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商业化“家空间”的代际权力关系与领域构建——西双版纳傣族园案例

论文以西双版纳傣族园的旅游商业化“家空间”为分析样本,基于亲代和子代双重视角,构建家庭微观领域政治的分析框架,意在揭示代际权力关系和领域构建机制。研究发现,旅游商业化的“家空间”是整合多代家庭、促进代际资源交换和权力平衡的协商空间：① 第一代经营者在旅游经营中积累了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掌握着家庭决策权和家务分工权,通过主导空间设置、强化空间排他性、分配家务劳动等领域行为,实现领域构建;② 第二代经营者通过接受教育和外出务工,提高劳动技能,在家庭经营中凸显人力资源优势,提高了家庭自主权,并通过居住空间区隔化、私人生活独立化、家庭经营自主化等空间“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策略,重塑领域格局。该研究为理解适度旅游商业化“家空间”的“权力—空间关系”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也是对领域化理论的补充,并为平衡代际权力关系、促进代际团结、推动乡村旅游小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启示。     

女性跨国婚姻移民家空间的性别、资源与权力——粤西乡村案例

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空间不仅具有物质属性,也是社会关系的容器。家庭常被置于社会学的论述范畴,同时,家庭也以空间形式出现,并表征着家庭成员间复杂、细微的权力结构。论文以广东罗定市华石镇中越跨国家庭的家空间为分析样本,以家庭资源中的经济资源、情感资源和社会资源为分析框架,并结合家空间的实用性、装饰性和防御性等特点,考察越籍妻子在家空间中的占用、功能划分与使用、美学装饰,以及日常空间实践中自我赋权的方式与机制。研究发现：① 为家庭提供主要经济收入的越籍妻子在夫妻权力结构中占有优势,在家空间的设置和安排中持有更多的话语权;② 越籍妻子将家空间视为自我情感与认同的表达渠道,通过装饰家居环境以建立起对家空间的控制;③ 由于社会资源的缺乏,越籍妻子在公共空间中受到排斥,家空间成为越籍妻子回避邻里交往的防御性堡垒。研究认为女性跨国婚姻移民在家空间中获得了施展个人权力的契机,但其权力仅限于家空间内,现阶段难以拓展至家以外的更大区域。研究结果既是对家的地理学中性别话题的补充,亦是对它的拓展与深化。     

日本性别空间生产模式演化及动力机制研究

借助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从社会性别视角探讨日本性别空间生产模式的演化过程,分析性别关系与空间生产之间的互构机制,得出以下结论：（1）日本性别空间生产模式演化分为四个阶段：基于自然分工的母权式性别空间生产、封建父权式“压倒性”性别空间生产、近代由“包容”转向“压制”的父权式性别空间生产、战后“男性限制”与“女性反抗”并存的性别空间生产。（2）性别空间生产呈现出“自然分工”“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三条路径交替或相结合的演化规律。（3）动力机制：以规训、沉默和反抗为主要方式的性别权力博弈是空间生产的主要动力;异质文化与男女主体利益的融合和对立改写了空间生产的性别秩序话语;战后美国作为外来权力主体打破了原有空间权力的内在平衡,强制性地干预了传统父权性别空间生产模式;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转换作为根本动力,促进了男女主体的空间流动,不断地推动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的结构性调整。     

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

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和标准差椭圆分析法,分析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特征及演化过程;选取紧凑度指标,结合城镇空间均衡分布椭圆,分析张家界城镇空间形态演化过程;通过比较不同阶段旅游企业椭圆和城镇空间椭圆的重合面积,剖析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① 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过程和特征为：由出现期的“一核多极点”逐渐演变为生成期的“核心-边缘”,最后在发展期形成一个高集聚中心和三个次中心联动的“组团扩展型”格局;② 张家界建成区面积呈现增长态势,城镇空间不断扩展,建成区用地紧凑度逐渐下降;③ 不同阶段,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程度有一定的差异性,整体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研究结论对于重新认识旅游对城镇化建设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领域化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

乡村地区的旅游发展带来乡村社会空间的快速变迁与重构。对此,现有研究主要侧重空间生产过程的分析,而空间生产与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尚未充分理论化。论文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借助领域化理论,分析了多元主体的领域化行为所引发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总结了其中交织的权力—空间关系及社会空间变迁机制。结果发现：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是一个持续的领域化过程,是由“领域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的领域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引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管控权力还是自下而上的抵制权力,只有通过领域建构实现空间化才能实现真正的控制,权力关系正是在空间化中实现了生产与再生产。基于此,论文对旅游地社会空间变迁中的“权力—空间关系”进行了初步理论化,并讨论了领域化分析对于旅游社区产权制度实践、旅游地空间治理等问题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后乡村”语境下成都竹艺村的空间生产研究——基于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视角

政府引导城市资本发展乡村旅游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然而外力介入常导致“后乡村”场域内乡村主体的式微,探究“后乡村”社区的空间演变机制对可持续旅游发展具有参考意义。文章套用空间生产理论,借助多元利益主体分析,建立基于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整体性研究框架。以成都竹艺村为案例,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质性方法,分析“后乡村”多维空间的生产过程和机制。结果表明：1）竹艺村旅游发展通过租赁经营模式和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融合实现内外部驱动力量的优势叠加;2）租赁经营模式下乡村表征成为三重空间中的主导,作为权力主体的外部企业通过制度建构引导空间生产、实现旅游构想;3）社区治理模式明确了社区作为日常生活主体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保障了村民和村集体在空间生产中的话语权;4）“后乡村”社区的空间生产主要由乡村振兴政策的地方响应、资本通过下乡实现再循环、现代性流动下的主体行动和消费需求变迁下的视觉营销4种动力驱使。文章进一步拓展了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本土化实证研究,有助于引导大都市郊区乡村旅游社区的健康发展,达到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优化社会生态的双重目的。     

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机制——以湖南江永县兰溪村为例

在快速城市化与乡村旅游开发背景下,从“三生”空间视角探索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和发展机理,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传统村落发展的一般规律。本文以湖南省江永县兰溪村为例,基于参与性农村调查与评估(PRA)、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其“三生”空间演变的过程、格局与机制,结果如下：①从“三生”空间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与“三生”空间的系统耦合特征。认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在空间上要实现生活空间宜居、生产功能协调和生态空间优美,这与“三生”空间系统目标和特征非常契合;②从“三生”空间演变特征来看,兰溪村生活空间由血缘集聚向外围扩散转换,生产空间由农业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生态空间由外部整体收缩向内部斑块化发展。“三生”空间演变过程是一个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过程,“三生”空间逐渐由传统的人居空间向新型复合空间转变;③传统村落“三生”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是在旅游市场需求、政府政策引导、空间行为转变和自组织反应力的内外双重驱动作用下的结果,内力驱动主要集中在农户生活空间结构特征上的延续与转化,外力驱动主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态空间结构的转型与更替。     

旅游与竹地摩梭人“家”空间的多维生产及身份认同建构

采用田野调查、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对旅游背景下竹地摩梭人“家”空间的多维生产与身份认同建构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① 竹地摩梭人的宗教信仰及其在不同时代的流转,规约着摩梭村民日常空间实践中的自然观、世界观和道德观,具有心物自洽和身心统一性;竹地摩梭人“家”空间具有系统性,体现在村外层、村寨层、家址层、祖母房和身体层不同尺度空间圈层中,其空间秩序和意义蕴含着丰富的自然生态意识和人地关系;② 以旅游为媒介的资本、权力和消费等结构性力量相互交织和渗透,对竹地摩梭人“家”空间带来了微观地理空间的社会关系、文化意义和人地关系的重塑,且具有多维空间的交互辩证生产性;③ 随着竹地“家”空间的多维生产和微观地理重塑,出现了以人本主义为特征的前因式认同建构、以结构主义为特征的后果式认同建构,以及以“价值认同,情感不认同”和“价值不认同,情感认同”为特征的“中间型”认同建构。竹地摩梭人对“家”空间旅游化实践的身份认同建构,暗含和折射了村民对“家园”和“家国”的认同状况。④ 竹地“家”空间的旅游化,本质上是传统民族空间资本化的实践过程,归根结底是新时代“地方”对发展路径和方式的选择,但未来需要调适“家”空间资本化和发展异化之间的矛盾。此外,竹地“家”微观地理空间的案例剖析,在理论上补充和延伸了学术界既有“家”的理论研究成果。     

少数民族村寨过度商业化个案研究 ——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案例,基于“刺激―机体―反应”分析范式的M-R理论模型,提出影响个体游客商业化感知的外部环境因素和概念模型。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影响游客商业化感知的先决变量及各变量间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旅游空间环境、居民社会形态与旅游产品附属对游客商业化感知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影响作用,其中,旅游商业环境通过旅游空间环境间接对游客商业化感知产生正向影响作用。在实证分析基础上,从景区管理层面的商业化“刺激―反应”演变过程探讨其驱动机制及利益主体间的关系,认为产权配置不合理及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是民族村寨类景区过度商业化的根本原因,最后提出调控景区商业化的建议。     

布达拉宫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研究

以社区为出发点,综合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等相关理论,在布达拉宫及周边社区旅游商业化表征分类的基础上,梳理其社区旅游商业化的治理成效及治理困境。再运用静态博弈模型与决策树,分析布达拉宫及周边社区旅游商业化的治理中各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并探析治理困境的原因。研究发现,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受到各利益主体间权力大小和利益选择的影响。政府及相关部门处于强势地位,主导并采取措施治理旅游商业化。布达拉宫的各空间圈层在商业化治理过程和难度上都存在明显差异。引起治理困境的原因主要是“权”与“利”的纠葛、商业化控制的阈限不清晰、利益主体之间的沟通不畅。在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各治理主体共同重构一个相对均衡的“利益－权力”关系结构,以保证社区旅游商业化得以有效治理。     

权力-空间视角下城市文创旅游空间的生产与演化——以上海田子坊为例

近年来,旧城更新形成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向旅游目的地转型已成为普遍趋势。既有研究对文创园区和旅游地形成的空间生产机制有所挖掘,但对文创产业园旅游转向的内生性动力的认识有待深入。本文结合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理论和福柯的权力空间思想,采用实地调研、深度访谈与半沉浸式观察相结合的综合方法,从宏观-微观互动的角度对田子坊文创旅游空间的生产和演化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各行动主体基于社会关系和空间主权形成权力-空间关系;② 为实现增长的集体目标,城市政府引导了具有生产性逻辑的空间制度设计,并与微观行动者进行权力的分配与互动,形成空间规训和生产机制;③ 在表征的空间中,商户的日常生活实践通过多样化的服从与抵抗的能动性策略,形成差异化的微观空间生产,推动文创旅游的空间实践与演化。研究还针对文创园区旅游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治理启示。     

长海县海岛旅游化效应时空分异研究

研究以海岛旅游规划为基础,以大连长海县为例,分析长海县海岛旅游化效应的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海岛在旅游地演化过程中表现为旅游地景观旅游化阶段（2002-2009年）和旅游地后台旅游化阶段（2009-2012年）。② 在旅游用地的时空扩展尺度上,呈现出时间扩展和空间扩展并存的格局。在旅游用地的功能变化上,海岛土地的功能逐渐从单一功能向综合多元化功能转变。③ 在机理研究上,以旅游资源为原生动力,旅游交通、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等为内生驱动,政府政策引导旅游企业和旅游客源市场等为外部驱动成为海岛旅游化的主要动力。     

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空间关系、演变及驱动因子——长江三角洲城市级别体系新认识

以“揭示规律、验证规律”为研究逻辑起点,提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数理空间分布模型及其时空演变模型,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为例,系统搜集1995~2014年系列基础数据,探讨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的空间关系及其演变机理。结果表明：① 20 a来长三角地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的数理空间分布呈三段“金字塔”式结构,城市级别越高,分布数量越少;② 三元空间关系在演变中,1995~2009时期内的三阶段符合演变模型的A线关系趋向,2010~2014阶段呈“核”式分布,旅游对城市规模存在倒逼效应;③ 依据城市4个基本象限类分布,级别高的城市分布在Ⅰ类区,Ⅳ类区与Ⅱ、Ⅲ类区间存在单向转换与演变关系;④ 对驱动因子剖析,政府政策的倾斜、城市规模效应以及旅游的快速发展共同促成三元关系的演变格局。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识别及时空演变分析——以郑州市为例

基于2007年和2017年郑州市POI数据,采用随机森林模型和样方比例法识别其城市内部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并利用核密度等方法分析研究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时空演变格局。结果表明：① 随机森林作为新兴的机器学习算法,能够识别“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且具有较高的精度。② 郑州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分布格局与城市功能分区相匹配,生产空间集聚分布在产业集聚区,生活空间在城市中心城区内呈面状分布,生态空间整体呈点状分布。③ 随着郑州市城镇化建设和基础设施的完善,10年间郑州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空间分布格局更加合理,生产空间向产业集聚区集聚,生活空间逐渐分散,生态空间分布更加均衡。基于POI数据,利用随机森林模型对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识别方法更加有效,识别结果更加精准,能够在更小的尺度上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数据与方法支撑。     

广东省就业空间的性别化及权力特征

采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以市辖区(县、市)为基本地理单元,对广东省的21个地级市133个样本进行性别与就业空间的实证研究。通过分别对男性和女性6类就业区的比较分析发现,①广东省不同性别的就业整体同构与一定程度的性别隔离并存。整体同构来自互补性的就业角色,两性关系是平等的;性别隔离来自于隔离性的就业角色,两性之间存在着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关系。女性就业在与男性总体平等的同时,也存在被边缘化的现象。②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制造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不同性别的就业空间形成了中心-边缘结构。高度集聚的就业活动分布在环珠江口的珠江三角洲的经济中心区,与珠三角以外的其他就业区在空间上形成了核心-边缘结构。③不同性别的就业空间具有权力特征,具有生产性。中心-边缘结构构建了一种以广州和深圳为极点的就业空间秩序,这种结构制约着区域就业空间新秩序的出现,也体现为区域就业秩序下一种社会经济关系的生成。④在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下,除粤东部分传统地区之外,广东不同性别的就业差异并未构成整体的就业空间性别化。     

基于女性主义地理学的消费空间性别关系建构——以西安“世纪金花”购物中心为例

近年来,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研究内容转向身体、身份认同和象征空间等微观地理,消费空间的性别研究成为关注热点。文章基于女性主义视角,借助对典型消费空间的实证调查,考察空间性别化特征以及性别因素决定下的空间之权力隐喻关系,总结了人—地互动模式中的性别建构特征。研究发现,消费空间为女性提供了参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场所,见证了女性空间权的觉醒与实践,但女性仍受男性规训与控制;现代女性在消费空间中的行为延续了传统的角色定位,公共空间参与度并未显著改变她们的性别角色和在家务上的性别化分工;消费空间再现和建构的性别关系、性别地位是一种典型的隐形歧视,女性处于实际上的不平等地位。因此,空间和性别不可分割且互为构成,两性在消费空间中的表现实质上是性别权力关系的投射,折射出这一地理空间中两性的宰控关系。     

历史街区更新驱动下的旅游绅士化研究 ——以佛山岭南天地为例

综合采用质性和定量方法,从社会阶层、物质环境和消费方式等层面研究佛山岭南天地的旅游绅士化现象,并分析原住民在绅士化过程中的情感特征。结果发现,物质环境改造加速了地方社会阶层的更替,原住民大多被游客、中产阶级和房产投资者所替代,空间利用方式呈现出高度商业化特征。旅游绅士化虽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的环境改造和经济发展,却衍生出阶层更替、社会排斥和空间隔离等副产品,使传统的本地化生活空间转变为“资本空间”与“消费空间”。城市历史街区改造不同于一般城市更新,街区更新应以地方性为落脚点,尊重原住民的情感与历史记忆,不应简单通过商业化手段推进历史街区更新。     

物质、情感和权力：跨国移民与家的地理学

随着新文化地理学对流动研究的持续关注,家逐渐成为理解跨国移民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概念。本文回顾了家的地理学与跨国移民研究的文献,结果发现：首先,跨国移民家的研究开始吸收物质、情感地理学及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文化地理学者可以结合物质、情感与权力创新“家”的理论;其次,跨国移民家的空间政治主要是基于女性、边缘化阶层以及形式上的公民权,有关男性、精英阶层、内容上的超公民权等研究不仅会成为跨国移民研究的趋势,也会为流动性背景下家的研究提供更多的视角。最后,本文提出跨国移民“家”的实践三要素（物质、情感与权力）概念框图,强调从住宅空间、城市空间与跨国空间尺度对家的实践及尺度互动机制进行探讨。     

高铁网络化下中国城市旅游场强空间格局及演化

交通是旅游系统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四纵四横”高铁网络是中国“交通革命”的重要里程碑,高铁网络化对中国城市旅游可达性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进而极大地改变城市的旅游吸引力和辐射力。本文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测度高铁对全国338个城市可达性影响,进而分析高铁网络化全国城市旅游吸引力空间特征及演变。结果表明：① 高铁网络化下中国城市可达性整体得到优化,可达性空间格局呈现明显交通指向性,形成“高铁廊道”效应;② 高铁网络化下中国城市旅游场强空间格局呈现出“多中心”环状发散和“枝状”扩散的双重特征,尤其是沿高铁线“枝状”扩散更为明显;城市旅游场强变化率在高铁线形成高值走廊,并呈现以高铁轴线为中心向外围递减的空间格局;③ 高铁对高旅游场强区和较高旅游场强区影响最为显著,分布城市数量大幅增加,面积拓展超过100%;且高铁提升了区域中心城市旅游场强值,旅游吸引力辐射范围沿高铁线扩张。     

近15年来中国古村镇旅游商业化研究进展

古村镇旅游商业化成为旅游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运用文献资料法分析近15年来中国古村镇旅游商业化研究进展,按研究内容将已有研究主要归纳为古村镇旅游商业化的概念、特征、影响与评价、成因、对策和建议等几个方面,研究方法以描述性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逐渐增多。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中国古村镇旅游商业化研究趋势：完善概念等相关理论知识;扩宽研究视角;加强古村镇旅游商业化的定量测评,同时应与质性研究相结合;拓展案例地的研究范围;重视古村镇旅游商业化演化过程的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