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化新零售末端物流网络的对接与优化——以深圳市盒马鲜生与菜鸟驿站为例

线上、线下与物流融合发展的“新零售”模式为零售业注入了新的活力,针对“新零售”模式发展过程中末端物流网络暴露的问题,探索其与物流终端自提点对接的优化方案,有助于提升新零售末端物流服务质量与效率。基于深圳市盒马鲜生、菜鸟驿站及相关设施兴趣面（Area Of Interest, AOI）、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定量统计等方法,探究社区化新零售与物流终端自提点代表之间的对接基础与可行性路径,提出优化方案并模拟对接后的优化效果。研究发现：① 深圳市盒马鲜生提供新零售服务,门店分散均匀分布,多选址于商圈边缘,存在较多服务空白区。菜鸟驿站主要提供快递自提服务,服务范围较大且呈连片覆盖,对各类设施的覆盖度均较高,站点多邻近设施出入口。② 盒马鲜生与菜鸟驿站均以市场为导向,以社区为主要服务对象,分别位于城市商服圈与社区生活圈中,提供末端物流的不同解决方案,在运营模式、服务对象、空间分布方面均具有较强的对接可行性。③ 新零售企业可通过由“自营”向“自营+释放”物流配送模式转变,构建“新零售门店-配送员-自提点-社区居民”的商品配送链,实现其末端物流网络优化。④ 通过模拟可知,对接后盒马鲜生服务范围、设施覆盖率显著提高,且能够在各类区域中适应不同消费场景,优化效果显著。     

基于POI数据的西安市快递自提点空间格局及空间关系研究——以菜鸟驿站为例

基于西安市菜鸟驿站和中国邮政速递的POI（point of interest,兴趣点）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文本词频分析、空间分析等方法,解析菜鸟驿站的依托组织形式与服务对象类型,空间分布特征与区位选择特征,及其与中国邮政速递的空间竞合关系。研究发现：① 增菜鸟驿站依托类型以商品销售型为主,社会服务型和个体店铺型次之;其服务对象以社区为主,商业街区、大学城次之;② 菜鸟驿站空间上呈现“中心城区多,周边区县少”的“内密外疏”格局,并沿东北-西南走向分布;③ 区位选择特征,大尺度表现为以钟楼为中心,随距离增加,驿站数量呈现出低-高-低的分布规律;小尺度则在与服务对象出入口距离区间[100,300]内存在二维正态分布;④ 菜鸟驿站与目标对象直线可达距离平均位于200 m范围以内,且街区活力点与其服务对象主体相适应;⑤ 邮政站点与菜鸟驿站均由中心城区向外围区县扩张式发展,前者分布范围更广,二者在地理邻近竞争二者中趋于协同发展。     

城市居民快递自提行为空间研究——以南京市城区菜鸟驿站为例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和快递业的发展,自提空间在我国出现,并逐步被政府纳入各级规划与社区服务基础设施之中。本文主要从居民行为的视角出发,通过问卷调查和GIS、SPSS软件分析,以南京城区菜鸟驿站为例,对居民行为的空间特点与城市快递自提空间布局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以期为自提服务设施的科学布点提供参考和建议。通过研究发现,自提空间布局与居民的社会属性、居住、就业、出行等行为密切相关。同时,由于居民行为偏好的差异,不同类型的空间环境对自提空间的需求也不尽相同。     

关中平原城市群物流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关中平原城市群物流企业微观地理数据,使用平均最近邻、核密度估计和标准差椭圆分析方法,从不同空间区域和不同企业类型维度,探究2005、2010、2015、2019年4个时间点关中平原城市群物流企业空间演化特征,并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探究影响城市群物流企业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关中平原城市群物流企业聚集程度不断加深,聚集区由“单核”向“条带式斑点状”演化,整体沿“东北-西南”方向聚集分布,西安都市圈是城市群内物流企业的核心聚集区;城市群不同空间区域物流发展不均衡;不同类型物流企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不同;上一年度物流企业数量、邮政业务总量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物流企业空间集聚具有积极作用。     

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空间分异分析——以大连市沙河口区为例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水平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品质。论文基于高德地图获取的地图数据,使用城市网络分析工具(Urban Network Analysis Toolbox, UNA)对大连市沙河口区内的6类公共服务设施分布进行空间分异分析,并对区内90个社区的居民出行可达设施的数量及类别进行测度,最后对各个社区进行总体评价。结果表明：① 大连市沙河口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不均,北多南少,呈现出“一主多次”的“廾”字形的结构,主要分布在西安路商业区周边和各个街道的次级商业区;② 居民可达设施数量空间差异大,北多南少,各街道均有1或2个区域可达设施数量较多;③ 居民可达设施类型数量存在一定差异,70%以上的住宅楼中的居民可以获得全部6类公共服务设施;④ 各社区居民可达设施总体处于差异较小的均衡状态,但仍有个别社区存在内部差异较大的现象。设施的分布、地物的阻隔和社区的封闭程度对居民获取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影响较大,建议构建“设施完善、便捷可达”的15 min社区生活圈。     

基于空间点模式分析的城市管理事件空间分布及演化——以武汉市江汉区为例

城市网格化管理系统经过多年运行积累了大量历史事件数据, 这类事件数据在空间上呈现明显集聚分布。确定事件发生的空间分布以及衡量空间分布的集聚程度, 能够为城市管理资源的合理调配、划分提供重要的决策支持。本文应用空间点模式分析方法, 对2011 年1-8 月间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网格化管理系统中的两类主体事件(占道经营和垃圾处理类)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占道经营事件的“热点”区域1-8 月总体呈减少趋势, 而垃圾处理事件的“热点”区域整体呈递增趋势;两类事件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 其特征空间尺度都为1000 m左右。研究表明, 空间点模式分析方法能够为城市管理者提供一种针对城市事件空间集聚模式的直观的可视化分析手段, 以及对空间集聚程度的定量分析方法, 并可为进一步统计建模分析奠定基础。     

基于城市留言板数据的武汉中心城区民生问题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机制

民生问题是关乎居民生活最基础和最直接的现实问题,也是关系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该文基于城市留言板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方法探索武汉市中心城区(以武昌区为例)民生问题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武昌区民生问题整体呈现多核心集聚特征,集聚核心沿长江和交通干线形成民生问题集聚带;(2)武昌区民生问题结构特征明显,其中居民生活问题最多,房屋土地和道路交通问题次之,城市环境问题较少;(3)各类民生问题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表现为居民生活、城市环境和社会服务问题呈热点集中、冷点分散的集聚特征,房屋土地问题集聚度东高西低,建设生产问题集聚度西高东低,道路交通问题主要分布在老旧社区和毗邻交通干线社区;(4)武昌区民生问题空间分异格局是人口、城市功能分区、城市规划建设和基层管理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异及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综合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基于微观物流企业数据并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了兰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及类型分异特征,进一步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兰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特征显著,总体呈现出“中心为主、远郊和近郊为辅,且沿城市交通主干道呈寄生状分布”的分异格局,具体可归纳为“多中心极化”、“中心极化”、“多中心外扩”、“中心外扩”、“整体极化”与“局部外扩”并存5种空间组织形态。（2） 物流企业呈现出“两心两翼四组团”的空间集聚特征,就不同类型而言,运输型和综合型物流企业呈现出“地域均衡化,类型多元化”集聚特征,货代型、快递型及仓储型物流企业则呈现出“片区集聚化,类型集群化”集聚特征。（3） 物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与类型分异特征受交通条件、集聚因素、政府政策、土地价格和城乡差异等多元因素影响,其中交通条件、集聚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对行业整体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最为显著。（4） 从企业类型来看,货代型、综合型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受集聚因素影响最为显著;快递型、运输型物流企业则较为关注交通条件;仓储型物流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研究结果在丰富城市物流企业区位理论和研究案例的同时,对我国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武汉市道路结构与商业集聚空间关联分析

城市道路结构是影响城市商业集聚的重要因素,研究二者之间的关联对于商业布局和道路规划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本文以武汉市都市发展区为例,运用空间句法模型计算道路结构指标,采用GIS核密度法计算2014年商业兴趣点(C-POI)密度以分析商业集聚的空间结构,通过双变量相关分析道路结构变量与商业集聚程度的关联关系。结果显示：①道路结构指标中,与商业集聚关联最强的是道路全局集成度。在各商业类型中,与道路结构相关程度最大的是金融保险服务集聚。②道路连接值和全局集成度值分别与商业POI密度呈显著正相关,呈现“高—高”集聚的空间关联模式;总深度值与商业POI密度呈现显著负相关,呈现“高—低”集聚的空间关联模式;商业POI密度随控制值升高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③商业集聚分布呈现为“核心—过渡区—边缘区”的多核心多层次结构,“高—高”集聚与“高—低”集聚模式集中分布于“核心”及其附近的“过渡区”。     

广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管理学和经济学多从宏观视角进行物流业整体发展战略的研究,工程学和运筹学偏重物流企业内部流程和设施设计,对于中观层面的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研究比较薄弱,实证研究尤为缺乏。文章基于对广州市3771家物流企业调查资料,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探究广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揭示影响其空间格局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广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向心集聚性,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和外围县级市,物流企业数量明显递减;物流企业沿城市交通主、次干道呈轴线状分布;物流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服务依赖性,城市工业区和商务区是物流企业的重要集聚区;物流企业的空间格局是区位、交通、政策、地区经济实力和地价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中国城市市辖区的空间结构及演化机制

本文提出了市辖区6种空间结构类型：圈层式、组合式、并排式、独立式、包围式及飞地式,并总结了6种类型的主要特征。通过对中国市辖区分布格局及演变分析,发现城市规模等级越高,市辖区数量越多、人口密度越大。6种类型城市分布情况为圈层式结构城市集中在东部地区,组合式结构城市在东北地区分布最密,独立式结构城市大多分布于中西部,包围式结构城市中部地区最多,并排式和飞地式结构城市在全国分布比较均衡。市辖区空间结构的一般演化路径为“独立式-并排式-组合式-圈层式”,圈层式结构会继续优化,通过“内城合并、外城扩张”向第三、四圈层发展。文章最后分析了增设、拆分与合并市辖区三种行政区划调整方式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Household Structure,Migration Trends,and Residential Preferences in Inner-city León,Spain: Unpacking the Demographies of Reurbaniza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hanging demography of the Spanish city of León, and aims to explore the manner in which its urban fabric was reshaped by processes of reurbanization, a dynamic whereby the inner city becomes more attractive to a wide variety of household types and social groups. We draw on sociodemographic analyses of municipal census data, as well as a customized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local residents. Empirical evidence is provided both for the city as a whole and two inner-city districts, Casco Antiguo and El Ejido. Among other findings, it is argued that, although the contiguous built-up area of the city is clearly losing its inhabitants through out-migration and aging, there are a series of small-scale migration flows that increasingly concentrate "nontraditional" households in and around the city center. This is accompanied by an increasing trend toward "city-mindedness" as a residential choice and housing preference among both in-migrants and the long-time residential population. Overall, the evidence points to the emergence of a spatially fragile, fragmented reurbanization process.     

北京城市居住环境类型区的识别与评价

基于北京数字城市要素平台的空间集成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将居住环境的客观指标和居民主观评价相结合,以北京为典型案例,首先运用因子生态分析等方法识别出居住环境类型区,然后采用以居民个体感受作为依据的价值化评价方法,明确不同居住环境类型区的问题,最后总结北京城市居住环境类型的空间格局。研究发现,北京城区可分为内城异质性居住区、内城同质性居住区、近郊职住混合区、近郊高密度居住区、远郊职住混合区和远郊低可达性居住区等六类居住环境类型区,其空间结构同时体现了同心圆、扇形和多核心等特征。居民对不同居住环境类型区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上从内城到郊区满意度逐级降低。最后提出改善北京居住环境的建议。     

城市居民超重的居住分异

基于广州25个典型社区（4种居住类型）的962份调查问卷,采用卡方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探讨了居民的超重特征。结果发现,不同居住类型具有不同的超重水平和超重分层特征。1）居民超重率为历史街区＞保障性住房＞单位社区＞商品房社区。商品房社区居民超重水平最低,与其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带来更好的健康知识和社区资源获取能力有关;单位社区和历史街区超重水平较高,与其长期的住房环境隔离聚集了大量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较低的居民有关;此外,历史街区较大比例的高龄人群也使超重率提高;保障性住房居民较高的超重率与其较差的社区环境,以及具有高比例资源获取能力差的低收入人群相关。2）对所有居住类型来说,老年人和已婚人口都是容易超重的人群。保障性住房和单位社区居民收入的提高可能增加额外的社区资源可获得性,而产生超重分层。历史街区居民整体教育水平偏低,相比之下,高教育水平居民可能因其具有更多的健康知识而降低超重水平。商品房社区产生超重分层与其高收入居民具有的不健康工作生活方式有关。     

北京市低收入人群的居住空间分布、演变与聚居类型

以北京市各街区的低收入人群为研究对象,以2005年和2009年北京市大规模居民调查问卷为基础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因子生态分析方法揭示北京市低收入群体的属性特征及其空间分布的特点、变化与聚居类型。研究发现:北京市低收入人群中低龄与高龄人口、中低学历及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人所占比重较高。从空间分布来看,低收入占比较高的街区单元主要分布在城市边缘郊区,并随着城市建设出现向外发展的趋势;与2005年相比,2009年北京市低收入人口出现了初步集聚化特征,西北五环外街道的低收入集聚强度不断提高,同时二环内的低收入集聚强度也有所增加;受CBD快速发展和奥运建设影响,北京市东部和北部的低收入人群比例大幅度降低。最后,本文总结出三类具有代表性的低收入人群聚居类型,分别为本地型、流动型和新移民型。     

北京大型居住区居民通勤行为对比研究——以望京居住区和天通苑居住区为例

郊区化的过程中,居住-就业均衡性存在解体和重构的过程。以北京郊区两个大型居住区——望京居住区和天通苑居住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了居民居住、就业以及通勤等方面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通勤时间较长是近郊大型居住区居民的共性,但由于大型居住区功能定位的差异以及所在区位和道路体系的差异,单一型居住区和混合型居住区也存在高峰通勤出行时间、通勤工具选择和通勤流向等通勤行为的差异。对这些主要影响因素加以合理规划,对解决郊区化过程造成的制住分离加剧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北京城市老年贫困人口识别与空间分布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地区的老年贫困问题日渐突出。由于缺乏明确的界定和统一的标准,老年贫困人口识别的准确性不足,不同研究的结论存在很大分歧。特别是教育、健康、家庭和社会支持等因素与老年贫困的关联被忽视、贫困线的设定较为主观等问题,对厘定城市老年贫困的空间格局和制定相关政策造成很大困扰。本文通过北京市典型居住社区的实证研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基于老年人属性变量的因子分析构建了城市老年贫困的综合判别指标;然后通过贫困线的优化分析,估计不同类型居住社区的老年贫困比例;再以市域范围内的街道和中心城区周边的地区办事处为空间单元,对北京市城市老年贫困的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为:① 资源、健康、独立性和性别是老年人属性差异的决定因子,其中资源因子得分综合反映了城市老年人的贫困程度。② 不同类型居住社区的城市老年贫困比例存在显著差异,根据居住社区的分布,测得北京城市老年人口的贫困比例为9.55%。③ 城市内部老年贫困的空间格局分析表明:城市老年贫困人口比例从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乡结合部地区到外围城区顺次增加;城市老年贫困人口密度则以外围城区与首都功能核心区最高,城市功能拓展区居中,城乡结合部地区最低。这些结果为进一步制定不同地区的老年贫困对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南京城市住宅小区房价增长模式与效应

房价增长与空间分异是近年来各界城市学者高度关注的理论问题,也是关乎城市居民能否实现住有所居和美好生活的现实问题。以南京3761个住宅小区（或居住组团）为研究对象,以2009-2017年间30个季度住宅交易样本数据为基础,探索了南京各类型住宅小区房价增长模式及差异。研究发现：① 南京城市平均房价以1年半为一个阶段,呈现出“快速增长”与“相对平稳”交替规律,房价的空间异质性增强;② 结合住宅小区价格水平、区位特征和建筑属性,综合识别出南京城区9种典型住宅类型;③ 各类型住宅因中心性、舒适性和稀缺性等空间属性差异使房价增长表现为引领型、跟随型、追涨型和独立型等不同模式;④ 城市资源空间配置不均衡作用下的住房供需矛盾和房价增长预期差异,是导致住宅类型间房价分异的根本原因。城市房价增长与住宅价格分化具有必然性,但过快增长和过度分异可能造成阶层家庭财富差距的扩大与再分化、住房负担过重排挤外来中低收入人口、贫困群体因住房置换难度增大而易被困于城市边缘等社会空间后果。因此,有必要强调住宅的居住属性和推进住房供给侧改革,促进城市住宅供给的公平充分和社会空间的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