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改居”后中小城市居民与迁入移民地方认同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村委会改为居委会或社区委员会（即“村改居”）给当地居民生活方式带来诸多变化,特别是迁入移民与本地居民的混合居住对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两类居民在不断互动与融合中重新形成地方认同并成为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文章以灵宝市Y社区为例,运用统计检验、因子分析法、质性研究方法探讨本地居民和迁入移民在地方认同方面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本地居民的地方认同水平高于移民居民,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功能性的社区参与、情感性的社区意义以及决策性的去留意向方面;2）本地居民更加重视社区参与,移民居民虽然关心社区生活环境,但社区参与行为明显缺乏;本地居民和移民居民的情感认同分异显著,前者形成自我建构联结型情感认同,而后者产生他者凝视依附型的情感认同;去留意向表现出户籍-年龄异质性,本地居民比移民居民的去留意向更为明确,年轻居民搬离社区的意愿更强烈;3）地方认同差异是人地相互作用过程中,社区管理制度、地方自然、文化环境以及居民身份差异形成的结果。     

中小城市居民购物行为研究——以湖南省益阳市为例

利用行为地理学的方法,选取湖南省益阳市为调查地点,对城区居民不同商品类型的购物行为进行调查,分析了居民购物出行的一般特征、空间特征,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居民购物出行的圈层结构。通过问卷的科学分析并将结果与已有国内大城市研究结果对比,得到了如下结论：（1）中小城市居民购物出行一般特征与大城市具有很大相似性,符合购物出行一般特征的普遍规律。（2）居民购物出行呈明显的圈层结构,但与大城市不同,中小城市呈现不连续的区间分布。（3）中小城市居民出行呈现被动购物型特征。（4）城市商业空间结构、距离、价格、商品质量为居民购物出行的重要影响因素。     

微观视角下的移民地方感及其影响因素——以广州市城中村移民为例

广州石牌村、棠下村和珠村3 个市中心到市郊均匀扩散的城中村为例,通过修订量表对城中村移民进行施测,然后采用SPSS 17.0 和M-plus 7 统计软件整理数据。从微观视角分析城中村移民的地方感（城中村和乡下两种地方感）在性别、年龄、居住时间、居住形式、收入水平、文化资本、根植性、居住环境和社会融合等因素中的差异及其影响路径。研究发现：① 地方感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地方感均值不管是在城中村,还是在其故乡的均比男性低;② 移民的地方感在年龄、居住时间和居住形式上的t 检验结果没有差异,而在收入水平上有差异;③ 文化资本、居住环境和社会融合等因素,其在地方感的高低分组之间的影响存在差异;④ 社会融合与文化资本、根植性和居住环境呈显著正相关,而乡下地方感与文化资本和居住环境呈显著负相关;⑤ 从影响路径来看,地方感不能直接影响社会融合,而是通过根植性、居住环境和文化资本等因素进行间接的影响。     

中国大城市保障房居民情绪幸福感影响因素 ——以广州市为例

采用在广州市13个保障房社区收集的一手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技术,分析了保障房社区居民情绪幸福感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社区建成环境（住房条件、社区建设）和社区社会环境（社区社会网络和社区凝聚力）与情绪幸福感水平显著相关,但没有证据表明社区内的保障房比重与情绪幸福感相关。此外,居民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与其情绪幸福感显著相关。身体健康水平与情绪幸福感水平显著相关,且对于婚姻状况和住房条件与情绪幸福感的关系而言起到中介效应。因此,保障房的规划和建设要兼顾社会环境建设和物质环境建设,以提升保障房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生活体验。     

“家庭式迁移”对中小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以温州为例

进入“新时代”,伴随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人的城镇化”的意义愈加重要,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实证不断增多,但对新趋势“家庭式迁移”的现状与影响尚缺乏系统研究,尤其对于中小城市的实证较少。本文通过对温州流动人口聚居区的深入调查,探讨“家庭式迁移”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总体定居意愿不强。户籍制度没有显著影响,个人职业、工作稳定性和“家庭式迁移”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因此,一方面需要强调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在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机制上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强调在城市中拥有完整的家庭结构能够有效提升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背景下,中小城市应抓住“抢人”先机,考虑以家庭为整体的政策设计,激发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提升其定居能力,以此推动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的维度及影响因素——以广州为例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型人才成为影响区域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论文以广州市的海归知识移民为例,从地方嵌入的理论视角,探讨其是否有效融入地方发展的状况,并在构建量表的基础上分析其地方嵌入的关键维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海归知识移民的地方嵌入是一个多维度过程,包括工作嵌入、社会关系嵌入、文化嵌入与情感嵌入等4个方面;(2)不同类型海归知识移民在4个维度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嵌入水平,在情感、工作与文化层面的嵌入程度较高,与地方的社会关系嵌入的程度相对较低;(3)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再嵌入的过程、模式与程度等可看作是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工作与经济以及非工作的生活与环境等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海归知识移民回流嵌入的视角对移民与地方的互动进行评估分析,可以更深入理解知识移民回流适应的多维层面,并为国家人才政策制定和地方发展战略提供智力支持和启示建议。     

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背景下城郊居民地方认同的重构与机制研究——以广州番禺小龙村为例

快速城市化带来了行政区划的调整及城市土地、空间和边界的改变,也重构了传统的地方与地方认同。以广州市番禺小龙村为例,分析城市扩张和地方重构下影响地方认同的因素、机制与过程。研究发现：① 城市扩张过程中,居民户籍身份上的改变最为突出,农民对于其市民身份及新的行政地方的认同度不高,最终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身份与区域的隔离;② 认同是多维度影响、深层次和动态变化的过程,地方认同需要从身份和地方双重维度进行分析,居民多元的自我身份感知与对地方的认知及其切实的个体需求共同影响其最终的身份归属和地方认同。因此,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需了解、重视区划调整变化后城郊居民的生产生活,同时注重社会基础福利的提升,以促进居民对于新的地方和身份的认同,进而促进城乡融合。     

中小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以池州市为例

城市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密不可分,两者处于动态发展之中,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以池州市为例,构建了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借鉴协调发展度模型,对池州市2001-2011年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进行定量测度,结果表明:池州市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指数均呈上升趋势,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度由0.1166升至0.8043,目前属于中度协调发展型.未来随着城市旅游经济的加速发展,生态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池州市要尽快采取相应措施促进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向着良好协调发展型方向发展.     

旅游“网红村”居民的怀旧、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的特征及互动关系——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恼包村为例

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旅游“网红村”——恼包村为例,通过实验法和问卷调查法,探讨了旅游网红村居民的怀旧、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3种情感的特征。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在旅游效应作用下,3种情感之间内在的互动机理。研究显示,在非本地旅游景观融入地方旅游社区的情境下,居民依然非常认同当前的景观与建筑,并对旅游发展保持积极态度;怀旧、集体记忆如果失去了物质载体,会在文化载体上集中表现;旅游景观的嬗变没有隔断居民对从前村落的集体记忆,但旅游景观优化带来的旅游效应削弱了居民的怀旧情感;居民的怀旧与集体记忆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居民的集体记忆显著影响地方认同,旅游发展效应对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人口集聚区吸纳人口迁入的影响因素——以东莞市为例

人口集聚区的地域特征差异对人口迁移行为产生较大影响,从地域特征出发研究人口集聚区对于迁入人口的作用机制可为地域功能区划和配置公共服务设施提供参考。本文以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为基础,构建人口集聚区对迁入人口拉力作用的指标体系。以东莞市为案例,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识别人口集聚区对迁入人口的作用力以及各类拉力的作用强度。结果显示：① 东莞市各乡镇人口集聚程度差异较大,且空间分布不均衡;在1995-2000年全市人口迅速集聚期,区域人口集聚度主要与地区就业岗位增加、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人口迁移的路径依赖相关。② 该市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的产业特色给迁入人口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其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对外来人口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③ 人口以路径依赖的形式进行链式迁移可以减低迁移过程中的风险和成本。④ 对人口集聚作用由强到弱依次为：路径依赖拉力、就业岗位拉力、收入水平拉力;综合的区域拉力与人口集聚度呈三次曲线关系。     

中小城市旅游经济与交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池州市为例

以池州市为例,构建了城市旅游经济系统与交通系统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2~2012年池州市旅游经济系统和交通系统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从2002年以来池州市旅游经济系统和交通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值由0上升到0.678,目前处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要促进两者向优良协调发展,需要更好地发挥交通对旅游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提升池州市航空和铁路交通发展水平,并加快旅游转型升级。     

大城市边缘区中小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探讨——以广州增城市为例

大城市边缘区中小城市的发展具有其特殊性,特殊的区位和特殊的功能定位决定它必须与大城市协调发展。当前"撤县设区"、"撤市设区"发展大城市,加快城市化进程成为我国当今城市发展的一个主导趋势。行政区划调整使城市总体发展战略发生调整,其边缘区的发展条件、发展背景发生了变化,其发展战略也相应要调整。本文通过揭示新的背景下广州市边缘区增城市的城市产业发展、空间发展、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布局等方面的战略取向,探讨了大城市边缘区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煤炭资源富集区农户收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陕西省神木县为例

以农户为细胞单元,通过对典型乡镇农户收入的差异分析来探讨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选取陕西省神木县12个乡镇典型村域进行农户调查和定量评价,运用多元回归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各乡镇间人均纯收入差距显著,基尼系数均在0.20以上,67%的乡镇基尼系数大于0.30,其中解家堡、乔岔滩、花石崖的基尼系数更是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0;乡镇内部农户间的收入差距也十分明显。回归结果显示:耕地面积、第一产业支出是低收入家庭农户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户主受教育程度、非农就业等显著影响着中等收入家庭农户收入;而经济潜力、家庭教育负担、区位因素对高收入家庭农户收入影响显著。研究表明,要增加农户家庭的收入,除了发展个体经济、提升兼业比重外,还应重视农户自身素质的提高,大力发展农村的经济合作。     

不同类型农户家庭能源消费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重庆市“两翼”地区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户生计出现分化。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家庭用能差异越来越明显,而已有文献对此研究较少。选取了重庆市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和生态脆弱性较强的"两翼"地区为案例,基于1015份调查问卷,对比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户家庭能源消费数量、结构及环境、经济成本的差异。基于山区生态环境的角度及农户家庭用能现状,使用T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家庭薪柴(最主要的能源)消费比例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四类农户中,以非农为主的III-2(人力资产型农户)的人均薪柴消费量及其占总能的比例均最低。由于生计策略差异及年龄等条件限制,其他三类农户仍大量使用薪柴。2农户人均薪柴消费成本较高,尤其在环境成本方面,替代能源能有效降低农户人均能源消费的环境成本。III-2通过减少薪柴消费量,降低了人均家庭能源消费总成本,其他三类农户人均家庭能源消费总成本较高。3替代能源可获取性及人均牲畜量是影响四类农户薪柴消费比例的共同原因;此外,家庭健康状况对II(基本型农户)薪柴消费比例有促进作用,对III-2起抑制作用;在家人数比例对III-1(自然资产型农户)和III-2薪柴消费比例均有促进作用,其他收入不利于降低II薪柴消费比例。     

城市绿地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城市居民对居住环境质量追求的不断提升,绿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对居民地方依恋具有重要影响。论文使用“快鸟”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以及广州市1232份居民问卷数据,采用多层级中介效应模型,探索城市绿地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机制,尤其关注居住环境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并对比封闭社区与非封闭社区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绿地能够直接提升居民的地方依恋;② 居住环境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是绿地影响居民地方依恋的传导因素;③ 对于封闭社区,居住环境满意度起部分中介效应,即绿地通过居住环境满意度间接提升了居民的地方依恋;④ 对于非封闭社区,居住环境满意度起完全中介效应,即居住环境满意度完全解释了绿地对地方依恋的影响。基于实证结果,论文认为在注重绿地的空间均等化并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同时,更需要考虑居民进入与使用绿地的权利以及其主观满意度,并在此基础上为优化地方政府的社区治理和规划政策提供支撑与建议。     

企业社区居民地方认同变化及作用机理——以西北第一印染厂社区为例

地方认同是衡量人地情感、理解人与地方认知关系的重要概念,能够反映人地互动的复杂动态关系。企业社区作为重要的城市居住空间,理解居民地方认同对于科学开展城市社区更新、街区振兴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西安市西北第一印染厂社区为例,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社会环境变迁和社区重构影响下,居民个人身份与地方认同的变化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企业社区居民个人身份认同是从单位人向社会人,以及未来作为留守老年群体的转变。2）延续传承的集体记忆维系居民积极式认同,社会交往生疏化和社区管理社会化加剧地方认同弱化,破败的建筑环境和落后的配套设施带来消极式认同。3）居民在生活、成长的企业社区环境和社会互动中构建了自身及对地方的认同,随着外部社会环境与内部居民个体特征而变化。外部社会环境的国企改革、住房改革使企业转轨、社区社会空间转变,加以居住时间差异、个体特征、心理因素与个人经历变化等内部因素,共同塑造居民的地方认同及其变化过程。     

新创民俗节庆与地方认同建构——以广府庙会为例

“广府庙会”是广府文化记忆与北方“庙会”文化符号杂糅的产物,一经举办即备受争议。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深入剖析在广府庙会中不同社会群体（包括政府、媒体、专家、普通民众等）如何利用其拥有的文化表征权力,基于其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以话语与实践来表达自己对地方以及广府文化的理解,从而最大程度将自身地方认同在新创节庆中得以表征的协商过程。研究认为,城市内部存在多元文化认同,文化不断被争议与协商,本质上是“政治的”;新创民俗节庆成为地方认同建构的场域,地方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成功地获取更大的文化表征权力。首届广府庙会由政府主导,媒体为多个群体话语提供沟通渠道,广州世居居民,特别是反对派的话语受到格外重视,代表广府地方文化认同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采取积极倾听的态度,从而第二届广府庙会开始充满“广府味”,广州世居居民的地方认同得以表征。而新来者由于缺少文化表征权力,其话语未受重视,甚至部分新来者有被边缘化的感觉,不利于增强其地方认同。研究理论上有助于对新创节庆地方认同建构的理解,实践上则对利用节庆增进城市不同群体的文化融合与地方认同有积极指导意义。     

大城市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长沙市为例

以长沙都市区为例,基于1978—2020年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法和空间计量回归模型等方法,探讨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78—2020年,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扩张规模较大,以“西北—东南”向扩张为主,由中心区扩张转变为郊区集聚重组。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接触性扩散和等级扩散为主,呈“中心集聚、分散布局”的空间特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呈“大范围扩散、小范围集聚”的空间特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受国家级开发区吸引较大,区位指向性强。在制造业空间演变过程中,社会经济、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等因素产生显著影响。3类制造业的关键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受经济基础、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的影响;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言,社会经济、劳动力成本、交通可达性、工业园区数和创新能力作用突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人口数量、生产成本、交通可达性和工业园区数的依赖性强。所有制造业均明显受到对外开放水平的负向影响。     

中国城市入境旅游发展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重点旅游城市为例

对中国城市入境旅游发展差异性进行探析,并揭示其影响因素,为城市入境旅游发展实践提供理论依据。选取入境游客人天数作为入境旅游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采用均值比率对中国重点旅游城市入境旅游发展的差异现状进行分析,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法研究旅游产品、知名度、区位条件和对外经济等因素对中国城市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和作用。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城市入境旅游发展差异很大,区域集中性非常突出,入境旅游发展较好的城市大多位于东部地区;对外经济因素对城市入境旅游的发展影响最大,知名度次之,旅游产品和区位距离的作用较小。     

历史文化村落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分析——以林浦历史文化名村为例

居民参与是旅游发展中的重要要素,居民对旅游的认知、预期和态度都对目的地旅游产业发展和提升有重大影响。本文选择历史文化村落林浦为案例地,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构建假设模型,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验证,探讨目的地居民对地方旅游发展潜力认知、地方感、旅游发展影响感知对其支持度的影响,发现:(1)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潜力的认知正向影响了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感知和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与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消极感知呈负相关;(2)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和消极感知分别正向和负向影响了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3)居民的地方感和其对旅游地旅游发展潜力的认知呈双向正相关关系,居民的地方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带来正向影响,但其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和消极感知的正负向关系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