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曲阜林家遗址动物考古学研究——兼论海岱地区岳石文化时期和商代动物资源利用策略

林家遗址是在山东曲阜地区发现的一处重要的夏商时期聚落。本研究对该遗址2013年度发掘出土的570件岳石文化晚期和中商时期动物骨骼进行了鉴定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遗址动物群构成包括黄牛(Bos taurus)、羊(Caprinae)、猪(Sus scrofa domesticus)、狗(Canis familiaris)、狗獾(Meles meles)和梅花鹿(Cervus nippon)等,以家养动物为主,野生动物仅作为补充。从动物构成的历时性变化来看,岳石文化晚期,先民利用最多的动物为黄牛,家猪次之;排除掉特殊埋藏的完整动物遗存,家猪是中商时期先民利用最多的动物,其次是黄牛和野生鹿科动物。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海岱地区,大多数遗址的先民主要通过饲养以猪为主的家养动物来获取肉食资源,家养动物构成相对比较稳定,包括猪、黄牛、羊和狗。只有少量商代遗址,如李屋遗址,出土的野生动物比例较高,且野生动物种属繁杂,这与遗址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及遗址的特殊性有关。另外,林家遗址岳石文化晚期以黄牛为主的动物群特征可能与遗址的性质或发掘区在聚落中所处的位置有关。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史前农业发展的植硅体证据

采用植硅体分析方法,对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南部2015~2017年度主发掘区TN14W35探方内油子岭至石家河文化时期(5800~4200 a B.P.)的地层土样进行了系统取样分析,并重点对水稻扇型植硅体形态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遗址各文化时期土样中均含有丰富的水稻(Oryza sativa)特征型植硅体,表明稻作农业在屈家岭遗址各阶段先民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实验还在油子岭和屈家岭文化地层发现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植硅体,但从发现数量看,粟类作物在屈家岭遗址先民农作物利用结构中只占据极小的比重.论文通过对水稻扇型植硅体形态参数测量和鱼鳞状纹饰统计发现,屈家岭遗址的水稻遗存主要属于粳稻类型,且驯化程度在油子岭文化早期时期就已经达到现代栽培稻水平.本文研究揭示了屈家岭遗址先民的农业结构、水稻类型及驯化水平,为了解江汉平原汉水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生业形式与水稻驯化水平等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的鲤科鱼类咽齿研究

本文对贾湖遗址出土的鲤科鱼类进行了研究,发现有11种可以确定到属或种的鲤科鱼类.现在生存在中国南方的鲤科鱼类在贾湖遗址的出土,证明当时这个地区的气候比现在要温暖.这些鲤科鱼类是当时居住在贾湖遗址的先民有选择性地进行捕捞的.该研究有助于推进考古遗址出土鱼类遗存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连云港新石器时代人类聚居遗址分布 与海岸线变迁关系的剖析*

对连云港新石器遗址地貌、洪门钻孔的沉积环境以及古遗址时空分布的研究表明,新石器文化始于7000年前全新世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时期。早期青莲岗文化时期(6800~5900aB.P.)的遗址有8处,主要分布在锦屏山、南云台山和大伊山的丘陵山地边缘的洪积扇阶地上和西北部未遭受海侵影响的丘陵岗地上,洪门钻孔相应地层显示该时期为湖沼陆相环境,海岸线向海推进,该时期海岸线分布在南云台山以东地区;全新世中期最高海面时,约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时期(5900~4400aB.P.)的遗址仅发现两处,遗址退缩至锦屏山以西的丘陵岗地上。洪门钻孔的有孔虫组合显示了浅海环境,海岸线在洪门和锦屏山以东;至龙山文化期(4400~3800aB.P.),连云港的古文化发展至新石器时代的顶峰,遗址约15处,其中藤花落遗址处于南云台山与北云台山之间谷地的冲积平原,表明此时期的海岸线退至中云台山以东;龙山文化晚期(3800aB.P.左右)又一次海侵导致盛极一时的龙山文化遗址退缩到锦屏山以西地区,使得连云港地区行将跨入文明门槛的原始文化突然衰落。古环境变化对史前文化的兴衰影响巨大。     

广西隆安娅怀洞遗址出土动物遗存初步研究

娅怀洞遗址是广西近年又一项重要考古发现,是一处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文化遗存分为4期,第一至第三期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第四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本文以该遗址出土动物遗存为研究对象,鉴定其种属、部位、死亡年龄和性别等信息,观察遗存保存状态和表面痕迹,对其进行尺寸和重量测量.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可鉴定标本数、最小个体数和骨骼发现率的统计,并依据统计结果进行自然环境的复原、人类行为和生业经济的初步分析.遗址出土动物包括软体动物(瓣鳃纲和腹足纲)和脊椎动物(鱼纲、爬行动物纲、鸟纲和哺乳动物纲),计27科19种(属).分析结果显示: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主要动物,都包括有扁蜷螺科、方形环棱螺、斜口环棱螺、梨形环棱螺、高大环口螺、塔锥短沟蜷、佛耳丽蚌、刻纹丽蚌、三型矛蚌、圆顶珠蚌、河蚬、鲤鱼、青鱼、鳖科、龟科、钝吻鳄科、鸭科、雉科、猕猴、猪獾、野猪、牛亚科、羊亚科和不同体型的鹿科动物等,这表明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附近的自然条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一直都存在有茂密的森林和相对广阔的水域,各种动植物资源都非常丰富;动物构成始终以哺乳动物纲中的鹿科和猪科数量最多,说明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一直以狩猎鹿科和猪科为代表的野生哺乳动物来获取主要的肉食资源,同时也采集野生植物、捕捞水生的螺类、鱼类和爬行类作为食物资源的补充;从保存数量最多的鹿科和猪科骨骼发现率来看,存在有部分长骨骨骼缺失的现象,说明遗址并非先民宰杀肢解动物的主要场所,遗址中的动物多为先民宰杀肢解后带来的;鹿科动物掌/跖骨及与之相连的腕跗部骨骼发现率普遍较高,且要明显高于同时期的猪科动物,可能与先民有意识选择鹿科动物该部位的骨骼来制作骨器的行为有关;大量出土螺类存在壳顶缺失的现象,这应该与先民对螺肉的取食有关,与娅怀洞遗址的年代相当的柳州白莲洞遗址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纵向演变来看,先民对哺乳动物的利用程度是在逐渐增加的,对鱼的利用程度是大幅度减少的,对腹足动物的利用也有一定程度的减少,遗址动物群构成的这种变化体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生活方式和生业经济选择(定居和农业)的变化.     

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时期农业结构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史前时代东西方交流及其对人类生产方式变化的影响是备受关注的前沿科学问题。甘青地区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关键区域,考古研究显示该地区的跨大陆文化互动始于齐家文化时期(4300~3500 a B.P.)。作为铜石并用时代的重要文化类型,齐家文化早期(4300~4000 a B.P.)至晚期(4000~3500 a B.P.)先民生产方式发生了显著改变。然而,已开展的植物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甘肃西部和青海东部,甘肃中、东部的研究相对薄弱,齐家文化时期农业结构的时空变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尚不清晰。针对上述问题,文章对甘肃中、东部7处齐家文化时期遗址的植物大遗存进行研究,将其与已有研究结果对比,分析了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时期农业结构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齐家文化早期,甘青地区东、西部的农业结构均以粟(Setaria italica)为主、黍(Panicum miliaceum)为辅,这可能与粟的高产性和水分利用的高效性等有关;齐家文化晚期,西亚起源的小麦(Triticum aestivum)、大麦(Hordeum vulgare)传入甘青地区,西部的农业结构转变为粟黍农业为主、麦类农业为辅,但甘肃东部依然延续前期以粟黍为主的单一农业结构,这可能源于不同地区对气候趋于冷干的响应程度不同。本研究显示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时期农作物种植结构的时空变化受到史前东西方交流和气候变化与局地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有助于理解史前东西方交流关键时期和区域人地关系演变的过程与机制。     

从南水北调中线文物与地貌关系看全新世以来沿线人聚居条件变化

早期先民聚居和活动遗址及古墓分布受地貌类型及其与河流关系影响,在跨流域不同地区表现关系如何?本文以沿伏牛山和太行山山前地带线性展布的南水北调中线干渠两侧各3 km宽度带为个案,研究干渠沿线唐白河、淮河、黄河北、滏阳河和海河等5个区段的362处文物分布随水系及地貌单元的变化。结果发现,干渠沿线先人多聚居在缓坡地和岗地,其次是冲洪积扇和微倾斜平原。石器时代遗址基本在大河二级支流、河流二级阶地上,高出河床10~20 m左右。文物总数与调查干渠线路长度大致成正比,沿线路分布密度约0.5处/km。淮河-黄河北区段文物较集中且新石器遗址数量与线路长度大致成正比,沿线路分布密度约0.2处/km;海河区段文物密度相对较低。不同时代(7个时期)文物占比表现出一些共性特征,如战国至南北朝文物占比最高的在黄河北和滏阳河区段,分别为30%和41%,而明清文物占比较高的为海河和唐白河区段,分别为32%和44%。战国后太行山山麓带渐变干旱,黄河以北海河以南的华北平原西部湖区与山麓之间聚居遗址增多。上述结果为南水北调中线干渠规划设计中合理避让、科学保护和适量发掘文物供了一定依据.     

青海卡约文化丰台遗址灰坑古代淀粉粒揭示的植物利用情况

青海丰台遗址是一处卡约文化遗址,约3200～2800aB.P.。通过对其灰坑中提取的淀粉粒分析了该区域当时先民们对植物利用情况。灰坑中包含了来自于小麦族（小麦属、大麦属）、粟、百合科及块根块茎类植物的淀粉粒,还包括可能来自于高粱（Sorghum bicolor(L.)Moench）、豆科豇豆属,或豌豆属及鹰嘴豆属的淀粉粒,但是高粱在该遗址中以前还未发现过,是否含有高粱淀粉粒需要其他证据验证。从发现的淀粉粒种类来看当时先民们利用植物的多样性。另外,结合浮选结果发现,该遗址中小麦族植物包括大麦（Hordeum vulgare L.）和小麦（Triticum aestivum L.）,但以大麦为主,可能是先民们对气候环境变化适应的结果。     

上海地区的脊椎动物化石

上海地区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除了智人(Homo sapiens L.)以外,代表20个以上物种,具体种类和产地如下: 它们基本上都属于全新世,石化较浅。个别标本可能层位较低,如:青浦城郊的水牛和练塘的四不像鹿,可能属于更新世的晚期。多数标本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遗址上海县的马桥和青浦县的松泽。遗址的标本家畜(家猪)和易于猎获的偶蹄动物占大多数;标本十分破碎,反映先民为敲骨吸髓或制作骨角工具而打碎,带有很浓厚的人为的色彩。     

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遗址的地貌环境分析及其土地利用研究

马家窑文化是甘青地区新石器时期的主流文化,其时空演化和生业模式转变过程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地貌环境和水文条件的变化却仍不清晰。本文借助GIS方法和遗址域的概念,采用定量手段分析了马家窑文化不同时期遗址分布的地貌背景和汇水累积量的变化,并以此推论这些不同的地貌环境所反映的土地利用方式及其与生业模式之间的关联。分析结果表明,马家窑文化在不同时期的遗址域内有不同的平地等级和汇水累积量分布,这些指标所反映的土地开发、占用模式与当时的生业模式有很大关系。这项工作为理解不同气候背景下史前人类对生存空间和生业模式的选择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青海省东北部地区中晚全新世人类对动物资源的获取与利用——以青海湖盆地尖嘴遗址为例

青海省东北部地区复杂多样的地貌类型,为研究史前人类适应不同自然环境下的动物资源利用提供了条件.然而,已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主要聚焦在青海省东北部的河谷农业区,对于草原地带的研究相对薄弱,其先民对草原环境中的适应策略仍未得到充分讨论.本文选择农牧过渡带的青海湖盆地尖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为研究对象,运用AMS 14C测年方法、动物种属鉴定和可鉴定标本数(NISP)统计,确认尖嘴遗址(3.2 ka B.P.左右)是一处卡约文化早期的人类活动遗迹,其先民以狩猎活动为主要生业策略,渔猎作为辅助生计,属"初级开发型"模式.在此基础上,结合青海省东北部地区已有动物研究资料,探讨了中晚全新世(8.0~2.0 ka B.P.)以来的动物资源获取利用及家畜饲养状态.结果显示:8.0~6.0 ka B.P.,本区先民以纯粹的狩猎经济为主,其猎取对象则为中小型哺乳动物,属"依赖型"生业模式;6.0~4.0 ka B.P.,本区先民获取动物资源方式仍以狩猎为主,并开始出现一定规模的家畜饲养(猪和狗),其生业属低水平的食物生产阶段,获取肉食资源的模式处于"初级开发型"阶段;4.0~2.0 ka B.P.,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强,驯化于西亚的家畜牲畜牛羊传入至青海省东北部地区,使得该区先民利用动物资源方式呈现多元化,构成了"初级开发型"和"开发型"两种生业模式,牛羊成为家畜饲养的主流.总体来讲,中晚全新世以来青海省东北部地区先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大致经历了由以狩猎-采集方式到家畜饲养方式的历时性转变,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差异及史前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间的交流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浙江下王渡遗址中晚全新世古环境演变及人类活动初步研究

通过对浙江宁奉平原下王渡遗址剖面样品的孢粉以及地化元素分析,结合5个AMS14C年代数据及考古学文化分层,揭示了河姆渡晚期文化时期及良渚时期该遗址所在区域环境变化及人类活动响应。研究表明：该遗址区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为河姆渡先民的定居创造了条件,植被面貌以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为主。孢粉及地化元素等证据表明中全新世的海侵使得该遗址区发生了一次文化中断,海洋的影响从河姆渡文化第四期开始逐渐消退。从这一时期开始,草本植物花粉占比很大程度地超过乔灌木植物花粉,特别是粒径不小于37 μm禾本科花粉含量的增加,推测为栽培作物类型。花粉信号揭示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开始逐渐加强,在下王渡遗址区附近可能出现有一定规模的水稻种植区。     

江苏江阴祁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地层研究

江阴祁头山遗址区有厚达 2 4 8cm厚的马家浜文化层。对该遗址地层的孢粉、微体古生物沉积学和环境磁学分析表明 :江阴在马家浜文化时期就已经成陆 ,此时海岸线分布在该区以北 ,江阴北门外护城河北的马家浜文化遗址可作为证据之一。剖面磁化率分析结果表明马家浜文化期间温暖湿润 ,适宜的气候促使人口急剧增多 ,稻作农业得以起源并迅速发展。马家浜文化层之上出现间断现象 ,可能是长江三角洲地区 4 0 0 0 a BP前后普遍存在的特大洪水所致。该时期洪水可能威胁先民的生存 ,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由于丧失基本的生活资料 ,先民可能迁居他处 ,寻找适宜生存而不受洪水威胁的区域生活 ,由此形成了马家浜文化和近现代之间文化间断现象。     

青岛丁字湾-鳌山湾沿岸史前早期遗址的人地关系演变:以遗址资源域调查和分析为中心

遗址资源域分析是研究古代人地关系演变的重要方法。通过运用这种方法,在山东青岛市东部的丁字湾-鳌山湾沿岸19处史前早期(距今约6200~5700年前)遗址进行了深入的遗址资源域调查和分析。调查方法是参照西方同类研究的做法,从遗址中心出发,向不同方向步行1小时路程,沿途详细考察并记录地层堆积和自然资源分布信息,以及体能消耗情况。在此基础上,并运用泰森多边形分析法,讨论这些遗址获取生存资源的范围,并就人地关系演变得出了如下认识:1)这些遗址中约有13处独立的定居聚落,其中10处位于当时的沿海地带,其余3处位于山地之中,5处沿海聚落还各自拥有另外1个附属性聚落作为季节性捕捞或狩猎的营地,以获取足够的自然资源;2)这13处定居聚落都拥有自己的资源域,大致为从聚落出发1小时路程去圈定的地域范围,面积一般为20~30km~2,半径一般为2.5~3.5km,沿海聚落到达海边的距离普遍不超过1km;3)资源域内的自然资源比较丰富,聚落所需大多数生存资源都取自这一范围,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的经济模式基本一致,可概括为采捞-狩猎为主的模式,农业的比例较小,作为采捞和狩猎对象的野生动植物主要来自聚落周围的海边和山地中;4)这些定居聚落对生存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比较充分的,即这一时期的人地关系整体是比较和谐的,这应该是该地区史前早期遗址数量众多,从而构成该地区整个史前时期聚落和人口最繁荣阶段的原因所在。     

先秦时期海岱地区的麦作农业

长期以来,学界对海岱地区先秦时期麦作农业的发展状况不甚明晰。得益于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使用浮选、植硅体分析等植物考古方法收获了一批小麦、大麦遗存。通过对这些遗存的量化分析,发现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周时期皆有小麦存在;以龙山文化、周代所出小麦、大麦的遗址最多;龙山文化、商、周时期的小麦存在得到测年数据支持。进而得出结论:至迟在龙山文化时期,小麦作物进入海岱地区;岳石文化时期,先民对小麦的利用程度可能有小幅提高,但仍处在低水平利用阶段;商时期的植物考古工作尚少,麦类作物利用水平可能有所提高;两周时期麦作农业发展迅速,脱离了小麦种植的初级阶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证了商时期麦作的存在。大麦在周代的个别遗址的量化数值上升,并得到了测年数据支持,但大麦种植的相关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麦作的发展,既与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相关,也是文化交流、技术发展、工具改良、政策支持的产物。小麦、大麦、马、牛和羊入华,促成了"史前食物全球化"的格局,海岱地区融入到"青铜时代全球化"的浪潮中,对本地农业、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后世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陶寺遗址中晚期出土部分人类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分析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镇,距今4300~3900年。经过多次较大规模的发掘,陶寺遗址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显现文明化程度最高的史前聚落遗址之一,也是研究中国史前至夏商时期城址都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式遗址。本文通过热电离质谱分析方法对陶寺遗址中晚期遗迹出土的21个个体人类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这些人类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平均值是0.711374(2σ=0.000680,n=21)。与以前建立的遗址当地的锶同位素比值范围比较可知,有6个个体可能在遗址当地出生,由此推测本地个体占总数28.6%左右;还有15个个体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在遗址当地的锶同位素比值范围以外,表明这些个体可能在其他地区出生,推测外来者占总数的71.4%左右。由此可知,在陶寺文化中期至晚期的陶寺遗址的先民中,存在很高比例的外来移民。     

黄胸鼠(Rattus flavipectus)骨骼在古代城市考古中的发现

自然界哺乳动物中,小哺乳动物种类(啮齿目、翼手目和食虫目)约占哺乳动物群总体70％左右[1].动物考古中的大型哺乳动物研究,主要了解人类历史时期家畜蓄养、肉食资源开发方式与规模[2-6],而小哺乳动物考古,则重在了解古代生态环境、人类与小哺乳动物互动关系以及小哺乳动物对人类肉食资源的补充[7],等等.近年,重庆巫山蓝家寨遗址[8]、重庆涪陵槽沟洞遗址[9]等考占中,均进行了小哺乳动物研究方面的探索.本文对重庆宋代老鼓楼衙署遗址新发现的小哺乳动物黄胸鼠(Rattus flavipectus)骨骼进行初步研究报道.     

鲁中北寿光机械林场遗址的环境与盐业生产活动——炭化植物遗存分析

渤海南岸的莱州湾滩地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产盐区,分布有众多盐业遗址。其中,山东寿光机械林场遗址是一处东周和宋元时期的盐业遗址,分布有盐灶、盐井和灰坑等遗迹单位。炭化遗存分析结果显示,遗址中农作物种子的数量较少,杂草的种类及数量较为丰富,以藜科、菊科、禾本科、茨藻科为主,并且发现了数量较多的草本植物茎秆,植物比例显示出偏向自然生长的状态,可能与放荒发展草荡以供燃料有关。寿光机械林场在东周时期处于滨海盐生草甸植被分布区,气候较为温和干旱,至宋元时期湿地植物增加。土壤盐碱化的环境特征并不适合发展农业,遗址多为煮盐作坊区,与生活区间可能隔有一定距离,或与官府对盐业的管控有关。先民在煮盐时就地取材,利用周边杂草作为燃料,煮盐集中在秋末、冬季,遗址可能存在季节性利用的特征。有关盐业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的研究相对较少,寿光机械林场遗址炭化遗存分析结果可以为研究煮盐燃料及莱州湾滩地盐业作坊区周边的环境与植物类型提供一些线索。     

淀粉粒分析揭示的河南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古人类植物性食物资源利用

本文利用淀粉粒分析方法对河南唐户遗址(约7.8～7.0ka B.P.)出土的裴李岗文化时期6件石磨盘、2件石磨棒和8件陶炊器残片表面附着残留物进行了分析,共提取到6类不同形态的淀粉粒,鉴定结果显示有分别来自小麦族(Triticeae)、粟(Setaria italica)、水稻(Oryza sativa)、栎属(Quercus)、莲属(Nelumbo)以及未知种属的淀粉粒.石磨盘、石磨棒表面附着淀粉粒种类的多样性表明该类工具在当时被用于加工多种需要碾磨或脱壳的植物果实或块根块茎.粟、水稻、小麦族及栎属等淀粉粒的同时发现也表明,农业种植和采集是唐户先民获取植物性食物资源的主要途径.此外,根据粟的淀粉粒在实验选取样品表面普遍出现的情况,同时结合邻近的贾湖遗址植物考古和生产工具研究结果来看,以粟种植为主,水稻种植为辅的农业生产活动可能已成为唐户先民经济活动的主体.     

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岭遗址的水稻遗存分析

稻作的起源与传播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关于水稻向南传播的路径和时间节点尚有诸多疑问和缺环。广东茶岭遗址是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到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存(约4500—3700 cal.a B.P.)。文章综合植硅体、大植物遗存等多方面的证据,来探讨茶岭遗址水稻遗存性质和先民生计方式,并尝试归纳水稻在岭南地区的传播进程。研究显示,至少在距今4400年前,茶岭先民已经开始种植以粳稻为主的栽培稻;新石器时代末期,该聚落的生业经济结构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先民同时从事水稻种植、采集业和狩猎活动来维持生计。商周时期,水稻的种植规模有所扩大,采集业仍是先民食物来源的重要组成。通过对岭南地区的史前水稻遗存梳理发现:新石器时代末期,栽培稻开始出现在岭南地区并获得较大发展,分别在距今5000年、4500年前后传入广东和广西地区;此后在4500a B.P.左右遍布粤北石峡文化各遗存中,并沿珠江进一步向岭南内陆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扩散。茶岭遗址发现了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直接测年最早的水稻大植物遗存。该研究打破了珠三角地区史前渔猎采集经济结构模式的固有观念,为进一步了解水稻在岭南地区的传播提供了新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