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驱动力区域差异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发达地区和中等发达地区2003—2013年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驱动力区域差异特征。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是发达地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主要驱动力,而城镇化则是中等发达地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主要驱动力;相较于发达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对中等发达地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驱动力更强;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发达地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驱动力较强,而对中等发达地区则较弱。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促进发达和中等发达地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相关政策启示。     

珠海市耕地变化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力分析

在RS和GIS技术支持下,利用1990、1995、2000和2006年共4期Landsat TM卫星遥感数据,分析珠海市耕地数量和空间变化特征,并探讨耕地动态变化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珠海市耕地面积在3个研究时段经历了快速减少一缓慢增加一急剧减少的变化过程,人均耕地面积持续减少;2000-2006年耕地的动态度最大,而1995-2000年耕地的动态度相对较小;耕地面积增加的主要来源是水域和林地,减少的去向主要是农业结构调整中耕地转变成水域和建设用地;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和农业结构调整是珠海市耕地变化的主导驱动因素,同时政策因素也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中国北方沙漠化土地时空演变分析

对2000年中国北方256×10⁴ km²区域内沙漠化土地的遥感监测结果表明:沙漠化土地总面积现已达到38.57×10⁴ km²,其中轻度和潜在沙漠化土地13.93×10⁴ km²,占沙漠化土地面积的36.1%;中度沙漠化土地9.977×10⁴ km²,占25.9%;重度沙漠化土地7.909×10⁴ km²,占20.5%;严重沙漠化土地面积6.756×10⁴ km²,占17.5%。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后期的沙漠化土地发展状况相比,目前我国沙漠化土地演变趋势具以下特征:(1)沙漠化土地仍在蔓延,面积已由1987年的33.895×10⁴ km²增加到了2000年的38.569×10⁴ km²,13a中净增4.674×10⁴ km²;(2)沙漠化土地继续呈加速发展的趋势,年平均发展速率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的1560 km²、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后期的2100 km²发展到90年代的3600 km²;(3)部分旱农区以及农牧交错地区沙漠化土地出现明显逆转,但荒漠草原地区沙漠化土地面积继续扩大,并且程度有所加剧。     

华北典型河流年径流演变规律及其驱动力分析--以潮白河为例

经华北典型河流－－潮白河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多种分析方法,对潮白河近百年来的径流演变规律及其驱动因子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结果表明,河川径流总体呈指数减少趋势,演化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相依性。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表明,人类活动已成为河川径流演化的主要驱动因子。掠夺式的水资源开发,已使潮白河下游河段断流,情势日趋严重,严重损害了河道的系统功能,是河流季节化以及河道萎缩的主要原因。     

历史时期西北干旱区生态环境演变规律和驱动力

生态环境演变的基本规律是：山前地带引水增加,人工绿洲扩大,生态环境改善,但盐渍化发展;河流中下游水量减少。古代绿洲衰亡。荒漠化扩大,生态环境恶化。景观格局的变化规律是：“两扩大。四缩小”。即在沙漠与绿洲同时扩大的情况下,而处于两者之间的自然水域、林地、草地和野生动物种群减少。引起生态环境变化的驱动力,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改变了水资源的地域分配。同时与气候波动、河流改道、风沙活跃等自然因素有关。     

试论中国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及其人类驱动力研究

随着全球变化研究工作的深入，科学家逐步认识到人类对土地的利用所引起的土地覆盖的变化也是全球环境变化的主要原因和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土地覆盖变化由土地利用所引起，而土地利用又受到人类驱动力的支配，为此必须揭示土地变化与社会驱动力的关系。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和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领域研究计划已共同制定了有关的研究议程，我国应积极响应，尽可能与之接轨，同时也要反映出中国的特点，其研究内容应包括：原因与覆被状     

中国省际旅游经济时空演变分析

以中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选取2000-2010年反映省区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关指标,首先利用SPSS 17.0软件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每个省区旅游经济发展的综合得分;然后根据马尔科夫和空间马尔科夫转移矩阵法分别计算出两种情况下省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转移概率矩阵,探索中国省际旅游经济时空演变动态特征;最后利用ArcGIS软件对计算结果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省区间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不均衡,尤其是极高水平和极低水平省区之间差距有加大的趋势;邻区的背景条件对省区旅游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因省区及其邻区所处的发展水平等级而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区划格局演变与驱动力分析

行政区划变更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也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主要分析了1978年以来35年间中国县级以上各类型行政区的数量变化,根据变化特征和规律划分出四个发展阶段,阐述了各个阶段行政区划空间格局的发展变化,总结了中国行政区划演变的五种主要模式:建制变更、行政区拆分、行政区合并、建制升格以及新设立行政区。行政区划格局的演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城镇化进程、中心城市的空间拓展、人口的集聚与增长、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以及政策因素都是行政区划格局演变的重要驱动力。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该加强中国行政区划时空格局演变和驱动力分析,以期为中国未来的行政区划调整和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些指导与借鉴。     

闽江流域耕地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力研究

通过对闽江流域1990-2005年耕地动态变化的分析,得出闽江流域耕地的时空变化情况.15年来流域耕地呈减少的趋势,特别是富屯溪支流和闽江下游区域.结合Areview软件和SPSS统计方法,分析耕地变化的时空差异、驱动因子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社会经济因素进行归纳,主要为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城市化水平和第三产业因素4个方面,其结果将为进一步研究耕地变化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提供科学依据.     

1975-2015年鄂尔多斯市沙漠化的时空演变过程

鄂尔多斯市地处温带草原向荒漠草原过渡的半干旱区,是中国沙漠化问题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其土地沙漠化发展和逆转过程及影响因素在北方农牧交错带具有代表性。以7期Landsat卫星遥感数据为信息源提取沙漠化土地类型及程度的时空格局信息,分析了该地区自1975年以来的土地沙漠化过程,并结合气象及社会经济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驱动因子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在脆弱生态环境背景下,鄂尔多斯市土地沙漠化受人口数量增加、过垦及过牧等人为因素的严重影响。不同时段土地沙漠化发展的方向与驱动力都有所不同,1975-2000年是土地沙漠化的急剧发展期,驱动力以人为因素为主导,自然因素为基础;2000-2015年是土地沙漠化的逆转期,驱动力以自然因素为主,人为因素为辅。     

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演变及关系

提升城镇土地利用效率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在准确识别新型城镇化影响土地集约利用的机理基础上,运用两步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和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了2006-2011年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演化特征,并揭示两变量间的关系。研究表明：① 总体上两变量呈平稳上升态势且地区间差距趋于收敛。② 东、中、西内部和三大地带间的差距特征各异,且东部、西部省际差距和三大地带间的差距均分别是两变量总体差距的主要成因;空间演化趋势表明,两变量表现出显著的地理集聚现象和增量集聚特征,且空间格局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和集聚演化趋势的同步性;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呈现出“三纵两横”的地理特征,而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分布则呈自东向内陆地区的梯度集聚之势。③ 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具有较为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且呈递增之势,无论全国层面还是分地区层面,新型城镇化对土地集约利用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中国水-能源-粮食压力时空变动及驱动力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把构建的水资源、能源和粮食的压力指数分解为3个正交向量,以矢量合成法计算水-能源-粮食（W-E-F）总压力指数。在考察1997~2015年30个省区（香港、澳门和台湾无数据,西藏缺能源数据）的水资源压力指数、能源压力指数、粮食压力指数和W-E-F总压力指数的时序变化后,选取8个反映总压力指数变化的指标,截取1997、2004、2015年3个断面,采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对影响中国W-E-F压力指数变化的因素进行分析。结论如下：① 时间上看,W-E-F总压力先升后降;空间上看,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W-E-F总压力逐渐递减,东北和沿海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压力较大。② 能源压力对中国W-E-F总压力的贡献最大,中东部地区的能源压力指数更高,淮河以北地区的水资源压力指数更高,东部的长江口以南沿海区域和广大西部地区的粮食压力指数更高。③ 1997~2015年,全国水资源压力指数多数地区上升,能源压力指数和粮食压力指数大部分地区下降。④ 不同时段,W-E-F压力变化的驱动力不同。总体上看,大部分指标与W-E-F压力变化同向,人均受教育水平和人均GDP与W-E-F压力变化反向,人口密度增大、食物构成变化、粮食生产条件和经济发展是W-E-F压力升高的主因。在分析时段内,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增大,提高人均受教育水平和经济转型发展是降低W-E-F压力的有效途径。     

黑河流域不同类型土地沙漠化驱动力分析

在分析黑河流域土地沙漠化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得出造成黑河流域土地沙漠化发生、发展的原因,除了该区脆弱的生态环境:蒸发量大,干旱多风,降水极少,地表组成物质疏松等自然因素外,主要是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导致流域内有限的水资源不能合理利用,从而使得中上游用水量大幅度增加,造成下游水资源的枯竭,致使地表植被因缺水、过度樵采和放牧而大量死亡,引起土地沙漠化的发生。同时,干旱区绿洲的地形地貌条件对于绿洲的兴衰和发展有重要影响,自然灾害是由于某种作用超出了人类所能承受的能力,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造成巨大的威胁和损害。河流改道是绿洲废弃的最直接原因之一。战争导致的农牧业更替也是绿洲演变的一个因素,同时战争对农田水利设施的破坏性也是巨大的。政策导向可以影响到绿洲人口的迁入和迁出,绿洲规模的扩大与缩小,绿洲内部结构、功能、性质的变化,以及对整个流域资源的管理和利用,对于绿洲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时效性。总之,黑河沙漠化土地形成是在气候暖干化条件下,不合理的人为活动同脆弱的环境、贫乏的水、土、生物资源之间不相协调的产物,是涉及自然、社会、经济等多因子共同作用的综合过程。过度的人为活动是沙漠化的主导驱动因素。     

岷江上游地区环境问题及其驱动力

近年来,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土地环境和农产品污染问题日趋严重,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土地沙化形势严峻,阻碍区域和下游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分析该区脆弱山地生态基础上,探讨了土地环境的现状和演变。研究发现:土地环境的恶化是系统内在特性和外在干扰体综合作用的结果,内在的脆弱特性决定了土地系统对干扰的抗性差,退化后难以恢复,而强烈的人为干扰则加剧了系统的退化速度和进程。生态修复和重建应系统规划,综合治理,建立强有力的区际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干旱河谷区高产优质农林业。     

中国省际煤炭资源流动的时空演变及驱动力

根据1957-2005 年中国各省区煤炭调出和调入数据, 运用SPSS 和GIS 方法, 首先对 “一五”~ “十五”各省区的煤炭流动地域类型进行了判别, 然后在省域尺度研究了煤炭资源 区域流动的时空过程, 最后探讨了煤炭资源流动时空演变的驱动力。“一五”~ “十五”中国 省际间煤炭流动演变特征有: 中国省际间煤炭资源流动规模逐年增大, 省际间煤炭调出总量 年均增长5.9%, 煤炭调入总量年均增长5.6%。流动范围逐年扩展, 无流地由1957 年的10 个省区缩小至近年的1 个左右。流场呈集中输流、分散汇流的特征, 调出省区个数< 调入省 区个数, 调出首位度> 调入首位度。煤炭区域流动演变的主要驱动力有: ① 产消不平衡是煤 炭资源区域流动的基本动力。晋陕蒙、西部煤炭产消盈余, 华东、中南、东北煤炭产消亏缺, 决定了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煤炭流动格局。② 运煤通道的改善促进了煤炭区域流动。2005 年交通密度指数在20 以上的省区, 煤炭外运条件较好, 交通密度指数20 以下的省区都不同 程度的存在煤炭外运困难。而且, 统筹交通设施布局与煤炭生产布局可极大地推动区域煤炭 流动。③ 煤炭区域价格差异是煤炭流动的信号, 对资源流动的方向和数量产生一定的影响。     

怒江流域林地景观演变过程及其驱动力研究

怒江流域地处中国云南的边境, 是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景观保护的重要地域, 但由于人 口的增加, 粮食需求的扩大及城市的扩展, 流域林地生态系统面临着强烈的人类干扰。文中使用 中国资源环境数据库中, 用Landset TM解译获取的怒江流域1985, 1995, 2000 年1∶10 万土地利 用/覆被数据, 在GIS 空间分析基础上, 通过建立动态度和变化转移概率矩阵, 系统地研究了怒江 流域林地与其他土地覆被类型之间以及不同林地类行之间的动态变化规律及其空间格局特征, 并对造成变化的驱动力因子进行了定性分析。     

中国畜牧业发展的时空演变及趋势分析

依据现有统计资料，结合我国畜牧业的实际情况，对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在时空上进行分析。得出我国畜牧业20年以来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畜牧业发展的恢复时期、快速发展时期、稳步发展时期。并总结出我国畜牧业生产的空间变化特点：畜牧业产区总体变化不大，局部有所变动。提出我国畜牧业已经形成了以牛肉、奶类、禽蛋生产为主的东北区、以生产猪肉、禽蛋为主的黄淮海区和长江中游区以及以生产牛、羊肉为主的西南区。     

基于3S的毛乌素沙地腹地景观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力分析——以内蒙古乌审旗为例

在遥感与GIS技术支持下,以乌审旗1986年、1991年、1996年、2000年和2005年5期TM影像为主要数据源,对乌审旗景观空间格局的动态变化特征及其演变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乌审旗景观格局从1986年到2005年期间发生了显著变化,居民地、工矿用地明显增加,沙地、水域景观逐年下降,耕地、林地面积变化不大,草地、未利用地增加,景观多样性和空间破碎度增加,斑块的自相似性增强;各类景观斑块的平均面积整体上是增加的,景观分形维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又下降的趋势。结合经济社会统计数据分析表明,人为因素是影响乌审旗景观格局演变的主要原因,其中人口增加、国民经济增长、工矿产业发展,以及政府决策和生态治理工程是景观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因子。     

基于参与式调查与主成分分析的金塔绿洲变化驱动力分析

内陆河流域绿洲变化驱动机制是旱区绿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利用1963~2010年的Keyhole存档相片、KATE-200卫星航片、Landsat遥感影像等多源数据,获取了金塔绿洲空间分布及面积变化信息。在此基础上,结合参与式调查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定量分析绿洲变化的驱动机制。研究表明：近47 a来金塔绿洲总体呈现增长的趋势,绿洲规模不断扩大,至2010年绿洲面积高达539.47 km²。其主要原因是气候变化、人口增加、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科技进步、社会经济发展及政策等因子的相互交织作用。气候变化是背景因子,人文因子是绿洲变化的主成分因素,且在不同历史社会背景下,其主导人文因素也不同。     

太行山区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力

国土空间是人类活动的基础空间载体,开展山区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和分异特征研究,有利于优化区域发展格局。以太行山区为研究对象,选取1980、1990、1995、2000、2005、2008、2010、2015年8期土地利用数据,将其分为城镇空间、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揭示其时空演变特征,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太行山区国土空间演变的驱动力。结果表明:(1)太行山区城镇空间散布在各地级市中心,农业空间主要分布在山麓和盆地,生态空间分布在高海拔山区。35年间城镇空间扩张显著,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大幅度减少,县域国土空间面积的变化同主体功能区定位相吻合。(2)太行山区国土空间分异显著。1980—2015年国土空间变化以海拔1000 m和坡度15°为阈值,阈值以下城镇空间随地形上升逐渐减少,农业空间逐渐增加,阈值以上生态空间增幅最显著。与此同时,国土空间类型区面积变化在地貌区上存在较高的分异性,特别是在台地、平原以及中、高起伏山地变幅最大。(3)太行山区国土空间格局的演变是自然条件、交通区位、社会经济、国家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条件是基础性决定条件,交通区位是重要驱动力,社会经济是主要驱动力,国家政策是外在驱动力。研究结果可为优化山区国土空间格局,与提升国土空间功能提供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