指标体系;识别出420户贫困户,其中80.48%(338户)的建档立卡户与识别结果重叠;与建档立卡农户相比,所识别贫困农户在各单个维度和综合维度都几乎处于更劣势的水平,识别效果更加精准。根据贫困原因的相似性,可将贫困农户划分为人力资本贫困型、基础型资本贫困型、社会资本贫困型、多维资本贫困型、生计环境恶劣型等五种类型,并针对不同的贫困类型提出相应的帮扶措施。     

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影响机理分析——以商洛市为例

中国扶贫瞄准单位已下沉到农户单元,发展和完善农户尺度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是精准配置扶贫资源、提高扶贫效率的关键。通过借鉴“人”“地”和“业”关系理论构建了“能力—资本—环境”多维贫困综合评估框架,以秦巴山特困区商洛为例,通过多维贫困测度体系对农户进行综合测度,识别样本区多维贫困户,进而与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对比分析,并探讨了多维贫困发生的主要影响机理,最后依据多维贫困户剥夺维度的组合划分不同类型。研究结果表明:① 有245户被识别为多维贫困户,239户被识别为非多维贫困户,多维贫困户与非多维贫困户在能力维度、资本维度和环境维度均存在较大差异;② 有84.08%的多维贫困户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相重叠,多维贫困户在综合维度和单维度的贫困程度均较深;③ 多维贫困发生主要受“人”的发展能力和生产能力、“业”的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以及“地”的地理条件和区位的弱势或剥夺的影响;④ 多维贫困户划分为发展缺失型、复合贫困型、生存环境恶劣型和综合贫困型4类。     

贫困区在发生类型可持续性脱贫对策

分析了贫困区的发生机制和三种类型。从我国扶贫攻坚的现状出发,针对贫困区人与环境三个生产环节的矛盾焦点,提出了实现可持续性脱贫的对策。     

贫困区的发生类型与可持续性脱贫对策

分析了贫困区的发生机制和三种类型。从我国扶贫攻坚的现状出发,针对贫困区人与环境三个生产环节的矛盾焦点,提出了实现可持续性脱贫的对策     

深度贫困区多维贫困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甘肃省岷县东部山区为例

科学揭示深度贫困区的贫困发生机制、贫困特征及致贫因素,对于目前脱贫攻坚返贫预警机制构建和2020年后相对贫困阶段扶贫开发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A-F方法,构建农村家庭收入、健康、生活质量、教育4个维度11个指标的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基于参与式农村评估(PRA)方法,访谈调查甘肃省岷县东部山区119户农村家庭,从农村家庭户主个体特征、农村家庭特征及村庄地理位置3个因素选取9个变量,定量分析了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特征及致贫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深度贫困区农村家庭普遍呈现出多维贫困特征,多维贫困发生率H、多维贫困指数MPI随剥夺贫困值增加呈现下降态势;(2)研究区农村家庭的主要致贫因素为学历、疾病、收入来源和人均收入;(3)户主个体特征、农村家庭特征及村庄地理位置各变量均对农村家庭的多维贫困产生影响,尤其是户主年龄、常年生病病人数与多维贫困状况呈现显著正相关,户主文化程度、人均耕地面积呈现显著负相关。     

中国女性贫困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后扶贫时代将性别因素引入贫困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有利于制定针对贫困女性的脱贫政策。在构建女性贫困分析框架基础上,利用城乡最低保障人口数据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从空间和个体2个层面分析女性贫困特征,使用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方法辨析中国女性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女性相对贫困深化,呈现地区差异性和空间聚集性;(2)女性在多维贫困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大于男性;(3)陷入多维贫困的女性主要受到就业、人力资本和资产剥夺;(4)中国拥有着独特的女性贫困影响机制,户籍制度、文化思想观念和劳动力市场就业是影响女性贫困的主要方面。期望以此丰富贫困地理和女性地理研究,为提升扶贫质量和制定基于性别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奠定基础。     

相对贫困视角下的精准扶贫多维减贫效应研究——以宁夏彭阳县为例

2020年是精准扶贫的收官之年,中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亟需科学评价精准扶贫政策的减贫成效,通过补齐减贫短板,优化扶贫资源配置,实现区域精准化扶持。本研究在测度彭阳县多维贫困程度的基础上,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量化了精准扶贫的多维减贫效应,并分析了扶贫的困境。主要结论：① 精准扶贫多维减贫成效显著,农户多维贫困指标数量k减少了51.66%;② 各维度贫困指标剥夺程度均有降低,降低最明显的维度是生活、资产、住房和收入维度,教育和健康维度次之;③ 根据各维度减贫效应的差异找出减贫短板,分析了彭阳扶贫的困境。最后对如何摆脱减贫困境、推进建立解决相对贫困机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产业扶贫视角下村域空间贫困陷阱识别与策略分析——以湘西保靖县为例

从产业扶贫视角出发,选择湖南省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保靖县为研究案例区,构建自然环境、地理区位、经济基础、人力资本和社会事业5个维度的村域的空间贫困陷阱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方法测度村域产业扶贫面临的空间贫困陷阱,利用核密度方法分析5个维度上空间贫困陷阱密集影响区域,并在此基础上绘制村域产业扶贫的综合空间贫困陷阱地图,提出对应的发展策略,为实现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精准帮扶提供科学依据。     

生计可持续性视角下精准扶贫的政策效应评估及其分异研究——以武陵山区石柱县为例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提升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是防止返贫和实现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生计可持续性视角下系统评估精准扶贫政策效应，可为此提供重要依据。论文构建涵盖生计资本、生计环境和代际发展能力3个维度的扶贫政策效应评估框架，以武陵山区石柱县为案例区，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和倾向得分匹配法量化了精准扶贫对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并讨论了其分异性。研究表明：(1)精准扶贫使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水平整体提升了20.5%，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环境和代际发展能力分别提升21.3%、23.9%、15.8%，农户生计环境改善更突出，而代际发展能力具有一定时滞性。(2)精准扶贫对生计要素禀赋较好的兼业型农户带动效应更大且显著，其次是务农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脱贫户，而以“输血式”帮扶为主的补贴依赖型农户则被边缘化，加剧了群体间生计可持续性分化。(3)精准扶贫政策效应空间分异性明显。相比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王场镇和黄水镇，精准扶贫对具有区位优势的龙沙镇、贫困程度较深的中益乡的带动效应更大且显著。(4)围绕强化对山区教育与技术投入、对偏远地区资源倾斜以及引导贫困边缘群体治理等方面提出巩固脱贫...     

帮扶措施对山区脱贫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陇南山区为例

帮扶措施不仅是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关键举措,更是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客观要求。论文构建了帮扶措施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分析框架,利用入户调查数据,在辨明帮扶措施及生计策略选择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影响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陇南山区有59.84%的脱贫户享受了多元帮扶措施,其中,享受最多的多元帮扶措施为产业扶贫+生态补偿扶贫,享受最多的单一帮扶措施为生态补偿扶贫;(2)陇南山区脱贫户的生计策略以务工主导型为主,呈农业特色化、非农化和多样化的特点;(3)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整体呈中等水平,其中,川坝河谷区农户、老年农户和低生计资本禀赋的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较强,且帮扶措施对其有调节作用;(4)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区位条件对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有显著影响;产业扶贫和电商扶贫对农户的特色务农型生计策略选择有正向影响,生态补偿扶贫和就业扶贫对农户的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有正向影响。最后,提出了优化农户生计策略的政策建议。     

基于贫困居民视角的旅游扶贫满意度评价

借鉴多维贫困理论,采取因子分析方法,构建了基于贫困居民视角的旅游扶贫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以贵州郎德镇为例,对贫困居民旅游扶贫满意度进行定量评价。研究发现:(1)贫困居民旅游扶贫满意度的评价指标包括经济条件、生活水平、社会和谐、医疗健康、公共设施、教育条件、生态文化,以及扶贫参与及收益等8个方面;(2)贫困居民旅游扶贫满意度模糊综合评价结果表明,郎德镇旅游扶贫的满意度水平处于"一般"到"满意"之间;(3)贫困居民旅游扶贫满意度的重要性—绩效评价揭示了郎德镇贫困居民比较重视,但同时也是旅游扶贫工作中比较薄弱的地方,为郎德镇提升贫困居民旅游扶贫满意度提供依据。     

区域多维贫困测量的理论与方法

贫困包括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两者均具有多维属性。区域多维贫困是贫困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深度贫困地区是区域多维贫困的集中表现,是当前和未来脱贫攻坚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坚中之坚。本文以空间贫困理论为基础,界定了贫困地域系统和区域多维贫困的概念,并探究了区域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法。据此,以中国334个深度贫困县为研究对象,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和ESDA技术刻画了中国深度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空间格局。结果表明：① 区域多维贫困是贫困地域系统发展演化过程中“人”“地”“业”三个核心要素耦合失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是特定地域在生态环境劣势、经济劣势、社会福利劣势上的综合表现,包括生态贫困、经济贫困和福利贫困3个维度。② 深度贫困地区最“深”的地方在青藏高原,最“深”的短板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从单一维度的贫困指数来看,深度贫困地区的福利贫困指数（WPI）>经济贫困指数（EPI）>生态贫困指数（NPI）,三者平均值分别为2.77、2.66、1.89,贫困人口社会福利供给不足和公共服务短缺是深度贫困地区最突出的问题;从多维贫困指数来看,青藏高原是区域多维贫困指数（RMP）的高集聚区或热点区,生态贫困、经济贫困和福利贫困程度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③ 区域多维贫困指数能较好地揭示特定区域的贫困状况。在地理位置偏远、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区域劣势突出的地区,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在空间上高度重叠。     

我国扶贫政策演变及其实施效果

系统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国扶贫政策的演变及其特点,重点分析了１９９６年以来我国政府实施的以扶持贫困人口为主的开发式消除贫困战略所采取的各项扶贫措施及其实施效果。探讨了过去若干年中我国扶贫政策实施效果的地区差异。对国家及某些贫困地区目前采取的脱贫政策与措施提出了一些分析性的评价。     

秦巴山区村域稳定脱贫测度及返贫防控风险识别——以重庆市城口县为例

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实现稳定脱贫、建立返贫防控机制是后2020时代的现实要求,更是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承上启下的紧密衔接。以强度生态脆弱与集中连片特困复合地区重庆市城口县为研究区域,基于脱贫稳定性测度模型、障碍度模型和最小方差模型等方法对城口县60个行政村、1950个农户进行多维脱贫稳定性空间分异特征和返贫风险模式探究。研究发现：① 样本村脱贫稳定性等级分布总体呈现前端窄小、中部突出的“葫芦状”结构,各地区多维脱贫稳定性总体不高且存在空间异质性;② 城口县返贫风险可识别为双风险模式、三风险模式、四风险模式和五风险模式4种模式及各阻力因素多元整合主导的11种返贫风险类型,人力资本、发展机会等涉及农户可持续增收、动态抗风险能力及内生动力的要素逐渐成为现阶段返贫防控及减贫路径依赖的重点;③ 立足区域特征,把继续攻坚和稳定脱贫、防止返贫摆在同等重要位置上,因村施策提高群众抗风险能力,精准织密防止脱贫群体的返贫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