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化转移的空间路径及机理研究

以江苏省为区域案例,根据劳动密集系数选取3类10种产业,采用区位基尼系数、计量经济学模型以及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江苏省域不同类型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化转移的趋势及空间路径。结果发现：江苏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化转移趋势明显,Ⅰ、Ⅱ类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苏南地区比重下降明显,苏北苏中地区上升较快、Ⅲ类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苏南地区内部重新分配为主的特征;总体呈现由苏南向外推移的中心-外围式空间格局,产业集群化转移遵循以苏南为转移中心,苏北为产业承接外围的三阶梯、“一心两翼一腹地”的空间路径。最后,结合中心-外围理论,分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化转移的内在机理。     

地理邻近、关系邻近对农业产业集群创新影响——基于山东省寿光蔬菜产业集群实证研究

以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例,运用ArcGIS 10.0软件的空间邻近分析,Ucinet软件的社会网络分析以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多维邻近性视角探究蔬菜集群企业的地理邻近、关系邻近特征及两者在集群企业创新中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蔬菜集群企业具有明显的地理集聚特征,企业的空间邻近有利于集群创新氛围的形成;② 集群企业及各创新主体间拥有紧密的关系邻近网络,关系网络中多核心节点,促使创新资源、隐性知识、新技术等的扩散与传播;③ 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关系邻近对蔬菜产业集群创新作用更显著,永久性地理邻近在寿光蔬菜产业集群创新中仍然起到正向作用,但作用要弱于关系邻近。说明多元关系邻近在集群创新过程中能够对消除过度的地理邻近、单一关系邻近造成的创新锁定起到作用,同时还为全球化背景下农业集群创新提供新的渠道。     

中国高铁-民航竞争网络的空间演化模式及影响因素

随着中国高速铁路与民用航空的快速发展,两者运营网络的空间竞争范围越来越大。从个人出行视角出发,同时拥有高铁与民航直达列车/航班的城市对为出行提供了选择机会,定义为高铁-民航竞争网络。以2007-2015年高铁-民航竞争网络的所有城市对为切入点,尝试刻画其演化过程与模式、网络结构与距离分布规律,并最终总结网络演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为：① 中国高铁-民航竞争网络在空间上呈现出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的扩张趋势,规模不断扩大。② 高铁-民航竞争网络具有向北京、上海等少数城市集聚的特征。③ 高铁-民航竞争网络城市对的距离范围主要分布在800~1 500 km,但运营的列车/航班频率竞争关系的临界值为1 000~1 100 km。④ 高铁-民航竞争网络在空间上遵循核心-核心、核心-边缘自上至下的拓展规律,并主要受城市规模、行政职能等级以及地理空间约束等因素的影响。     

东北地区城际高铁网络格局特征与演变趋势

构建城际高铁联系强度模型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探讨东北地区高铁网络格局特征与演变趋势,研究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高铁网络整体关联性相对紧密,小世界效应显著,但仍处于弱连接状态,涵盖长春-四平-沈阳-铁岭-抚顺、大连-辽阳-鞍山-营口-盘锦、松原-白城-乌兰浩特子群,吉林-延吉、齐齐哈尔-大庆、丹东-本溪、锦州-葫芦岛关系对,7片区组织格局成型;② 以哈尔滨为分界线的东南部比西北部的高铁通达联系密切,高铁要素集散呈“一核心、三边缘”格局特征,长春为东北高铁中介运输轴点;③ 辽、吉省内高铁联系紧密,黑、蒙东松散,辽宁省呈沈阳-大连一轴、沈阳-锦州与沈阳-丹东两翼格局,吉林省呈长春-吉林-四平与长春-吉林-延吉三角交叉状格局,黑龙江省呈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轴线状格局,蒙东区呈乌兰浩特孤立化格局;④ 东北地区高铁的运营加快了哈大齐、哈长与长吉图一体化进程,有助于构建辽中南内部哈大、沈丹与丹大高铁三角骨架,同时应依托7片区与4大中俄朝韩主通道搭建东北内外、海陆统筹的铁路网络架构。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欧集装箱潜在铁路运输流的空间格局模拟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探讨中欧集装箱运输通道的空间格局对中欧班列运输组织优化及欧亚大陆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铁路货运网络数据提取了各地市节点的对欧运输最短路径,采用集装箱货源系数算法对各地市对欧进出口总额进行加权计算,用以表征腹地对欧陆运集装箱生成量,模拟潜在的中欧集装箱铁路运输流汇集格局。研究表明：① 在满洲里、二连浩特和阿拉山口三大陆运优势片区分别形成了沿大连-营口-锦州-通辽-白城-齐齐哈尔-满洲里集装箱运输东通道,沿上海-南京-济南-天津-北京-乌兰察布-二连浩特集装箱运输中通道,以及沿杭州-合肥-西安-兰州-乌鲁木齐-阿拉山口集装箱运输西通道;② 长三角地区是中、西通道的始流区域,区域内城市通过两通道运输集装箱的成本相当;③ 集装箱流量汇集的关键节点共22个,其中,齐齐哈尔、乌兰察布、北京、济南、南京、乌鲁木齐和西安为第一等级汇集点。     

德国汉堡生物医药集群研发和商务知识的网络结构与空间流动

以德国汉堡生物医药集群为例,基于研发、商务两类人才的社会网络和空间流动,探讨不同认识视角、不同类型知识溢出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不同认识视角下知识溢出对地理距离的敏感性存在差异,知识流动相较于知识网络更加依赖地理邻近性。② 不同类型知识的溢出具有差异化的空间需求,研发和商务知识溢出在多尺度空间上表现出强度和结构的异质性。③ 以大学、研究机构、产业协会和跨国企业为中心的地方产学研合作体系,创新能力均衡的国家城市体系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和商业合作推动知识网络的形成。分流教育和空间均衡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内充分的人才空间流动以及西欧北美地区的人才环流促进知识的空间流动。     

轮轴式产业集群内企业网络特征及形成机理——基于2014年奇瑞汽车集群实证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和规则重构,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浪潮”为中国轮轴式产业集群升级提供了一扇“区位机会窗口”。基于对以奇瑞汽车集群为代表的轮轴式产业集群实地调研,通过企业半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研究了2014年集群内部企业间的产业联系网络、创新合作网络和社会交流网络,深度刻画了企业网络结构特征和形成机理。研究发现：① 企业网络中心性较为突出,呈现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说明以QR为代表的核心企业在集群内部拥有绝对的“市场权利”“技术权利”和“网络权利”,对企业网络形成具有重要的支配作用;② 企业网络整体发育层次较低,差异较大。其中产业联系网络发育水平相对较高,创新合作网络最低,说明企业间交往仍以产品垂直供货和水平分工协作为基础,虽然在核心企业主导下外围节点间存在社会交流现象但程度相对较弱,同时汽车生产系统技术差异及“小团体”“俱乐部”等现象也导致企业间创新合作网络的发育迟缓。③ 企业网络建构是地理临近性、关系异质性和认知互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企业地理空间接近和面对面交流为网络形成提供了基本条件,企业关系资产和行动者网络为网络形成提供了介质条件,企业技术关联和路径创造为网络形成提供了保障条件。     

基于高速公路流的江苏省城市网络空间结构与演化特征

高速交通网络是城市网络发育的重要指示器。以江苏省2004~2012年的高速公路流数据为支撑,辅以路网为背景,借助社区发现模型对其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与演化过程进行分析。结论如下：① 城市网络的演化由稀疏到稠密,但“南密北疏”的宏观格局与松散化的空间结构未发生明显改变;② 不同年份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可视为由多个“城市社区”组成,并凸显一体化效应、行政区效应、袭夺与被袭夺效应等区域效应;③ 苏南、苏中和苏北的空间关联特征可分别概括为“一体化、多层次”“由均一到分化”和“破碎化、分散化”的网络结构。在此基础上,归纳了一个涵盖城镇化中早期、中期和中后期的“破碎化、分散化网络-逐步分化的多层级网络-多中心、多层级网络”三阶段的城市网络演化模型。     

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空间关系、演变及驱动因子——长江三角洲城市级别体系新认识

以“揭示规律、验证规律”为研究逻辑起点,提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数理空间分布模型及其时空演变模型,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为例,系统搜集1995~2014年系列基础数据,探讨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的空间关系及其演变机理。结果表明：① 20 a来长三角地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的数理空间分布呈三段“金字塔”式结构,城市级别越高,分布数量越少;② 三元空间关系在演变中,1995~2009时期内的三阶段符合演变模型的A线关系趋向,2010~2014阶段呈“核”式分布,旅游对城市规模存在倒逼效应;③ 依据城市4个基本象限类分布,级别高的城市分布在Ⅰ类区,Ⅳ类区与Ⅱ、Ⅲ类区间存在单向转换与演变关系;④ 对驱动因子剖析,政府政策的倾斜、城市规模效应以及旅游的快速发展共同促成三元关系的演变格局。     

航空企业视角的中国航空客运网络组织模式

基于37个中国航空企业的航班大数据,选取对外联系度、异（同）配性系数、层次分析、优势生态位分析等方法对中国航空客运网络组织模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中国航空网络发育整体趋于成熟,已形成明显的层次性和核心-边缘结构,航空企业的航空网络均蕴藏位序-规模规律,依据其机场节点、航线和航班数量可划分为6个层级;② 依据企业视角与网络规模、层次性与同配性/异配性等指标的综合度量,中国航空企业的网络组织模式可划分为核心培育阶段、核心竞争阶段、过渡阶段与稳定增长阶段4种类型;③ 航空企业的航空网络包括核心-边缘同配性网络和核心-边缘异配性网络,企业间竞争焦点主要表现为“核心”的竞争;④ 结合航空客运网络组织模式的判定,当前中国航空网络存在两条收敛规律：层次性收敛与同配性/异配性收敛;⑤ 实力强、规模大的航空企业在全国通航城市的比例分布均匀,具有较高生态位;实力弱、规模小的航空企业在全国通航城市的分布具有区域性且比例不均,生态位较低。为优化航空网络结构、避免企业恶性竞争,中国不同等级的航空企业一方面需结合自身发展阶段不断优化网络组织模式,寻求与企业等级相适应的生态优势位;另一方面要加强合作,避免航线饱和问题,提高整个航空网络的韧性和运营效率。     

“共位集群”视角下的农业产业集群演化路径与网络——以福建省漳平市茶产业为例

结合实地调研与半结构访谈法,从集群演化生命周期视角出发,建立“路径－网络－制度”演化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比两种不同类型农业产业集群形成演化路径与特征,探究其共位发展的演化过程,并探讨形成“共位集群”的潜力与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漳平永福高山茶集群作为外资驱动型集群,其发展显示出较强的“初动能”与正式制度依赖性,在台资驱动下经历两端在外、原生路径移植的萌芽期,叠加多级政策外力进入成长期,并逐步实现三产融合发展的路径突破,其间伴随由原生关系网络转向本地生产网络,逐步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演化过程,但其本地溢出效应有限且存在用地资源限制等路径锁定风险因素;2）作为本地内生型集群,漳平水仙茶产业集群具备更强的“能动性”与社会制度依赖性,在原有历史积淀及地区禀赋基础上萌芽,通过政府扶持实现路径修复,逐步恢复由地方关系网络主导的集群生产网络而进入成长期,初步形成专业化分工格局,成熟的产业氛围及较强的地方根植性使得集群创新网络已初现雏形,但因企业规模有限、外部力量不足等限制存在路径锁定风险;3）集群的共位发展可辅助消除路径锁定风险,而两者由萌芽阶段的独立共生,演化至成长阶段前期的共位竞争,并最终形成共位竞合关系,表明其具备形成“共位集群”的发展潜力与潜在路径。由此,推动地区农业“共位集群”的发展,地区正式制度安排是关键推力,而龙头企业、中小企业与农户组织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的集群网络模式与演化路径

流空间背景下,多空间尺度网络耦合对创新至关重要已达成学界共识。综合运用区位熵与社会网络分析,识别32个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进而基于1985—2015年合作申请发明专利数据,运用卡方检验和Infomap社区发现算法,借助Pajek和ArcGIS等软件,揭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合作空间模式,探讨创新网络空间组织演化规律。结果表明：①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合作呈现集群互联的模式,集群区域的创新主体更倾向于同本地和其他集群区域的创新主体合作,这与非集群区域的创新主体结网方式明显不同,印证了关系经济地理学者提出的全球集群网络论断。② 集群创新网络社区的空间组织从位于集群地理边界内,本地化特征显著,演化为超越集群地理边界,呈现等级差异明显的核心-边缘层级式特征,反映出地理邻近对集群主体创新结网影响程度的动态变化。     

经济地理学视角下西方产业集群研究的演进及其新动向

近30年来,西方经济地理学经历了快速、多元的理论转向,产业集群理论则在汲取相关养分的基础上形成了研究焦点和内容的演进,并持续影响着我国产业集群研究的发展与实践。以经济地理学为研究视角,首先梳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产业集群研究内容的发展脉络,将产业集群理论的演进划分为萌芽、发展和深化三个阶段。其次,对进入21世纪后产业集群研究的新动向进行归纳,发现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网络、时间、空间和技术四个维度,同时在研究内容上呈现出四种变化特征和趋势:①从"集群结构"到"集群网络"的网络复杂性;②从"静态集群"到"集群演化"的时间动态性;③从"持久性集群"到"临时性集群"的空间非嵌入性;④从"实体性集群"到"虚拟性集群"的技术互联网性。最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其对我国产业集群研究的影响和启示。     

长三角区域创新集群的技术创新联系特征及影响探究——以新材料产业为例

基于区域创新集群的相关概念辨析,提出基于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区域创新集群概念,并通过IncoPat网站获取2000—2017年长三角新材料产业已获授权的发明专利,在刻画新材料区域创新集群技术创新联系特征的基础上,利用二步系统广义矩阵估计（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模型测度融入区域创新集群的深度与广度对地方创新集群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区域创新集群的发展符合“点-轴”发展理论的观点,以上海、南京、杭州等发达地方创新集群为增长极,在空间上率先形成以增长极为节点的发展轴,成为区域创新集群的核心组团。第二,区域创新集群技术创新联系具备“全球-地方”创新网络阐述的多种类型知识交互耦合的特征,在同质性知识交互的基础上,异质性知识的交互同样占据重要地位。第三,当前阶段长三角区域创新集群中核心组团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更易在区域创新集群的建设中获益,并且知识基础的正向调节作用明显。区域创新集群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亟待经济地理学者进一步展开。     

协同演化与集群成长——河南禹州钧瓷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

集群演化是经济地理研究的一个前沿方向,演化经济地理学和新生命周期理论可用于解释集群从形成、成长、成熟到衰退或再生的过程。与已有文献强调企业—产业—网络的协同演化不同,本文构建了以企业为核心的技术—制度—政府—市场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通过对禹州钧瓷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结果发现：① 集群的浮现与成长是一个多因素、多机制协同演化的过程,技术—制度—政府—市场的相互作用以及内在的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知识外溢与企业衍生、规模报酬与循环累积等机制,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各自不同但彼此协同的作用。② 以本地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的制度—技术的协同,具有路径依赖机制,塑造了钧瓷产业发展的初始优势,是集群浮现和生命力维持的基础。③ 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型与国企改革等制度转型,通过企业衍生机制促成了民营钧瓷企业的兴起;而钧瓷消费市场扩大与新市场空间拓展所形成的市场规模效应,则为企业衍生和规模扩张提供了有效的需求;政府—市场的协同在循环累积机制作用下,形成了钧瓷生产规模与市场规模相互强化机制,促进了钧瓷产业集群的快速成长。④ 集群演化是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复杂自适应过程,钧瓷烧制技术、工艺、釉料、产品和造型及功能创新成为企业生存和竞争力的根本来源,地方独特的产业氛围使知识外溢和路径创造成为钧瓷产业集群持续壮大的核心动力。     

地方创业与集群转型：一个理论整合的视角

在辨析地方创业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分析地方创业在集群发展不同阶段的作用和方式,并借鉴演化经济地理中最新的复杂理论,重点辨析在集群非线性发展过程中地方创业主体与集群结构的反馈过程,其中通过整合经济地理学中制度和关系转向的研究进展,提出必须特别关注在集群转型阶段地方创业主体的能动性,把地方创业过程看作创业家与集群内其他主体之间关系网络的制度-权力实践过程,这个实践过程的目的是为了使得新产业的技术范式和组织范式获得社会合理性,从而提高集群弹性,并促进集群转型和更新。     

中国农业产业集群演化过程及创新发展机制——以“寿光模式”蔬菜产业集群为例

在对农业产业集群理论探讨的基础上,以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例,分析中国农业产业集群形成演化的“四阶段”模型及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内在机制,并挖掘了“寿光模式”的“集群”本质。结论表明: ① 中国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创新发展:首先是从农业产业集聚开始,并经由专业村到产业集群,再到乡村创新极演化; ② 促进农户的企业化演变是农业集群及其创新体系形成的第一步。创建产业网络是农业产业集聚和专业村向农业产业集群升级的必备步骤,农业创新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农业集群走向成熟; ③ 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的形成演化也经历了这4个阶段。各类各层主体通过知识增长、知识流动和知识采纳提高自己的内生能力和外部契约关系,并通过知识和创新网络实现五大维度上的协同创新,一起促进企业（农户）、产业（网络）、技术、制度和空间“五位一体”的协同演化,是农业集群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内在机制。     

镇域传统产业集群创新网络演进特征及形成机理——以安徽高沟镇电缆产业为例

基于专利合作数据和实地调研数据,借助UCINET对安徽高沟镇电缆产业集群创新网络进行量化分析,揭示镇域传统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构成与演化特征,并运用多维邻近性理论探究其演化机理。研究表明：① 产业集群创新网络是由网络主体、网络联结和网络结构三大要素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协同发展;② 镇域传统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形成时间久,经历了初生期、结成期和发展期3个阶段,创新主体由单一转向多元、联结方式由非正式转向正式、联结强度由弱变强、联结结构由星型转向网状;③ 受地理位置、产业性质及经济基础的限制,地理邻近在镇域传统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认知邻近存在滞后性,且其作用发挥一定程度上受到地理邻近制约;由于镇域传统产业集群自我创新能力较弱,创新网络对政府及合作组织的依赖性更强,制度邻近及组织邻近作用有待进一步凸显。     

河西走廊产业园区集群化发展机理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分析

基于扎根理论研究产业园区集群化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研究发现,园区集群化发展需要园区企业有效利用其显性契约、强化关系契约,提升联合规划、联合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河西走廊产业园区集群化发展水平要运用组织生态学中的内外因视角发现问题,使外因为内因变化提供更好的环境;依照产业园区集群化发展模型,增强企业根植性、创新性和开放性,强化园区企业契约关系,推动集群向创新集群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