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自选择视角下城市建成环境对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

交通方式选择研究对于城市高效、可持续和安全的交通规划至关重要。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分布式认知理论,采用调查问卷数据、路网数据、POI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居住自选择效应影响下非随机异质性的建成环境对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1）居民根据自身社会经济属性及态度偏好选择不同建成环境特征的住宅小区,继而形成特定的通勤模式,说明居住自选择存在偏好异质性,居住自选择效应存在。（2）在规避居住自选择效应后,建成环境依然对通勤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讲,人口密度、路网密度及停车位数量直接影响通勤模式选择,路网密度、公交站点可达性、地铁站点可达性及停车位数量通过中介变量通勤距离与小汽车拥有间接影响通勤模式选择。（3）高人口密度、密路网与高可达性的建成环境通过提高道路网络的连通性、步行与公共交通的连接性进一步推动积极通勤模式与公共交通通勤模式选择,引导居民向积极通勤模式为主导的出行结构转变。     

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碳排放效率分析

为研究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度与其碳排放效率之间的关系,针对省际建设用地,构建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计算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度;基于松弛测度的SBM模型,测算各省份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碳排放综合效率、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结果表明:(1)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程度与集约利用碳排放综合效率并不保持普遍一致;(2)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度高的省份大多分布在东部地区;(3)区域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碳排放技术效率不足是导致大多数省份综合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而规模效率不足对综合效率影响较小。     

北京城区公共交通满意度模型与空间结构评价

以北京市城八氏的公共交通为切入点.探索了城市空间结构的评价分析方法.通过"公共交通可达性"指标.将城市实体空间结构的指标与居民对公共交通的满意度连系起来.建立了以满意度为目标的城市空间结构评价体系.并对提升城市空间结构的实体空间因子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对"公共交通可达性"的各项影响因子进行了梳理,从公共交通服务质量、区域经济特征、道路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包括公交通达度、人口和经济集聚度、道路密度、区位指标等在内的城市公共交通可达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其次,构建了以居民满意度为因变量的公共交通可达性评价模型.分析定量揭示了公交站点配置、公交通达度、经济密度等凶素对了: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作用.同时分析表明.公共交通的优化需充分考虑不同属性的居民群体的空间分布规律.据此,从城市空间结构评价的角度分析了北京市公共交通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如下建议:①市政交通规划的重点应放在五环以内地区;②实现800m公交站点服务面积全覆盖;③加强各地与市区重要功能节点的公共交通联系来提高其通达度;④根据居民的分布和属性特征出台相应的公交服务政策提高不同居民群体的公共交通满意度.     

基于格网尺度的新城区可持续空间形态要素测度研究——以宁波鄞州新城区为例

基于城市形态学,提出良好的街道可达性、适宜的建设强度与建筑形态、足够的功能混合度是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形态基础,以宁波市鄞州新城区为例,通过空间句法、空间矩阵、混合功能指标测度其城市空间形态要素,结果表明：1）鄞州新城区街道网络整体协同能力较强,建筑形态以中层板式及围合式、低层围合式、高层板式为主,单一功能用地占主导地位,完全混合用地仅占1.73%;2）鄞州新城区空间活力中值区占比最高,通过密度-形态关联性分析,其在多层高覆盖率的形态区间被屏蔽;3）功能混合、可达性、建筑强度及形态之间重合度较高,高容积率（>2.2）单元格中有64.54%聚集在可达性高值区,双功能、多功能混合单元有50.25%、85.71%聚集在可达性高值区,混合单元有公共设施用地时混合功能-可达性关联的效应更明显。     

南京大学土地利用碳排放研究进展

土地利用是低碳经济和碳排放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也是进行碳排放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开展土地利用碳排放研究,有助于从土地利用规划、产业结构调控及国土开发与整治等领域全面引导经济社会的低碳发展。2007年以来,南京大学在国内地理学界较早开展了土地利用碳排放研究,研究进程主要包括两个阶段:区域不同尺度碳排放核算及驱动机制研究、土地利用及其变化的碳排放效应及优化调控研究。经过文献梳理与分析,从区域碳排放核算、因素分析及减排潜力研究、土地利用及其变化的碳排放效应研究、区域土地利用及产业空间的碳足迹分析、面向低碳目标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研究、城市系统碳循环及其土地调控研究等方面对南京大学土地利用碳排放的主要研究方向进行了总结和评述;结合南京大学学科发展优势,提出了土地利用碳排放研究的发展趋势,主要包括:典型产业区碳排放研究、城市改造和环境设计与碳排放的关系研究、城市功能区碳排放研究、低碳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与应用、区域碳排放的土地调控机制与方法体系研究等。     

建成环境对城市居民日常出行碳排放的影响——以开封市248个居住区为例

居住区是居民日常生活最基本的空间单元,其建成环境对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基于大样本调查数据核算居民各类出行碳排放,通过POI抓取、空间句法、网络分析等方法识别开封市主城区成规模的248个居住区的建成环境特征,借助核密度和GWR等方法剖析居住区尺度居民各类出行碳排放的空间分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城市内部居民出行碳排放空间差异显著,居住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性问题突出,外圈层快速扩张区域应作为城市碳减排工作的关键区域;② 居住区尺度能较好地揭示建成环境对出行碳排放的影响,路网设计、建筑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等因素对各类出行碳排放的作用机理差异较大,作用强度亦存在不同方向上的空间渐进规律;③ 根据出行碳排放结构及其对应的建成环境指标可识别出外层高密度欠通达低混合型居住区碳排放水平较高,内层低密度高通达高混合型居住区碳排放水平较低。研究结果可为居住区空间重构和城市碳排放的分区规划与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活力空间特征及建成环境对其影响机制研究

采用城市POI、手机信令数据及夜间灯光遥感数据,以深圳市为例,构建城市活力度量指标分析城市活力的空间特征。构建“5D”指标体系度量城市建成环境,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深圳市城市综合活力显示出“南强北弱,西强东弱”的空间分异特征,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城市综合活力最主要反映的是社会活力。2）城市综合活力、经济活力、社会活力、文化活力均受到建成环境的显著影响。高POI密度、高建筑密度、高平均建筑层数和高土地利用混合度对城市活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居住人口密度与路网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与路网密度等交互作用对城市活力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4）在影响机制中,建筑密度、平均建筑层数为底层支撑因素,POI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为直接驱动因素,居住人口密度为诱发因素,距行政区中心距离、交叉口密度、路网密度、地铁站点密度和公交站点密度为调节因素。     

土地混合使用视角下的地块间兼容度测度

在梳理已有土地兼容度的测度思路后,基于社会分隔的空间测度算法提出了一种从地块和街区双尺度测度地块间兼容度的新方法。与既有方法相比,新算法一方面将所有建设与非建设用地均纳入计算,力求更好地体现用地兼容度格局;另一方面也充分考虑了诸如相邻边长,领域面积等土地利用格局的重要空间几何特征,避免了传统算法无法量化距离衰减的缺陷,从而更加科学地描绘土地利用兼容度的分布特征。以湖南省湘潭市市辖区作为案例,在地块和街区2种尺度上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湘潭市土地利用现状整体较为兼容,但仍然存在部分兼容度较低的聚集区域。这类区域基本位于城市郊区的工业园区和村集体用地上。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在工业园区中,过分重视工业企业的招商引资而忽视了规划管理,导致土地的真实利用情况与既有规划不符,一定程度上造成用地的不兼容现象;其二,在城边村的集体用地上,部分村级工业地块的无序扩张加剧了与宅基地、耕地等环境敏感用地的交织,继而形成不兼容的用地景象。最后,基于测度结果,从街区尺度上对湘潭市不兼容区域提出了对应的完善策略,以求在后续空间规划中提升湘潭市土地的混合利用程度。     

土地混合使用视角下的地块间兼容度测度——以湖南省湘潭市市辖区为例

在梳理已有土地兼容度的测度思路后,基于社会分隔的空间测度算法提出了一种从地块和街区双尺度测度地块间兼容度的新方法。与既有方法相比,新算法一方面将所有建设与非建设用地均纳入计算,力求更好地体现用地兼容度格局;另一方面也充分考虑了诸如相邻边长,领域面积等土地利用格局的重要空间几何特征,避免了传统算法无法量化距离衰减的缺陷,从而更加科学地描绘土地利用兼容度的分布特征。以湖南省湘潭市市辖区作为案例,在地块和街区2种尺度上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湘潭市土地利用现状整体较为兼容,但仍然存在部分兼容度较低的聚集区域。这类区域基本位于城市郊区的工业园区和村集体用地上。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在工业园区中,过分重视工业企业的招商引资而忽视了规划管理,导致土地的真实利用情况与既有规划不符,一定程度上造成用地的不兼容现象;其二,在城边村的集体用地上,部分村级工业地块的无序扩张加剧了与宅基地、耕地等环境敏感用地的交织,继而形成不兼容的用地景象。最后,基于测度结果,从街区尺度上对湘潭市不兼容区域提出了对应的完善策略,以求在后续空间规划中提升湘潭市土地的混合利用程度。     

内蒙古红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及可达性分析

厘清红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明晰其空间可达性是旅游规划制定精品红色旅游线路的前提基础。利用核密度、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揭示了内蒙古红色旅游景点空间分布特征,基于高德地图路径规划功能实时获取道路交通状况,构建了红色景点空间可达性测度模型,采用地理探测器阐明了可达性差异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内蒙古红色旅游景点空间分布呈“大分散、小集聚”现象,以呼和浩特市和兴安盟为核心区域核密度值较高,尤以呼和浩特市周边显著。各盟市红色旅游资源类型特色鲜明,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类型较为齐全,但分布均衡性较差。（2）内蒙古红色旅游景点间通行时间成本较高,平均通行时间256.229 min,可达性较差,且内部差异较大,极差值约274.1 min。可达性系数值域范围为0.752～1.816,其空间格局呈“中心-外围”圈层状逐渐递减特征,呼伦贝尔市和阿拉善盟地区成为可达性“边缘洼地”。（3）景点区域位置、景点核密度因子对可达性差异解释力最强,且两因子交互作用解释力最大。任意两因子对可达性分异的交互作用均为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关系,不存在独立或减弱关系。     

模拟退火算法用于产生城市土地空间布局方案

本文发展了一种模拟退火算法辅助产生城市土地空间布局方案。首先建立了城市土地空间配置问题的数学模型 ,目标函数是最小化土地开发费用、最大化不同功能地块间的空间协调性。由于问题存在的诸多空间约束条件使得可行的土地利用布局方案的搜寻过程变得十分缓慢 ,采用了将一些空间约束条件结合到目标函数中的方法 ,如结合了距离约束、方向约束、相同土地利用单元的邻近约束和地块形状的紧凑约束等约束条件。应用于湖南省长沙市暮云工业区用地规划的结果表明 ,模拟退火算法是一种辅助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的有用的、有潜力的优化方法     

关中—天水经济区路网空间通达性分析

通达性是人文地理学、城市与区域规划、交通运输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之一。随着应用需求的持续加大和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通达性测度方法和度量体系正在逐步完善。以关中—天水经济区交通路网为例,本文试图将城市、交通和区域结合起来全面阐述区域通达性。采用空间句法模型、可达性相关指标和等时圈通过特征点算法,多视角综合测度经济区路网通达性的空间格局。研究结果表明：①区域路网体系较为完善,路网线段集聚明显;线段式空间伸展格局呈＂点—轴＂状发散,轴线式空间伸展格局呈＂干—枝＂状发散,初步形成核心圈、中间圈、外围圈三大等级圈层以及＂米＂字型路网骨架,区域交通运输与城镇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强的共轭协同发展关系。②城镇区域可达性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中心性和周边路网发达程度,区域路网单中心极化现象比较明显,西安市对整个区域路网的控制作用过于突出。③区域通达度空间分布各异,核心板块连续性较好,外围板块破碎化明显。关中、天水两大梯度板块差异较大,天水与关中通达度中高值区出现断裂。鉴于区域中心偏于西安以西的现实,适度培育杨陵或宝鸡为区域路网的副中心城市;加快关中—天水高等级快速交通建设,推进关中—天水区域一体化进程。     

复杂地形区域通达度模拟和分析——以天山北坡经济带为例

采用空间句法模型、日常可达性模型和等时圈通过特征点算法,将节点、轴线和域面结合,研究复杂地形的区域通达度,多视角综合测度天山北坡经济带路网通达性的空间格局。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路网线段式空间伸展格局呈"点—轴"状,轴线式空间伸展格局呈"干—枝"状,初步形成核心、过渡、外围三大等级圈层及双"十"字形路网骨架。2)城镇可达性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中心性、周边路网发达程度和城镇密集程度,区域中心城市乌鲁木齐对整个区域路网的控制作用较强,应提升奎屯作为区域副中心城市的地位,同时要强化精河和霍城(清水河)的门户城市功能。3)区域通达度空间分布各异,核心板块连续性较好,外围板块受山脉、沙漠的影响较大。因此,加快建设乌鲁木齐绕城高速和东、西两个环状高速及连通或延伸向西开放的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两个重点口岸的高速联络线,通过提高路网伺服能力克服自然条件的阻隔和限制,为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快速发展提供保障。     

建成环境对居民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来自郑州的实证研究

绿色消费意愿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生活方式转变提供新视角。而建成环境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深化,忽视建成环境的影响将低估城市规划和空间调控的作用。因此,本文基于郑州市大规模实地调查数据,采用EIO-LCA方法、特尔菲法和李克特量表法测算绿色消费意愿,并将社会经济属性、态度偏好和建成环境逐次纳入模型探讨建成环境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① 建成环境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生活类设施（人口密度、路网密度和到公交站点距离）正向影响绿色消费意愿,休闲类设施（POI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和商场可达性）负向影响绿色消费意愿。② 建成环境与社会经济属性、态度偏好交互后,休闲类设施和社会经济属性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作用增强,而生活类设施和态度偏好的影响作用较稳定。③ 建成环境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呈现“目的导向性”和“由远及近、由外及内”的规律。即一方面建成环境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作用因消费目的而变化,另一方面居民在生活消费时优先考虑基础设施条件。以上研究结果为低碳城市建设和行为方式转变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中老泰铁路建设对云南省及沿线国家空间联系格局的影响——基于城市流网络的分析

中老泰铁路作为泛亚铁路东、中、西三线的中线,对中国与老挝、泰国的跨境合作以及助推"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建设起着重要作用。选取中国云南省和老挝、泰国作为研究区域,以非障区的区域开发为基础,并选取铁路沿线15个主要城市,基于城市流网络视角对比铁路建设前后区域可达性与城市流网络的变化,结果显示:铁路建成将提升障区可进入性与非障区可开发性,提高区域互联开发潜力,提升研究区内可达性。可达性呈现以铁路线路为轴向周围辐射递减的格局,但泰国西部及老挝东部自然障区可达性提升效果甚微;铁路将增强城市间联系强度,实现"树状-网状"的城市流网络形态高效重构,网络发育更加成熟稳固;铁路也使得网络结构扁平化、分散化,流网络重构过程中资源的分散与耗散并存,城市间联系效率下降。     

中老泰铁路建设对云南省及沿线国家空间联系格局的影响

中老泰铁路作为泛亚铁路东、中、西三线的中线,对中国与老挝、泰国的跨境合作以及助推“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建设起着重要作用。选取中国云南省和老挝、泰国作为研究区域,以非障区的区域开发为基础,并选取铁路沿线15个主要城市,基于城市流网络视角对比铁路建设前后区域可达性与城市流网络的变化,结果显示：铁路建成将提升障区可进入性与非障区可开发性,提高区域互联开发潜力,提升研究区内可达性。可达性呈现以铁路线路为轴向周围辐射递减的格局,但泰国西部及老挝东部自然障区可达性提升效果甚微;铁路将增强城市间联系强度,实现“树状-网状”的城市流网络形态高效重构,网络发育更加成熟稳固;铁路也使得网络结构扁平化、分散化,流网络重构过程中资源的分散与耗散并存,城市间联系效率下降。     

贵广高铁对沿线旅游城市可达性影响测度及其地域结构系统构建

高速铁路的规划、建设与开通对沿线城市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即是缩短城市旅游空间联系的时间距离,提升城市旅游交通的空间可达性,进而提高旅游城市内外部的产业经济联系与要素空间流动的强度。本文以贵广高铁为案例区域,采用可达性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测度和构建了贵广高铁对沿线旅游城市的时间距离与可达性变化及其地域结构系统。实证表明:(1)贵广高铁开通后的各沿线旅游城市最短时间距离均表现出明显缩短态势;(2)贵广高铁开通后的从江县、三江县、都匀市、桂林市、肇庆市、怀集县、阳朔县、贵阳市和广州市等各沿线重点旅游城市可达性测度值变化率呈依次降低态势;(3)通过将沿线重点旅游城市可达性测度值在ARCGIS空间模块下分析,并确定了贵广高铁沿线不同等级重点旅游发展点和重点旅游发展轴的基础上,有机形成了2个三级贵州沿线旅游发展板块与广西沿线旅游发展板块、1个二级广东沿线旅游发展板块和1个一级贵广高铁旅游发展板块,进一步构建了贵广高铁影响下的旅游地域结构系统。上述结论为合理优化贵广高铁沿线旅游城市空间结构、协调贵广高铁旅游产业一体化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大数据的上海中心城区建成环境与城市活力关系分析

运用大众点评数据、出租车到达数据与文化设施POI数据测度城市活力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维度,在街区和街道层面分析城市活力的空间结构特征,建立计量模型分析城市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①上海中心城区城市活力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主要表现为由中心向四周递减、浦西优于浦东的总体特征;②街区和街道尺度影响城市活力的建成环境因素存在差异;③街区尺度建成环境对城市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力的影响存在差异:提升人口密度对经济活力具有正面影响,过高的人口密度可能不利于社会和文化活力发展;增加POI密度、路网密度和POI混合度有利于城市活力的提升;建筑层数和建筑密度的增加会降低街区的社会活力和文化活力,但会提升街区的经济活力;交通可达性有利于经济活力的提升。     

基于路网形态的上海住宿业空间布局特征

采用中心性模型、空间自相关理论、核密度法等,从城市路网形态角度分析上海市住宿业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与路网结构的空间响应关系。结果发现,上海市住宿业分布具有空间集聚性、类型分异性和距离衰减性,集聚核心与路网节点密度核心一致,主要围绕中心城区形成一级集聚核,星级酒店集聚分布在中心城区,经济型酒店和旅馆在一级集聚核外形成多个散状集聚核心,旅馆集聚依附性较为明显,民宿集聚度最高。不同类型的住宿设施分布存在较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对路网依赖性具有多元性,受路网影响的程度不同,道路连接值较高的区域交通可达性较好,住宿设施密度也相应较高。经济型酒店受到城市路网相对可达性和直线型交通效率的依赖最大,旅馆和民宿对于路网节点间通达性的依赖相对较大。住宿业发展要在产品偏好设计的前提下兼顾城市路网结构和消费需求进行合理选址,以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     

中国大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的公平性研究——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例

城市公园绿地(UPGS)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UPGS可达性可促进城市宜居、提高居民福祉。进入新时代,在建设“生态文明”和“人民城市”的背景下,关注中国大城市UPGS可达性的公平性问题意义重大。论文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域,从供给、需求2个方面综合测度可达性,从局部、整体角度评估了UPGS可达性的空间特征,并进一步探究了可达性与居民社会经济条件之间的关系,以此探讨社会公平性。研究发现： ① 区域型、全市型和综合型UPGS可达性空间分布优于社区型UPGS可达性空间分布;② UPGS的总体可达性在中心城区呈现“核心—边缘”逐渐递减的空间形态,UPGS数量多、密度大的区域的社区具有更高的可达性水平; ③ UPGS可达性与居民社会经济条件之间存在空间正相关关系,房价较高的社区,居民的UPGS可达性也较高,UPGS可达性反映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明显。建议未来应重视更加精细化的UPGS布局优化和调控,不同区域和社会群体需求采取选择性策略,落实精准施策。论文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应用大数据和新技术优化指标数据源,采用UPGS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游憩设施和安全条件等指标精细化测度公园品质,并考虑了多种交通模式、实时路况以及不同年龄群体的选择偏好等因素,综合测度可达性,创新了研究方法;从城市经济结构视角出发,从房价入手探讨UPGS的公平性问题,拓展了已有分析框架,为中国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布局和空间资源配置提供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