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地形修正的河南省县域交通优势度评价及与经济发展的空间耦合研究

构建加权地形修正系数的交通优势度模型,对河南省126个县市的交通优势度进行测算。在县域交通优势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交通优势度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关系。结果表明:(1)河南省交通优势度呈现从中心向外围逐渐递减的类圈层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大体表现为从西北到东南逐渐递减的分布特征;(2)河南省交通与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呈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中部高边缘低的空间格局,修正后西部山区交通环境被高估的情况有所改善,基于修正后的交通优势度模型与经济发展的耦合结果更为符合客观事实;(3)各县市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中低度协调耦合型为主,绝大多数县市交通发展超前,交通对经济的正反馈作用尚未充分显现。     

2000―2010年中国地区人才优势度与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及耦合协调度分析

基于第五（2000年）、六次（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利用综合空间评价方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中国341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的人才优势度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特征,并系统分析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明显,2000―2010年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上升的趋势并呈现出“大范围扩散、小范围集聚”的趋势。2）中国人才优势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呈现以北上广深为绝对高地,以其余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为相对高地,其余地区为低地的空间结构。2000―2010年人才优势度的空间差异日益突出,表现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以及同一省份内省会城市与非省会城市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3）基于耦合协调度系统评价,把所有地区划分为以下3种类型：高耦合度-高协调度地区、高耦合度-低协调度地区、低耦合度-中协调度地区。2000―2010年东部地区“高耦合度-高协调度”趋势加剧,中西部地区“高耦合度-低协调度”趋势加剧。     

山坝分区视角下的贵州省国土空间功能协调演化特征

开展国土空间功能协调分析是国土空间优化的重要路径之一。根据山坝分区,基于“三生功能”视角,从各功能的影响因素出发,构建了贵州省国土空间功能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量化1995、2000、2010、2015年贵州省国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度,进而探讨其在山坝分区下的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贵州省国土空间功能协调度总体呈“黔中丘原区(坝区)高—环黔山区带(山区)低,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时间维度上坝区功能协调发展水平较山区快,且耦合协调度向高度协调发展;(2)国土空间功能两两耦合协调之中“生产—生活”山坝分异显著,且坝区协调类型两级分化严重;山区与坝区的生产、生态功能矛盾突出,表现出山区、坝区生产、生态空间博弈过程中2015年生态功能处于弱势地位;“生活—生态”功能协调较其它两组耦合协调水平低,但处于稳定发展的状态,且山坝差距逐渐缩小。未来应基于贵州省国土空间功能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发展规律,设计差异化的山坝优化路径,引导国土空间功能均衡、有序发展。     

旅游地快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流强度的空间耦合分析

以典型旅游地—云南省为研究案例,以高德交通大数据、统计数据等多源数据为基础,依据“路网及站点密度+通行规模+通行功能+区位优势度+换乘便捷度”的思路,构建快速交通优势度模型;基于旅游流“规模→消费→效益→效应”的历时性维度构建旅游流强度模型;采用加权TOPSIS法对二者评价值进行测算,并运用耦合四象限模型对两者耦合类型进行划分。结果发现：① 快速交通与旅游流耦合存在显著空间差异性。昆明、红河和丽江呈现良性耦合协调,耦合类型表现为“高旅游流-高快速交通优势”,而旅游化水平低、远离交通枢纽和主要交通干线的边缘地区,旅游流与快速交通耦合效应则表现为“低旅游流-低快速交通优势”。② 快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流强度呈正相关关系,不同快速交通方式与旅游流强度的拟合优度表现为“航空运输>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特征。③ 云南省快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流强度耦合水平总体偏低,快速交通发展的主导模式为协调互补模式,且缘于快速交通的“时间-空间收敛”效应和“组织-空间协同”效应,快速交通组合类型多样化与旅游流强度存在正相关关系。不同快速交通发展模式对旅游流强度的贡献效应表现出“多元共生模式>协调互补模式>单类孤立模式>低速交通维持模式”的特征。     

基于投影寻踪模型的河南县域交通与经济协调性评价

通过建构县域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投影寻踪模型对2003 年和2008 年河南省各县域单元的交通优势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与比较。进而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河南县域交通优势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性进行评价、比较与分类。研究表明,2003-2008 年期间河南省各县市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均获得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区域分异现象还较为突出。县域交通优势度由2003 年的沿主要交通干线带状分布向团块状连片分布态势演进,中原城市群地区县市交通优势度高于外围地区,平原地区县市交通优势度高于山区县市;而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西部普遍高于东部,山区资源县市高于平原农业县市。交通优势度与县域经济耦合作用强度普遍较高,并呈明显的增强态势,但多数地区交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度还有待提升,大多数县市交通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如何在既有的交通优势条件下推进河南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实现河南交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问题。     

“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城镇交通优势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分析北大核心CSCD

交通与经济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动力机制,其协调发展有利于战略推动。以新疆86个县级及以上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构建出区域交通优势度综合评价数理模型,并以三方面12个主要经济指标定量分析出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另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北、中、南三通道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特点及空间结构规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新疆交通优势度两级分化严重,较好城镇个数占总体的33.48%,并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向南北疆递减,呈现"中心-外围"的格局;新疆区域经济格局在空间上东西分异明显,东部地区总体优于西部,乌鲁木齐及其毗邻的东部地区优势较高;全区内地理交通与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吻合度偏低,但耦合程度良好;北、中、南三通道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程度受到区位与地形条件的限制表现为高耦合低协调性,交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     

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分析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交通优势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对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特征进行系统分析。研究表明：① 城镇化与交通基础设施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存在正负双向反馈;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城市空间无序蔓延是导致两者耦合协调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② 2000~2014年云南省整体县域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约90%的县域处于城镇化起步阶段。③ 云南省县域交通优势度整体水平逐年提升,但空间分异特征显著。④ 2000~2014年期间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耦合协调水平虽大幅提升,但整体协调度仍然偏低、空间分异特征依然突出。     

“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城镇交通优势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分析

交通与经济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动力机制,其协调发展有利于战略推动。以新疆86个县级及以上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构建出区域交通优势度综合评价数理模型,并以三方面12个主要经济指标定量分析出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另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北、中、南三通道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特点及空间结构规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新疆交通优势度两级分化严重,较好城镇个数占总体的33.48%,并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向南北疆递减,呈现"中心-外围"的格局;新疆区域经济格局在空间上东西分异明显,东部地区总体优于西部,乌鲁木齐及其毗邻的东部地区优势较高;全区内地理交通与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吻合度偏低,但耦合程度良好;北、中、南三通道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程度受到区位与地形条件的限制表现为高耦合低协调性,交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     

中国制造业产业链与创新链耦合协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0—202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与创新链耦合协调度并进行时空演进分析，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影响双链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2010—2021年，我国制造业双链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的发展态势，但区域分布不均衡，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2)我国制造业双链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设施水平和人口集聚程度可以促进双链协调发展，但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规制对双链协调发展存在抑制作用。最后，从打造产学研合作平台、搭建要素共享平台和构建综合交通枢纽集群等方面提出建议。     

县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适配空间演化研究——以大湘西为例

基于协同耦合视角探讨综合交通与旅游产业集聚的适配机理,并从县域尺度构建交通优势度模型,应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空间分析、逐步回归及空间计量模型探究2000—2019年大湘西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适配的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区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失配现象逐步改善,适配均衡性逐渐提升,形成以永定区、凤凰县、吉首市为核心的圈层结构。(2)适配水平整体具有明显空间相关性,局部集聚模式多元化,表现为由慈利县、花垣县、吉首市向辰溪县、洪江市降低趋势。(3)区域创新效率、旅游资源丰富度、城镇化水平等对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适配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水平始终是影响适配的主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