淀粉粒分析揭示的河南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古人类植物性食物资源利用

本文利用淀粉粒分析方法对河南唐户遗址(约7.8~7.0ka B.P.)出土的裴李岗文化时期6件石磨盘、2件石磨棒和8件陶炊器残片表面附着残留物进行了分析, 共提取到6类不同形态的淀粉粒, 鉴定结果显示有分别来自小麦族(Triticeae)、粟(Setaria italica)、水稻(Oryza sativa)、栎属(Quercus)、莲属(Nelumbo)以及未知种属的淀粉粒。石磨盘、石磨棒表面附着淀粉粒种类的多样性表明该类工具在当时被用于加工多种需要碾磨或脱壳的植物果实或块根块茎。粟、水稻、小麦族及栎属等淀粉粒的同时发现也表明, 农业种植和采集是唐户先民获取植物性食物资源的主要途径。此外, 根据粟的淀粉粒在实验选取样品表面普遍出现的情况, 同时结合邻近的贾湖遗址植物考古和生产工具研究结果来看, 以粟种植为主, 水稻种植为辅的农业生产活动可能已成为唐户先民经济活动的主体。     

青海卡约文化丰台遗址灰坑古代淀粉粒揭示的植物利用情况

青海丰台遗址是一处卡约文化遗址,约3200～2800aB.P.。通过对其灰坑中提取的淀粉粒分析了该区域当时先民们对植物利用情况。灰坑中包含了来自于小麦族（小麦属、大麦属）、粟、百合科及块根块茎类植物的淀粉粒,还包括可能来自于高粱（Sorghum bicolor(L.)Moench）、豆科豇豆属,或豌豆属及鹰嘴豆属的淀粉粒,但是高粱在该遗址中以前还未发现过,是否含有高粱淀粉粒需要其他证据验证。从发现的淀粉粒种类来看当时先民们利用植物的多样性。另外,结合浮选结果发现,该遗址中小麦族植物包括大麦（Hordeum vulgare L.）和小麦（Triticum aestivum L.）,但以大麦为主,可能是先民们对气候环境变化适应的结果。     

郑州地区东赵先民植物性食物结构及遗址出土部分陶器功能分析:来自植物淀粉粒的证据

郑州地区位于中原腹地,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和青铜时代文化的核心分布区之一。这一地区青铜时代先民的植食结构及农业的起源与发展等问题是考古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东赵遗址是郑州地区一处青铜时代文化连续完整的遗址,为全面获取郑州东赵遗址新砦到东周时期先民植物性食物结构和陶器功能的植物考古学证据,本项研究选取遗址出土的30件陶器残片以及10枚人牙样品进行了淀粉粒分析,共提取到7类不同形态的淀粉粒,鉴定结果显示来源于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薏苡（Coix lacryma-jobi）、小麦（Triticum aestvum）、水稻（Oryza sativa）、栎属（Quercus）、豇豆属（Vigna）以及莲属（Nelumbo）等8种植物。淀粉粒的绝对数量与出现频率显示,粟、黍是东赵先民的主要粮食作物,薏苡、小麦、水稻、豇豆属、栎属以及莲属也是东赵先民植物性食物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淀粉粒结果印证补充了大植物遗存的分析结果。从不同器型来看,炊器上发现的淀粉粒更多,这可能与炊器多为夹砂陶且表面多孔隙有关,同时淀粉粒在受热不充分的条件下仍然能够保留下来。结合文献资料可以看出,鬲和深腹罐曾经是用来烹煮粟、黍、水稻、薏苡、小麦、豇豆属、莲属和栎属等植物,而花边罐、双耳罐等则可能是用来煮水或烹煮不含淀粉的食物,瓮、盆、豆则可能是作为盛储器来使用的。关于刻槽盆的功能分析还需要进一步的取样分析。本实验为研究中原腹地龙山晚期到夏商周三代的先民的植物性食物结构提供了一批重要的实验依据,同时也为器物功能的研究提供了植物考古学例证。

     

裴李岗遗址出土石磨盘表面淀粉粒的鉴定与分析

文章论述了从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8500 ～7000aB.P.)出土的8件石磨盘表面提取的1000多颗淀粉粒的研究情况,根据其形态特征分析,其来源至少可分为栎属( Quercus spp.)果实(橡子)、小麦族(Triticeae Dumort.)、粟(Setaria italica)或黍(Panicum miliac...     

郑州望京楼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植物资源的利用——来自石器残留淀粉粒的证据

通过对郑州望京楼遗址出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石杵和石臼进行淀粉粒分析,发现了5类可鉴定的不同形态淀粉粒,主要为粟黍类、小麦族(Triticeae)、薏苡属(Coix)、栎属(Quercus)和豆科(Fabaceae)等,以及部分未知种属的淀粉粒。石臼和石杵的使用部位形态多样的淀粉粒表明此类工具在当时被用于加工处理多种植物种子或果实。望京楼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石器上粟、黍以及小麦等多种农作物淀粉粒的发现,同时结合二里头、南洼、皂角树等二里头文化遗址植物浮选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腹心地区已普遍存在多品种的农作物种植。     

河南新乡尚村遗址龙山文化早期木材资源利用研究

木材资源是新石器农业人群利用的重要自然资源。文章对尚村遗址龙山文化早期灰坑内的木炭大化石进行种属鉴定和统计分析,研究这一时期史前人群对木材资源的利用方式。203块木炭大化石共计鉴定出6种阔叶树材和1种针叶树材,阔叶树材包括榆属、栎属、槭属、朴属、枣属、李属,针叶树材为松属。发现有数量较多的小树枝、树皮和草本茎秆的炭化残留遗存。统计结果显示,榆属的出土概率和百分含量分别达到了100%和63.5%,占据主导地位,当时遗址周边生长有以榆树为主的落叶阔叶林。尚村先民使用的薪柴类型包括小树枝、树皮、大的枝干和草本类茎秆,显示了古人类薪柴取材的多样性。尚村遗址木炭鉴定出极具食用价值的枣属、李属、栎属等果木类树种,发现了1粒完整的郁李果核及部分碎片,并发现了1粒葡萄属种籽,说明果实是当时人类食物资源的一部分。     

河南新乡尚村遗址龙山文化早期木材资源利用研究

木材资源是新石器农业人群利用的重要自然资源。文章对尚村遗址龙山文化早期灰坑内的木炭大化石进行种属鉴定和统计分析,研究这一时期史前人群对木材资源的利用方式。203块木炭大化石共计鉴定出6种阔叶树材和1种针叶树材,阔叶树材包括榆属、栎属、槭属、朴属、枣属、李属,针叶树材为松属。发现有数量较多的小树枝、树皮和草本茎秆的炭化残留遗存。统计结果显示,榆属的出土概率和百分含量分别达到了100%和63.5%,占据主导地位,当时遗址周边生长有以榆树为主的落叶阔叶林。尚村先民使用的薪柴类型包括小树枝、树皮、大的枝干和草本类茎秆,显示了古人类薪柴取材的多样性。尚村遗址木炭鉴定出极具食用价值的枣属、李属、栎属等果木类树种,发现了1粒完整的郁李果核及部分碎片,并发现了1粒葡萄属种籽,说明果实是当时人类食物资源的一部分。     

龙山时代的植被、古气候及植物利用——以河南瓦店遗址的木炭分析为例

结合2007~2008年度河南禹州瓦店遗址的发掘,采用随发现随采集的方法,在瓦店遗址的灰坑、房址、壕沟和文化层中共采集了148份木炭样本,其中直径大于4mm的1030块木炭经鉴定,分别属于26种植物,根据这些植物的百分比推测瓦店遗址周围分布着栎落叶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竹林、少量的侧柏、白蜡树属、盐肤木属以及其他树种和果树。对具有生态代表性的木炭分析并依据古今植物群组成成分的对比研究,表明瓦店遗址在龙山时代气候温暖湿润,遗址处于亚热带与暖温带生态过渡地带; 对性质明确的背景单位的木炭进行分析表明,栎属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做燃柴、房屋建筑以及木桩等。栎属、枣属木炭的出现以及大量壳斗和酸枣壳的发现,证明瓦店遗址先民采集橡实和酸枣作为食物的一部分来源。     

甘肃张掖黑水国西城驿遗址出土木炭指示的树木利用和古环境

在2010年度甘肃张掖市甘州区黑水国西城驿遗址的发掘中,采用筛选法,在灰坑、房址、地层、沟和墓中罐子中共采集了38份木炭样品。对其中大于4mm的656块木炭进行了鉴定,656块木炭分别属于13种木本植物种属,有柽柳（Tamarix chinensis）、柽柳属（Tamarix）、沙棘属（Hippophae）、枸杞属（Lycium）、杨属（Populus）、柳属（Salix）、榆属（Ulmus）、云杉属（Picea）、圆柏属（Sabina）、沙拐枣属（Calligonum）、蒺藜科Zygophyllaceae和2种未鉴定的阔叶树及1枚杏核（apricot pit）。研究表明：柽柳属木材在黑水国西城驿遗址古代人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古人用柽柳作建筑材料。古代居民有可能采集枸杞属、沙棘属和杏属树木的果实食用,可能用沙拐枣属和蒺藜科树木的枝叶做饲料。研究还表明,黑水国西城驿遗址三期古环境比一期和二期相对干旱。     

青岛丁字湾-鳌山湾沿岸史前早期遗址的人地关系演变:以遗址资源域调查和分析为中心

遗址资源域分析是研究古代人地关系演变的重要方法。通过运用这种方法,在山东青岛市东部的丁字湾-鳌山湾沿岸19处史前早期(距今约6200~5700年前)遗址进行了深入的遗址资源域调查和分析。调查方法是参照西方同类研究的做法,从遗址中心出发,向不同方向步行1小时路程,沿途详细考察并记录地层堆积和自然资源分布信息,以及体能消耗情况。在此基础上,并运用泰森多边形分析法,讨论这些遗址获取生存资源的范围,并就人地关系演变得出了如下认识:1)这些遗址中约有13处独立的定居聚落,其中10处位于当时的沿海地带,其余3处位于山地之中,5处沿海聚落还各自拥有另外1个附属性聚落作为季节性捕捞或狩猎的营地,以获取足够的自然资源;2)这13处定居聚落都拥有自己的资源域,大致为从聚落出发1小时路程去圈定的地域范围,面积一般为20~30km~2,半径一般为2.5~3.5km,沿海聚落到达海边的距离普遍不超过1km;3)资源域内的自然资源比较丰富,聚落所需大多数生存资源都取自这一范围,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的经济模式基本一致,可概括为采捞-狩猎为主的模式,农业的比例较小,作为采捞和狩猎对象的野生动植物主要来自聚落周围的海边和山地中;4)这些定居聚落对生存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比较充分的,即这一时期的人地关系整体是比较和谐的,这应该是该地区史前早期遗址数量众多,从而构成该地区整个史前时期聚落和人口最繁荣阶段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