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步行性的城市热环境暴露风险区识别及其健康效应——以武汉市主城区为例

以武汉市主城区为例,运用大气校正法反演地表温度,基于步行指数计算步行性,通过空间叠加识别出高步行-高热类(预警空间)、高步行-低热类(友好空间)、低步行-高热类和低步行-低热类4类空间,并基于脆弱人群视角探究城市的健康公平性。结果表明：预警空间占全域12.53%,呈大小落石状分布于城市中心区,友好空间占全域1.13%,零星散落于预警空间内。研究区内32.50%的常住人口生活在预警空间,33.11%的儿童和40.01%的老年人生活在高步行性和高热环境暴露风险的空间中,预警空间对老年人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老年人健康风险较高。此外,儿童相对于老年人更多生活在低步行性空间,老年人相对于儿童面临更高的热环境暴露风险。     

健康视角下城市建成环境对老年人日常步行活动的影响研究

“健康老龄化”背景下,促进身体活动是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的重要方式,也是当前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热点。依托南京市居民身体活动调查数据,选择老年人日常生活中最普遍且有益健康的步行活动作为研究主题,探究建成环境的影响,以期为相关理论与实践提供有益探索。研究表明：① 老年人日常步行空间范围可作为步行所涉及建成环境边界,不同类型的主要活动场所则可识别建成环境要素需求差异。② 日常生活所涉及的公共开放空间、商业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密集性,以及主观建成环境感知对老年人交通性/休闲性步行活动具有显著影响。③ 基于老年人日常步行活动习惯及建成环境对步行活动的影响,可从有效供给日常步行生活空间、积极引导健康生活方式方面提出相应规划策略。     

建成环境对步行通勤通学的影响——以中国香港为例

步行是一种重要的交通方式,也是体力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现代城市居民步行频率持续下降,相应地带来体力活动水平的持续降低,伴随着肥胖等慢性非传染病广泛蔓延,值得警惕。西方很多研究证实了建成环境(常以“3D”或“5D”等模型刻画)对步行行为的影响。基于西方的结论对于中国香港、北京和上海等具有与西方城市大相迥异的建成环境的城市是否适用?不同的人群由于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属性和生活节奏、习惯,其步行行为受建成环境的影响在方向、强度上是否存在差异?为解决上述问题,论文以香港为案例地,以职员和学生2类人群的步行通勤通学行为为研究对象,利用香港人口普查数据、Open Street Map数据以及中原地图数据等,采用传统的线性回归和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发现：①通勤通学距离是影响职员和学生步行通勤通学行为的最重要变量;②以“5D”模型刻画的建成环境对香港居民步行通勤通学行为的影响,与西方情境下的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在香港,距地铁站的距离与职员和学生步行通勤比例相关性均不显著;③建成环境对步行通勤通学行为的影响,在职员与学生两类人群之间在方向和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人口密度与职员步行通勤比例负相关,但与学生步行通学比例正相关。研究凸显了在“建成环境-交通行为”关系研究中情境(context)和人群区分(segmentation)的重要性。     

城市意象热点空间特征分析——以南京为例

在社会调查、空间数据处理与建模分析基础上,系统探析了南京城市意象热点与居民感知、城市道路结构、特色意象区形成及其与城市历史街区功能更新的内在关系,形成对南京未来城市意象发展的四点建议:1改变崇尚宏大体量和现代风格倾向,在尊重南京文脉和市民需求的基础上更新城市功能;2通过热点植入盘活意象缺失区域,但需尊重热点和城市道路集成度联动发展的城市自组织机制,并注意街巷空间和生活次节点的保留;3意象热点的集聚区应该为重点打造的特色意象区,注重提供多样化活动平台和休憩设施,并和城市传统紧密结合,注意热点空间的均衡分布,并在步行范围内组织;4从热点空间和功能置换着手可缓解交通压力并促进城市动态更新。     

绿色环境暴露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以南京为例

绿色环境暴露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长期以来都受到国内外不同领域学者的关注,但从个体与环境交互的角度关注衡量个体对环境实际感知的研究较少。论文试图基于对居民视觉感知和时空活动等因素的考虑,结合机器学习等技术扩展绿色环境暴露的测度方式,并构建绿色环境暴露对心理健康影响的概念框架。同时,以南京为实证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比分析绿地率、绿视率、绿色视觉暴露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3种绿色环境暴露测度指标对心理健康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和路径存在差异,建立更加综合的绿色环境暴露评价指标体系至关重要。主观建成环境可以作为绿视率和绿色视觉暴露对心理健康影响的中介变量,身体活动仅作为绿色视觉暴露影响心理健康的中介变量。研究拓展了绿色环境暴露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框架,并对城市绿地系统的规划管理具有参考价值。     

多尺度步行环境对居民肥胖的影响机理——以广州为例

基于2019年广州18个社区1 470份问卷数据,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不同尺度步行环境（包括步行适宜性和其他与步行相关的建成环境要素）对居民肥胖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居民出行态度与偏好会影响通勤行为,但对居民肥胖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在考虑了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和出行态度偏好后,居住地步行环境对居民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具有显著的负向总体效应。步行环境对居民BMI的影响具有尺度效应,社区尺度的步行适宜性影响最为显著。不同尺度的绿度、路网密度、地铁站密度和与城市中心的距离等其他与步行相关的建成环境均对居民BMI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空间尺度效应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城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研究对城市规划设计和土地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研究尺度的选择是其必不可少的部分。本文基于景观生态学方法,以武汉市为研究区域,选取聚集分散指数、斑块类型指数、形状指数三种类型指数对土地利用景观格局进行分析,同时引入层次分析法,研究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空间尺度效应及其响应特征,结果表明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尺度效应,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大,景观破碎程度增大,景观分布越来越分散,景观异质性减小,斑块之间连接度越来越弱。在此基础上,建立最佳尺度选择模型,并基于分型理论对最佳尺度的合理性进行验证,最终得出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研究的最佳空间尺度为60 m。     

基于城市记忆的传统文化旅游地空间溯源——以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为例

基于城市记忆视角,选取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作为传统文化旅游地的典型个案,以古代六朝至近代中华民国时段为界,分类梳理古地图、古诗词、古画卷、老照片等图文史料,结合符号学和质性研究方法,从地理和文化空间2个层面,溯源其历史发展过程,探究其空间演化特征。研究结果凸显了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在南京城市发展变迁中担负的城市记忆表征、民族文化传承、市井生活繁衍及地方特色沿袭等重要功能,为传统文化旅游地及城市文化空间的科学规划和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信息技术对城市居民出行特征的影响——以南京为例

信息技术在城市生产、生活与管理中的加速应用不仅促使城市空间结构正在发生转型,也影响了城市居民的活动空间特征。论文基于社会调查,以南京为例,考察了信息技术对城市居民交通出行行为特征的影响。总体而言,南京城市居民家庭在接入信息技术上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接入互联网能力迈入快速增长期。但由于各城区间、各郊区间的信息接入能力存在显著差异,这必然会影响居民的出行行为。研究表明:在家办公的出现减少了日常的工作出行。信息网络对居民日常出行的引导作用日益突出,并出现了部分替代。城市居民家庭的交通通讯费用大幅增长,上网时间增长较快,而城区更为明显。     

交通性体力活动与空气污染暴露交互作用下的健康综合效应评价——以南京市为例

针对空气污染问题严重的中国,仅单纯的强调主动式干预建成环境来促进居民体力活动水平,但可能造成居民长期暴露于有害气体中,反而使得居民的健康效益受损。为此,本文以南京市为例,尝试从个体视角分析居民进行交通性体力活动所收获的健康效益。研究发现,并不是只要进行体力活动就是有益身体健康的,需要根据不同的天气状况而定。在空气质量比较好的情况下,体力活动的健康效益占主导地位,而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情况下,居民进行体力活动的健康效益不能抵消空气污染暴露造成的危害,活动越多,健康风险越高;在城市内部不同建成环境中进行体力活动的健康效应差异显著,老城区居民交通性体力活动的健康效益高于新城区和主城区,新城区空气污染暴露的健康负效益高于老城区和主城区,而老城区居民进行交通性体力活动的健康“净”效益大于新城区,主城区次之;不同交通小区的健康效应差异显著,体力活动健康“净”效益的热点集聚区是在功能集聚、交通便捷和绿地、水体景观覆盖率较高的区域,而靠近城市主干道、隧道等交通复杂的区域和工业园区是体力活动健康“净”效益的冷点集聚区。本文以期为提出更高效、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设施布局与制定相关的交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城市规模分布与空气质量的关系——基于LandScan数据的跨国研究

对于何种城市规模分布有利于促进绿色发展,学界在理论与实证方面都存在争议,且鲜见跨国的实证研究。基于2000—2015年LandScan人口数据和欧空局土地覆盖类型数据,识别了具有统一定义的全球近100个国家的所有城市,通过描述性统计和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城市规模分布对PM_2.5浓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均衡的城市规模分布总体上能够降低国家的PM_2.5浓度,这是因为均衡的城市规模分布能够通过促进分工合作和减少交通出行来降低PM_2.5浓度。实证结果具有一定异质性,在人口密度较高或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国家,均衡的城市规模分布更有利于降低国家PM_2.5浓度,而在人口密度较低或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国家,相对极化的城市规模分布更有利于国家PM_2.5浓度的下降。本研究丰富了城市规模分布对PM_2.5浓度影响在跨国层面的证据,对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国土空间规划具有重要的启示。     

社区网络的使用及其对社区参与的影响——以南京市为例

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社区信息化建设中开展始了社区内部信息平台“社区网络(community network)”的大量实践和研究。近年来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社区基于实体社区的虚拟网络平台也大量兴起,为改善城市社区参与不足的现状提供了契机。目前国内学者对社区网络的关注不足,相关定量研究更少。本文结合中国社区网络实践,以南京市为例,综合考虑区位、交通等因素,选取主城区35个社区进行问卷调研,根据调研结果对城市社区居民社区网络的使用情况及社区参与的线上线下特征进行分析,并从“媒介类型”和“用途类型”2个维度就社区网络对社区参与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南京市城市居民社区网络使用总体呈现“高普及、低强度、新社区”的特征,社区网络的普及度较高,然而平均使用强度并不高;在社区网络类型的使用方面呈现“以移动互联为主”的特征,居民使用度最高的是社区QQ群/微信群,其次为社区公众号/APP,使用度最低的为社区网站/社区论坛;在社区“O2O”方面,城市居民社区网络的使用对线下社区参与也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社区网络的使用有助于社区参与深度的提升,促进非事务型社区参与向事务型社区参与的演进。未来智慧社区建设应弥补对社区网络及社区参与关注的不足,积极引导居民通过线上重新回到线下,通过社区活动的参与融入社区公共生活,从而激发社区活力。     

解读权力变迁下的新城空间生产——以南京市为例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新城在中国城市大量涌现。在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下,以南京市为例,研究权力变迁与新城空间生产的关系。政府权力的变迁影响了新城空间生产的重点、方向和时序,也因此带来了新城空间的无序拓展。此外,历届政府在空间生产的手段和类型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受当时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而且也受地方行政长官偏好的影响。同时,在新城空间生产的不同时期,空间生产的手段也不尽相同。     

基于情景分析法的南京市低碳城市建设研究

气候变化、碳排放与城市化过程相交织,城市作为工业、建筑、交通的载体,也是高能耗、高碳排放的主要源头,需要改变传统城市发展的模式来应对全球变暖的挑战。对南京市的建筑、交通、工业3个方面CO2排放情况进行详细分析。在建筑方面,主要以民用建筑的电耗和热耗来计算南京建筑的碳排放总量。在交通方面,主要根据对交通碳排放有主要影响作用的因素,借助低碳城市模型,运用能源折算法计算交通碳排放总量。在工业方面,仍然采用能源折算法,运用低碳工业模型,计算南京工业碳排放总量。运用情景分析法预测未来碳排放目标,提出南京建设低碳城市的对策建议。     

社区化新零售的布局选址与优化发展研究——以南京市盒马鲜生为例

社区化新零售是新兴的商业模式,也是商业与社区互动的重要场域,值得从城市空间视角深入探究。基于南京市盒马鲜生及相关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与兴趣面(area of interest,AOI)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定量统计、实地调研等方法,解析盒马鲜生的服务类型及对象、空间布局特征、区位选址因素,并提出优化发展建议。研究发现：① 南京市盒马鲜生服务对象以社区为主,酒店、写字楼为辅;服务客户以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和消费能力的中青年人群为主。② 空间布局总体呈现南—北走向的主城区+近郊区的“5+7三组团”格局,均为“点”状门店+不规则“面”状服务区相结合的“中心—外围”结构,实际配送范围与3 km缓冲区存在差异。③ 区位选址主要受社区密度和交通环境的影响,对商圈、地价具有依赖性,竞争对手对门店选址影响较小;主要位于社区与道路密度中高值区、商圈边缘地带、主干道两侧及地价中等区域,并利用面状服务区延伸服务范围,获取更多潜在目标客户群。最后从消费群体、运营成本、品牌竞争3个方面探索其区位选址的影响机制,并基于区位选址特征提出优化发展建议。     

南京城市内部景点间游客流动特征分析

以南京市为例,通过对旅游攻略的数据挖掘,构建景点间游客流动的关系矩阵,对流动格局、机制和模式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研究表明：① 景点具有明显的层级性,市级中心景点在流动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中山陵为扩散型景点,而新街口、夫子庙为集聚型景点,其他大部分景点为平衡型景点。② 距离对景点间流动起着重要影响,流量距离衰减特征明显;市级中心景点流动涉及面较广,对整体流动具有较强的支配作用。③ 景点间流动是景点流入度、流出度和景点间距离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流动符合基于幂函数的威尔逊流动模型,且游客在城市内部景点间流动对距离的敏感度相对城市间、城市内部居民日常流动较低。④ 南京景点可划分为3个系统：中山陵景点系统、夫子庙景点系统和中心城区景点系统,并抽象出3种结构类型：单中心扩散结构、单中心集聚结构和多中心平衡结构;在流动模式上,主要流动多存在于主要节点之间,次要流动多存在于主要节点和次要节点之间以及次要节点之间,一般流动多存在于次要节点和一般节点之间以及一般节点之间。     

建成环境对居民购物模式选择的影响——以南京为例

网络购物的普及重塑了居民的购物行为模式。国外的相关研究多将购物行为看作一个整体,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也缺乏系统的建成环境指标的分析。以南京为例,将购物过程分解后重组为8种购物模式。在区分商品类型的基础上,构建多元Logit模型探讨经济社会属性、购物态度、网络使用情况、居住地建成环境、通勤特征等对居民购物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上述变量均会影响购物行为;② 建成环境变量中,居住区位、交通便利性、购物便利性对居民购买搜索型和体验型商品均存在显著影响;③ 通勤距离对不同商品的购物行为影响差异较大;④ 创新扩散假设和效率假设同时存在。     

城市活力与建成环境的非线性关系和阈值效应研究——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城市地理与城乡规划一直关注城市活力与建成环境的关系。论文以广州中心城区为例,通过采集百度热力图、建筑矢量数据、路网数据、兴趣点数据等多源空间大数据,应用梯度提升决策树模型,探究建设强度、功能性质和交通可达性3个维度的建成环境要素对城市活力影响的非线性关系和阈值效应,并对比工作日白天与夜间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容积率对城市活力塑造的相对重要性最高,其次是休闲设施密度与公交密度,且白天与夜间的差异不显著。合理的开发建设强度、集聚的休闲与办公设施、公交导向交通发展,更有助于塑造充满活力的城市。(2)各建成环境要素与城市活力之间均存在非线性关系和阈值效应,且部分建成环境要素白天与夜间的差异较明显。研究结论可为精细化的建成环境规划与治理以促进城市活力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