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关联、空间溢出效应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基于腾讯位置大数据的研究

以腾讯公司根据手机位置得到的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之间人口流动数据为基础,考察人口流动网络下地级市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模式及其演变,结合网络分析方法,测度地级市间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结论有：① 符合现实的空间权重矩阵应该是非对称的,且随着互动关系的改变而发生变化。② 人口流动网络等反应地级市之间互动的因素在经济增长空间溢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③ 基于网络的空间溢出效应是地级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中国省域展览业与经济相关关系及其空间溢出研究

以中国展览业为例,立足于展览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使用Moran’s I和Moran’s I散点图阐释展览业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空间自相关性,分析纳入空间因素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相对于经典回归模型的优越程度,进而揭示展览业发展对区域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① 中国展览业发展和区域经济水平在地理空间上分布都不均衡;② 展览业及区域经济皆呈现高高聚集（HH）、低低聚集（LL）两种空间聚集格局;③ 现阶段,中国展馆规模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④ SLM优于经典回归模型,展览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展览经济预测研究中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空间效应十分必要。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网络与创新绩效研究

采用国家知识产权局1985~2013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联合申请发明专利信息数据,借助Ucinet、ArcGIS、Stata等分析工具,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网络特征、结构、演化、绩效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知名高校和大型企业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网络重要的科学知识源和技术知识源,也是创新合作优先连接主体,与美国跨国公司、西欧中小企业是创新网络科技知识源的特点不同;② 创新网络呈现“核心-边缘”模式,创新网络结构的“小世界网络”特征越来越明显;③ 本市、境外是创新合作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地理邻近有助于隐性知识交流,在国内合作创新网络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技术邻近是促成境外合作创新的重要基础,进一步验证了Bathelt等学者倡导的关系经济地理学假说;④ 提高网络地位、占据结构洞位置能够提升主体创新绩效;⑤ 创新网络内部作用机理的地域差异明显,网络结构根植性对发达地区创新一般有负面影响,地理邻近对发达地区创新主体的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但地理邻近却有利于欠发达中西部地区创新主体间的隐性知识交流,有助于创新绩效的提高。因而,应引入“网络资本”来分析网络主体的创新绩效,弥补中心地理论中基于规模等级分析主体创新能力的传统做法。     

中国区域知识资本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区域创新系统能力表征区域知识资本,对其不均衡地理演变及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① 创新综合能力年际变异程度由东向西逐渐递减,东部与中西地区创新综合能力差异持续扩大。② 区域创新综合能力总体呈现东部沿海创新带、中部内陆创新片区及西部普遍低下的梯度式空间分布格局。③ 劳动力集中指数、人均资本形成额、经济民营化程度、基础设施水平及对外开放度是影响创新能力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因素,而财政支出占比影响较小;各变量对创新综合能力影响的空间异质效应明显,对东中地区往往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多呈负向影响,强化了创新综合能力“东高西低”的分异特征。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率的时空演变——地理监视的应用

运用重心模型、时空跃迁和地理监视揭示了中国地市财政赤字率的时空演变规律与空间相互作用。① 赤字率重心西移,地域不均衡。② 赤字率分布具有路径依赖和空间溢出效应。③ 经济越落后赤字风险越高,赤字冷点区集中于沿海且消退;热点区东扩且风险上升。④ 赤字累积风险顺地势阶梯递减。⑤ 广大中东部地市为非预警区,继续积极财政政策,但支出需偏向社会福利,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预警区多为中西部工业城市,应增强内生动力以实现财政与经济长期协调发展;调控区集中于青藏高原及边缘,中央应加大扶持民生,减轻地方压力。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空分布特征及旅游响应

研究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分析其类型结构、空间分布类型与聚集区域、市域空间分布特征与旅游响应、时序分布特征等,得出结论：①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分布差异化特征明显,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传统技艺类数量最多。② 山西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省域分布层面集聚型分布特征以极核区、高度密集区、次级密集区和带状区域为主要分布现状。③ 山西省11个地市均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但类型、数量分布不均衡,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的集聚特征格局。④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时序空间格局分布上呈现不同特征。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业的发展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基于市场潜能的城市经济增长空间格局及溢出效应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定量分析中国285个地级市的市场潜能及其空间格局,并根据其强度划分为3个等级市场潜能区,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工具,揭示其空间相关性随地理距离的变化规律。引入市场潜能变量作为测度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指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测度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范围,结果显示：① 中国市场潜能空间分布呈“中心-外围”结构,具有从沿海向内陆阶梯状递减的趋势;② 市场潜能的空间自相关性随距离增加先上升后下降,市场潜能的强度不同,其空间自相关范围也有所差异;③ 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强度随距离增加呈“∽”型趋势变化,中国地级市经济增长的有效溢出范围为200 km以内,市场潜能越高,经济活动空间集聚性越强,溢出范围越大。     

地理邻近、关系邻近对农业产业集群创新影响——基于山东省寿光蔬菜产业集群实证研究

以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例,运用ArcGIS 10.0软件的空间邻近分析,Ucinet软件的社会网络分析以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多维邻近性视角探究蔬菜集群企业的地理邻近、关系邻近特征及两者在集群企业创新中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蔬菜集群企业具有明显的地理集聚特征,企业的空间邻近有利于集群创新氛围的形成;② 集群企业及各创新主体间拥有紧密的关系邻近网络,关系网络中多核心节点,促使创新资源、隐性知识、新技术等的扩散与传播;③ 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关系邻近对蔬菜产业集群创新作用更显著,永久性地理邻近在寿光蔬菜产业集群创新中仍然起到正向作用,但作用要弱于关系邻近。说明多元关系邻近在集群创新过程中能够对消除过度的地理邻近、单一关系邻近造成的创新锁定起到作用,同时还为全球化背景下农业集群创新提供新的渠道。     

空间认同:城市空间研究转向中的知识前沿、趋势与启发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促使人们不断解构、调整和重构对城市空间的认同,这是城市化发展中不容忽视的新问题。以Web of Science（WoS）为数据源,对国外城市空间认同研究进行了分析和知识再现。研究发现：① 城市空间认同是人们对城市发展中社会经济认同、文化认同、集体认同、身份认同与情感认同的集合。作为重要的国民意识,城市空间认同主题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对该领域研究的本质上是对城市空间实践中人文主义空间诉求的知识表征;② 在2008~2017年的国外城市空间认同研究中,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具有明显优势,国际合作研究网络主要在美洲-欧洲、欧洲-澳洲,以及澳洲-欧美之间;国外城市空间认同研究高被引文献注重对“空间多中心性”“地方与连续性”“城市社区”“城市公民身份”“空间绅士化”“地方主义”等方面的讨论。③ 未来研究更加倾向在“认同”“空间”“城市”“地理”“政治”“地方”,以及“社区”等新主题方面。相比较而言,国内对城市空间认同的研究较为欠缺,随着中国城市空间实践不断推向纵深阶段,需要强化城市空间认同研究的“理论自觉”。     

中国高铁-民航竞争网络的空间演化模式及影响因素

随着中国高速铁路与民用航空的快速发展,两者运营网络的空间竞争范围越来越大。从个人出行视角出发,同时拥有高铁与民航直达列车/航班的城市对为出行提供了选择机会,定义为高铁-民航竞争网络。以2007-2015年高铁-民航竞争网络的所有城市对为切入点,尝试刻画其演化过程与模式、网络结构与距离分布规律,并最终总结网络演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为：① 中国高铁-民航竞争网络在空间上呈现出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的扩张趋势,规模不断扩大。② 高铁-民航竞争网络具有向北京、上海等少数城市集聚的特征。③ 高铁-民航竞争网络城市对的距离范围主要分布在800~1 500 km,但运营的列车/航班频率竞争关系的临界值为1 000~1 100 km。④ 高铁-民航竞争网络在空间上遵循核心-核心、核心-边缘自上至下的拓展规律,并主要受城市规模、行政职能等级以及地理空间约束等因素的影响。     

不同邻近性视角下城市网络外部性、集聚外部性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以辽宁省城市网络为例

不必地理邻接即可产生外部性关系,城市网络外部性对传统基于地理距离的集聚外部性理论形成挑战,也诱发多种外部性对城市经济发展影响的新思考。因此本文以辽宁省城市网络为研究案例,通过城市间地理距离、手机通话数据与手机信令数据构建距离权重矩阵来表征不同的邻近性,并基于外部性理论、空间计量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来探究不同邻近性视角下城市网络外部性、集聚外部性对经济溢出的各自影响和共同作用。研究发现：① 不同邻近性视角下两种外部性的共同作用,比二者之一对城市经济溢出影响更加显著;② 不同邻近性视角下两种外部性影响方向有所不同,地理与信息邻近性视角下两种外部性的共同作用抑制城市经济外溢,社会邻近视角下则促进城市经济外溢,地理邻近性仍然占据主要地位;③ 由于城市规模与控制能力差异较大,辽宁省城市网络难以实现正向的经济外溢,但社会邻近下的人口流动能够促进溢出。因此,处于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需积极参与和主动嵌入城市网络中,才有可能获得转变“外部不经济”为正向溢出的机会,应重视城市之间人口流动与社会联系对区域发展平衡的作用。     

多空间尺度下知识溢出对中国研发活动效率的影响

在多空间尺度下的知识溢出机制框架基础上,将研发过程分解为知识创造和知识商业化2个阶段,建立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不同空间尺度下的知识溢出对中国省际研发活动效率的影响。整体上,中国研发活动效率呈逐年提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显著,呈现“东高、中快、西低”的发展态势;各阶段效率具有空间异质性,沿海地区知识创造效率高、知识商业化效率低,而西部地区的情况则相反。从空间特征来看,中国整体研发活动效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区际知识溢出对中国研发活动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区域内研发活动各阶段间的知识溢出仅发生在区域内部而不是区域之间;国际知识溢出对研发活动效率的影响却不显著。     

城市间技术邻近的类型及其知识溢出的差异——基于知识复杂度的视角

随着全球城市创新网络的日益密切,区域创新研究开始由城市本地创新转向网络视角下城市间的知识溢出。本文使用专利数据测度了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间技术邻近水平,在此基础上引入知识复杂度分析框架讨论城市间技术邻近的不同类型,并利用2007—2019年的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基于不同类型技术邻近的知识溢出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城市间的技术邻近与城市知识多样性和遍在性有关,多样化和专业且遍在化的知识结构更容易在城市间产生技术邻近;② 城市间技术邻近与知识存量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受到知识结构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类型,具有多样化知识结构特征的城市间技术邻近平均程度最高且内部差异最小;③ 基于不同类型技术邻近的知识溢出有较大差异,与知识遍在性相比,知识多样性所带来的技术邻近更有利于城市间的知识溢出,在知识多样性的基础上,知识遍在性会强化这种效应。     

行业知识基础视角下城际创新网络模拟与邻近机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从知识创造动态与经济绩效2个维度量化识别行业知识基础,基于修正引力模型构建2005—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异质性知识基础行业城际创新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与二次指派程序（QAP）探究不同类型知识基础行业创新网络的结构演化与邻近机制,结果显示：1）行业知识基础可划分为解析型、象征型、解析-综合型、综合-解析-象征型和综合-象征-解析型5种类型。2）解析型网络呈双核、其他网络呈多核结构;解析型、解析-综合型和综合-解析-象征型网络核心城市行政或经济中心指向明显,子群内中心城市联系紧密,象征型和综合-象征-解析型网络核心城市变动大,子群内联系等级不明显;解析型网络结构日益“紧密化”,象征型呈现“松散—紧凑—松散”、解析-综合型呈现“紧凑—松散—紧凑”的演变态势,综合型知识基础主导的网络结构较稳定。3）地理邻近对除解析型以外的4种网络影响显著为正,认知与技术邻近对5种网络影响均显著为正,制度邻近对解析型、解析-综合型网络影响显著为正;地理与技术邻近交互对5种网络影响均显著为正,地理与认知邻近交互对解析型、象征型和解析-综合型网络影响显著为正。     

中国城市网络关联与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基于大数据与网络分析方法的研究

深化城市网络空间特征的认识,科学测度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对推进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城市网络和网络外部性两种研究视角,基于网络分析和空间计量方法,使用互联网大数据构建信息网络、企业网络、人口网络三种流要素城市网络,对中国336个地级以上行政单元的网络空间异质性、经济增长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网络联系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呈现出“中心-外围”特点,形成全国范围和省域、城市群范围两种尺度下的空间结构,表现出兼具择优选择与地理邻近的复杂特征;网络关联下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溢出效应,反映出网络外部性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对比实体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地理邻近关系下的相似性,以及跨越省级边界的差异性;对于全国范围下的网络关联矩阵,使用对称化和标准化处理更为合适,表明省域和城市群是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     

伴随资金流的技术溢出

以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例,通过建立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股东技术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而探讨资金流带来的技术溢出机制。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企业与股东呈现出分离的空间布局特征,其中股东和资金流空间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部地区;股东技术水平对被投资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并表现出稳健的结果;同时,股东作为区域外联系的对象,其投资行为使得创新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门槛更低,通过建立通畅的知识人才互动管道和更低的研发合作门槛,实现了技术溢出。并做出以下建议：资金流带动的技术外溢增加了技术学习的新路径,创新落后地区在引入高新技术企业限制的情况下,可引入携带技术的资金以达到补充效果。     

长三角地区研发企业集聚与知识溢出强度——连续空间中的微观分析

利用2005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以长三角地区为范围,对企业地址进行地理编码,建立企业点对点的空间邻近关系,将距离从5 km逐次扩大到100 km,进行企业知识溢出的空间效应分析。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的研发企业比较集中,大约在20 km范围内有明显的集聚状况,之后则有比较明显的分散,并与整体制造业活动空间分布趋向一致。知识溢出的空间强度随距离递增呈负指数幂函数形式加速衰减,于40 km处左右减势趋于平缓。与连续空间上的微观数据分析相比,区域层面上的归并数据分析放大了知识溢出的效应。     

全球-地方出口溢出效应对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影响

出口增长是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新出口企业进入是出口增长的微观体现。新贸易理论认为集聚外部性带来的知识溢出是影响企业出口决策的关键因素。出口地、目的国维度的知识溢出均有利于企业获取必要的出口知识,降低进入出口市场的难度。演化经济地理理论强调认知邻近是出口溢出发挥作用的前提,出口地、目的国维度的出口经验、产品关联是出口溢出的主要内容。论文利用2002—2011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分析出口地、目的国溢出对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作用。结果发现：① 出口溢出可以显著提升新出口企业进入概率,私营企业更倾向于进入出口溢出更强的出口地、目的国市场;② 出口溢出对跟随型企业,特别是本土跟随型企业进入的促进作用更强,国有集体企业更强调整体出口经验溢出,私营企业更强调产品知识溢出;③ 出口地溢出有利于新出口企业拓展到新目的国,目的国溢出有利于新出口企业拓展到新产品。论文完善了出口企业空间动态研究,拓展了出口溢出对出口决策作用的空间维度,也有助于深化对中国贸易空间的理解。     

航空网络嵌入对中国城市知识生产的影响研究

随着城市间网络联系的快速发展和技术创新对团队依赖性的日益增强,城市的知识生产也将越来越多的受到网络外部效应的影响。基于航空客运直飞航班数据构建城市网络,利用专利申请量测度城市的知识生产规模,研究了航空网络嵌入对中国城市知识生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结果发现：航空网络的知识管道效应已经成为影响城市知识生产的重要因素,拥有更高网络地位、能够利用更多网络资源的城市具有更高的知识生产效率;航空网络嵌入的知识产出效应呈现递减的边际影响,知识产出水平越高的城市从网络链接中得到的收益越小;知识来源较多、创新较为活跃的经济部门将从网络联系中获得更高的收益,而技术问题可分解性较强、技术处于成熟阶段的部门受益较少;由于知识产出规模、主导产业特征的差异,中国东部地区城市创新活动从航空网络嵌入中获得的收益明显小于中西部地区城市。     

多尺度知识溢出研究——以进出口互动效应为例

知识溢出是地理学探究的重点话题。知识可以在不同的地理尺度上溢出,其效应具有差异化的表现。本文选择进出口互动效应作为知识溢出成果的表征,并基于2002—2015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实证测度了企业从进口侧所导入的知识在企业内部、区域内部以及区域之间三个地理尺度上的溢出对企业出口所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全国范围内,企业自身和企业所在的区域进口新品种的产品,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新品种的产品,且前者的促进效应更强。同时,企业邻近区域进口新产品,对本地企业出口新产品存在负向影响。然而,该影响在发达地区中表现为负,在欠发达地区表现为正。文章结果反映了不同地理尺度上的知识溢出具有差异化的表现,溢出效应存在距离衰减特征。本文丰富了地理学对于知识溢出话题的认知,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