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船转产背景下沿海渔户生计脆弱性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浙江省舟山市转产渔户的调查

在构建减船转产背景下沿海渔户生计脆弱性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以浙江省舟山市转产渔户为研究对象,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比较分析了不同生计方式、不同转产时期下转产渔户生计脆弱性的变化,并实证检验了影响转产渔户生计脆弱性变化的具体因素。研究表明：① 虽然转产后的渔户生计暴露性水平下降,但生计敏感性程度提高且适应能力出现显著下降,最终使转产渔户的生计脆弱性水平上升,总体生计状态表现出恶化趋势;② 不同生计方式下的转产渔户生计脆弱性变化存在差异,其中转产后从事休闲渔业的渔户生计脆弱性水平下降,其余4种生计方式下的转产渔户生计脆弱性水平均有所上升;③ 2个不同转产时期下的渔户生计脆弱性水平均上升,但2015年以前转产的渔户生计脆弱性水平增加幅度更小;④ 受教育程度、减船转产补贴、转产转业时间以及是否参加过转产技能培训对生计脆弱性变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减船转产补贴对生计脆弱性变化的影响最小。     

技术关联与城市产业增长研究

动态外部性对于城市产业增长具有显著影响,考察技术关联与城市产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并结合产业特征和区域特征构建产业—空间新增长模型,探讨技术关联对城市产业增长的影响机制。采用1998-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研究发现产业特征和区域特征与技术关联存在相互作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关联显著促进产业增长,此外东部地区技术关联越高,产业增长越迅速。研究表明,技术关联对城市产业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不同产业内部和不同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     

产品关联、区域制度邻近与中国城市产业路径创造

区域能否实现长期经济发展与其创造新产业路径的能力密切相关。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区域倾向发展与现有产业基础存在紧密技术关联的产业。然而,经济活动嵌入在社会制度环境中,制度因素也应被纳入分析框架。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出口数据和各省区市五年规划等,以城市产业路径创造为研究对象,从产品和区域层面分析产品关联（包括技术关联和制度关联）与区域制度邻近（包括城市间二重开放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邻近）及二者交互作用如何影响城市发展新产品。研究发现：(1) 2001—2015年,中国城市新产品总数总体呈上升趋势,2011年后增幅明显,中西部城市贡献较大,新产品日趋高端化。(2)在产品层面,城市倾向发展与现有产业基础存在较强技术和制度关联的产品;在区域层面,拟发展某产品的城市与已发展该产品的城市在二重开放和金融发展水平上越邻近,该城市越易于发展该产品。(3)城市间制度邻近削弱了城市产品演化的路径依赖。研究启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搭建产业交流平台、打造适宜新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等举措为新产业兴起壮大服务,使城市突破原有产业路径,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     

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为探究后经济危机时期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基尼系数、空间相关性分析、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采用天眼查企业数据库以及相关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对2009－2018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稳步发展,由出口导向转为内需拉动。2）企业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长江中游城市群蓄势待发,中部及川渝地区的城市发展迅猛而东北地区陷入发展困境,企业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3）深圳、东莞等城市一直为产业重要集聚区,城市两级分化严重。3）总体上,企业更倾向于选址在产业协同集聚程度高、创新能力强、劳动力成本较高而经济后发城市;在城市群尺度,不同因素对不同城市群存在异质性,反映产业发展水平、特点存在很大差异,长三角企业偏好创新能力高、产业市场化水平高且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珠三角企业偏好劳动力成本高的城市,京津冀城市偏好劳动力成本高且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成渝地区企业偏好产业市场化水平高且创新能力弱的后发城市,长江中游城市偏好劳动力成本高的后发城市。     

技术关联与土地财政对区域产业演化的影响

区域产业演化是新产业进入、旧产业退出的过程,新产业为区域创造新发展路径。受本地技术关联驱动,区域产业演化表现出路径依赖,而外生的制度因素可以改变新路径的方向。基于中国城市土地出让收入数据及工业企业数据库,分析历年土地财政和产业演化的时空分异特征,并利用Logit条件回归模型在城市-产业尺度实证检验技术关联与土地财政对区域产业演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技术关联促进了中国区域产业新路径产生。(2)土地财政总体上阻碍了中国区域产业新路径的产生。(3)城市的土地财政依赖总体上加剧了产业演化的路径依赖,阻碍了我国产业突破既有发展路径和实现转型升级。(4)土地财政对产业演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土地供给增长显著促进区域产业发展;土地财政促进了区域内生产业发展,强化了技术关联对产业发展新路径的积极效应。在中部,土地财政的扩张效应促进了区域发展及其路径突破,区域产业演化受产业转移影响,不受本地技术关联驱动。在西部,土地财政抑制了区域发展,本地技术关联的影响不显著。在东北,土地财政带来的土地供给增长有助于区域产业发展,产业演化存在路径依赖。     

中国产业空间格局演化与空间转型发展态势

基于城市层面三次产业的产值数据,应用空间统计标准差椭圆方法全面分析了 2003-2016年中国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与转型发展态势.研究发现,2003-2016年中国三次产业空间中心均向内陆方向移动,且第二产业空间移动距离最大;第一产业空间离散化发展,空间聚集度减小;第二产业正在加快由沿海向内陆地区空间集中化聚集发展,空...     

“鸟起巢中，水出源头”：区域产业动态的碳排放效应

在“双碳”目标下,区域产业结构及动态的碳效应成为重要议题。基于中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库和CEADs碳排放数据库,实证分析了中国区域产业动态的碳排放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的区域碳排放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性,呈现“北高南低”以及向大中城市簇状聚集的分布格局。(2)不同要素密集型产业具有异质性碳排放效应。资本密集型及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进入有利于城市减少碳排放;资源密集型以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城市会产生更多的碳排放。具体而言,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金属制品业等产业进入对区域碳排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3)政府推动下的清洁化生产与数字化转型能够削减产业动态的碳排增长效应,其调节效应同样存在产业异质性。相关研究成果对“双碳”目标下中国区域产业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秦巴山片区中心城市人口、产业、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演变研究

以秦巴山片区中心城市2004—2015年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数据为基础,研究人口、产业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演变特征。结果表明:秦巴山片区中心城市城镇化质量整体偏低,人口、产业和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水平偏低,长期处于失调状态;多数中心城市的产业带动能力不强,土地利用效率较低,人口集聚能力有限。结合片区扶贫攻坚与区域发展规划,提出了提高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的路径。     

中国产业地理集聚与区域出口经济复杂度

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节点上,探究中国出口经济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对制定下一阶段的产业政策有深刻影响。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在三种主流复杂度指标计算基础上,深入分析中国城市产业地理集聚与出口经济复杂度发展演化,并运用计量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全国城市产业地理集聚程度基本呈现东部高、中西部点状起伏的空间格局,且城市间产业集聚水平差异逐渐缩小。(2)城市出口经济复杂度空间分布格局与产业地理集聚分布具有一致性,高复杂度地区主要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以及中西部中心城市,城市间发展差距随时间缩小。(3)主流经济复杂度测算方法中的经济复杂度指数并不适用于中国城市尺度,而适应性复杂度和新经济复杂度的测算效果更好。(4)模型研究结果显示,产业地理集聚通过知识溢出和生产要素共享产生的积极影响超过了竞争拥挤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了出口经济复杂度提升;且通过促进高复杂度产业进入与低复杂度产业退出有效推动了城市产业升级。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2003-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探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的时空格局,并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内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存在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利用Dagum基尼系数测算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的空间差距并将其进行分解,其中,东部地区的地区内差距最...     

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与人口流动的空间关系及对中国城市公共卫生分类治理启示

人口流动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传播与风险扩散。基于百度迁徙大数据和各省市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结合地理信息技术，研究了2020年1月1日至3月5日136个城市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与武汉市人口流出的空间关系及其对我国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启示。研究表明：1）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过程具有阶段性特征，经历了疫情发生与隐性扩散、快速扩散与暴发、扩散遏制和扩散衰减4个阶段。2）研究时间段武汉市人口主要流向湖北省境内以及周边省市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具有地理邻近性和倾向区域中心城市的人口流入特征。受地理距离、时间成本、社会经济联系、境外输入等因素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明显，长江中游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城市群成为新冠肺炎疫情集中分布的重点区域，一些重点出入境口岸城市的新冠疫情扩散风险较大。3）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与人口流出之间具有较强的正向等级相关性。两者之间的空间关系可以分为8种调控类型，近90%的城市具有人口流入多、确诊病例数高或人口流入少、确诊病例数低的特征。其中，人口流入多、确诊病例数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分布在湖北省境内以及中国重点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其防控压力来自人口流入多、确诊病例数高带来的疫情扩散风险；而人口流入少、确诊病例数低的城市分布较为分散，其防控的难点在于提高防控对策的精准性。我国疫情防控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随着时间的演进全球疫情形势反弹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依然很重，现阶段乃至未来一段时期，疫情防控将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新常态。建议针对8种调控类型，从人口流动、交通和资源等引导与管控方面分类提出精细化的疫情防控策略，提升城市公共卫生治理能力。     

中国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

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球旅游业、饭店业,但不同城市旅游业、饭店业应对和适应扰动的能力不同,即韧性存在差异。以中国41个旅游城市的星级饭店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累积损失的韧性评估模型,运用SARIMA、随机森林等方法,探讨新冠肺炎疫情干扰下2020年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在中国疫情防控成效逐渐趋好的态势下,中国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不断增强,但韧性演变存在差异。②中国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空间分异明显,存在交通廊道效应和地理邻近效应。③影响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水平的主要因素依次为：客房平均出租率增长率、餐饮与客房收入比、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空气质量优良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它们对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水平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的复杂作用。对指导新冠肺炎疫情干扰下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增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土地资源错配对中国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价格扭曲效应拓展资源错配模型,使用中国285个城市2004—2017年的工业投入产出数据,测算土地资源错配导致的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损失,并分析其时空变化。结果表明：① 土地资源错配对中国城市工业GTFP损失的年均贡献率为10.05%,已与能源错配并列成为继资本错配之后城市工业GTFP损失的重要贡献者。② 土地资源错配导致中国城市工业GTFP损失呈现“先小幅下降,再大幅上升,后较大幅度下降”的时序变化特征,但总体趋于上升,损失值介于1.10%~2.48%之间,纠正土地资源错配,中国现有城市的工业GTFP有望实现年均2%左右的再增加;东、中部地区土地资源错配导致的城市工业GTFP损失呈现出与全国层面类似的变化特征,西部地区的城市工业GTFP损失整体保持高位,总体稍有下降,东部地区是中国城市工业发展的主要阵地,其土地资源错配导致的城市工业GTFP损失主导着全国层面的城市工业GTFP损失变化。③ 土地资源错配导致中国城市工业GTFP损失的空间格局呈连片集聚化的发展特征,城市工业GTFP损失较高和高等级省份的数量有所增加,逐渐集中到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地区,损失低和中等等级省份的数量相应减少,逐渐集中到长江流域及东部沿海地区;土地资源错配导致中国城市工业GTFP损失的总差异呈缩小态势,三大地区内城市工业用地配置效率不均衡是土地资源错配导致中国城市工业GTFP损失差异的根本原因,其中西部地区内城市工业用地配置效率不均衡是主要原因,近年来的区域协同发展有利于三大地区间城市工业用地配置效率差距的缩小。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格局、形态特征及影响因素

GIS空间分析技术为空间形态的精准判别提供了新的路径和研究视角。本文通过高分辨率Google Earth影像提取2013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分布信息,运用分形模型、形态紧凑度、空间离散度、密度指数定量分析珠三角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态特征,采用GIS空间分析并结合社会经济统计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影响其分布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①2013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共有2604.71 km2,其空间分布呈现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并且形成了交错式、零散式和集中式3种分布模式。②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具有很强的分形特征,核心区的分形维数整体小于外围地区,而空间结构的稳定性高于外围地区;珠三角各市中,工业生产空间形态紧凑度最高的为珠海、最低的为广州,而空间离散度最高的为惠州、最低的为中山;珠三角各市工业生产空间的规模差异显著,与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工业企业数等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东莞、深圳、中山、佛山的密度指数过高,需加强工业生产空间的集约高效利用。③自然因素与交通条件、城镇化与开发区的发展、政策的引导和调控以及经济全球化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国工业结对集聚和空间关联性分析

要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就需要从产业关联视角考察中国工业的空间格局.集聚是工业在空间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把测度两两配对产业集聚的结对集聚指数和测度两两配对产业关联度的投入产出表相结合,首次构建集聚关联指数和关联集聚指数,以研究不同空间尺度下空间关联性的差异和出现差异的原因.通过整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工业创新效率空间格局研究

以中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业创新活动数据,综合考察城市工业创新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首先,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构建了中国城市工业创新效率评价体系,运用DEA包络分析方法,从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两个维度对城市工业创新技术效率进行分析。然后,以聚类分析划分了3类工业创新效率城市,总结工业创新效率模式的空间特征,并分析了影响空间格局的原因。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工业创新效率呈现东强西弱,阶梯状减弱的总体空间格局,工业创新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空间特征并不重合;全国尺度上,工业创新效率城市的空间分布与人口密度“黑河-腾冲”线的分布基本一致,区域尺度上,城市间呈现“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城市工业创新效率空间格局受到工业发展基础与工业创新能力影响,提高城市工业创新效率关键在于提升工业创新中人力资本要素和优化工业创新投入规模。     

基于DEA和Malmquist指数模型的中国资源型城市效率及其变化(英文)

Employing DEA model and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urban efficiencies of 24 typical resources-based cities in China and their changes from 2000 to 2008.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overall efficiencies of the resources-based cities are just at a general level, and only a few of them reach the optimal level. The scale efficiency is the major determining factor of the achievement of overall efficiency, the effect of which, never-theless, is reduc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ss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re-sources-based cities in northeastern region have been in the front rank in terms of overall efficiency,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scale efficiency. There is a certain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population scale and urban efficiency. The analysis of urban efficiency changes shows that the changes in overall efficiency of resources-based cities from 2000 to 2008 had a weak improving tendency. Both the technical change index and productivity change index decreased, indicating that the urban efficiency did not improve during this pe-riod, and the tendency of technical recession and productivity decline was obvious. In terms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urban efficiency changes, the urban overall efficiency improved in each of the four regions from 2000 to 2008, among which western region witnessed the greatest increase. Cities with different resource types have improved their urban overall efficiencies except steel-based cities. The urban overall efficiency increased in resources-based cities of different scales, with greater improvement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than in big cities.     

航空和高铁对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

交通运输是创新网络中人才流、资本流等知识与技术流动的物理空间承载,其对城市的创新能力影响已成为经济地理学的交叉前沿热点。论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城市尺度数据,以航空和高铁运输为例,构建交通运输对城市创新能力影响效应的理论框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航空和高铁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多重异质性机制,并探讨了知识传播、资本积累、产业升级在交通运输与创新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① 航空和高铁建设均对城市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高铁对城市的创新溢出效应约为航空的3倍。② 航空和高铁对不同类型城市的创新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城市等级异质性方面,航空和高铁对中心城市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强度高于非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异质性方面,航空对大、中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小城市有抑制作用;高铁运输则对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创新能力均有正向影响,呈现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的态势。区域异质性方面,航空和高铁对东、中、西、东北地区的创新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作用,表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东部地区优势地位凸显。③ 航空和高铁均可通过促进技术转移、风险资本配置、外商资本配置间接促使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此外,航空还能够通过促进产业升级间接促使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城市体系规模分布与空间分布的关系研究

运用位序-规模法则与最近邻分析,定量分析了1985~2011年间全国前300位城市的规模分布与空间分布的演变规律,并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就行了研究。研究表明：（1）中国前300位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规模的分布符合位序-规模法则。从历年变化趋势来看, 规模结构指数Q值总体上呈现出“下降-上升-波动”的三阶段变化特征,说明人口集中与分散的各种驱动力量相互交织。（2）从空间分布类型来看,各年城市空间分布的R统计值虽然有较大的波动,但均远小于1,表现出明显的集聚分布模式,区域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及国家发展战略深刻影响着城市体系的发展及其空间分布。（3）在1985-2011年间,我国前300位城市的规模分布指数Q和空间分布指数R之间的变化趋势有着很大的一致性,由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与空间分布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意味着城市在谋划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注重自身主观的积极作为,还需考虑到周边其他城市的影响,充分利用城市间的空间联系来强化自身发展。     

城市体系位序-规模特征的空间计量分析——以中部地区地级以上城市为例

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部地区的城市快速发展并引起广泛关注。为增进对中部地区城市体系发展规律的认识,根据1985～2009年城市人口数据,利用非参数密度估计方法得到该地区地级以上城市的Kernel密度图,发现城市规模的核密度曲线不断右移,城市整体规模日益扩大;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该地区地级以上城市的位序-规模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城市间的空间依赖性使空间滞后模型估计的Zipf指数值比OLS估计结果要小,表明考虑空间效应的城市体系规模分布更为集中。随后进一步解析空间依赖性影响城市规模结构演化的内在机制,认为要素集聚、产业调整和创新扩散等造成的空间相互作用提供了空间依赖性赖以存在的基础,影响城市体系的演化和位序-规模变动,使城市体系规模分布更趋均衡。结论对于明晰城市在区域城市体系中的定位,确定合理的发展战略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