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科技创新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城市旅游科技创新是长江旅游带建设的重要驱动力。以长江经济带130个城市旅游科技专利申请总量作为指标,分析2000—2017年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科技创新差异的时空演变格局特征。发现：（1）总体呈现显著且缓慢上下波动的演变特征,带内城市群旅游科技创新差异大小依次是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长三角洲城市群。（2）空间分布形成“核心-边缘”的城市聚散发育格局,旅游科技创新较强的城市聚集于苏锡常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宁波都市圈及带内省会城市。（3）呈现锁定的高水平和低水平俱乐部,活跃的中低水平和中高水平俱乐部, 不同城市旅游科技创新差异类型之间发生转移的概率居多,尤其是2010—2017年期间向上转移类型的数量增加了11个,增加城市主要分布于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武汉都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     

长江经济带旅游效率与规模的时空演化及耦合协调

区域旅游效率和旅游规模的空间差异明显,动态把握两者时空演化特征和耦合协调关系对推动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测度长江经济带126个市域单元2001—2018年的旅游规模,引入DEA-MI模型对旅游效率进行测算和分解,运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方法探讨区域旅游差异和空间结构的时空动态特征,构建旅游效率与规模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两者的耦合优良性和协同一致性。结果表明:① 长江经济带旅游综合效率空间差异明显,平均情况呈现东西高中间低的分布特征,年际变动呈现波动下降态势,规模效率对综合效率起支撑作用,技术效率起影响和制约作用;② 旅游效率和旅游规模局部空间结构波动幅度较小,依赖方向较为稳定,后者波动性稍强于前者,且空间依赖方向变化相似,旅游效率局部结构竞争态势强于协作,旅游规模协作整合性较强;③ 旅游规模局部空间结构较稳定,市域单元相对位置变动较困难,旅游效率局部空间结构尚不稳定,市域单元存在较大的变动可能性;④ 旅游效率与规模的整体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逐渐提高,具有相似的时空分异特征,局部演进存在空间异质性和波动性,耦合协调度高值区扩散范围更广、速度较缓。     

长江中游经济带区域经济差异及其时空演变特征

以长江中游经济带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各地级市为研究单元,以1995-2011年常住人口总数、总GDP和人均GDP为测度指标,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在ArcGIS及GeoDA等软件的支持下,从时空角度分析了研究区域经济差异及其演变特征。结果表明：从时间演变特征看,长江中游经济带总体发展水平不断上升,绝对经济差异在不断扩大,且这种扩大趋势从2000年后逐步增强;相对经济差异不显著,4个经济区中1995-2003年武汉城市圈经济相对发展最快,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最慢,2003-2011年皖江城市带发展最快,武汉城市圈发展速度有所下降;各经济区内部经济差异不断扩大,其中武汉城市圈内部经济差异最大。从空间演变特征看,区域内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逐渐加大,空间集聚趋势越来越弱,扩散效应逐渐增强,高水平发展的城市出现极化现象,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交通区位、区域政策、中心城市的联动、资源禀赋与产业结构是引起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     

论长江经济带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变化趋势

本文就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地位、经济发展的综合优势、产业结构的变化及调整政策、投资环境和将来发展趋势作了全面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下一世纪长江经济带在我国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及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过程中的战略意义和发展潜力。     

长江经济带市域尺度减贫成效测度及其时空演替

减贫成效评估是近年来国际减贫战略研究中的热点议题,也是中国未来扩展减贫深度、提高减贫质量所面临的关键问题。论文基于“两不愁、三保障”标准,构建涵盖经济、人口、社会和绿色4个维度12项指标的减贫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与模糊集方法揭示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域减贫成效状况,引入空间自相关理论解析长江经济带减贫成效的空间分异及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2011—2017年间长江经济带整体减贫成效显著,区域间存在明显空间差异,上游地区市域减贫提升潜力较大;② 研究期内市域Moran's I均大于0且逐年上升,市域减贫成效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集聚特征逐年增强;③ 研究期内减贫成效指数的LISA值存在区域差异,上、中游地区局域空间自相关较为显著,尤其在集中连片贫困区呈现“连块集聚”的关联特征。研究成果可为当前推动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减贫,统筹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人口流迁对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人口流迁对区域经济差距是扩大效应还是缩小效应的争论一直存在,文章利用长江经济带104个城市2001—2017年的空间面板数据,对此议题再作分析。主要结论为：1）对于全局区域经济差距,人口流动、人口迁移与经济差距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早期为扩大效应,后期为收敛效应,这与中国梯度发展战略和“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化发展理念吻合。2）对于省内区域经济差距,人口流动亦表现为先扩大后收敛的作用,人口迁移则仅表现为扩大效应而无收敛效应。人口流动与人口迁移作用差异来源于后者户籍变更所带来的经济行为和资源配置空间转换。3）考虑空间效应后,判断人口流迁与区域经济差距的内生关系变得相对复杂,但更为全面客观;效应分解显示,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最终是利于区域均衡发展的,其中溢出效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对旅游生态效率的门限效应及空间差异

环境规制手段与环境规制水平的动态调整是引领旅游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采用熵值法和非径向SBM模型解读2003—2018年长江经济带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自愿型3种环境规制与旅游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综合运用普通面板回归和面板门限回归辨析3种环境规制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1)命令控制型表现为“U”形演变轨迹并呈“西部高值集聚、东部与中部低值集聚”的空间格局,市场激励型由东至西呈梯度递减特征,且随时间推移愈发显著,公众自愿型则先震荡下跌后缓慢提升。(2)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均值距离最佳生产前沿面仍有29.6%的改善空间;纯技术效率均值高于规模效率,是促进旅游生态效率改善的重要因素。(3)命令控制型与旅游生态效率呈正线性关系;市场激励型与公众自愿型分别产生单门限与双门限的非线性影响,随环境规制水平提升均呈“负向效应逐渐减弱、正向效应开始显化”特征,并存在“东部>中部>西部”的空间差异。     

民用机场区域服务能力的结构与空间格局——以长江经济带民用机场体系为例

基于航空运输过程的完整性,认为民用机场对区域的服务能力取决于机场经由陆路集疏运体系与腹地的连通性,以及机场通过航线网络与其他机场的连通性两方面,据此构建了机场陆侧、空侧及综合服务能力评价方法。长江经济带民用机场体系的实证研究表明,机场间陆侧、空侧以及综合服务能力均呈明显差异,差异程度空侧显著高于陆侧,综合服务能力最低;长三角、长江中游和长江上游三大区域间机场差异与区域内部机场差异共同导致了经济带机场陆侧服务能力的总体差异,但区域内部机场间的差异是形成空侧和综合服务能力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根据服务能力指数的自然间断,将机场划分为高、较高、中等、较低、低5个等级,则陆侧、空侧和综合服务能力等级结构均呈金字塔特征。在空间格局上,受陆路交通网络发展以及区域经济与人口密度等影响,陆侧服务能力由长三角往上游地区呈梯度下降态势;受机场所在城市经济社会特征、综合交通发展与竞争等的综合作用,空侧服务能力呈长三角与上游高于中游地区的“鞍形”格局;综合服务能力沪蓉、沪昆两大交通主轴串联的城市区域相对优于腹地,在三大区域则均存在明显的核心-外围格局,但总体水平由长三角往上游地区呈梯度递减。     

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成因

利用区位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相对发展率指数（NICH指数）以及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等分析方法,以长江经济带沿线38个中心城市作为空间观测单元,结合专利授权量等相关数据,研究了创新产出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2000~2013年长江经济带沿线中心城市的创新产出在整体上逐年增长,地理集中度呈现波动下降趋势;长三角地区相对发展速度较快;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程度表现出反“Z”字形的波动上升态势;创新产出的热点区域由长三角-成渝“双核心”空间结构发展成长三角“单极突出”空间格局,且长三角热点区域范围有所增长,冷点区域则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带;技术溢出、政府行为、空间区位和金融支持均对长江经济带沿线中心城市的创新产出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经济基础对下游城市具有促进作用。根据研究结论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高铁枢纽驱动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空间扩展效应与作用机制

高铁枢纽是引导城市空间发展的重要要素之一。本文以长江经济带37个高铁设站城市为例,构建高铁枢纽驱动城市重心转移指数模型,分析高铁枢纽驱动下城市空间扩展效应,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揭示高铁枢纽驱动城市空间扩展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1)高铁枢纽驱动长江经济带城市空间扩展效应分为3个等级,一是驱动城市重心大幅度向高铁枢纽方向扩展,呈现出“有的放矢”现象;二是驱动城市重心中幅度向高铁枢纽方向转移,呈现出“扩展萌芽”状态;三是驱动城市重心向高铁枢纽方向扩展不显著,没有呈现明显的“粘连”关系。(2)高铁枢纽驱动城市空间扩展效应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城市能级、高铁枢纽发育程度、站—城关系和政府政策等4个维度11个因子,其中,城市能级发挥“推动力”作用,城市等级和城市外部可达性变化率两个因子作用明显;高铁枢纽发育程度发挥“牵引力”作用,枢纽等级因子作用明显;站—城关系发挥“催化剂”作用,枢纽可达性因子作用明显;政府政策发挥“指导力”作用。     

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省际差异研究

基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选取1996—2015年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经济发展相关指标,构建旅游经济产业规模指数、产业素质指数及其综合指数,运用数理统计分析和ArcGIS地统计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省际差异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实证分析,深入探讨入境旅游经济发展的现实格局与内在机理。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各省区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总体上呈逐步收敛态势;(2)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地区入境旅游经济发展的区域内差异贡献率远强于区域间差异贡献率,下游区域的旅游产业发展对省际差异贡献率最大;(3)2015年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产业综合指数呈“U”型拟合曲线,总体上表现出东强西弱,自西向东愈渐增强;北强南弱,自南向北愈渐增强的发展格局,且区域入境旅游经济非均衡发展趋势仍将持续。基于上述研究结论,针对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经济的持久有序发展提出相应建议。     

高铁对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影响——以京沪高铁为例

通过因子分析降维得到影响旅游目的地选择的主要因素,包括旅行时间、旅游地的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地的交通通达性、旅游地的服务设施系统等4个指标;由此构建旅游需求—供给引力模型,测度高铁条件下主要因素对旅游者选择出游目的地的影响程度变化。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前客源地和旅游地的空间距离是旅游目的地选择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且起到出游阻力影响;而高铁开通后主要影响因素对选择出游目的地的作用程度发生很大变化,客源地与旅游地的空间距离对出游阻力影响变得很小,而旅游地的交通网络密度、旅游资源禀赋和旅游服务接待能力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可为高铁时代下旅游目的的地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以期在高铁条件下构建科学合理的旅游要素体系,实现旅游地系统升级优化。     

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为深入探究高铁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散间的关系,论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基于2002—2017年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高铁运营数据和城市经济数据,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静态视角和动态双重差分模型的动态视角考察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的空间集聚效应。结果表明：① 高铁效应与城市高铁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受时空压缩和客运组织的综合影响。对生产性服务业而言,静态层面上,高铁显著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沿线城市集聚;动态层面上,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效应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和滞后性,且作用强度随高铁网络化逐年增强。② 高铁影响下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空间组织趋于差异化,其中研发设计业为“高显著促进型”产业,信息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为“中显著促进型”产业,运输服务业、节能与环保服务业、生产性租赁服务与商务服务业为“高显著抑制型”产业,高铁对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业影响不显著。③ 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动态效应具有显著行业异质性和阶段性,这一阶段性特征与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整体的动态效应保持相对一致;具有相同静态特征的产业在高铁影响下表现出相同的动态空间特征。     

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对区域旅游创新发展的启示

建设“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是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导向。“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的提出意味着“旅游长江”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中国区域旅游业发展而言,其价值为：①从空间维度看,首次实现从“区域旅游”向“流域旅游”的空间拓展;结合城市群崛起,联动未来以跨区域完整的地域自然山水和文化生态单元,将形成中国区域旅游发展空间的主干骨架。②从时间维度看,首次实现了旅游业发展从区域“支柱产业”向“全局战略性产业”提升,使得区域旅游业发展向同时兼具“产业”和“事业”特征的旅游业本源属性回归。③从对外开发合作看,首次实现了“国内区域旅游发展”和“对外国际开发开放”的联动对接。以国内开发促进国际合作,以国际合作推进国内外统筹联动式开发模式开始形成。这种流域性区域旅游发展模式,也催生出一系列区域性的的研究命题,结合实施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国家区域重点发展战略,这些命题主要包括“旅游业发展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融合发展”、“城市群旅游与生态功能区旅游对接协调”、“城市群旅游业一体化整合提升”、“生态功能区旅游主业化改革推进”、“沿海、沿边旅游业国际化开放对接”、“流域性旅游业综合治理”等。     

Simulation and prediction of multi-scenario evolution of ecological space based on FLUS model: A case study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 Buildi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YREB) is one of China’s three 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the new era.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长江经济带乡村功能区域差异及类型划分

深度挖掘乡村功能价值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途径,论文通过构建乡村功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GIS和泰尔指数,揭示了2016年长江经济带130个市(区)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地区差异特征和差异来源,并进行功能分区。研究结果显示：① 长江经济带乡村功能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农业生产功能强的区域集中在中游和下游平原地区;人居生活功能强的区域集中在下游省会及核心发展城市周边;生态保育功能强的区域在上游和中游山地丘陵地区。② 乡村功能总体区域差异来源于上、中、下游地区内部差异,农业生产功能在上游内部区域差异显著,人居生活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在下游内部区域差异显著,中游地区乡村功能整体区域差异较小。③ 基于研究结果将研究区划分农业生产区、人居生活区、生态保育区、人居生活-农业生产复合区、人居生活-生态保育复合区、生态保育-农业生产复合区、农业生产-人居生活-生态保育综合发展区和农业生产-人居生活-生态保育综合协调区8种功能类型区,可为完善长江经济带乡村功能的空间布局提供科学依据。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connection-distribution performance of urban high-speed railway hub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 transportation hub is the key lin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three-dimensional transportation corridor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is the basic factor responsible for the promotion of this belt. A high-speed railway hub has the “last kilometer of time-space compression” effect and is the key to building an efficient, convenient, modern, and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model for measuring the connection-distribution performance of the high-speed railway hub, determined the connection-distribution performance of the urban high-speed railway hub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analyzed it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further revealed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the connection-distribution performance of the high-speed railway hub. 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connection-distribution performance of the high-speed railway hub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presented an “olive-shaped pattern” grade structure with two small ends and a large middle section, that is, the number of high-speed railway stations with high performance and average performance was small, and the number of high-speed railway stations with good performance and medium performance was large. (2) The connection-distribution performance of the high-speed railway hub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howed a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west” and “high in the north and low in the south”, and showed an urban agglomeration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high in the core areas but low in the marginal areas”; moreover, spatial differences were prominent in the distribution of nine evaluation indexes of the connection-distribution performance of the high-speed railway hub. (3) GDP, urbanization rate, city level, station passenger flow and frequency of shuttle bus were key driv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nnection-distribution performance of the high-speed railway hub.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key driving factors for the connection-distribution performance grades of high-quality, good, medium and aver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