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粮食生产与耕地变化的分析及预测

运用Excel软件,在分析河南省改革开放以来耕地、人口、粮食动态变化的基础上,分析了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的变化特点;运用预测理论对未来15年耕地、人口、粮食、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进行了预测.研究结果显示:1978年以来,虽然河南省人均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但由于耕地生产率不断提高,粮食产量和人均占有量却在持续增加,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呈现降低的趋势.未来15年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将进一步降低.可见,依靠增加投入和科技进步从而不断提高耕地生产率,是减轻耕地压力、保证粮食安全生产的根本途径.     

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根本途径

以浙江省、河南省和陕西省为例,运用耕地压力指数模型,对我国东、中、西部粮食安全状况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显示:人均耕地面积自东向西依次增大,但耕地压力指数中部最小,粮食安全水平高于东、西部,原因在于东部地区主要是由于耕地资源流失严重,导致人均耕地面积过度降低;西部地带尽管人均占有较多的耕地资源,但因自然、经济、技术条件等因素的限制,耕地生产率水平较低且提高缓慢,人均所需耕地面积较大,致使耕地仍然承受了相当大压力,粮食安全状况形势严峻.由此可见,耕地资源数量的丰缺,并不能全面反映粮食安全水平,即使拥有数量充足的耕地资源,但由于耕地生产率水平低下也将使粮食处于不安全状态.这并不是否认耕地保护的作用,在保护耕地占补平衡的同时,更要保护耕地的生产力水平,即保护耕地的质量.因此,在保持耕地面积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依靠科技进步,增加物质和技术的投入,提高粮食单产,是今后中国保证粮食安全的必由之路.     

基于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的普安县粮食安全研究

地方粮食安全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耕地是粮食生产的物质基础,耕地变化必将对粮食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以贵州省普安县为例,运用最小人均耕地面积耕地压力指数模型测度粮食安全状况,分析了普安县1997-2010年间粮食安全和变化特点,并运用回归分析法、指数平滑模型,对其未来10年最小人均耕地面积以及耕地压力指数进行了粮食安全预测,同时提出了保障粮食安全的建议。     

基于粮食安全的区域耕地压力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运用"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及"耕地压力指数"的概念和计算模型对辽宁省1997—2007年间耕地资源动态变化进行了定量分析,应用灰色系统GM(1.1)预测模型对未来15年耕地压力变化进行了预测,据此提出了耕地利用和保护对策。研究结果表明:辽宁省工业大发展以来,特别是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虽然占用了一些耕地,但耕地压力指数不仅没有加剧,反而呈现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耕地生产力在不断提高。科技进步以及生态建设的完善是未来减轻耕地压力、保障耕地、人口和粮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耕地资源的安全评价与预警

文章提出了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和安全标准，并对我国耕地安全进行评价与预警。文中指出，短期内我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和耕地补充系数处于安全区，但前者在全国范围内差异较大；人均耕地后备资源量不足，处于危险状态；耕地总体质量处于危险到高度危险状态。长期来看，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和耕地后备资源量的减少，决定了2010年和2030年我国耕地供给的安全程度处于值得关注区。尽管经过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可提高耕地的质量，但耕地供给的压力将是巨大的和长久的。     

宁夏耕地压力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时空特征分析

根据耕地压力指数和重心坐标模型,计算了宁夏回族自治区1980-2012年耕地压力指数及GDP重心坐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耕地压力指数在时间上的动态变化及空间上的差异;并通过地理关联率的计算,进一步探讨了耕地压力指数与GDP在空间上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30多年耕地面积减少了37.8×104 hm2,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实际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小,耕地压力指数总体随时间呈减小趋势,到2012年减小到0.72;但各县(区)耕地压力差异较大,北部能源开发区一直是宁夏耕地压力最大的地区;中部干旱区和南部黄土丘陵沟壑区在2000年以前耕地压力较大,而后明显减轻。经济发展、农业科技、水利工程及生态移民政策共同影响了耕地压力变化。到2012年耕地压力和GDP地理关联率为0.85,表明两者之间的地理联系率较高。     

基于耕地压力指数的河南省粮食安全状况研究

利用1978—2012年的统计数据,结合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模型,分析了河南省总体与17地市耕地压力变化规律及成因。结果显示:研究时段内虽然河南省的人口数量和粮食需求量持续增加,但由于科技进步、农资投入加大使得产量增加从而全省总体耕地压力指数呈波动降低趋势。1998,2005和2012年,郑州、平顶山、三门峡、洛阳和济源耕地压力指数过大,主要原因:(1)复种指数低于全省平均值;(2)受耕地自然条件和农业科技水平限制导致单产水平过低;(3)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省平均值。2003年还有粮食因灾致单产低的因素影响。通过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单产与复种指数、制定有利于农业发展和耕地保护的政策制度以及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念可以有效缓解耕地压力状况。     

北京耕保底线测算和“等效面积”耕保机制

在明确粮食生产作为耕地基础性功能的前提下,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提出了2020年北京不同耕地保护目标下的3种情景模式,分析了各情景经过生产波动校正后单产情况,采用最小人均耕地面积法,结合粮食自给水平和规划人口数量测算了北京耕保需求的底线数量.结果显示,无论以何种目标进行耕地保护,北京的耕地保护压力都是严峻的.结合测算分析结论,并针对现有耕保政策对耕地保护单一采用数量约束指标的问题,提出 "等效面积"的概念,采取综合权重系数方法对影响耕地质量和作物产量的基本因素和拓展因素进行了分析,将耕地实际面积转化为等效耕地面积.最后,从制度和政策方面分析了基于"等效面积"的耕保机制.     

省域耕地资源数量安全底线测算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文章通过对耕地安全内涵的研究,提出耕地资源数量安全底线测算方法。耕地资源数量安全底线具有时间性、区域性和条件限制性,与人口、粮食自给率和人均粮食需求量成正比,与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成反比。文章以江苏省为例,在确保省域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对人均420kg（2010年）和437kg（2020年）粮食需求量下不同的耕地安全底线进行了测算．并与预测的耕地面积进行比较,得出结论：耕地安全底线呈快速上升趋势,预测耕地面积2010年比耕地安全底线低2．06万hm^2,2020年比耕地安全底线低33．24万hm^2。最后针对江苏省耕地资源数量安全保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980–2015年间吉林省耕地利用变化对耕地压力的影响研究（英文）

耕地资源保护利用对于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生态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本文以吉林省为研究区,以1980、1990、1995、2000、2005、2010、2015年遥感影像及统计数据为数据源,采用转移矩阵模型和耕地压力指数模型,对研究区耕地利用变化的时间特征、空间特征及耕地压力指数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在时间尺度上,1980-2015年间耕地数量从701.88×10⁴ha增加到762.82×10⁴ ha,人均耕地面积从0.1524 ha增加到0.1707 ha,耕地压力指数从0.7922增加到0.7953;在空间尺度上,1980年及1990年吉林省耕地压力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1995年集中在南部和东部地区,2000年集中在西南和东部地区,2005年集中在南部和东南地区,2010年和2015年集中在南部、东南部及中心地区。耕地压力变化的方向主要从吉林省的西北部向东南部转移。     

经济快速发展地区耕地资源优化配置模型分析 ——以江苏无锡市为例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耕地资源短缺,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对耕地的占用使耕地资源供给更趋紧张。从发展的角度,合理确定区域耕地资源容许城市、生态建设的占用量,具有重要价值和实践意义。基于对无锡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耕地资源态势,以及用地需求与耕地资源变化关系分析,构建了区域容许耕地转换模型(MAC),并应用该模型测定了无锡市2030年以前容许“非农”建设占用的耕地量。据此确定区域耕地保护的底线和调控指标,为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区域耕地资源优化利用提供一种新思路。同时,为多目标导向下的区域耕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量化方法和决策依据。     

中国农村转型与耕地保护机制

我国农村和城市的发展都处在转型时期，对土地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展，而开发边际土地的余地已经有限，未来耕地食物安全的形势将更趋势严峻，因而保护耕地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但实际上由于缺乏保护机制，耕地仍在继续向效益更高的其它土地用途转移，因此，保护耕地的根本大计在于建立机制，保护耕地的经济机制是提高农业的比较经济效益，耕地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实现至关重要，在政策管理机制方面，要强化政府在耕地保护中的作用，规范土地管理行为，明确独立于市场的政府土地管理目标，并以法律形式固定的规划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城市发展要加强内涵集约度。     

中国城市土地城镇化多层级影响因素分析

土地城镇化是地理学与土地科学交叉的核心研究领域。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土地城镇化作为城镇化在空间的具体体现,已经成为学者和政府共同关注的焦点。土地城镇化受到省、市多层面因素影响,单一层面的影响因素并不能完全有效解释中国特殊行政体系下的多层级关系。本文采用熵值法对中国省、市两个层面影响因素的不同指标进行客观赋权,建立两层线性模型,对2005年和2016年全国102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土地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市级层面,2005年要素投入和公共服务是影响城市土地城镇化的主要因素,其中以要素投入最重要。2016年经济发展水平成为最关键的影响因素,要素投入、公共服务、人口集聚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依次降低。② 省级层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是土地城镇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政府资源保护态度、生态和农业资源与市级因素以及城市建成区面积呈显著负相关。根据区域所处发展水平的不同,政府开发态度、地理区位与市级因素存在复杂的影响关系。③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城镇化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土地城镇化进程逐步由政府主导转向经济驱动。多层级土地城镇化研究,可以更好地解析不同层面影响因素对土地城镇化水平影响机制和跨级关系,为更合理精准的城镇化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长江三角洲土地利用变化与粮食安全分析

定量描述粮食产量对土地资源波动响应的程度对理解区域土地利用变化与粮食生产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地面积变化与粮食生产相关性及耕地质量变化对粮食单产的影响,分析粮食生产对土地利用变化响应的敏感性。结果表明:粮食产出与土地利用变化具有强相关性,耕地质量和数量的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粮食安全敏感系数在不同时间段呈规律性变化,且在波动中平衡,耕地数量与质量变化是粮食安全的重要制约因素。     

面向空心村综合整治的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探析

如何通过空心村综合整治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通过梳理空心村整治和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概念内涵,明晰了新型城镇化、乡村重构、空心村整治和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之间的内在关联;根据不同空心村整治类型例证了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模式,并提出面向空心村整治的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及制度保障措施。结果表明：空心村整治的实质是实现以农村土地要素为载体的要素有序流动及其优化配置,乡村重构和空心村整治互为理论依据和推动途径,空心村整治和新型城镇化互为重要内容和研究背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重构则互为政策推力和实现方法;对应于空心村综合整治途径,将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分为城乡一体型、中心社区型和就地改良型3种模式;当前需要发挥市场对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重点改革土地征收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宅基地流转制度和农村土地退出制度,完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税费制度,从而有效提升农村土地利用效率。     

苏州市耕地面积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力差异性分析

基于1972—2005年苏州市统计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苏州市初级生产阶段和工业化阶段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总人口的增加是导致苏州市初级生产阶段和工业化阶段耕地面积减少的最主要驱动因子;而产业结构升级在苏州市初级生产阶段对耕地面积减少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工业化阶段则减缓了经济发展对耕地占用的压力;城市化率的提高在工业化阶段对耕地面积减少起到了减缓作用。在工业化阶段,苏州市不同地区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子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湖北省随州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变动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

采用GIS技术及多种统计分析方法,对湖北省随州市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变动状况及其对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进行了整体分析,初步揭示了城市化的综合发展状态及其所包含的人口及土地两个方面的变化特征,并明确了人口变化的主导作用。分析表明,随州城市化处于中期发展阶段并呈现与工业化同步的发展状态,在此前提下城镇人口迅速增长,空间分布向中心市区集中,但农业就业比重偏高,同时土地利用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     

河北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资源约束分析

随着人口增加、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资源需求量大幅上升,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供给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该文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角度分析河北省2020年水、耕地、能源等资源的需求量和可供量,得出河北省水资源的压力最大,其次是土地和能源,并提出加快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的措施。     

基于EMD的山东省GDP增长与耕地变化的关系

本文首次用EMD方法,对山东省的经济增长与耕地面积变化关系进行比较分析,试图找出两者的互动关系,以期对山东省的耕地资源保护有所借鉴。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GDP增长的波动周期为13年、23年、37年和55年;山东省耕地变化的周期为9年、13年、37年和55年。这充分证明了GDP增长的波动对山东省耕地周期性变化的驱动作用。到2015年前后,山东省经济增长的耕地代价性损失将大大减少,耕地数量将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经济增长和耕地数量减少进入一个良性的发展阶段。最后,本文首次尝试建立有周期的动力学模型,对山东省未来20年的耕地面积变化进行了预测。     

干旱区绿洲城市化发展与耕地保护协同性分析——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特别是工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耕地非农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耕地数量变化体现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因此,研究耕地资源与城市化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有助于为当地政府城市规划和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处在脆弱敏感的自然环境下,干旱区绿洲城市发展与耕地资源保护存在着显著矛盾。本文基于1996-2008年的统计数据,利用回归分析法和协调度分析法分析了甘州区城市化水平与耕地资源变化的相关性及协调性。结果表明:1996-2002年耕地资源与城市化水平呈现出一定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2003年耕地资源变化略有波动,耕地面积有所减少。2004-2008年耕地资源变化逐渐趋于平稳,而在此过程中城市化水平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状态。协同度除2004年呈不协调状态,其他年份呈基本协调或较协调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