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011年产品空间网络视角下中国出口演化及其机制

经济全球化下,研究中国出口演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西方演化经济学界“产品空间网络”理论的提出,为地区产业发展提供了科学复杂网络方法的新视角。国内学界基于该理论在全球尺度下研究中国产业演化的研究甚为匮乏。文章利用2000—2011年全球海关贸易数据库,以R软件可视化全球动态产品空间,构建了“核心区位度”新指标来科学测度国家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位置,探讨国家在产品空间网络中“核心-外围”位置对本国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产品网络空间的位置存在差别,国家的经济表现越好,国家越倾向于在产品空间网络处于核心位置。中国已改变传统上的专业化生产两极分化出口贸易模式,形成相对均衡化的贸易格局,出口优势产品开始从产品空间网络的外围轻工业集群,走向核心地带的机械设备集群及化工综合集群,成为全球网络核心区位度提升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通过回归模型得出,影响中国在产业空间网络中核心位置演化的主要因素是教育质量与研发投资等因素,而外商投资并未对中国走向网络核心位置存在显著影响。     

多维邻近性、贸易壁垒与中国—世界市场的产业联系动态演化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中国嵌入世界生产网络的既有模式遭遇内部红利消失与外部贸易摩擦的双重困境,探讨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间的产业联系特征及其动态演化机制,对寻找中国产业对外联系的破局方向至关重要。基于1995—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库,从国家尺度刻画世界产业相互依赖网络,并着重关注中国在这一格局中的角色与地位演变。研究发现：① 1995—2014年中国从世界生产联系网络的边缘国家演变成为沟通东亚、东南亚地区与其他新兴市场的桥梁,并从美欧主干联系的“局外人”升级成为链接欧美产业网络的重要枢纽。而2015—2019年中国对外产业联系拓展逐渐进入曲折发展的瓶颈期。② 从供给角度看,中国基础资源行业和制造业正不断嵌入世界生产网络的供给侧。相比之下,中国大部分服务业对世界产业网络的供给能力低于世界平均水平。③ 从需求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与基础设施建设大国,在制造业与基建方面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然而中国的交通、物流、金融等生产型服务业的国际影响力在2005年后逐步下降。④ 中国产业获取本地附加值总体持续增长,但附加值捕获的效率较低。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多维邻近性、贸易保护对中国—世界产业联系的作用,发现：中国对外产业联系的演化受地理、认知、社会与制度4个维度的邻近性影响并形成路径依赖。其中地理与认知邻近性的影响最为广泛,而社会与制度邻近性仅对产业联系形式更加复杂的中间生产联系与发展较为成熟的最终需求联系有促进作用,技术贸易壁垒与反倾销调查会削弱中国对外产业联系;卫生安全检疫措施对最终市场需求联系有显著削弱作用,而对中间产品生产联系的作用并不显著。综上所述,生产型服务业与总体附加值获取效率是中国对外产业联系拓展的潜力方向,而内销—出口平衡与多元化的产业发展策略是中国对外产业联系拓展的合理举措。     

自然禀赋与政区类型对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传统研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多集中于社会经济指标,对“先天赋予”的自然禀赋与“后天叠加”的行政“身份特征”研究较少。在探究自然禀赋因素的同时,引入市辖区、省会、城市群以及各个交互项的行政身份虚拟变量,使用2015年夜间灯光数据表征县域经济,利用空间自相关展现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格局,并通过回归分析揭示自然禀赋与政区类型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中国县域经济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且县域经济统计指标表明的确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现象。② 城乡差距仍是中国区域差异的最主要特征,其中省会地区的城乡差距更为明显。③ 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高,内部差异较小,西部地区省会-非省会差异与城乡差距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地区省会区域与非省会区域的差距要大于城乡差距。④ 三种政区类型中,市辖区类型对经济促进作用最为明显,省会类型次之,城市群最弱。⑤ 通过交互项分析,城市群对中国区县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已十分明显,尤其在东部地区,不仅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对于缩小城乡差距也起到一定作用,但在中西部地区作用较弱。⑥ 自然禀赋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坡度大于15°面积比例过大以及平均海拔过高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⑦ 通过对自然禀赋和政区类型交互项的分析,城市群战略的实施可以缩小由地形地貌所造成的县域经济差距。     

中国省际水资源绿色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研究

本文从群组前沿的角度出发,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分为东中西三大群组,在不同的技术前沿面下利用SBM模型对各省（市、自治区）的水资源绿色效率进行测度,并利用VAR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将水资源绿色效率“属性数据”转化为“关系数据”,在此基础上利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对中国水资源绿色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水资源绿色效率区域差异显著,总体表现为中部>东部>西部的特征。② 没有一个地区独立于水资源绿色效率空间关联网络之外,网络整体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个体特征表明,东部地区以溢出效应为主,处于“引领者”地位,而西部地区以接收其他地区的溢出关系为主,在网络结构中处于边缘位置。③ 块模型分析表明,北京、天津等10个地区为“净溢出”板块;青海、新疆等8个地区为“净受益”板块;河北、重庆等6个地区为“双向溢出”板块;河南、陕西等7个地区为“经纪人”板块。研究结果为中国各地区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提高及协调发展提供了建议。     

中国地区收入与净财富不平等的演变路径识别

当前,“共同富裕”问题备受各界关注,中国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要求“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因而测度收入与净财富不平等程度、识别地区“共同富裕”的路径差异与成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2011—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基尼系数、洛伦兹曲线和计量模型分析地区收入不平等和净财富不平等的演变模式、成因与地区“共同富裕”的路径差异。研究发现：① 虽然2011—2019年全国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但净财富不平等维持在高位,而各地区收入和净财富不平等变化存在明显空间差异,其各分位点上的收入或净财富累计占比变化呈现不同态势。② 进一步检验地区不平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不平等呈近似倒“U”型关系,与净财富不平等呈近似倒“N”型关系。③ 各地区“共同富裕”的路径存在差异,发达省市区正逐步推进“共同富裕”,而落后省市区这一迹象并未显现。本文为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富裕”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与参考。     

中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367个城市单元的太阳能和风能专利申请数据测度中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能力,采用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2001—2018年中国新能源产业创新发展阶段、总体分异、空间分布、空间关联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① 中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发展整体呈现增长态势,同时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与“石油危机”“金融危机”等重要节点事件有密切关系。② 中国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的区域总体分异特征明显,全国尺度下内部空间差异大。东部地区基尼系数维持相对稳定,创新能力较弱的西部地区,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差异也最大。而中、东北部地区内部空间分异相对均衡且差异不断缩小。③ 高、较高水平的新能源技术创新城市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经济依赖性,且广泛分布在经济较发达城市。④ 太阳能和风能技术创新能力Moran's I值均为正且呈不断上升趋势,说明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在城市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而高-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辐射作用不明显。⑤ 经济发展基础、教育水平、工业化水平、用电需求、人力资本、科技投入、资源禀赋、环境规制等9个方面因素不同程度影响着全国层面和四大地区层面城市的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     

乡村非农产业时空格局及其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发展乡村非农产业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经济繁荣的前提条件。论文以中国乡镇企业数据代表乡村非农产业,探讨2000—2013年各省份乡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及其全局和局部空间演化特征。在乡村非农产业时空特征分析的基础上,从空间角度和时间角度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研究乡村非农产业对乡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中国乡村非农产业变化巨大,时间上发展迅速,但内部差异呈扩大态势;空间分布上东部与中西部存在明显的差距,东部集聚仅在山东、浙江、江苏三省;产业类型构成上,工业占主导地位,批发零售业和建筑业次之,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对工业依赖度更高。② 乡村非农产业对农民收入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效应,在空间上具有异质性,东部地区非农产业发展对居民收入的促进作用较中西部地区更高;时间维度上,乡村非农产业对居民收入促进作用逐渐减弱。根据研究结论提出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完善乡村制度改革、发展多种产业类型等建议。     

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合作网络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

基于1997—2017年中国60个城市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数据,辅以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了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合作网络时空格局,并借助二次指派程序方法对合作网络演变的驱动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中国60个入境旅游城市合作网络强度逐渐增强,国家层面合作网络结构逐渐显现,合作强度前5名的分别为广州—深圳、北京—上海、北京—天津、上海—苏州和上海—深圳。② 整体网络特征上,网络密度逐渐增加,整体网络通达度在提升,城市“领导者”地位在下降,网络整体均衡性在提升,且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区间差异显著,东部地区城市合作最紧密,西部地区城市次之,中部地区城市紧密度最小。③ 个体网络特征上,将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分为外向型、内聚型、均衡发展型和孤立型4类,且权力角色上呈核心领导者、次核心领导者、一般合作者和边缘合作者的“核心—边缘”分布格局。④ 地理空间邻近性、旅游资源差异、旅游接待能力差异、城市规模等级和旅游交通情况的相近性对网络提升具有显著影响,对外经济贸易差异对中、西部地区城市旅游合作的影响是正向的,而对整体网络和东部网络的影响是负向的。     

新疆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的微观机制与测度分析——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框架,从人口与产业集聚匹配性的视角分析了新疆地区差距形成的微观机制,通过引入内含空间因素的测度指标,对新疆地区差距现状及其演进趋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新疆地区差距是集聚机制作用下人口与产业（进而产出）集聚不匹配的结果,在此机制作用下,新疆地区差距呈现明显的梯度特征,各梯度之间差距明显,其中第一梯度和第四梯度地区人口与产业集聚的不匹配是新疆地区发展失衡的主要动因。为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未来新疆政策设计的基本思路是立足其特殊区情,先“动钱”、再“动人”,通过集聚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逐步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出口产品复杂度与企业集聚:风险环境下的企业空间重构

当前时代,中国的出口企业面临出口市场维度和产品维度的两大风险。前者体现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产组织和出口决策的影响,后者体现为高技术品出口对企业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的高要求,其可被纳入GPN 2.0框架中的“监管风险”和“产品风险”两个维度进行分析。本文指出,面对上述风险,企业会寻求集聚分布,以受益于信息溢出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从而实施相应的企业策略以抵御风险。本文基于2008—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获取企业位置信息,测度企业集聚水平,同时基于非关税壁垒和产品复杂度数据测度企业所面临的监管风险和产品风险。实证结果表明,当企业的出口市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复杂度越高,企业在本地越集聚,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上述假设。本文尝试融合GPN 2.0和经典的集聚理论,对于风险环境下企业空间重构的模式和机制进行定量测度,并给予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机制更为动态且微观的解释,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全球价值生产的空间组织：以苹果手机供应链为例

采用2012年与2019年苹果手机全球供应商数据,基于GPN 2.0的相关理论建立分析框架,探索苹果手机全球生产网络中主要行动者类型、行动者策略、进入与退出动态、地理分异性、网络动力机制和战略耦合机制。该网络主要行动者是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省,布局全球生产网络的热点地区在亚洲;网络中有六类行动者,行动者策略是企业间控制与企业间合作,网络产生和演化的动力机制为成本-能力比率、市场需要、金融约束和风险环境,主要行动者通过本土创新、国际合作关系和生产平台战略耦合机制嵌入苹果手机的全球生产网络。最后,从转型创新模式、孵化自主供应链角度对中国行动者产业升级提出对策建议。     

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与中国出口产品升级

随着技术进步和贸易自由化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的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迅速发展并不断深化。全球生产网络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契机。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出口贸易的发展方式亟待转变,对出口产品升级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而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可能是中国出口产品升级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进行了测算,并以此为基础衡量出口产品升级。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有波动上升迹象,东中西区域产品质量基本呈现递减趋势。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直接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升级,尤其是深入融合到价值链中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的研发投入能够促进出口质量升级,但研发投入不能通过提高垂直专业化的程度来提升质量,印证了出口企业提升价值链地位能力的不足。地区财政自主权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地方政府倾向于支持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升级。     

从全球生产网络到全球金融网络：理解全球-地方经济联系的新框架

全球化带来的新国际劳动分工使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GPN)成为研究全球经济与区域发展的重要框架。与此同时,金融在现代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地位日益提升,经济金融化在全球不同尺度下深刻影响着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网络。因此,金融已经成为GPN研究不能忽略的重要环节。更重要的是,金融化带来的逻辑也日益深刻地影响到GPN的演化和运行。尽管GPN研究日益重视金融的作用,并开始研究金融业的全球生产网络,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获得国际股权投资或者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等方式融入全球资本市场,主要从生产角度理解地方经济融入全球过程的GPN难以对该现象深入分析。全球金融网络(Global Financial Network, GFN)为刻画和分析这个过程提供了新的框架。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地方经济体通过高级商业服务业(Advanced Business Service, ABS)企业与世界城市(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管辖区产生联系,从而融入GFN。论文介绍了GFN的基本结构,探讨了地方经济融入GFN的主要方式及其产生的影响。最后,提出GFN未来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可继续深入研究的方向。     

全球生产网络与本土创新网络的战略耦合动态——以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为例

构建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走出去"全球化下中国医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识别企业战略连接类型,分析"引进来"全球化下生物医药全球生产网络(GPN)与本土创新网络(IIN)间的战略耦合过程;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GPN-IIN战略耦合目标实现的达成效率,并从静、动态视角探究其时空变化的原因。发现:(1)中国医药产业通过转口、代加工进入北美市场的难度加大,东盟、金砖国家成为其重要的出口对象,与欧盟加强贸易有助于其形成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2) 2000—2006年,多数外商直接投资(FDI)企业形成"两头在外"的产业布局,在GPN中处于被俘虏地位,大多内资企业学习能力不足,处于IIN边缘。2007—2013年,部分FDI企业由GPN价值链末端向高端转移,部分内资企业由IIN边缘向核心转移,但转移过程中具有强松脚性。2014—2019年,GPN-IIN战略耦合克服上一阶段嵌入不足、松脚性等问题,两者间的关系通道日益增多和稳固。(3) GPN-IIN耦合绩效经历了"大分散、小集聚→简单结构孕育→局部结构构建→级联秩序分异"的演变,在此过程中技术进步对其促进效果最强,规模效率次之,纯技...     

基于地级市尺度的中国外资空间动态与本土产业演化

伴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下全球生产网络逐步形成,推动跨国公司以外资直接投资为途径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有利区位。低廉的要素成本、友好的政策制度以及广阔的潜在市场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外资活跃的重要地区。外资空间动态不仅涉及发展中国家对接全球生产网络的效果,更关系到其生产格局的演变。而演化理论下的技术邻近度也会对外资空间动态和本土产业演化产生作用,使之呈现出更多样的空间差异。本文基于1998-2008年中国337个地级市的制造业数据,研究内、外资技术邻近度作用下外资空间动态对本土产业演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外资进入、退出等空间动态显著促进了中国本土产业演化,其中中西部最强,东部最弱,东北地区外资进入作用相对明显。②技术邻近度削弱了外资空间动态对本土产业演化的积极影响,但具体到不同区域也会出现差异。东部地区的技术关联反而有利于外资进入带来的知识溢出和外资退出带来的资源释放,表现为典型的“战略耦合”。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技术关联则成为阻碍外资进入、退出促进内资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奔向全球的经济地理:战略耦合与全球生产网络研究——"全球生产网络与中国战略耦合"专辑序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GPN)研究非常深刻地展现了 Peter Dicken所描绘的"全球-地方矛盾".这个概念由Dicken在1994年发表于《Economic Geography》上的Roepke Lecture特邀文章中首次提出[1].作为过去20多年经济地理学的一个主要学术支柱,GPN研究经历了两个重要的理论发展阶段,即从早期的广泛而一般的GPN框架2-4]过渡到更加具备解释性的GPN 2.0理论[5-7].在GPN研究理论快速发展的这个时期里,Coe等首先提出了"战略耦合"这一关键而新颖的概念[4],并由Yeung对其进行了完善[8-10].     

贸易保护、出口溢出效应与中国出口市场拓展

在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厘清贸易保护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议题。既有演化经济地理学框架主要从供给视角出发,认为出口产品路径演化过程呈现依赖技术知识溢出的特征,忽略了需求视角的影响。基于中国海关库2002—2016年的数据,以中国出口产品进入新市场的演化路径为研究对象,本文将供需视角纳入同一解释框架,补充需求视角下的外部市场关联以及需求市场的贸易壁垒措施作为外部力量,试图探究贸易保护、出口溢出效应如何作用于中国出口市场拓展过程。研究发现：① 在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的同时,中国出口目的地结构也在不断地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拓展。其中,东部与中部地区是出口拓展的主力区域,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品是出口拓展的主要产品类型。② 中国出口市场的拓展进程呈现出典型的路径依赖特征,包括供给视角下基于本地技术知识溢出的路径依赖与需求视角下基于目的地市场信息溢出的路径依赖。其中后者被长期忽视,但在中国出口市场拓展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③ 贸易保护作为一种外部冲击,可有效地削弱基于本地技术知识溢出和外部市场信息溢出的路径依赖。采用投资、区域合作等方式绕开贸易壁垒,实现出口产品与市场结构的多元化,是应对外部冲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     

"泛珠三角"产业、人口分布空间变动的趋势分析

随着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泛珠三角”区域的经济格地理局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当前“泛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处于中期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产业和人口向“珠三角”集中。今后随着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产业和人口将具有集中与扩散同时发生的特征,各地区形成特定产业和人口集中的专门化生产的地理格局。     

中国跨区域产业分工与联动特征

基于对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扩展运用,建立指标体系,构建区域产业分工模型与跨区域产业联动模型(包括区域间引力模型、产业间引力模型、跨区域各产业间联动模型),从具体产业角度探索中国跨区域产业分工与联动的特征。研究发现:(1)在区域产业分工方面:中部、西北、西南地区是静态比较优势产业较多的区域,而沿海及京津地区是动态比较优势产业居多的地区,区域间产业梯度已经形成。(2)在跨区域产业联动方面:①区域间产业联动强度受经济地位及空间距离的影响显著,沿海与内陆之间跨域产业联动性较弱;②1987～2002年间,各产业综合关联度发生显著变化,产业间关联强度逐渐增大;③跨区域产业联动具有明显邻域空间指向性,区域联动层次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密切关系,尽管产业间横向联动与纵向联动相结合的混合型联动格局正在形成,但合作领域多集中于科技含量较低的能源原材料型产业与相关下游产业之间。     

中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的影响因素探究——基于贸易成本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地扩展和加深,生产分工进入产品内分工阶段,中间产品贸易所占比重逐渐增加。中间产品贸易是产品内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论文选取了纺织业、运输业和电子产业分别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传统全球分工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代表,研究其贸易网络结构的特征与演化趋势。并以中国为中心的中间产品贸易网络为例,探究了影响贸易网络变化的因素。研究表明：① 3种产业的中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有明显差异,电子产业网络联系紧密,而运输业和纺织业的结构则相对松散。② 1998—2017年,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明显提升。③ 从影响中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的因素来看：地理距离对中间产品出口偏好的影响显著,但是仅纺织业体现出了地理距离衰减效应,在电子和运输业中,地理距离越大,贸易偏好反而越高;沟通成本显著影响中国对目的地国家的出口偏好,中国文化在目的地国家推广能够提高贸易偏好;目的国制度质量对贸易偏好的影响显著,国家的话语权和可靠性能够提高中国对目的地国家的中间产品出口偏好,但同时,规制的质量越高,中国对其出口偏好则更低。④ 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在3种产业中均体现出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