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居民出行特征分析及交通发展的对策

居民出行调查是城市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基础依据 ,通过对比分析广州市 1998年万户居民出行调查和 1984年居民出行调查的有关数据 ,总结归纳出广州市城市居民出行的规律、变化特征及其原因 ,并针对其特点 ,提出广州市未来交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基于巡回的北京市居民出行时空间决策的社区分异

国内以往关于城市空间结构与居民出行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出行角度的分析之上,以巡回作为基本单元,从出行决策视角探讨居民出行时空间决策社区分异的研究尚少见报导。利用2007年北京市居民活动日志调查获取的第一手数据,构建基于巡回的出行时空间决策概念模型,并采用嵌套Logit对北京市居民工作日出行时空间决策的社区分异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居民巡回类型决策的社区分异较为显著,但会随出行目的变化而发生较大变化;巡回中主要活动起始时间决策的社区分异并不显著,但起始时间与活动类型存在较强的内在联系;出行距离及交通方式决策的社区分异较为显著,对单位社区及政策性住房社区应给予更多的研究和关注。     

广州市地铁对常规公交出行成本影响及其空间公平性研究

从时间与费用两个角度研究广州市地铁建设对公共交通可达性的影响及其影响的空间公平性。结果表明:① 加权时间与费用可达性均形成“核心-外围”的空间格局。通地铁后,南部郊区加权时间可达性变化率较大,花都区变化率最低;加权费用可达性高变率地区集中在地铁沿线及边缘地区。② 不乘地铁情境下,CBD等时圈呈同心圆状,80％的居民在50 min以及2元钱花费内能到达最近的商业综合体。乘地铁情境下等时圈沿着地铁网络延伸与扩散,80％的居民在30 min以及5元钱以内能到达最近的商业综合体。③ 无论是否乘坐地铁,出行时间的不公平程度都高于出行费用的不公平程度。番禺区的社区从地铁网络中时间可达性获益最多,最不公平的是白云区的社区,其绝对和相对变化较低;中心城区由于常规公交网络发达,地铁缩短的绝对出行时间较少,而变化率高。地铁对城市内中远距离出行性价比的影响最明显。     

石家庄市居民出行碳排放趋势及其低碳对策

以居民出行方式为研究对象,探讨了2005～2009年石家庄居民出行人均CO2排放量及各出行方式CO2排放的趋势,预测了2015年的排放量,并提供应对策略。结果表明,石家庄市居民出行人均CO2排放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私家车排放量增加最快,出租车略有增加,公交车下降,且私家车排放量远大于公交车和出租车之和。2015年石家庄市居民出行人均CO2排放量比2009年增加21%,其中出租车基本未变,公交车减少45%,而私家车增加29%。实施低碳交通的措施包括控制私家车、优化公交系统结构、制定低碳政策、提高居民节能意识。     

信息技术对城市居民出行特征的影响——以南京为例

信息技术在城市生产、生活与管理中的加速应用不仅促使城市空间结构正在发生转型,也影响了城市居民的活动空间特征。论文基于社会调查,以南京为例,考察了信息技术对城市居民交通出行行为特征的影响。总体而言,南京城市居民家庭在接入信息技术上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接入互联网能力迈入快速增长期。但由于各城区间、各郊区间的信息接入能力存在显著差异,这必然会影响居民的出行行为。研究表明:在家办公的出现减少了日常的工作出行。信息网络对居民日常出行的引导作用日益突出,并出现了部分替代。城市居民家庭的交通通讯费用大幅增长,上网时间增长较快,而城区更为明显。     

北碚与重庆主城核心区的空间联系——基于交通和居民出行调查数据的分析

城镇体系中的空间联系研究可以分为大尺度的网络联系和小尺度的地域联系两种。以国内外研究相对较少的小尺度范围的城市空间联系为研究对象,选择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重庆主城核心区与作为其卫星城之一的北碚为案例地,借用数据量需求较大、结论更符合实际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系统分析了北碚区与重庆主城核心区间的空间联系。研究显示:北碚区与重庆主城核心区空间联系发展历程经历了4 个阶段,联系日益紧密;城市功能方面,北碚区已经从独立城市成为重庆主城核心区重要的功能组团,有别于传统的"卧城"概念;空间联系强度方面呈现出明显的距离衰减特征,并与地区的社会因素、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有密切关系;通过对二者空间联系解释的框架分析,表明城市政府的政策和规划在两地空间联系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     

中国居民城际出行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

利用腾讯迁徙数据构建居民城际出行网络,分析了不同时段、不同交通方式下中国居民城际出行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以及主要城市群的对内、对外居民城际出行模式。研究发现,2018年中国居民城际出行网络呈“东密西疏”空间分布格局,形成以京、沪、穗—深、蓉—渝等高中心性城市为顶点的顶层跨区级“钻石型”网络结构。“春运”时段城际出行的重心相较日常出行更偏向于西南,居民城际日均出行规模亦高于其他时段,特殊节假日城际出行具有显著的空间邻近效应。不同出行方式下的出行人口、出行范围和出行交通网络差异显著,航空、铁路、公路出行分别承担国家级、区域级和地方级城际出行的人口集散。主要城市群对内出行网络呈现“核心—邻近—边缘”空间格局,以多中心双核出行模式为主,对外出行网络则呈现“跨区—邻域—地方”的格局,以单中心单核出行模式为主。     

基于个体行为的城市居民医疗服务消费特征及社会分异——以广州中心城区为例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事关城市居民生活品质和社会公平,基于微观个体行为的公共服务消费特征探讨,有助于从需求角度审视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有效性及公平性。以广州中心城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数据系统分析转型期城市居民的医疗服务消费及社会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广州中心城区医疗服务设施配置对城市居民购房选择的影响弱于公园绿地、教育和商业设施;费用支出、服务态度及技术设备条件决定城市居民的医疗服务消费选择,空间距离作用较小;医疗服务消费出行时间集中在35 min内,出行方式以步行和公交为主;医疗服务消费支出以自费为主,消费评价总体不高。在社会分异上,高收入群体更重视医疗服务口碑和技术设备条件,对费用支出关注程度较低,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选择偏好区级及以上高等级医疗服务,对公立医疗设施评价最高;而中低收入群体以"自己处理"及选择低等级医疗设施为主;公立医疗服务空间分布相对均衡,民营医疗设施则与中低收入群体更为接近,这与西方城市公共资源分布格局中的"服务反比例法则"不一致。     

基于居民日常出行的生活空间单元的划分

本研究从行为地理学的视角,以空间稳定性假设为出发点,提出辨识生活空间单元的新方法。借鉴行为地理学关于微观个体的数据采集方法,在北京市清河永泰居住区随机选择了100 位居民为对象,对其日常活动空间的驻点信息进行了调查。通过对居住地和驻点联系的K-Means 空间聚类分析,对生活空间单元的范围进行了划分。分析表明:①属于相同生活空间单元的居民日常出行范围和频率比较接近;②小区建成年代、规划设计、房价等空间环境因素,对生活空间单元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③共用的商业设施和交通服务设施是影响生活空间划分的主要因素。利用这一方法得出的生活空间范围可应用到地区环境性能评价、城市空间管制等多个研究领域。     

中国城市居民出行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居民交通出行是目前城市地理学和交通地理学日益关注的研究领域,其中,居民出行调查与分析是改善城市交通布局的主要依据。在介绍城市居民出行基本概念和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利用收集信息与在北京、成都和大连三市16居住区1400余份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了城市居民交通出行的基本特征和动态变化以及区域差异,其中重点剖析了交通出行总量、出行目的、出行方式。重点从影响因素的角度,考察了城市居民出行的发生机理,包括城市规模和城市条件、居住区位、居民经济水平等。     

广州市重要通道高峰期交通模式聚类分析

基于广州市重要通道2016年11-12月的交通指数,通过划分重要通道的拥堵与非拥堵状态,确定拥堵状态通道的中心趋势值,建立交通模式的聚类分析模型,采取变异系数对模型进行评价,得出交通模式聚类优选模型。结果显示：广州市重要通道早高峰呈现向心型交通拥堵模式,处于交通拥堵状态的通道可划分为6种交通模式,共3种几何形态类型：滞后型、对称型和递增型。晚高峰的交通拥堵通道分布广泛,区际主干道和天河商业区内的主干道交通拥堵更加严重;处于交通拥堵状态的通道可将其划分为9种交通模式,共4种几何形态类型：前锋型、滞后型、平缓型和对称型。     

近20年来广州市人口增长与分布的时空间演化分析

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不仅人口增长迅速,而且内部迁居也频繁。利用第三、四和五次人口普查资料,采用数学模型对近20年来广州市人口分布的变化特点进行深入的探讨。首先分析了广州市人口的增长情况,广州市人口增长较前20年要缓,人口增长地区差异比较明显,城市中心的周边地区人口增长迅速,中心城区总体上人口减少;其次分析了广州市的人口分布状况,广州人口分布趋向规则化,均衡化,人口分布重心向东北向偏移,人口密度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的趋势变化,郊区化现象比较明显等;最后对广州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分布随城市规模和时空间变化特点进行了模型归纳。     

基于居民通勤行为分析的城市空间解读--以广州市典型街区为案例

行为研究是近年来人文地理研究中颇受关注的领域之一,对微观行为进行宏观归纳,进而解释人地关系是提升其理论价值的重要方向之一。GIS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研究手段上的瓶颈问题。本文将GIS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构建基于智能图的微观行为调查方法体系,并利用GIS实现微观行为及空间感知的宏观空间模拟,探讨基于城市居民通勤行为分析的空间解读方法。同时,将该方法运用于广州市,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街区进行研究。通过调查,获取典型街区实体空间信息、被调查者社会属性、通勤行为空间和对通勤沿路相关实体要素的感知等信息,进行分析与模拟。一方面,分析认为,居民通勤行为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实体空间的现状及其演化,同时,与社会空间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以调查获取的数据为实验基础,利用GIS进行基于个体对实体空间感知的宏观效果模拟实验,该方法能较好地解读实体空间的特征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具有一定的可拓展性。     

1982~2010年广州市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演变研究

基于第三、四、五和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利用数学模型对1982~2010年广州市近30 a来的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规律深入探讨。得出以下结论：① 近30 a来广州市人口保持稳定增长,人口分布总体上趋于分散,人口变化趋于缓和,尤其是近10 a来广州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缓慢降低,近郊区人口密度较快增长,远郊区人口密度逐步增加的特征更加明显;② 人口空间分布由“峰值单中心+外围小中心”结构演变为“扁平化多中心+外围小中心”;③ 广州市人口发展已进入成熟晚期阶段向老年阶段的过渡时期,但中心城区人口缺口尚未出现;④ 广州市人口郊区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2000年以来郊区化明显加快,属于市中心发展型郊区化。     

广州市工业用地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定量分析,采用GIS技术,对广州市工业用地空间演变和分异特征进行了研究。分析表明,工业用地拓展以市中心区外围地带强度最大,其时空变化除了深受产业政策和城市发展战略的影响,在空间分异上,工业用地还与行政中心、道路交通和河流水面等因素密切相关,城市和交通的等级和功能不同对工业用地分异的影响不同。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广州城市社区居民出行行为

基于行为主义的视角,从微观的社区层面研究城市居民的出行行为。选取广州市的3 个城 市社区作为案例,以218 个样本数据库为基础,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分别建立两个结构方程模 型,拟合各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其中居民出行选择的结构方程模型重点分析居民属性、居住 区位与居民出行目的、出行时间、出行方式等出行偏好之间的关系。居民出行决策的结构方程 模型则模拟居民的出行决策过程。结果显示：居民之间由于自身属性不同在出行选择和出行偏 好上存在差异,居民出行行为中居民属性和居住区位是根本,出行目的是关键,居民出行行为可 以概括为“属性决定目的,目的影响行动”。此外,居民的出行行为有其复杂的作用机制和决策 路径,居民的出行决策过程可以解读为性别决策子系统、年龄决策子系统、收入决策子系统和居 住区位决策子系统等4 个决策子系统,各子系统中路径作用的不同使居民属性和居住区位对居 民出行决策产生多重多向的效应,在复合系统的影响下城市社区居民表现出差异化的出行 行为。     

广州市地铁开发对沿线商业业态空间的影响

以广州市地铁一号线、二号线和三号线为例,分析地铁开发对沿线商业业态空间的影响,并从行为地理的 角度进行解释。地铁开发强化了商业空间的等级分异,城市中心区商业中心的集聚效应得到加强,而城区和郊区商 业空间的分异进一步加大。消费者的行为显示出购物中心正成为现代消费社会下商业空间的主导业态,而经营者 的选址行为也在增强商业中心的极化能力。结论认为,地铁开发并没有均质优化沿线所有站点的商业环境,而是通 过其快捷交通引导各种业态向城区集聚,加速了郊区化背景下大城市商业业态的向心集聚;地铁建成后城区商业 中心地位的加强,得益于购物中心在业态空间中主体地位的确立,地铁开发塑造了以购物中心为主体的商业业态 空间结构;地铁开发也加速了沿线换乘站点周边商业区的生长。     

广州市美丽乡村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广州市已公布的4批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数据为基础，通过最邻近指数、基于Riple’s函数的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核密度分析和叠置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广州市美丽乡村的发展现状、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自2013年起，广州市美丽乡村数量逐年递增且增长率呈现上升趋势；2）广州市美丽乡村空间分布呈明显的集聚型分布；3）Ripley’s函数分析表明美丽乡村要素点空间分布格局随距离变化略有不同，在0.14 km处集聚强度达到最大；4）核密度分析显示美丽乡村高密度区域主要分布在广州南部和西北部，包括番禺－南沙1个热点主核心区和从化、花都－白云2个热点副核心区，密度分布呈现多核心不均衡特点；5）乡村的地形水文、人文历史、交通区位和政策规划为美丽乡村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政策规划因素对“美丽乡村群”空间格局的形成起决定性影响。空间分布特征总体反映出广州市美丽乡村规划建设初见成效，并逐步形成以热点核心区为基础的“美丽乡村群”。最后，在乡村选点、空间优化、价值提升以及乡村治理等方面提出若干建议。     

广州城市空间结构与交通需求关系

在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广州为案例研究城市空间结构与交通需求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城市形态与交通需求的关系方面,广州城市二维形态和三维形态与交通需求的空间分布之间具有一定的耦合性,二者存在一定互为因果的关系;交通方式的转化对城市形态的演化具有一定的驱动作用;城市形态引导着交通需求的总量和布局;同时,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发展是城市形态与交通需求产生的原因和相互联系的纽带。在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与交通需求的关系方面,模型分析表明,近年来广州城市内部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均衡性增强,直接影响了交通需求的产生与分布和交通方式的选择,有利于居民就近选择就业,并使通勤交通的空间分布更加均衡;此外,居住与就业人口迁移先行,引导公共设施的发展也是近年来广州城市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公共设施服务空间与交通需求之间存在需求作用型和供给作用型两种相互作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