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网络特征对吸引国内投资的影响——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投资是塑造区域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之一,城市在区域网络中的地位和组织关系对投资吸引力存在重要影响。基于企业投资联系数据,本文分别构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城市网络和吸引区外的国内投资联系,并刻画了其网络特征和投资空间格局;采用负二项回归方法回答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网络特征如何影响国内其他城市对该区域投资”的这一研究问题。研究发现（：1）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网络呈现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轴-辐”式网络空间结构,省际存在着明显的壁垒,城市网络特征各项指标的时空分布存在明显的异质性（;2）长江中游城市群吸引国内投资的来源地呈现出“东密西疏”的空间格局,投资吸纳地集中在武汉、长沙、南昌三大省会城市（;3）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网络特征和区位因素共同对城市投资吸引力存在影响,网络特征中象征城市威望权的入度和权重入度,以及象征城市控制权的出度对国内投资的吸引力起到显著正向影响,然而由于网络发育尚不成熟,网络结构指标对投资吸引力的影响尚不显著。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力研究

从生态、居住、公共服务、休闲环境等人居环境核心系统出发,综合运用AHP、地理探测器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时空演变过程、核心驱动力、驱动机理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表明：① 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格局呈现出西北部相对下降,东南部逐渐提升的过程,优质的人居环境逐步向环鄱阳湖地区及京广线沿线集中分布;② 生态环境质量格局逐渐呈现以襄阳-吉安连线为界,东侧质量显著优于西侧的格局。京广线沿线城市的居住、公共服务质量始终优于江西片区浙赣线沿线城市,但休闲环境质量则逐渐劣于江西片区浙赣沿线;③ 城市人居环境演变驱动力作用对象、程度、方向各异。其中经济发展、政府投入为城市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动力,社会群体收支为其内部关键动力,而土地供给与建设投资为现阶段次要动力,此外,城市规模通过集聚、催化作用推动城市人居环境的演变。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竞争力的空间演化

构建城市竞争力多指标体系,从空间分布视角,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竞争力的结构演变进行定量分析,发现:(1)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竞争力空间格局整体呈三大"核心(一主两副)—边缘"板块结构,且保持时间惯性和空间惰性,时空演变呈"总体锁定,局部变动"特征;(2)长江中游城市群竞争力分布具有总体格局的均衡性、空间分异的规律性和内部竞争结构的异质性;(3)5个主因子空间分异显著,仅第一主因子与综合竞争力空间耦合良好,第一、第三主因子重心迁移轨迹趋向几何中心"均衡点位"。     

都市区视角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思考

本文首先对都市区、城市群概念、标准进行界定,并将城市群建立在都市区基础上,从而为城市群的认定划分提供了具体的指标依据;进而用近两次人口普查和2011年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数据,对社会经济意义上的长江中游地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10年长江中游地区共有都市区22个,比2000年新增2个;长江中游城市群由四省内部相对独立的四个小城市群,沿东北-西南和西北-东南十字形轴向组合而成。最后根据长江中游城市群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和区位价值的提升等提出四点发展建议。     

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兼论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金融集聚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本文使用2007—2019年黄河流域75个样本城市数据,绘制空间分位图分析黄河流域金融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的时空格局,构建面板计量模型检验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最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检验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空间溢出影响。研究表明：(1)黄河流域金融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差异显著,既表现出一致性,同时还存在一定的错位性。(2)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倒U形”特征,并且环境规制在此影响过程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3)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非线性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发挥的正向调节作用在上中下游城市中呈现出异质性。(4)黄河流域整体的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影响也呈现“倒U形”的特征,并且空间溢出影响在上中下游城市中表现出异质性。研究结论对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以及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平台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平台作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集聚创新资源的核心支撑载体,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抓手。论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区域,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Ripley's K函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2017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省级以上创新平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平台整体呈现出集聚分布特征,以武汉、长沙和南昌为核心呈“品字形”的分布格局;② 基于不同等级和不同功能类型划分的各类创新平台均呈现出显著集聚的特征,但集聚强度和集聚状态存在一定差异;③ 创新平台总体和不同类型创新平台的空间集聚存在尺度效应,随地理距离的变化空间集聚趋势先增强后减弱;④ 创新平台的空间分异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金融实力、信息化程度、利用外资水平、人力资本条件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为交通可达性、城镇化水平、经济基础和创新氛围。     

黄河流域兰西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其空间收敛性

基于2010—2018年黄河流域兰西城市群县域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技术和空间收敛模型分析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其空间收敛性。结果表明：① 环境规制效率呈现“中心高边缘低”的空间特征,环境规制效率由“大差距低强度”向“小差距高强度”转变;② 环境规制效率具有空间相关性,环境规制效率的热点区-冷点区与经济发展的高水平区-低水平区具有空间趋同性;③ 环境规制效率存在空间收敛性,在考虑社会经济因素和空间因素的情况下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收敛性增强;④ 经济水平、政府干预、能耗强度、工业化率和人口密度等因素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收敛性产生影响。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活力水平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地理“大数据”的出现为研究城市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基于兴趣点（POI）和位置服务（LBS）的地理“大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数理统计分析等方法,尝试探讨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活力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活力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武汉、南昌和长沙中心地位突出,城市群边缘形成片状活力“洼地”的空间格局;②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活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耦合关系,低度耦合城市少,较高度耦合和高度耦合城市较多;③高校资源、经济密度、基础设施水平和信息化程度4个因素是影响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活力的主要因素,各因素的影响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     

长江中游城市群铁路客运联系及其空间格局演变

基于铁路客运交通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外部连通、内部连通两方面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铁路客运联系及其空间格局的演变。结果表明:(1)2009年~2015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内武汉、长沙、南昌3大中心城市在对外联系和对内联系方面均呈现"武汉最强,长沙次之,南昌最弱","马太效应"日益显著;(2)武汉、长沙、南昌三市的对外联系主导方向各异,存在明显的空间错位现象;(3)2009年~2015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内31个城市的铁路交通地位发生较大变化,武汉、长沙、南昌三市的铁路枢纽地位得到巩固与提升,与其作为三大战略支点的地位逐渐匹配;(4)长江中游城市群铁路客运网络中心化程度较低,集中趋势不明显,表现为较低水平的多中心格局;(5)2009年~2015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铁路客运联系网络空间格局由五边形转变为"品"形,省际毗邻城市之间的联系有待进一步增强;南昌市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的铁路网络建设也有待完善,以增强其在"中三角"中的支撑地位。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际竞合空间格局分析——基于城市竞争力与空间相互作用的视角

基于城市竞争力与空间相互作用的研究视阈,借助SPSS主成分分析法和ArcGIS空间插值手段,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际竞争―整合分析的基本框架,揭示城市群内城际竞合空间格局特征和作用机制。结果显示：1）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际竞争格局总体呈“核心―边缘”结构特征,3个子城市群内部竞争格局分异显著;多竞争要素的交互耦合、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行政和地理分割、交通等是城际竞争格局形成的主要动力机制。2）城际整合格局整体表现出“群（圈）内＞群（圈）际”的空间分布态势,沿主要交通轴线形成“吸管效应”,城际竞争与整合格局呈现“整体吻合、局部偏离”特征;城际整合格局是距离衰减规律和增长极辐射效应等因素主导形成的产物。3）在城际竞合分析的基础上,从规划融合、交通一体化、产业分工等多方面提出了竞合发展政策建议。     

基于大学生认知地图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范围认知

国务院《长江中游城市群规划》的颁布虽然结束了一直以来的“中三角”和“中四角”的争论,但与公众对其空间范围的认知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问卷获取武汉、长沙和南昌三市大学生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范围的认知地图,并绘制认知范围集成图、密度图和认知比例图等分析其认知特性;通过构建面积偏差系数和中心偏差系数度量了认知地图与规划地图的差异,探究个体社会属性对认知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三市大学生的认知地图呈“武汉+”的特色,长沙市有“南向偏移”的趋势、南昌市“东南向偏移”趋势明显;② 三市大学生的空间认知范围与《长江中游城市群规划》的范围存在差异,其中南昌市大学生差异最大,长沙次之,武汉最小;③ 个体社会属性与认知差异存在关联,其中性别、居住地、专业和居住时间变量为显著影响因子。公众空间认知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城市群发展的政策偏好,研究结论可为未来城市群的构建和城市政策的制定提供新的参考。     

基于交通可达性与城市竞争力的城市腹地范围识别——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通过构建相应指标体系,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测度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竞争力。在GIS软件支持下,基于时间成本距离栅格的交通可达性分析,利用场强模型,对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腹地范围进行识别。研究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竞争力空间分布差异较大,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达5.84倍,与行政级别具有一定关联性。从交通可达性来看,1 h圈空间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附近,≥3 h圈主要分布在远离省会城市的外围地区,以及岳九咸（岳阳、九江和咸宁）省际交界区。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间交通发展缺乏统一规划与协调性,内部交通联系较为薄弱。从空间场强来看,高场强区集中于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低场强区分布于交通通达性较差的边缘与外围地区,尤其是省际边界地区。场强空间分布与城市竞争力与交通可达性分布具有较强的吻合度,但省际间协同发展程度低。城市腹地范围来看,湖北省大部分城市腹地面积较小,江西省城市腹地面积相对广阔,湖南城市腹地面积居中,三大省会城市腹地面积远超过其他城市,意味着长江中游城市群业已形成以省会城市为多中心的复合型极核发展格局,但内部一体化程度偏弱。从腹地与行政范围的层叠结果来看,城市腹地与市域行政范围吻合度较差,省会城市扩伸率要高于其余城市,而且三大省会城市的域外腹地面积比例远高于其他城市,九江、岳阳、宜昌、常德、新余、景德镇等地域外腹地面积比例也较高。总体来说,长江中游城市群仍停留在子圈内一体化的阶段,还未实现三圈融合和高度一体化发展阶段。     

长江中游城市群货运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菜鸟货运路线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QAP回归分析等方法解析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货运网络呈现“一核多极”的空间形态,以武汉为核心,长沙、南昌、九江、上饶为次级中心的散射状结构。(2)网络整体中心性水平较低且空间联系极化效应明显,武汉中心地位突出。(3)网络大致形成7类凝聚子群,出现优势城市强联系、弱势城市孤立局面,子群结构及协作关系有待优化。(4)人口规模、物流设施点、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对货运联系网络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物流设施点与货运路线存在高度正相关。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关联网络演变研究

基于生产性服务企业内部组织的关系型数据,从联系、节点、类型3个方面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关联网络演变特征进行解析,在此基础上揭示影响城市群网络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处于以快速拓展网络联系覆盖范围为主的初级阶段,并逐渐呈现出轮轴状空间形态特征;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层级化集聚态势明显,且网络节点数量和强度中心度分别呈现出清晰的“金字塔型”和“倒梯型”的结构特征;综合考虑各研究单元在网络中的相对联系规模和主导联系流向,可将研究单元分为网络流出活跃区、均衡活跃区、网络流入活跃区以及非活跃区4种类型,且空间分异格局日益清晰;市场力量、政府力量和技术力量等因素共同驱动着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关联网络的时空演变。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的空间效应

土地作为各种资源要素的空间载体,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是化解人地矛盾的关键突破口。转变土地利用方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是减缓中国土地供需矛盾,维护土地生态安全的关键途径。基于2008—2019年中国26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EBM-DEA(Epsilon-Based Measure-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模型、ArcGIS空间分析及不同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的演化特征及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其空间效应。结果显示：(1)研究期内,中国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具有较强的时空异质性,“东高西低”的梯度分布格局较为凸显;(2)产业集聚对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的空间效应具有显著的“U”型关系,即产业集聚超过一定阈值才能有效突破“索洛悖论”,提升本地与邻近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3)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波特假说”在中国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中的适用性;但环境规制的“挤出效应”,也可能使邻近城市成为“污染避难所”,从而降低其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通过研究以期为合理指导产业集聚与环境规制政策制定,实现城市...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多分形特征

在城市群越来越演化为多尺度、多区域复杂系统背景下,有必要引入多分形理论与方法研究其空间结构。本文基于2018年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计算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及其局部的多分维谱,根据谱线分析不同尺度下长江中游城市空间结构的多分形特征。结果显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夜间灯光容量维在整体和局部都出现双标度现象。② q < -5.5时,整体广义关联维谱线突破理论上限2,在q > 0时,武汉城市圈和环长株潭城市群的分维显著较高。③ 整体的局部分维谱和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宜荆荆城市群局部分维谱表现为单峰偏右。根据上述结果,得到和验证了以下结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② 长江中游城市群不同层级和区域的空间结构差异显著,呈现出多尺度复杂特征。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在不同尺度中均倾向于中心集聚式发展。研究揭示多分形模型能够从尺度依赖视角有效揭示巨型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复杂性及其背后的问题,具有很好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分析前景。     

城市技术创新与合作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为例

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与合作是引领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当前技术创新与合作对城市/区域绿色发展的作用尚不明晰。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为案例区域,通过构建绿色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2006—2018年间各城市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以及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化格局,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探究城市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能力以及绿色发展水平在研究期内均显著提升,同时在群间和群内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下游城市群及高等级城市往往具有较高水平。② 城市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的总体影响呈“U”型关系,而城市对外技术合作对绿色发展的总体影响则呈显著正相关。③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城市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对绿色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具有显著差异。长三角城市群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技术创新与合作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整体实现了区域绿色协同发展,但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的大多数城市尚未实现技术创新与合作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研究认为在科技创新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城市的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均对绿色发展产生正向群体效应,而发展中的城市群应努力度过创新的“黑暗期”,尽早跨过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关系的“门槛值”,并大力提升对外技术合作水平。     

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的时空演变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对资源要素的需求量大增,城市和区域间对要素的争夺不断加剧,强化自身要素集聚能力成为各城市和区域面临的紧迫挑战。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对1995-2014年20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5-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综合集聚能力在波动中保持增长,在全国处于第四极地位;城市群内城际要素集聚能力差异在波动中保持平衡;科技创新、金融、对外开放等要素更趋向于集聚分布。② 1995-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格局形成了以武汉、长沙、南昌等核心城市为主导的多中心“核心—边缘”结构,空间格局变化较小;其要素集聚格局仍处于初级的中心城市极化发展阶段,一体化的要素集聚组合体尚未形成。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格局较为分散,首位城市武汉在整个城市群的要素集聚首位度较低;要素集聚重心跃迁路径沿“西北—东南”整体走向进行往复迁徙;各类要素集聚格局演化分异显著,大部分要素集聚格局呈中心城市指向特征。     

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对旅游生态效率的门限效应及空间差异

环境规制手段与环境规制水平的动态调整是引领旅游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采用熵值法和非径向SBM模型解读2003—2018年长江经济带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自愿型3种环境规制与旅游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综合运用普通面板回归和面板门限回归辨析3种环境规制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1)命令控制型表现为“U”形演变轨迹并呈“西部高值集聚、东部与中部低值集聚”的空间格局,市场激励型由东至西呈梯度递减特征,且随时间推移愈发显著,公众自愿型则先震荡下跌后缓慢提升。(2)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均值距离最佳生产前沿面仍有29.6%的改善空间;纯技术效率均值高于规模效率,是促进旅游生态效率改善的重要因素。(3)命令控制型与旅游生态效率呈正线性关系;市场激励型与公众自愿型分别产生单门限与双门限的非线性影响,随环境规制水平提升均呈“负向效应逐渐减弱、正向效应开始显化”特征,并存在“东部>中部>西部”的空间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