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城镇化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1个省域的空间面板数据

中国的城镇化已进入加速发展期,但是,人口城镇化速度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速度。为探究人口城镇化水平的驱动力机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方法对提出的10个理论假设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区位因素是影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的发展、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对人口城镇化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第三产业的推动作用最明显;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人口城镇化;城镇固定资产的投入在统计意义上具有负向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及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区域创新对人口的城镇化水平有正向影响,但其统计系数比较小,目前对人口的城镇化的带动能力比较弱;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比重对人口城镇化有负向影响。最后,对促进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省域煤炭消费空间格局演化特征

运用ESDA分析方法,描述了2002年以来中国省域煤炭消费格局在空间上的变化状况。在煤炭消费总体空间格局上,中国省域人均煤耗水平表现出很强的空间自相关性,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集聚分布,本地的煤炭消费情况受到周边地区煤炭消费行为的影响。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热点区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中国省域煤炭消费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组织性,空间格局演化的随机因素逐渐减弱,而结构化分异对煤炭消费空间格局的形成起到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南—北方向煤炭消费的空间差异最大,东南—西北方向煤炭消费的空间差异较小。煤炭消费的空间集聚特征启示政府对能源的管理需要重视空间关联作用,并根据能源消费的空间差异制定相应的管理政策。     

山东省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及空间格局

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山东省1985—2012年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与演进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山东省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根据耦合协调度可将山东省城镇化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即不协调阶段(1985—1989年)、基本协调阶段(1990—2005年)和高级协调阶段(2006—2012年),城镇化协调类型从严重不协调-空间城镇化滞后到高级协调-人口城镇化滞后;进而以山东省2011年县域为研究单元,对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和协调类型进行了分析,县域城镇化水平区域格局严重不均衡,空间城镇化水平普遍高于人口城镇化水平。山东省处于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相对滞后阶段,城镇土地利用集约度不高。     

中国省际人口空间格局演化的分析方法与实证

中国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城镇化过程,2011年全国城镇人口已达6.91亿人,城镇化率攀升至51.27%。按2030年城镇化水平到70%计算,还将有接近3亿人口从农村流动至城市。与此同时,由于总生育率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以及社会思潮的共同作用,人口自然增长率正在减少,“单独二胎”政策即是国家对人口发展战略的重大战略调整。由此可见,对正处在城镇化、工业化和全球化加速推进的中国而言,人口自然增长与空间迁移正在且必将持续重塑人口空间格局,因而科学地认识中国人口自然增长和空间迁移的区域差异、准确地把握人口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趋势,对于科学编制城镇化发展、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各类空间规划和制订流动人口、区域协作等各项空间管理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一种全新的自上而下的人口预测方法,考虑人口自然增长和空间迁移两种影响因素,着重对一级单元 (全国) 和次级单元 (省级) 在2010-2050年间的人口总量进行预测,并进一步研判我国人口空间格局的发展情景和演化特征：从各省人口密度变化来看,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密度继续保持了东部高、中部次之、东北再次、西部最低的总体格局。东部省份中上海、北京、天津及江苏的人口密度始终保持在一至四位,最末三位依次是新疆、青海和西藏。根据本文提出的省际人口变化强度及其主导类型的测算指标和量化结果,可将中国划分为人口快速变化区 (净迁入主导型、净迁出主导型、自然增长主导型)、人口低速变化区 (净迁入型、净迁出型) 以及人口平稳区。净迁入主导型人口快速变化区将吸纳99%的未来新增流动人口,其中上海、北京、浙江至2030年时人口密度达到顶峰,而广东的人口密度持续增加到2035年;净迁出主导型人口快速变化区,包括河南、安徽、重庆、湖北,75%的新增流动人口将由此类型区域迁出;辽宁和山东同属于自然增长主导型人口快速变化区,其新增流动人口比重极小,由人口自然增长变化主导区域的人口快速变化态势。在低速变化区中,除福建和海南作为少有的流动人口净迁入型省份,其余省份人口密度不断降低则缘于大量的劳动力输出和逐渐走低的生育率;大部西北和西南省份属于人口平稳区,其人口密度呈现出稳中有减的态势,人口密度平均值大多在100人/km²以下。     

中国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基于实体城市的空间识别

基于LandScan全球人口和ESA全球土地利用数据,构建2000—2015年中国省域人口空间结构数据库,刻画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的时空格局,进而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差分GMM法探索空间结构对省域经济绩效的影响及这种影响对不同规模省域的差异,最后从省会城市集聚（不）经济的角度分析其内在机制。结果发现：① 2000—2015年,中国所有省会城市的人口规模都得到了显著增加,省域人口空间结构存在单中心化的演变趋势,且中西部地区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相对偏单中心化;② 对所有省份尤其是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省份而言,人口空间结构单中心化倾向于提高省域经济效率,而对人口规模相对大的省份,人口空间结构单中心化很可能不利于省域经济效率的提高;③ 省会城市自身已经初显集聚不经济的迹象。     

我国省域人口城镇化特点及其相关因素的分析

本文从人口城镇化的基本原理开始,讨论了建国以来我国省域城镇人口变化的基本特点,并进行了人口城镇化的相关因素分析。     

中国省级人口增长率及其空间关联分析

分析了1982－1990年和1990－1998年2个时期的人口增长率，并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了2个时期人口增长率的空间关联关系。1982－1990年中国可分为北部人口低增长、中西部高人口增长率、中东部低人口增长率和南部高人口增长率等4个区域，1990－1998年中国可分为北部低人口增长率和南部高人口增长率2个区域，2个时期的空间聚类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有共同的特点，南部和西部的人口增长率都比较高，北部地区的人口增长率都比较低，但它们有共同的特点，南部和西部的人口增长率都比较高，北部地区的人口增长率都比较低。最后对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了分析。     

节能减排约束下中国省域旅游生态效率评估及空间格局研究

旅游生态效率评估及空间格局研究是揭示中国省域旅游业发展质量与态势的重要基础.论文以"自下而上"法核算中国省域旅游能源消耗与碳排放为基础,综合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Malmquist指数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探究节能减排约束下2000-2017年中国省域旅游生态效率及其空间分异、收敛和关联格局...     

中国区域信息空间和人口空间的耦合关联分析

从流动空间角度出发,建立基于关系测度的空间耦合模型,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深入探讨区域信息空间和人口空间的耦合格局。研究发现信息空间和人口空间的耦合网络呈现“核心-边缘”模式,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新疆和甘肃等耦合核心省市在整个省市内占据主导地位,是其他省市耦合发展所依附的核心。全国省市信息空间和人口空间耦合分布的总体布局呈现“川”型特征,分为高耦合协调型、中耦合磨合型以及低耦合发展型。信息空间和人口空间的耦合主要分为高耦合协调型、中耦合磨合型以及低耦合发展型3种,其中空间的高耦合程度一方面响应了国家加快推进互联互通建设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也是京津冀一体化以及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必然结果。     

中国经济效率的省域空间格局及其提升研究

文章选取资本存量、劳动力、土地、外商投资、邮政电信业务量作为投入变量,选取地区生产总值作为产出变量,分析了2009年中国经济效率的静态空间格局。发现纯技术效率要好于技术效率。在规模报酬不变状态下的技术效率（TEcrs）方面,DEA 有效的省份只有16个;在规模报酬变动状态下的纯技术效率（TEvrs）方面,DEA 有效的省份有18个;从规模效率（SE）上看,DEA 有效的省份也是18个。从中国内陆31个省份的平均技术效率、平均规模效率和规模报酬的情况上看,全国层面和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层面存在差异。文章对各个省份资本、劳动力、土地、外商投资、信息化等存在投入冗余及产出不足的情形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可以为各省政府部门提供参考。     

基于相互作用关系的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研究

基于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及2005年、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相互作用关系模型计算了中国“人口流动系统”和“单向相互作用关系值”。结果表明：① 人口流动具有明显的凝聚性,东部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依然具有绝对优势;② 省际人口流动呈“非对称双向迁移模式”,人口回流的趋势已不容忽视;③ 长三角地区逐渐代替珠三角成为新的人口流动中心,人口流动开始北移;④ 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流动分中心某种意义上已经出现,人口就近转移日渐凸显。将2010-2015年间省际人口流动新规律和特征与1995-2010年进行动态对比,对于制定未来人口和区域发展政策,继续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作用机制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本要求,更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路径和遵循经济实践规律的根本所在。本文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2011—2018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和二次指派程序（QAP）分别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空间关联网络的关联度一直为1,且网络密度稳定在0.2~0.26之间,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通达性较强且存在多重叠加现象和一定的等级性,但关联紧密程度有待提高,各网络指标保持相对稳定。② 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可以分为4个板块,其中以西部省份为主的“净溢出”板块获益最小;以中部省份为主的“经纪人”板块起着“中介”和“桥梁”的作用;以环渤海省份为主的“双向溢出”板块和以长三角、东南沿海省份为主的“净受益”板块在空间关联网络中的掌控和支配作用更大,且在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极化作用大于涓滴作用。③ 人力资本、城市化水平、金融科技和环境质量的地区差异都会直接造成地区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差异,人力资本差异对其贡献超过了90%。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格局演变及其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基于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利用多种指标和方法研究了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格局演变及其对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省际迁入和迁出人口在空间分布上均呈分散化态势,迁入迁出重心均向北向东偏移,迁入地由广东省“一枝独秀”向多极化演变,安徽、四川、河南、湖南成为新的四大迁出地。利用净迁移流构建的省际人口迁移网络,表现出紧凑化和均衡化趋势;迁移流仍然是从中西部地区指向东部地区,但新增加迁移流集中指向长三角、京津以及福建。综合考虑省际人口迁移强度和方向,可将全国31个地区划分为净流入型活跃区、平衡型活跃区、净流出型活跃区以及非活跃区四种类型。省际迁移改变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城乡人口结构,通过不同模式促进了城镇化率的提高和省际差异的缩小,对2000-2010年全国城镇化率增加的贡献占到了18.13%。     

基于城乡人口变动视角的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时空演变

城镇化是城镇和乡村人口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城乡人口变动的视角提出了城镇化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的城镇化于1990年后进入快速阶段且当前仍在加速,但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存在较强的时空动态性：① 随着人口自然增长减缓和乡城迁移扩张,全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由城乡扩张型转变为城镇吸引型,乡村人口减少对城镇化的贡献持续增强;② 城镇吸引型是各地最主要的城镇化地域类型,但2010年以来大量地区因乡村人口加速外流而转变为乡村流失型,城乡扩张型地域的空间范围大幅收缩至西藏、上海等地,而城乡收缩型地域在东北地区的非省会城市大范围扩张;③ 经济性因素仍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增长带动乡村人口外迁,工业化长期有利于城乡协调共进,而公共服务等社会性因素的作用仍然有限;④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效应还有待发掘,西部城市群、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以及乡村地区的人口发展等问题仍需更多的研究关注。本文最后对中国城镇化的趋势性、动力机制和未来研究重点展开了讨论。     

环洞庭湖区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子

中部积水的湖盆地形使环洞庭湖区社会经济的空间结构不同于一般的平原地区。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县域统计资料,对环洞庭湖各县市区人口城镇化水平进行空间分析发现,湖区人口城镇化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同心带状结构。对环洞庭湖各县市区的人口城镇化水平与其社会经济发展、交通区位和资源环境等3大类12个指标进行全因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经济结构差异是人口城镇化空间结构特征形成的直接原因;农业现代化水平对湖区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分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交通区位条件主要通过影响经济结构来影响人口城镇化水平;地形结构的差异则是湖区人口城镇化空间结构形成的自然基础。     

基于修正引力模型的中国省际旅游者流空间网络结构特征

高速交通时代旅游者流空间网络结构具有什么特征,是全国旅游流空间组织和管理需要探索的基础问题。贴近客观实际修正引力模型的相关参数,测算中国省际旅游者流,结合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探索空间网络结构的优势、联系和发育水平。分析发现该网络结构稳定,旅游者流大量汇聚于中国的东南半壁、流动不对称、邻近型和跳跃型空间联系结构并存、层级性明显。具体表现为：首先,从优势水平来看,旅游流大量汇聚于上海（东）-广东（南）-四川（西）-河北（北）区域范围内。其次,从联系水平来看,东部三省江苏、浙江、山东是各地优势流量的主要汇聚之所,西藏的排名靠末。最后,从发育水平来看,旅游流动不对称,网络有“紧密团块型”和“飞地跨越型”两种空间联系结构且表现出层级性,不平衡发育状态将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不变。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京津冀城市群流动人口特征与格局

新型城镇化突出强调实现“人的城镇化”,摸清流动人口的特征与格局是促进人的城镇化的重要前提,也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议题之一。基于2015年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讨京津冀城市群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教育水平、就业、收支情况等流动特征,以及流动人口的“源”(来源地)、“汇”(流入地)的分布格局。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年龄结构以青壮年劳动适龄人口为主,呈现出受教育水平偏低,户口类型以农业为主,并以跨省流动为主等特征;流动原因以务工经商为主,收入水平以低、中收入为主,恩格尔系数高于常住人口平均水平,行业分布多样化,但以中低端商业服务业为绝对主体,其中从事批发零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制造业以及住宿餐饮业所占比合计达70.7%。从流动人口的“源”、“汇”格局来看,流动人口主要来源于与其地理位置邻近省份和劳动力输出大省,如河北、山东、河南、黑龙江、安徽等省份,占总流动人口的70.75%;京津两市为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分别占京津冀城市群的37.76%和29.11%。建议加强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完善和职业培训教育,提升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能力,提高城市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增强流动人口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影响要素与空间格局

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相关统计资料对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影响要素和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和研究。从城市角度分析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影响要素后发现:中国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实力要素、社会发展要素和消费要素显著相关,与经济结构要素相关性不显著;运用GIS技术分析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空间格局发现:中国县级人口城市化空间格局存在明显的东北、中部和西南"三元"结构,省级人口城市化体现出"三区(即京津沪区、渝鄂区和藏新区)、三带(东部带、中部带和北部带)"的空间格局。     

中国粮食生产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基于1996—2018年中国省际粮食生产面板数据,在修正的引力模型准确测算粮食生产空间关联关系及构建空间关联矩阵的基础上,首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整体特征、个体特征及块模型3个方面具体考察了粮食生产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进一步采用二次指派程序方法探讨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省际粮食生产空间关联的密切程度在波动中提高,但仍有提升空间,网络结构呈现较好的稳定性和可达性,溢出效应具有多重叠加特性;② 省际粮食生产空间关联网络呈现主产区、主销区、平衡区“核心—边缘”分布格局,粮食主产区在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粮食主销区和平衡区则处于边缘地位;③ 粮食生产空间关联网络可划分为净溢出、主受益、经纪人和双向溢出4个板块,板块间的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梯度传递特征;④ 自然禀赋条件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动了粮食生产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地理空间邻近性、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劳动力规模、机械服务规模、耕地资源的差异、降水量和日照时数的相近性对粮食生产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     

The provincial patter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简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 velopment on a provincial scale is of profoun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ased on data from 124 countries or reg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31 provinces or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applying improved methods using the quadrant map approach,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e study identifi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The 31 province-level re- gions fall into six categories： only one region is in the category of sharp over-urbanization, 3 regions are in medium over-urbanization, 11 slight over-urbanization, 8 basic coordination, one medium under-urbanization, and seven slight under-urbanization. （2） There are signifi- 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on a provincial scale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3） The provincial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are mainly over-urbanized, while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mainly under-urbanized.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similar to the Matthew effect. Hence, two important insights are proposed. First, the phenomenon of over-urbanization in some developed regions should be viewed with some concern and vigi- lance. Second, urbanization needs to be speeded up moderately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