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淮南小孙岗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安徽淮南小孙岗遗址是淮河中游地区一处紧邻淮河的堌堆状遗址,其文化性质属于双墩文化,炭化植物种子AMS 14C测年数据显示,遗址年代约为7200~6800cal.a B.P.。本文通过对该遗址2012年9月至12月试掘时采集土样的浮选分析,发现了丰富的双墩文化时期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菱属残块,葡萄属、柿属种子,栎属、枣属、桃属、梅等核壳,炭化稻米以及一些杂草种子。炭化稻米的发现表明淮河中游地区在距今7000年前后属于水稻栽培区,而大量野生植物资源的存在以及各类植物遗存的量化分析结果表明,采集是小孙岗先民获取植物性食物资源的主要方式。综合同时期已发掘遗址的动、植物考古资料研究结果,我们认为,采集、渔猎是双墩文化时期淮河中游地区先民的主要生业形式,稻作农业在当时仍只是一种辅助性的生业活动。     

安徽蚌埠钓鱼台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通过对安徽蚌埠钓鱼台遗址2014~2015年度考古发掘采集土样的浮选分析,获取了该遗址龙山时代晚期及西周春秋时期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其中炭化植物种子主要包括水稻（Oryza sativa）、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小麦（Triticum aestivum）和大豆（Glycine max）5种农作物以及其他禾本科（Gramineae）、莎草科（Cyperaceae）、酸模属（Rumex）等植物种子,此外还发现了少量来自栎属（Quercus）、菱属（Trapa）和枣属（Ziziphus）等植物的硬果核壳。实验结果显示,该遗址龙山时代晚期农作物有水稻和粟两种,并可能开始种植大豆。量化统计结果表明,水稻是遗址最主要的农作物,粟的比重相对较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农作物除水稻和粟外,还发现了小麦、大豆和黍,从而形成新的"五谷俱全"的作物结构,其中水稻仍然是最主要的农作物,但小麦异军突起,其地位仅次于水稻,粟类作物和大豆处于从属地位。综合分析本地区同时期其他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结果,可以发现该地区龙山时代晚期和西周春秋时期,淮河干流南北的农业结构有明显差异,淮河以北的黄淮平原上水稻与旱地作物在农业结构中的比例相近,而在淮河以南地区,水稻占据明显的优势。同时,不同纬度位置考古遗址的农作物结构变化也存在一定的规律性,表现为水稻的比重自纬度较高的皖北地区到纬度较低的淮河以南不断上升,而粟、黍和小麦这些作物的比重则逐渐下降,这一现象应与不同纬度地区水热条件不同直接相关。此外,从该地区目前发现的小麦遗存来看,龙山时代晚期,小麦已在鲁南山地以南的山前地带分布,至岳石文化时期,传播至黄淮平原北部,且最迟不晚于西周早中期,小麦的分布已跨过淮河干流,传播至江淮地区。     

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农业生产模式初探

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6000~5500 a B.P.）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发展,农业社会建立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出现了文化面貌大范围统一的庙底沟文化,长期以来对于该文化农业生产模式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通过系统的植物考古浮选法（以植物种子、果壳、木炭等为研究对象的大植物考古研究方法）,在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杨官寨遗址和西坡遗址获取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两处遗址共采集、分析了160份浮选样品,共获得3403粒炭化植物种子,包括1597粒粟（Setaria italica）,414粒黍（Panicum miliaceum）,少量大豆（Glycine max）和稻米（Oryza sativa）,以及1460粒包括狗尾草（Setaria viridis）、豆科（Leguminosae）、藜（Chenopodium album）等在内的非农作物遗存。通过两处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存,结合其他庙底沟时期中原地区遗址植物考古研究显示,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的农业生产模式为较为典型的旱作农业传统,粟、黍类小米为最重要的农作物资源;稻米发现数量虽然很少,但是不论各聚落等级规模,几乎都有发现;大豆仅在个别遗址有发现,并不普及。杂草方面以狗尾草、豆科种子和藜为主,其他杂草数量很少。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农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这一特点与庙底沟文化各遗址较为统一的文化面貌相契合。而通过与周边区域农业特点的比较,又可以观察到该区域的独特性,比如粟在中原地区的重要性要高于周边其他旱作农业传统区域,也许从一方面也反映了庙底沟文化核心区域的古代人群对更为高产粟的需求程度要更高,与其较高的遗址数量、规模和人口密度相符合;而稻米在庙底沟文化遗址中也普遍存在,尽管出土数量都比较有限。通过遗址出土农作物遗存与可食用非农作物遗存比例分析,以及相关动物考古研究,庙底沟时期的诸遗址已经明显以农耕生产为主要经济模式,家养动物和农作物资源远较之狩猎采集获得资源重要,推测已经完成了由狩猎采集向农业生产的转变。因此认为在庙底沟时期的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的诸遗址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农业社会。

     

新疆新塔拉遗址农业活动特征及其影响的植物指标记录

本文选择新疆中部新塔拉剖面为研究对象,运用炭化种子和花粉等植物指标,对新塔拉先民农业活动及其环境效应进行了探讨。新塔拉小麦炭化种子直接测年为3682~3921cal.aB.P. ,指示新塔拉地区早在3800cal.aB.P.左右已有小麦农业,与古墓沟小麦遗存相当,早于小河墓地小麦遗存。研究显示新塔拉在3600~3900cal.aB.P.之间农业活动以小麦种植为主,黍作为辅。新疆地区干旱气候条件下,农业活动尤其是灌溉农业可导致土地盐碱化加剧。土地盐碱化可能是新塔拉地区3600cal.aB.P.以后农业活动减弱的主要原因。     

古地貌演化对洛阳盆地新石器中晚期至夏商时期水稻种植的影响

水稻是起源于中国南方长江流域的重要农作物,新石器中期以后传播到北方地区。由于北方较于南方相对干旱,因此对水分条件需求较高的水稻在北方地区的种植往往表现为更强烈的地域选择性。本文选取中原地区地形特征较为复杂的洛阳盆地开展了流域调查和浮选工作,结合前人在本区做的炭化植物遗存研究成果,分析了新石器中晚期至夏商时期洛阳盆地不同地貌部位水稻（Oryza sativa）遗存的分布特征,再根据本区平原区和黄土台塬沟谷区全新世地貌演化的不同特点,探讨了古地貌演化对洛阳盆地史前水稻种植的影响。研究表明,裴李岗文化时期暂未发现水稻遗迹,平原区湖沼遍布,不适宜人类居住,古人可能更倾向于居住在黄土台塬沟谷区的稳定阶地面上;仰韶文化晚期古稻主要分布在黄土台塬沟谷区,与当时沟谷区河流夹积形成的富含粘土的湿润冲积平原有关,而此时平原区距今7000~4000年为稳定干燥的T₁阶地面,更适合发展粟（Setaria italica）作农业;龙山时期没有在沟谷区发现水稻遗存,可能与距今4000年前后沟谷区河流下切侵蚀导致的泛滥平原减少有关,而龙山晚期在伊洛河平原区的遗址发现了古稻遗存,推测与龙山晚期降水增多和洪水频发,出现较多水洼低地有关;二里头时期,古稻在平原区和黄土台塬区都有分布且遗址数量较多,可能与距今4000~3800年龙山晚期古洪水事件后,洪水退去遗留的低洼地有关;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盆地内古稻遗址普遍增多,平原区古稻遗址可能占更大比重,推测可能与古地貌特征、人类文化自身发展,以及农田管理技术的进步等均有关系。

     

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古人类活动的环境背景分析——植硅体、硅藻等化石证据

长江中下游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研究该地区新石器时期气候环境变化、古人类活动和文化演化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是河姆渡早期文化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章通过对田螺山遗址剖面植硅体、硅藻和炭屑等的分析,探讨了田螺山遗址河姆渡文化早期的原始农业和古人类活动的文化环境背景。7000～6600cal.aB.P.期间,植硅体和炭屑含量较低,淡水-半咸水硅藻丰富,推测为淡水或泻湖沉积环境,受海水影响较小;  从6600cal.aB.P.开始,水稻植硅体和炭屑含量增加说明田螺山先人已经开始大量种植水稻;  晚期（约6000cal.aB.P.后）海绵骨针和硅藻海水种含量的增长说明该时期田螺山地区明显受到海水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河姆渡文化早期,田螺山地区就已经开始水稻栽培,原始农业形态基本是以稻作农业为主;  田螺山遗址河姆渡文化之前和之后都可能存在相对海面较高或受海水影响的时期,其与河姆渡文化在田螺山地区兴起与消失有着一定的关系。     

古代淀粉遗存反映的新石器中期华北平原北部旱作农业发展状况——以河北阳原姜家梁遗址为例

中国北方是以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两种作物为主的旱作农业起源地,60多处考古遗址发现的粟类植物大植物遗存或微体植物遗存显示,新石器时代中期华北平原北部粟作农业研究相对单薄。文章利用淀粉粒分析方法,对华北平原北部新石器中期姜家梁遗址房址（7706±77 cal.a B.P.）出土的3件磨盘和3件磨棒表层残留物进行了淀粉粒分析,共提取到128颗来自粟类植物、小麦族（the tribe Triticeae）及块根块茎类植物的淀粉粒。综合利用现代及模拟实验中粟类植物淀粉粒的鉴定标准,6件器物表层残留物中的粟类淀粉粒至少有9.6%具有野生特征（褶皱表面和粗糙边缘）;粟淀粉粒（粒径≥ 16.8 μm）的比例为52.8%。对比周边开展过类似研究的新石器早期河北南庄头（11500~11000 cal.a B.P.）、北京东胡林（11150~9450 cal.a B.P.）和转年（>10000 cal.a B.P.）遗址、新石器中期西辽河地区敖汉营子东和敖汉营子西遗址（8200~7400 a B.P.）、河北磁山遗址（约8000~7000 a B.P.）出土磨盘和磨棒表层残留物中粟类淀粉粒,发现：1）从南庄头遗址到姜家梁遗址具备野生特征粟类植物淀粉粒比例逐渐下降,显示粟类植物不断被驯化;2）姜家梁房址内粟淀粉粒仅比敖汉营子东和敖汉营子西遗址低,比例最低者为转年遗址,该现象可能与粟类淀粉粒样品数量、鉴定指标以及不同时间和地域古人类选择利用植物种类差异等因素相关。本研究为深入了解姜家梁遗址及华北平原北部地区植物利用情况及粟类植物的驯化过程提供了新的证据。

     

连云港新石器时代人类聚居遗址分布 与海岸线变迁关系的剖析*

对连云港新石器遗址地貌、洪门钻孔的沉积环境以及古遗址时空分布的研究表明,新石器文化始于7000年前全新世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时期。早期青莲岗文化时期(6800~5900aB.P.)的遗址有8处,主要分布在锦屏山、南云台山和大伊山的丘陵山地边缘的洪积扇阶地上和西北部未遭受海侵影响的丘陵岗地上,洪门钻孔相应地层显示该时期为湖沼陆相环境,海岸线向海推进,该时期海岸线分布在南云台山以东地区;全新世中期最高海面时,约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时期(5900~4400aB.P.)的遗址仅发现两处,遗址退缩至锦屏山以西的丘陵岗地上。洪门钻孔的有孔虫组合显示了浅海环境,海岸线在洪门和锦屏山以东;至龙山文化期(4400~3800aB.P.),连云港的古文化发展至新石器时代的顶峰,遗址约15处,其中藤花落遗址处于南云台山与北云台山之间谷地的冲积平原,表明此时期的海岸线退至中云台山以东;龙山文化晚期(3800aB.P.左右)又一次海侵导致盛极一时的龙山文化遗址退缩到锦屏山以西地区,使得连云港地区行将跨入文明门槛的原始文化突然衰落。古环境变化对史前文化的兴衰影响巨大。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史前农业发展的植硅体证据

采用植硅体分析方法,对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南部2015~2017年度主发掘区TN14W35探方内油子岭至石家河文化时期（5800~4200 a B.P.）的地层土样进行了系统取样分析,并重点对水稻扇型植硅体形态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遗址各文化时期土样中均含有丰富的水稻（Oryza sativa）特征型植硅体,表明稻作农业在屈家岭遗址各阶段先民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实验还在油子岭和屈家岭文化地层发现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植硅体,但从发现数量看,粟类作物在屈家岭遗址先民农作物利用结构中只占据极小的比重。论文通过对水稻扇型植硅体形态参数测量和鱼鳞状纹饰统计发现,屈家岭遗址的水稻遗存主要属于粳稻类型,且驯化程度在油子岭文化早期时期就已经达到现代栽培稻水平。本文研究揭示了屈家岭遗址先民的农业结构、水稻类型及驯化水平,为了解江汉平原汉水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生业形式与水稻驯化水平等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新疆东天山地区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储粮坑分析

新疆地区一直是东西方人群迁徙与融合、农牧互动的活跃地带,是文化传播和交汇的重要通道。地处东天山地区的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是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在遗址中心的大型房址内发掘出一处距今约3000年的存有大量炭化种子的储粮坑。这一发现为新疆地区早期先民生业经济模式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然而,目前关于该储粮坑储藏粮食的种类、重量和构建方式尚不清楚。本研究对石人子沟遗址储粮坑内炭化种子及坑底土壤结块进行了植物遗存分析和土壤微形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储粮坑主要用于储藏农作物青稞（Hordeum vulgare var.nudum）;储粮坑在储满状态时,青稞重量约在2000 kg至5500 kg之间;夯筑和草拌泥等建筑、防潮技术很可能被用于储粮坑建造过程。对比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储粮坑的考古遗存和典籍资料,发现新疆石人子沟遗址储粮坑存粮种类单一,存粮最大容纳量偏轻,且建造方式也较为简单。该研究结果为新疆东天山地区古代人类利用的农作物种类及储藏方式提供了参考资料,对解析新疆地区早期生业经济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大河村遗址炭化种子的碳、氮元素分析

对大河村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晚期炭化种子样品进行了碳、氮元素分析。结果显示这些种子具有相近的元素组成,表明它们系同一种来源。根据这些炭化种子与现代大豆、高粱及人工炭化的大豆、高粱的元素组成的比较,发现它们与大豆的元素组成较为一致,而与高粱数据存在较大差异。这一发现支持有关大河村种子遗存是大豆的鉴定,说明前人将其鉴定为高粱有误。本研究首次通过元素分析方法对残破古代炭化种子进行鉴定,显示了该方法在植物考古学上的优越性和应用潜力。     

大植物遗存反映的龙山时代山西高原的农业活动与区域差异

山西高原是新石器时代末期龙山时代(公元前2900~1800年)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区域,研究该区域的史前农业发展状况对于理解其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的经济基础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利用系统浮选的方法在山西高原的滹沱河上游、蔚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周家庄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中提取大植物遗存,获得龙山时期数量众多的以农作物为主的炭化植物种子。在山西高原两处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周家庄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共采集、分析浮选样品218份,发现44500余粒炭化植物种子,包括19301粒粟(Setaria italica)、6697粒黍(Panicum miliaceum)、少量水稻遗存(Oryza sativa)以及18456粒杂草种子。出土的大植物遗存显示,山西高原龙山时期的农业经济是以种植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粟居于主要地位;同时,在山西高原的不同区域农作物结构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在滹沱河上游和蔚汾河流域黍的比例较晋南临汾-运城盆地更高;炭化水稻虽在各个区域均有出土,但在滹沱河上游和蔚汾河流域水稻的比例较晋南临汾-运城盆地要低很多。对山西高原各重要区域考古遗址出土大植物遗存的直接研究,填补了山西高原植物考古工作的空白,对理解山西高原史前社会的经济基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为探寻史前人类的农业活动与自然环境、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深入研究人地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     

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岭遗址的水稻遗存分析

稻作的起源与传播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关于水稻向南传播的路径和时间节点尚有诸多疑问和缺环。广东茶岭遗址是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到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存（约4500~3700 cal. a B.P.）。文章综合植硅体、大植物遗存等多方面的证据,来探讨茶岭遗址水稻遗存性质和先民生计方式,并尝试归纳水稻在岭南地区的传播进程。研究显示,至少在距今4400年前,茶岭先民已经开始种植以粳稻为主的栽培稻;新石器时代末期,该聚落的生业经济结构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先民同时从事水稻种植、采集业和狩猎活动来维持生计。商周时期,水稻的种植规模有所扩大,采集业仍是先民食物来源的重要组成。通过对岭南地区的史前水稻遗存梳理发现：新石器时代末期,栽培稻开始出现在岭南地区并获得较大发展,分别在距今5000年、4500年前后传入广东和广西地区;此后在4500 a B.P.左右遍布粤北石峡文化各遗存中,并沿珠江进一步向岭南内陆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扩散。茶岭遗址发现了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直接测年最早的水稻大植物遗存。该研究打破了珠三角地区史前渔猎采集经济结构模式的固有观念,为进一步了解水稻在岭南地区的传播提供了新的线索。

     

宝墩文化早期的农业实践——来自大邑高山古城遗址的植物遗存证据

宝墩文化（4500~3700 a B.P.）是成都平原史前农业转型的关键阶段。成都市大邑县高山古城遗址（30°27'09.5″N,103°34'46.3″E）主体遗存属于宝墩文化早期,部分遗存早于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重要的史前遗址。本研究对该遗址2015~2017年发掘时采集的106份浮选土样（来自75个灰坑、10个灰沟和21个地层）和111份植硅体土样（来自76个灰坑、13个灰沟和22个地层）进行了分析,鉴定出6233粒炭化植物种子,包括稻、粟、黍、大豆等农作物,以及禾本科、豆科、蓼科、莎草科等非农作物;还有26种植硅体类型,它们分别来自稻、粟、黍这3种农作物和芦苇、竹亚科等非农作物。研究结果显示：1）农业种植和家畜饲养是高山古城聚落生业经济的主体,同时先民也采集利用一些野生动植物资源;2）高山古城遗址农作物的结构以稻为主,粟、黍次之,少量大豆;从早到晚,稻在农作物中的占比逐渐提高;作物加工的分析显示,发掘区的植物遗存多数来自作物加工的后期阶段,少数由前期加工产生,大部分植物遗存属于加工废弃物;3）对比高山古城与宝墩古城两个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结果发现,成都平原史前时期农作物结构有明显的共性,都是以稻为主的、稻旱混作模式;但是,高山古城出土更多的旱作遗存可能与其地理位置有关,一方面是位于成都平原西北更容易受到甘青地区和川西北高原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靠近山地更适合发展旱作农业;而高山古城遗址农作物多样性高于宝墩古城遗址,则可能与宝墩古城遗址的核心聚落地位有关。高山古城遗址植物遗存的分析结果为了解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农业提供了重要资料,对探索中国西南地区史前农业的发展及其与文明演进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陕西延安觉德遗址两周时期植物资源利用研究

陕北高原作为中原农耕区与内蒙古草原游牧地区的过渡地带,一直以来都是研究历史时期华夷互动关系的重要区域。两周时期是华夏族群主体形成的重要时期,了解这一时期陕北高原先民对植物资源的利用情况,揭示该地区先民的生业经济特征,对理解华夏族群的形成过程有着重要意义。本研究选取陕北高原南部延安地区觉德遗址两周时期33份浮选样品进行分析,共发现15种炭化植物遗存,共计1279粒,其中农作物有粟（Setaria italica）和黍（Panicum miliaceum）,非农作物有狗尾草（Setaria viridis）、藜属（Chenopodium sp.）、地肤（Kochia scoparia）、猪毛菜（Salsola sp.）、虫实（Corispermum sp.）、草木樨（Melilotus officinalis）、胡枝子（Lespedeza sp.）等。该时段农作物包括粟1046粒,占出土植物总数的81.8%（出土概率72.7%）;黍65粒,占出土植物总数的5.1%（出土概率48.5%）,表明觉德遗址两周时期先民从事以粟为主,以黍为辅的旱作农业;此外,觉德先民对非农作物的利用集中于藜科（数量百分比7.7%,出土概率51.5%）和豆科植物（数量百分比2.6%,出土概率24.2%）。觉德遗址出土两周时期农作物与非农作物种子比例为6.6：1,远小于关中盆地东周时期的数据,但高于陕北高原北部的遗址数据,显示出此时该遗址的农业开发范围和农田管理居中的水平。

     

从石峁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看夏时代早期榆林地区先民的生存策略选择

石峁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时代早期榆林地区农牧交错带中的超大型中心聚落, 产生于聚落林立、社会等级分化明显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文章通过鉴定与分析石峁遗址核心区皇城台地点东护墙北段上部、门址及大台基等区域浮选所获样品, 结合已公布的外城东门、后阳湾等地点的植物遗存鉴定数据, 对石峁遗址夏时代早期样品中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综合研究。通过2012~2019年的浮选工作, 共获得了187份夏时代早期样品, 出土炭化植物遗存共计17816粒, 其中农作物遗存8905粒, 包括粟、黍、水稻及大豆; 非农作物遗存包括非农作物种子和植物果核等共计61种植物, 总数为8911粒, 分属于禾本科、藜科、豆科、蔷薇科、菊科、蓼科等。结果显示, 石峁先民夏时代早期的生业模式以农牧业并重为主、采集狩猎为补充。其中, 农业结构以粟黍种植为主, 还首次发现了少量水稻、大豆等可能为上层先民与周边地区交流获得的稀有食物; 畜牧业中, 主要利用胡枝子、草木犀、委陵菜属、冷蒿等饲草喂养黄牛、羊等主要家畜; 同时, 还存在采集果实等行为。石峁先民生业模式的选择是其人群受所处的农牧交错带环境影响产生的结果, "舍不得农业, 离不开牧业" 即是石峁先民及地区其他同时期人群的真实写照。多样化的生存策略、周边聚落的粮食输入及与其他区域中心的文化交流, 保障和巩固了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石峁遗址的核心地位, 并推动了地区早期国家的产生与发展。     

河南新密溱水流域全新世人类文化演化的环境背景研究

溱水流域新石器至夏商时期人类文化发达,且持续发展,是中原地区乃至全国新石器至夏商时期人类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本文在详细野外考察和多个地层剖面分析基础上,初步阐明了区域地貌特征及演化历史。对区域内的柿园仰韶遗址外的自然沉积剖面(34°29.409'N,113°36.933'E)进行了连续采样,并对样品进行了14C年代测定和粒度、磁化率、孢粉等古环境指标分析,结合考古遗存资料,探讨了区域全新世气候演变历史。在上述古环境研究基础上,分析了区域全新世环境与人类文化演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流域在地形上,处于嵩山以东至黄淮平原以西的黄土丘陵台地地形区。溱水流域共发育了3级河流阶地:第三级阶地形成于晚更新世末期; 第二级阶地形成于大致6000~4000cal.aB.P.时期,下游阶地形成时代较上游早; 第一级阶地形成于历史时期晚期。溱水流域全新世早期(8500~7000cal.aB.P.)气候的暖湿程度与现在相当, 仰韶文化时期(7000~5000cal.aB.P.)的气候是该地区全新世最为暖湿的时期,龙山文化时期(5000~4000cal.aB.P.)以来气候的暖湿程度呈波动下降,4000cal.aB.P.以后气候逐渐变干凉。整体上较为暖湿的气候是该地区全新世人类文化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广阔平坦的多级黄土台地和第三级阶地以及广泛分布的黄土沉积物质为新石器以来逐渐发展的旱作农业提供了有利的地貌和土地资源条件。仰韶早期及之前的人类文化遗址分布在第三级阶地和地势更高的黄土台地之上;仰韶中期以后,由于区域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的发展,人类聚落有向沿河阶地和下游地区发展的趋势。     

中坝制盐遗址的孢粉分析与古植被、古环境

考古证据表明,距今4000多年以前,重庆三峡地区的中坝遗址就开始了规模性的盐业生产。为了解盐业生产的环境背景及其影响,在中坝遗址厚达12.5m的文化堆积层进行了孢粉取样和分析。AMS14C测年结果显示,这些样品分别来自新石器时代晚期(4420~3700aB.P.)、商至西周(3550~2700aB.P.)和东周(2700~2300aB.P.)。孢粉分析表明: 中坝遗址的样品均以草本植物花粉和蕨类植物孢子占绝对优势。主要以禾本科(Poaceae)、楼梯草属(Elatostema)和蹄盖蕨属(Athyrium)为主, 而乔灌木植物花粉所占比例很低,除松属(Pinus)、桦木属(Betula)、枫杨属(Pterocarya)、栎属(Quercus)花粉外,还见到夹竹桃科(Apocynaceae)、女贞属(Ligustrum)、檵木属(Loropetalum)和枫香属(Liquidambar)等亚热带树种的花粉。中坝遗址及附近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植被以少林、灌丛草地为主,遗址周围分布大片杂草群落,并可能有大面积的农田,表明这个地区始终存在较强的人类活动。早在新石器时代,制盐业和种植业使得低山丘陵与河谷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坏,遗址附近的河谷形成疏林草地景观。商至西周时期,尽管气候变干,但人类活动仍很强烈,似乎气候变化对盐业生产的影响不大; 东周时期的气候较为温暖湿润,制盐业和农业活动规模扩大,森林植被破坏程度加大,草坡随之增多。     

长江三角洲地区全新世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影响

长江三角洲地区全新世气候和环境曾发生过大的变迁,新石器时代文化伴随着全新世气候最暖期的到来,以及三角洲的形成和发展而出现,并由此向前推衍,奠定了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形态。通过研究本区与农作物相关的现代植物花粉形态和代表性表土花粉,揭示出部分用于指示人类活动的综合指标、不同植被带表土花粉的组合特征和用于半定量界定不同植被类型的比值区间。研究区自然区域全新世孢粉反映当时植被3个主要发展阶段,即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11000～9500cal.aB.P.）、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9500～3900cal.aB.P.）和次生性质的亚热带针阔叶混交林（3900cal.aB.P.以来）,其中8000～3900cal.aB.P.为全新世大暖期的鼎盛期,3900cal.aB.P.以来人类活动明显增强。人类活动区绰墩遗址孢粉植物群,反映新石器各主要文化期都以亚热带含针叶植物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为地带性植被,遗址周围一般都有较大面积的水域分布;  人类对植被的干预只是在后期才开始明显增强。区内人类文化几经兴衰,主要受制于环境的变迁,包括气候和地理状况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海平面升降和植被变化等。与此同时,人类活动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趋加重,成为一种新的环境影响因素。     

姚江-宁波平原中全新世海侵事件及古人类活动的快速响应

姚江-宁波平原是新石器河姆渡文化核心分布区,大量考古与古环境研究成果为深入探讨本地区7000年来的人地关系,尤其是新石器遗址文化间歇事件的原因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文通过对鱼山遗址地层记录的详细研究以及与区域多个遗址地层的空间对比,并对照该区自河姆渡文化一期以来古人类遗址的时空迁移过程,总结新石器文化演进中的海侵事件,并分析其与文化间歇的内在联系,初步认识如下:1)鱼山遗址从山麓到平原,地层记录存在明显差别,因此需要在不同的古地理位置获取剖面进行对比,才能重建更完整的古环境演变过程。2)鱼山遗址记录了2次海水入侵事件,分别发生于6300~6000cal.aB.P.和4500~3400cal.aB.P.,这两次事件与区内其他遗址文化层堆积中普遍叠压的自然淤积层或文化层缺失现象具有良好对应关系;研究区另有部分遗址在5400~5300cal.aB.P.也存在海水入侵迹象。3)新石器遗址时空分布呈现阶段性变化,河姆渡文化一、二期,遗址数量少,增幅小,主要分布于山麓缓坡地带,反映海水入侵造成研究区土地资源的局限性。河姆渡文化三、四期的遗址数量显著增加,且向开阔平原地带扩散,表明较稳定的海平面使研究区平原成陆面积增大,古人类对海岸带的利用快速扩张。良渚末期,遗址大幅度减少,直至商周才重新增多,反映持续的海水入侵制约古人类活动强度。上述遗址时空迁移特征反映海岸带古人类活动对环境变化的快速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