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山西省黄土覆盖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机制创新的研究

笔者认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是增加耕地和建设用地的重要来源.旧村改造型整治是多数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的模式.村集体是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的重要利益相关者,村民与村集体之间有着多重的社会关系,有能力组织村民安置和旧村拆迁,村集体积极参与有利于实现和谐整治,加快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建议构建“村委会实施、国土局监督、国家收购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新机制”.     

济南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潜力分析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规模的扩大,农村居民点用地与耕地及城市建设用地的矛盾日益突出。通过对济南市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分析,指出土地利用程度低以及土地资源浪费是农村居民点用地普遍存在的现象。同时结合国家农村建设用地标准以及济南市地形特点,计算出济南市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潜力巨大,占目前用地现状的33%,平原地区是用地挖潜的重点。在当前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形势下,应从提高土地利用程度、节约用地等方面,尽快有效利用农村居民点用地。     

湖北省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适宜性评价及分区

本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以湖北省农村居民点为研究区域,从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整理能力和整理迫切度3个方面选取10个指标,构建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适宜性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结合专家打分法确定权重并计算农村居民点整理综合分值,进一步结合人均居民点面积现状和评价结果将研究区划分为五类整理区。该研究可以为制定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规划、遴选土地整理项目提供决策依据,有助于推进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工作的有序进行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德州市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德州市位于黄河下游北岸,山东省西北部。2005年末全市总人口552．63万,其中农业人口407．21万,占总人口的74％;土地总面积10356km^2,其中农村居民点面积1437km^2,占总土地面积的13．88％。当前,农村人均居民点用地面积达237．07m^2,是国家规定标准（人均用地150m^2）的1．58倍,总超标面积达83300hm^2,粗放利用现象严重,超标部分占用较多的土地资源,若对超标部分每年拆旧复耕1％,即可增加耕地面积833hm^2。     

宝丰县:“三块地”改革破解发展难题

正2017年以来,宝丰县先试先行、积极探索,率先在全市开展"三块地"改革,通过深挖城镇规划区内建设用地潜力、抓好工矿废弃地复垦、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创新农村耕地流转模式四大举措,整治城镇空闲地3994亩,完成土地出让收入10.9亿元;完成工矿废弃地复耕2000多亩;整治复耕"空心村"、老旧危房、村边空闲地5432亩,通过市级验收4112亩,节余建设用地指标2512亩……有效破解了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资金、用地等     

农村居民点整理与集约利用——以湖南桃源县为例

集约利用土地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而农村居民点整理则是提高集约利用水平的有效手段。文章以桃源县为例,在分析其农村居民点分布及用地特点的基础上,找出了该县农村居民点用地存在的主要问题,初步探讨了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效率和集约程度的整理模式。     

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与对策

“潜力”是一个相对概念,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生产力,某种既定用途下,某一指标可能提高或节约的能力。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是指根据国家小城镇建设的相关规定,立足自身区位与自然、人文和社会经济需求,通过旧村拆迁改造和土地整理,以盘活闲置土地、增强内涵挖潜、提高土地利用率、改善居住环境为目的的一系列工程措施而增加的住宅、商业等各类建设用地面积的能力。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综合潜力内涵示意图所示。     

垦区宝泉岭分局小城填建设取得成效——整体搬迁居民点六十个 复垦用地八百八十三公顷

本报讯黑龙江垦区宝泉岭分局从2009年开始按照“宜工、宜商、宜居”的城市经营理念,加快了城镇建设步伐。截至目前,全分局整体搬迁居民点60个,搬迁5850户,复耕883公顷。     

泰州:三举措提高违法用地整改到位率

泰州市国土资源局三措并举提高违法用地整改到位率。一是确保查处到位。倒排时序,突出重点,切实抓好土地违法案件的查处、整改;对卫片执法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逐宗"回头看",确保处置到位。二是抓好拆除复耕。督促各地对纳入拆除复耕整改计划的违法用地,加快复耕进度;对复耕质量不达标的,督     

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与模式研究——以山东省日照市为例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对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与模式研究,对有序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山东省日照市为例,选择自然条件、用地特征和整理能力等指标,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结合人均居民点用地和综合评价值,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同时,结合日照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实践,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     

沂南县农用地整治潜力分析

土地整治潜力是指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针对一定区域范围内某种特定的土地用途,通过采取工程、生物和技术措施,所能增加可利用土地面积,提高土地质量、降低土地利用成本的程度。该文通过对沂南县土地利用现状和后备资源调查数据分析,以2011年基期年变更调查数据为基础,以乡镇为组织单位,以行政村为测算单元,采用全面调查和实地调研测算的方法,分析确定沂南县土地整治潜力情况。     

章丘市增减挂钩试点工作探析

章丘市严格规范增减挂钩试点程序,积极走群众自主、自愿、自治的路子,突出"四个创新",实现"四个突破",坚持"五项制度",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让农民群众得到实惠,实现了拆迁前农民群众同意、拆迁中农民群众高兴、拆迁整理后农民群众满意的目标。     

莱芜市莱城区实施宅基地规范化管理和土地复垦的调查与思考

实施宅基地规范化管理和土地复垦,推进空壳村整治腾挪建设用地指标,是进一步缓解当前用地压力,积极筹集建设用地指标的有效手段。该文以莱城国土资源分局在大王庄镇白炭坡村推行空壳村整治腾挪建设用地指标为例,阐述了白炭坡村的有关情况,村庄整治工作的主要做法以及取得的初步成效,分析探讨了实施腾挪建设用地指标推广的基础条件、准备工作以及启示等。     

生态化土地整治视角下的村域“三生”空间营造

目前,我国的土地整治已进入生态化土地整治阶段。作为一种多类型、多尺度的综合生态治理系统,生态化土地整治可以从区域和工程尺度开展村域空间布局和工程设计,营造村域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村域生态空间营造可以通过村域绿色基础设施构建,形成绿色网络空间;村域生产空间(主要是农业生产空间)营造主要是通过生态化农田整理工程布局和单体工程设计,提升生态服务价值;村落生活空间营造可以通过村落空间格局塑造、街巷空间组织,庭院空间布局和公共空间建设等多个层次,形成营造适宜的居住空间。     

经济强村兼并弱村的实施与模式探讨——以文登市金岭山庄为例

在二元土地所有制下,中国城市市区的建设用地、农村和城市郊区依法征收后新增的建设用地,属于国家所有;城市市区以外以及法律规定由国家所有土地以外的农民宅基地和其他建设用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文登市金岭山庄被位于城区的经济强村西楼兼并后,土地资源得以高效利用,加速了城市化进程,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典范。     

平阴县孝直镇关于大村制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探索和实践

平阴县孝直镇属偏远的农业大镇,为解决村庄规模偏小、布局分散和"空心村"等问题,充分利用国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以土地综合整治为平台,积极推进大村制建设,合村并点建设新型社区,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面貌,加速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     

浅析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在村庄规划中的应用

本文通过浅析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数据在村庄规划编制中的应用,旨在厘清如何将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数据应用到区域乡村空间管控当中.本文以新化县红旗新村为研究对象,从村庄规划编制中的村域综合利用现状、农村宅基地分布、乡村区域交通路网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分析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数据在村庄规划编制应用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通过挖掘第三...     

城郊型村庄用地发展问题研究—以2002—2014年莱芜市高庄坡草洼村为例

在城镇化快速演进的背景下,我国建设用地扩展导致耕地面积减少已成为学界共识。农民对城镇化进程成本支付能力低,土地成为来分享财富用于城镇化的工具,导致农村地区频频出现村庄“空壳化”、城镇人口“两头占地”、土地利用粗放等现象。作为城郊型村庄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环境优势和资源优势,不断诱发村庄建设用地扩展、延伸,使土地集约利用的趋势更为严峻。该文通过研究坡草洼村近12年的村庄形态的演变进程,挖掘造成村庄土地利用混乱、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人均建设用地不断增加的原因。在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前提下,应让静态的土地“流”起来,使沉睡的资源“活”起来,不仅能解决“就地城镇化”的土地瓶颈问题,还能让村民生活质量真正的“市民化”。     

莱芜市征地拆迁的实践与探索

莱芜市国土资源局市区分局征地拆迁过程中,严格规范征地拆迁程序,及时按要求进行安置补偿,并建立了征地拆迁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但仍存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土地级差收益和征地补偿价格差异大、地面附着物补偿标准不全面而且偏低、被征地农民安置欠缺等问题。根据莱芜市工作现状进行调研分析,并对今后工作开展进行了探讨,提出加大征地拆迁政策宣传力度,积极探索和改进土地征用补偿方式,实行留地政策,拓宽失地农民安置途径等建议。     

苍山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加挂钩试点工作探析

苍山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对统筹城乡发展、改善农村村容村貌、提高复垦耕地质量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工作中存在领导重视不够、资金不足、农民意识薄弱等问题,需进一步落实目标责任制、拓宽融资渠道、提高农民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