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自选择视角下的广州出行碳排放影响机理

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从国家、城市和社区层面探讨了交通出行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然而,很少研究考虑到居住自选择的影响。若忽略该影响,将很可能会错误地估计建成环境的作用,以至于相关规划与政策制定有所偏离。中国城市是否与西方国家一样也具有居住自选择效应?在考虑了居住自选择后,建成环境是否对出行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影响,如何产生影响?为了回答以上科学问题,基于2015年广州15个社区1239份问卷数据和出行O-D点智能查询系统（TIQS）的开发与应用,对居民出行碳排放进行了测度,并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探究了不同类型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同样存在居住自选择效应,转变居民出行方式选择偏好有利于减少出行碳排放。在控制居住自选择效应后,建成环境仍然对居民出行碳排放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些影响有的属于直接影响,有的则是通过影响其他中介变量,例如小汽车拥有或出行距离,进而再对出行碳排放造成间接影响。对于不同类型出行,其碳排放的影响机理并不一样。     

基于日常购物行为的广州社区居住-商业空间匹配关系

结合城市转型的宏观背景,通过与居民生存需求、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日常购物行为来解读社区尺度的居住-商业空间关系,对社区商业服务设施的合理配建具有现实意义。利用入户问卷和商业设施POI数据,以日常购物出行距离来衡量广州社区的居住-商业空间关系,构建多元回归模型验证制度及结构性因素、社区周边商业设施供给、居民购物目的地选择偏好和个人及家庭社会经济属性四大方面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与住房制度变革、郊区化、业态变迁等制度-空间-社会变革紧密相关。结果表明,广州社区居住-商业空间的匹配关系总体良好,1 500 m是评价这种关系的重要阈值,但郊区存在明显的不匹配现象。四大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郊区的空间不匹配,并据此针对性地提出改善建议。     

环渤海地区城市居住环境满意度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环渤海地区为案例区,综合运用多层线性模型、GIS空间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基于居民主观感受数据,对研究区域内43个城市的居住环境进行评价,并探讨城市客观特征对主观评价结果的影响。研究表明：①环渤海地区城市之间的居住环境评价差别明显,辽宁省城市的评价结果整体较优,河北省城市的评价结果整体较差;②环境健康性是居住环境评价得分较低城市的共同短板;③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与居住环境的满意度均呈负相关,中小城市的居住环境满意度普遍高于大城市,临海城市的居民对所在城市的满意度评价更高;④在城市居住环境的可提升要素中,治理雾霾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     

北京市居住郊区化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随着城市社会经济和交通的快速发展,北京居住郊区化日益加速。本文根据北京人口迁移、居住区开发建设,并选择四个大型新建居住区住户问卷调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对北京居住区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发展趋势进行剖析。居住区空间以沿各环路圈层扩展、沿向外辐射主干道带状延伸及在现代产业集聚区周边扩展为基本特征。多数居住区规模较小,功能单一。居住区类型日益多样化,且分布趋向区域化。居住区空间分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城市交通网络向外扩展及郊区产业的发展,未来北京居住郊区化仍是呈较快推进的趋势,根据北京可用地资源条件及未来交通网发展及产业布局,居住区发展重点主要在东郊和南郊五环路和六环路两侧,以及顺义、通州、亦庄、良乡等新城。     

广州市保障房住区居住环境品质及其制度影响因素研究

为应对住房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严峻的住房担负问题,中央政府推行了大规模建设保障房的政策,但政策实施成效,特别是保障房住区的居住环境品质状况,仍有待进一步探究。于2015年对广州11处保障房住区居民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并基于与城市工作POI核密度的分析结果匹配发现,保障房住区在空间和社会双重孤立的区位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其不宜人的居住环境,难以与低收入居民的实际需求相匹配。既有的行政管理体制、政府职能部门间低效的沟通、不稳定的土地来源成为阻碍保障房供应和住区居住环境品质提升的重要制度因素。     

基于多智能体的居住区位空间选择模型

多智能体系统(Multi-Agent system, MAS) 是一种进行复杂系统分析与模拟的强有力工具,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提出了基于多智能体的居住区位选择模型(Agent-Based Model of Residential Location-ABMRL),将多智能体建模的方法应用于居民居住区位决策行为和地价动态变化的研究中,旨在探索与模拟居民在居住选择过程中的复杂空间决策行为,以及居民之间、居民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导致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演化过程。ABMRL模型由表征各类居民的多智能体层和表征地理环境的元胞自动层组成,对应人地关系中的两个基本要素--人类与自然环境。该模型认为居民迁居的动力源于内部的经济社会压力和外部的居住环境刺激。利用ABMRL模型模拟和验证了居住空间分异、圈层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绅士化等经典城市理论,并以广州市海珠区为实验区,模拟了该区域居民居住空间分异的演化过程和地价的动态变化。     

广州会展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

会展业是现代服务业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主要中心城市特定区域的集聚态势十分明显。以广州市会展企业名录为数据基础,借助GIS技术,运用空间点格局分析及问卷调查等方法,探讨了1991-2001 年间广州市会展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广州会展企业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并呈现由“单中心集聚”到“多中心集聚”的演变;② 集聚与扩散并存,会展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并没有因为空间范围的扩展而降低,而是在扩散中集聚-在向城市新区扩散的同时,老区的集聚在不断加强;③ 会展企业集聚区可分为展馆依托型和CBD依托型两种主要集聚类型,各集聚区的规模和强度具有明显差异;④ 影响会展企业集聚的因素包括会展服务设施、整体商务环境、外部经济性、政府行为和人力资源5 个方面。从包含的具体因素来看,大型展馆和交通条件对会展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获得高素质的劳动力、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以及地价和房租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     

住房情况与不同类型犯罪受害经历对居住安全感的影响

以“家”为中心的安全感研究是人文地理学及相关学科的重要议题,学界提出了脆弱性模型、受害模型和破窗理论等多种理论模型分析居民安全感的影响因素,但已有研究鲜有综合分析住房情况和不同类型犯罪受害经历对居民安全感的影响。为此,论文选取了广州市74个典型社区,通过入户调查的方式共计发放1568份调查问卷,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居民居住安全感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个体属性、社区社会环境、住房情况和犯罪受害经历对居住安全感具有显著性影响。在个体属性的指标中,性别对居住安全感具有显著性影响,女性居民的居住安全感水平显著低于男性;年龄对居住安全感具有正向影响,居住安全感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显著提升。在社区社会环境和住房情况的指标中,物理环境失序和社会环境失序对居住安全感水平具有消极影响;正式社会控制和拥有房屋产权对居住安全感具有积极影响,而非正式社会控制和集体效能的影响不显著。直接犯罪受害经历和间接受害经历均对居住安全感产生消极的影响,相对而言,直接受害经历对居住安全感的影响程度高于间接受害经历。研究结果可为管理部门提升居民居住安全感水平提供决策参考。     

转型期广州市居住迁移影响因素于户籍之间的比较

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居住迁移率大规模增加,成为城市重构和社会空间分异的基础动力。利用生命历程理论,通过家庭问卷调查,本文使用事件史模型动态地模拟了居住迁移,并比较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居住迁移影响因素的差异。整体来看,1980年以来年均居住迁移率呈上升趋势,外来人口的年均居住迁移率要比本地人口高。住房性质、婚姻变化、工作变动、居住区位和年份等变量都显著影响居住迁移,反映了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市场和分配环境、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对居住迁移的影响;但影响程度户籍间的差异明显,工作地区位的变动导致通勤成本的变化是外来人口居住迁移的最显著影响因子,而家庭生命周期和住房特征变量是本地人口居住迁移的最显著影响变量,反映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居住区位对本地人口的居住迁移影响显著,内圈层居民的迁移率相对较低,而居住区位变量对外来人口的影响相对较弱。     

不同特质银发族旅游目的地选择影响因素差异

鉴于学界对银发族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关注还不够, 于2010年6月通 过在组团出游的老年旅游者中共发放问卷200份, 有效回收178份, 在此基础上基于市场细 分理论对银发族的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总体而 言, 旅游目的地治安状况、资源和环境、目的地可进入性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 其它因素的 影响有限;(2)根据旅游特质因子, 可将银发族旅游市场分成了三个细分市场, 即:大众型, 经验型和品质型银发旅游者;(3)不同旅游特质细分市场的银发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选择行 为和人口统计特征上存在显着分异现象。     

南京市城市老年人出行行为的影响因素

老年人在人口比例和绝对数量上的快速增长将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系列影响,其中交通出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本文基于2012年南京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发现相对于年轻人,老年人的日出行次数增加,但日出行时间和日出行距离都减少,说明老年人单次出行距离较短,且主要围绕“家”形成圆形的活动空间;从出行方式构成来看,老年人以步行和公交车为主,出行目的以娱乐、休闲和购物为主。运用次序Logit及线性回归模型,在确定老年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社会经济属性之后,发现城市建成环境对老年人的出行有显著影响。其中,城市人口密度会显著增加老年人的日出行次数,但其日出行距离反而有所减少;居住在原单位小区的老人日出行次数比居住于商品房的老人多,且出行距离也较短;说明混合用地以及紧凑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促进老年人的出行。距离交通基础设施越近,老年人的出行越活跃。大型购物中心对老年人的购物出行没有显著影响,老年人更倾向于在街头小店购买物品。而小区周边体育馆、博物馆等设施对老年人的吸引力则不如棋牌室和公园广场。研究结果对老年人健康生活和科学合理布局城市设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广州市主城区共享单车骑行目的地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已有共享单车骑行影响因素研究主要关注起点,大多忽略目的地,在探讨其影响因素的时间差异及交互作用方面较少。以广州市主城区为例,引入地理探测器,精细分析目的地分布影响因素的时间差异,并进行交互探测。研究发现：① 早高峰到达量大于晚高峰,早高峰目的地多分布在CBD,信息产业园和职住平衡地区,晚高峰多分布在地铁3号线体育西至华师站沿线和高密度住宅区。② 服务设施类是影响最显著的类别,其次是交通可达、土地利用和自然环境类别,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因子依次是住宅、餐饮、公司、购物设施分布、路网密度、距地铁站口距离和POI多样性。③ 各因子影响力存在明显时间差异,所有建成环境因子在早晚高峰时段影响力均大于其他时段,其中公司企业分布因子的影响力在早高峰时段迅速增强。④ 因子间均为双因子增强关系,其中服务设施分布类别中因子交互作用最显著,服务设施分布与交通可达类别的因子交互作用次之。     

ZG市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往关于作案地选择的研究,缺乏考虑不同属性群体间的空间差异。以中国ZG市为例,利用离散空间选择模型,基于不同年龄属性的视角,进行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及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并据此提出犯罪防控建议。研究发现：① 不同年龄的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即少年抢劫者趋向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区和中小学密集区作案,而年轻的成年抢劫者仅趋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区,但成年抢劫者的作案地却偏向于客运站所在社区及其周边地区。② 年龄相关的活动节点、周围人口的监护作用和青少年人口比例是形成这种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对犯罪防控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如：① 在青少年抢劫者频繁作案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区,调控网吧、酒吧等年龄相关活动节点的数量。② 在成年抢劫者作案密集的客运站及其周边社区,规划一定数量周围人口的持续存在,以发挥出更好的监护作用。③ 在青少年人口比例较高的社区,通过问题青少年的摸底调查,加强精准引导与帮扶。论文首次验证了不同年龄的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差异及成因,并在理论上弥补了犯罪者作案地选择缺乏细分人群的不足。     

广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管理学和经济学多从宏观视角进行物流业整体发展战略的研究,工程学和运筹学偏重物流企业内部流程和设施设计,对于中观层面的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研究比较薄弱,实证研究尤为缺乏。文章基于对广州市3771家物流企业调查资料,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探究广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揭示影响其空间格局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广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向心集聚性,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和外围县级市,物流企业数量明显递减;物流企业沿城市交通主、次干道呈轴线状分布;物流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服务依赖性,城市工业区和商务区是物流企业的重要集聚区;物流企业的空间格局是区位、交通、政策、地区经济实力和地价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广州都市区租房户的空间分异与居住选择倾向

城市居民购房与租房的居住选择倾向及其机制存在差异,但当前对租房方面的研究仍显不足。鉴于此,本文构建城市租房户居住选择过程中“好房子、好位置、低租金”不可兼得的“不可能三角”理论框架及其基本理论模型,这为研究租房户居住选择倾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以广州都市区1328个社区为案例,得出广州都市区的租房户比例呈现核心区低,中心城区和近郊区较高的空间分异格局,并呈现显著的空间关联特征。构建广州都市区租房户居住选择倾向因素指标体系,该体系由租金水平、住房自身条件和区位条件三大类9个指标构成。通过空间误差模型分析表明,广州都市区租房户倾向于居住在低租金水平和房龄较新的社区,且被动选择租住在住房建筑面积较小、住房内部设施较差、日常生活便利性较差的社区中。该结论可丰富和完善中国特大城市居民租房选择理论,为特大城市租赁住房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微观视角下的移民地方感及其影响因素——以广州市城中村移民为例

广州石牌村、棠下村和珠村3 个市中心到市郊均匀扩散的城中村为例,通过修订量表对城中村移民进行施测,然后采用SPSS 17.0 和M-plus 7 统计软件整理数据。从微观视角分析城中村移民的地方感（城中村和乡下两种地方感）在性别、年龄、居住时间、居住形式、收入水平、文化资本、根植性、居住环境和社会融合等因素中的差异及其影响路径。研究发现：① 地方感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地方感均值不管是在城中村,还是在其故乡的均比男性低;② 移民的地方感在年龄、居住时间和居住形式上的t 检验结果没有差异,而在收入水平上有差异;③ 文化资本、居住环境和社会融合等因素,其在地方感的高低分组之间的影响存在差异;④ 社会融合与文化资本、根植性和居住环境呈显著正相关,而乡下地方感与文化资本和居住环境呈显著负相关;⑤ 从影响路径来看,地方感不能直接影响社会融合,而是通过根植性、居住环境和文化资本等因素进行间接的影响。     

门禁社区边界和家的构建关系研究

门禁社区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当前研究中,空间、制度、经济和社会维度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对门禁社区的文化分析则相对薄弱。研究基于我国社会情境,从“边界”和“家”这两个不同,却又相互交织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围墙的意义和家的构建,对国际范围内关于门禁社区的争论提供文化的视角。研究发现,“家”的构建是通过创建“边界”来实现的。门禁社区的围墙和大门不仅仅是物质性的边界,更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它构建了“家”,同时也成为围墙内外居民争夺“家园”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