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与国外大都市区比较研究

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不断成熟,良好的区域治理机制愈发重要。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积累了良好的基础,也面临许多挑战。为了更好地认识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模式的特征,提出优化建议支撑区域规划落实。论文立足比较研究的视角,以治理机制为核心,围绕参与主体、治理手段、协调机制3个维度建立起比较研究框架,概括总结了京津冀地区、德国柏林—勃兰登堡地区、日本东京首都圈、法国巴黎大都市区等首都所在区域的治理模式特征,并开展横向比较。结果表明：①多元主体参与是良好区域治理的基本特征,关键在于建立明晰的主体间权责关系;京津冀相比国外实践,虽主体多元,但权责关系有待进一步厘清;以设立承上启下的区域机构为契机,应加快梳理相关关系。②行政手段、市场手段与法律手段相辅相成,是保障区域治理效率的基础;京津冀相比之下更侧重行政手段,市场手段有限,法律手段相对薄弱;应优先增强立法建设,进而促使市场手段与行政手段相互平衡、良性互动。③多边协商机制是区域治理有序运行的保障;京津冀在决策中已有较好的协调机制,但矛盾仲裁与动态监管方面仍显不足;应加快健全整体协调机制,贯穿治理实践的各个环节。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研究

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是政府对区域发展的方向、目标、速度、格局和路径进行调控的政策手段。本文探讨了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保障作用,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近中期的主要任务,提出了当前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应重点服务于：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构建一体化的现代交通网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五大方面;并基于长远和全局视角,阐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创新与宏观区域政策,包括：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与政策、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机制与政策、区域协同创新机制与政策、区域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与政策和区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这些政策旨在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京津冀城市群功能定位及协同发展

本文回顾了京津冀大城市群内部各组成部分的经济联系与利益矛盾。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京津两市和河北省的经济发展特点及已形成的优势。根据各自的特点、优势和符合国家战略利益的原则,提出了京津冀大城市群中北京、天津、河北省的功能定位。     

县级行政区划规模偏小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影响

县级政区是国家治理的空间基础,该文基于行政区划视角,通过县级行政区划的属性分析,发现县级行政区划规模偏小是制约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突出问题,县级政区过多、过小阻碍中小城市的正常发育,中小城市发展迟缓加剧了城镇体系的不协调和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主要原因有：辖区面积偏小造成县(市)资源配置能力较弱,管理幅度较大增加了组织管理的复杂程度,行政边界较多抬高了生产要素的流通成本。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合理确定县级政区规模,推进小县合并,缓解县(市)内生发展动力不足问题;适时推进建制转换,积极培育中心城市,缓解中等城市发展能级不足问题;有序开展体制改革,理顺行政管理体制,缓解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问题。     

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与规律性分析

推动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既是一项国家重大战略,又是一个复杂的长期博弈过程,需要遵循科学理论,尊重科学规律,推动京津冀城市群实现共同繁荣昌盛、共享蓝天白云、共担发展风险、共建世界都会的战略目标。本文从理论上提出了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科学理论基础与科学规律。认为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应以协同论、博弈论、耗散结构理论和突变论作为科学理论基础,其中协同论为核心理论。京津冀城市群的协同发展过程是一个博弈、协同、突变、再博弈、再协同、再突变的非线性螺旋式上升过程,每一次博弈—协同—突变过程,都将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推向更高级协同阶段,并呈现出阶段性规律。具体包括协助阶段、协作阶段、协调阶段、协合阶段、协同阶段、协振阶段、一体化阶段和同城化阶段共8大阶段。进一步分析认为,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真正内涵是推动城市群实现规划协同、交通协同、产业协同、城乡协同、市场协同、科技协同、金融协同、信息协同、生态协同和环境协同,建设协同发展共同体。本文成果旨在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科学基础和理论依据。     

京津冀协同创新水平评价及提升对策研究

协同创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本文从缩小京津冀三地间创新水平差距和推动跨地区、跨主体的创新协作两个视角构建了协同创新指数,对京津冀协同创新水平进行测度评价。测度结果为：2010-2014年期间,京津冀整体的创新能力有了明显提升,但不同地区间、不同主体间的协同创新水平仍然较低。从综合创新水平来看,北京在创新的投入、产出和环境方面都遥遥领先,天津在创新投入和产业创新产出方面进步很快,河北在产业创新产出方面也有较快增长,但创新环境进步缓慢。从主体间协同创新水平来看,企业的主体地位较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知识创新产出丰富但产业化程度较低。从区域间的协同创新水平来看,北京技术转移在全国范围内呈现“跳跃式”扩散特征,但对津冀主要产业的创新带动贡献不大。最后,提出了促进创新要素特别是人才要素的流动、构建官产学研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模式、加强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等政策建议。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及其理论依据与实施途径

该文指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应以协同学原理为基本理论依据,遵循比较优势与互利共赢原则、科学性与超前性原则、主导内容优先整合下的比较优势全面整合原则、组织实施的可操作性与可调控性原则、协同发展下的效率与公平兼顾原则,建立跨行政区组织协调机构及其运行机制,加强在宏观发展框架下的区域规划工作和规划实施体系建设,有效激活与加快构建行业与企业的自组织协调机制;建立跨行政区点轴开发的经济地域系统;建立衡量地方经济发展与考核政府政绩的区际协调与保障机制,并提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实施与监督调控的基本途径。     

基于区域密度函数的区域空间结构与增长模式研究——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

区域密度函数是分析区域空间结构及其变动趋势的有效工具,但其在实证研究中的应用尚比较少见.现有研究大多使用单中心密度函数,研究局限于单中心城市区域.探讨了适用于多中心城市区域的区域密度函数的形式,并进一步将其应用于对京津冀都市圈空间结构特征及区域增长模式的分析.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区域人口密度分布发现,京津冀都市圈具有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分别应用单中心和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分析京津冀都市圈空间结构与增长模式,单中心密度函数的分析显示京津冀都市圈的主要中心城市尚处于向心集聚的发展阶段,而多中心密度函数的分析则显示京津冀都市圈呈现集聚与扩散并存的空间发展趋势,并且不同层次的中心城市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增长模式,分别为去中心化扩散、中心增长型扩散和向心集聚.由于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综合考虑多个中心对区域人口密度分布的影响,因此能更准确地反映京津冀都市圈人口密度分布的变化趋势.     

京津冀城市群高科技园区协同发展动力机制与合作共建模式——以中关村科技园为例

在推进京津冀城市群高科技园区的协同发展进程中,三地园区之间是否深度融合,决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质量和深度。目前京津冀城市群的天津与河北高科技园区与中关村科技园签有政府间合作协议的有10家,其对接的产业类型依次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新能源与节能、环境保护、生物医药产业,与中关村科技园总收入占比居前5位的产业类别恰好相对应。三地园区协同发展动力机制可分为产业梯度转移机制、市场需求吸引机制、科技产业孵化转化机制、政府引导驱动机制、市场合作驱动机制5类。合作共建模式主要有：政府引导驱动机制为主的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模式、市场合作驱动的类似于固安工业园的产业新城模式、科技产业孵化转化机制为主的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模式等。     

京津冀地区人口规模调控政策参数化路径与系统模拟

政策调控是实现区域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主要手段,采用系统分析方法评估和预测政策实施效果是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然而,当前政策制定存在目标指向性不具体、调控力度不明确、协同作用机制不清晰等问题,既阻碍了政策的有效落实,更无法开展政策实施效果分析和决策优化。其根本症结在于缺少能够量化具体的政策目标并精确指导区域管理对策的政策参数。本文提出了面向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 SD)模拟的区域调控政策参数化路径。通过细化政策指标、量化政策参数和区间化调控范围等方法,将政策调控转变为系统变量形式,代入到政策交互作用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中,实现对政策调控效果的模拟。本文以区域人口规模调控政策为切入点,选择京津冀地区为案例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面向系统动力学模拟的政策参数化方案很好地重现了区域人口规模政策调控过程,能有效提高调控政策实施的精确性和可操作度,并为区域调控政策的配置和优化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支撑。     

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重要的人口集聚区和经济增长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研究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对于促进区域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京津冀地区2000-2010年各区(县)和2000-2014年各城市的人口、GDP数据,运用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重心分析等方法探究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结果表明：①在总量规模上,京津冀地区整体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度较高,但各城市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②在空间分布上,从地理集中度来看,京津冀地区人口、经济地理集中度均呈现北部低、中南部高的分布特征,其中北京、天津经济地理集中度高于人口地理集中度,河北多数城市人口地理集中度高于经济地理集中度;从重心来看,京津冀地区整体的人口与经济重心都向东北方向移动,且经济重心的移动幅度大于人口重心,2个重心偏离距离不断加大,此外各城市的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分离。最后,提出了促进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京津冀地区乡村发展格局演化规律与发展路径

乡村地域系统分类识别和演化过程研究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的重要主题,对指导乡村振兴与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多维度的乡村发展指标矩阵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2001—2018年京津冀地区乡村发展类型、空间格局和演变规律,提出不同类型乡村发展的路径对策。研究表明：① 平原-山区分异塑造了京津冀地区乡村类型分异的基本格局——山区分布着生态优先型乡村,发展过程中其乡村类型并未改变;华北平原分布着农业限制型、平均型和综合型乡村,其乡村发展过程遵循“点-轴”系统的演化规律。② 高原山区的乡村综合发展度保持恒定,平原地区乡村综合发展度变化较大。“以城带乡”发展模式是华北平原乡村综合发展度变化的主要原因,城市规模和城乡距离是华北平原乡村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③ 乡村发展路径和战略制定应当分类分区、因地制宜。大城市周边综合型乡村有能力探索更高水平的发展模式,多数生态优先型乡村在生态化发展过程中会经受转型阵痛,邯郸、石家庄等地的乡村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进程中应重点关注冀东南、冀东北部分欠发达地区的乡村衰败问题。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功能互动格局与治理策略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实施状况是当前学术界和政府关注的热点。城市功能的分布和互动格局是刻画城市群协同发展和治理策略成效的重要内容。本文在阐述城市群内城市功能之间互动原理基础上,引入偏离—份额分析模型、改进土地生态位模型、扩展引力模型和GIS技术,耦合构建了新的城市功能互动模型。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2010年、2016年、2019年3期POI大数据提取不同类别城市功能区,从时空两个维度揭示京津冀城市群功能的互动格局特征,分析协同发展和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实施状况,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治理策略。结论显示：① 2010—2019年间城市群建成区城市功能区总面积增加1.5倍,其中混合功能区增长最快,增加1.7倍;② 北京市工业功能、商业功能正在稳步疏解,但是居住功能、科教文化功能、公共服务功能仍在聚集与强化;③ 廊坊市、唐山市、天津市、保定市等中部城市在非首都功能疏解中发挥了“二传手”作用,成为功能互动的主要驱动城市;④ 石家庄市吸纳的疏解功能主要来源于天津市和廊坊市,具有接力特征;⑤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功能疏解在治理策略上需要关注功能互动格局演化趋势来进行精准施策。上述结论表明本文构建的城市功能互动模型可以较好地揭示和解释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功能互动格局的变化特征。     

空间管治视角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类型区划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基于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打破行政区划,在更大区域尺度上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区域整体发展目标。因此,从优化空间规划体系的高度,开展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类型区划和类型区管理,实现分区施策的精细化管治极为重要。本文首先立足于京津冀区域发展差异,利用空间属性双聚类的方法将京津冀划分为中部核心功能引领区、东部沿海重点发展区、南部门户功能拓展区、西部和北部生态涵养保护区等四大区域;然后以区县为最小分析单元,从现状开发强度、用地增量预测和生态保护责任等三大维度构建类型划分指标体系,并利用三维空间坐标划分方法将京津冀划分为五大类型区,即：城镇优化发展区、城镇重点拓展区、现代农业发展区、适度建设发展区和严格生态保护区;最后,在空间管治视角下提出京津冀区域分区管治与区域协同管理的建议。     

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差异性分析

2015年国家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产业协同是推进这一战略的先行领域,因此产业在该地区的集聚与分散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论文利用全国3次经济普查数据,基于企业的空间位置信息,运用DO指数方法研究了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对比分析了集聚特征在区域、行业、企业间的差异性。研究表明： ① 2004—2013年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比例从69.0%提高到82.8%,集聚多发生在0~50 km的范围。随着集聚范围逐渐扩大,集聚强度逐渐减弱,下降幅度达到25.9%。② 在区域层面,集聚更容易发生在北京、天津2个直辖市;在行业层面,集聚更容易发生在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且集聚范围更短;在企业层面,集聚更容易发生在小企业。③ 2004—2013年京津冀地区已经出现了制造业从北京、天津向河北扩散的趋势,特别是一些技术水平较低、劳动力需求较大的制造业,表明在2015年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适宜的。     

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格局的时空演化

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快速,然而经济发展在行政辖区间并不均衡,且逐渐导致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为识别经济发展失衡格局的演化过程,首先引入DMSP/OLS夜间灯光和可比价GDP,构建"单位开发活动GDP"表征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然后运用Local Moran's I将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划分为五种类型:HH富化扩散,HL富化极化,LH贫化塌陷,LL贫化制约和非显著;最后以HH类型的边界作为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界线,采用缓冲区分析探讨经济发展失衡格局的演化过程和行政区划等人为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效应.结果表明:① 整体上,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格局不断加剧,京津富化扩散与河北贫化制约的规模与强度同时增长;局部上,受京津市区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京津郊区及区位优势显著的部分河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② 与传统认知的"环京津贫困带"不同,在两个空间尺度上识别出经济发展断层,一为京津市区与郊区之间,二为京津与河北之间,且前者的区域经济发展失衡整体上较后者更为严峻.③ 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格局,整体上受制于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城乡隔离效应,局部上受京津冀三地的行政制约.要实现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协同均衡,关键在于弱化城乡隔离,并辅以消除行政制约.     

Visual simul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differenti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Region

Regional development differentiation is a complicated spatial and temporal dynamic proces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patial statistics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have led to a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 of the process. However, so far, few direct connections have been made between the newly developed methods and classic spatial development theories, which would be very helpful fo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regional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Using basic concepts and academic principles of polarized growth theory and gradient transfer theory, this paper quantifies the concept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space. It then proposes a method based on GIS to visually simulate and analyze regional development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Region (BTHMR), China. The main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proposed method, built on classic theories and well-developed GIS technology, presents a good pictur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2) The level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per capita GDP across BTHMR, diminished significantly with increased distances away from city propers (which can be seen as the regional growth poles), leading to the appearance of development valley zones between different cities. The development valley zones between each city coincided with their boundary areas, which indicates that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have some impact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if the regional division is based on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3) From 1993 to 2007, the development level in the whole BTHMR improved significantly, of which polarized growth was dominant, especially for Beijing and Tianjin. However, as the two economic development engines in BTHMR, the pull effects of both Beijing and Tianjin on their peripheral areas were comparatively weak, except for those on Tangshan. 4) The structure and pattern of gradient transfer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in the BTHMR had not been completely developed yet, and the sustained polariz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in BTHMR was still going to be the main trend in the next 5–10 years.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在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将修正的Conley-Ligon模型与空间马尔可夫链分析法相结合,探讨了京津冀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溢出效应空间格局及其对经济水平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研究发现：2000-2013年,京津冀地区的县域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溢出效应在空间上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距离紧密相关的具有梯次性特征的核心-外围结构,经济发达的地区发出正向溢出效应的同时也获取了正向溢出效应,但总体上县域溢出效应的类型以负向溢出为主;受溢出效应的空间格局和以负向溢出为主要类型的影响,京津冀县域经济水平类型发生转变的概率较小,经济水平较低的县域难以发生类型的转移,经济水平类型发生转移的县域多分布在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的邻接地带;在邻接县域间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下,相邻县域的经济水平类型的转移具有显著的同向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