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渔业经济韧性与效率协同演化研究

探索韧性和效率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协同演化特征,对中国海洋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科学参考价值。以2000—2019年中国沿海11个省份为研究区域,采用熵值-Topsis模型、超效率SBM模型分别测度中国海洋渔业经济韧性与效率,并通过哈肯模型刻画二者的协同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海洋渔业经济效率作为协同演化的序参量,主导中国海洋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随着中国海洋经济向高质量转型,韧性作用愈加突显;② 海洋渔业经济韧性与效率协同演化时空差异显著,两极分化格局依旧存在,区域间合作不足,协同演化呈现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单极化向多极化格局演化的趋势;③ 整体上中国海洋渔业经济韧性与效率协同演化呈现正向效应,但政策选择、产业结构等因素使得天津、上海协同演化存在偏向效应,形成海洋渔业经济水平低但协同值高的错配发展;④ 研究期内协同演化呈现波动上升的特征,采用聚类分析将协同演化分为四类,高级协同阶段（0.824~0.964）为山东、福建,较高级协同阶段（0.784~0.823）为天津、上海、浙江及广西,中级协同阶段（0.502~0.771）为辽宁、江苏、广东和海南,初级协同阶段（0.411）为河北。韧性和效率的协同作用表明中国海洋渔业经济发展需培育内生动力,在既有产业基础、技术水平下构建多元化产业体系,在维持经济高效运转的前提下,加强经济韧性,推动海洋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能值与(火用)耦合分析模型构建

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方法是识别人地协同规律、支撑科学决策的重要工具和热点需求。通过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框架构建,耦合能值及?方法,提出自组织能力指数（SO）、生态压力指数（EP）、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数（SC）构成的,基于热力学理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模型,利用文献荟萃法筛选17个典型发达国家1985年状态值计算SO与EP阈值,划分了4个阶段。利用中美两国1985-2015年特征对比验证,结果显示：① 2005年以前中国属“低自组织能力、低生态压力”阶段,之后进入“低自组织能力、高生态压力”阶段,存在低生态效率、规模扩张驱动特征;美国一直属“高自组织能力、高生态压力”阶段,存在高生态效率驱动、经济与生态脱钩特征,与全球生态足迹网络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等的研究结果一致,模型具有较好适应性和可靠性。② 模型利用“获得?量/输入能值量”表达经济社会生态效率、“经济社会?损耗量/生态系统年产?量”表达生态压力,连接了经济社会对生态基底的熵化路径,可识别区域所处可持续发展阶段、分析水平变化和驱动因素。③ 模型以人类与生态并重的视角,从深度上反映经济社会的生态效率、从广度上评价生态空间被占用比例,具有宏观规模与微观效率分析相结合的优势,是对经典方法的补充。     

城市精明发展与生态效率的协同测度及交互响应——以中国27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例

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存在复杂的动态交互耦合过程,厘清精明发展与生态效率的协同发展关系及交互响应机理,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本文以2003—2015年中国27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Super-SBM模型、灰色关联模型和面板VAR模型对中国城市精明发展与生态效率的协同发展和交互响应关系进行综合测度。研究表明：① 城市精明发展呈现从沿海向内陆阶梯递减的空间演变趋势,多个城市群具有较高的城市精明发展指数。② 生态效率与精明发展的空间变化具有一定的耦合特征,沿海地区南北方向呈现出较高水平的“生态弧线”城市带。③ 城市精明发展与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关联性特征,协同发展关系有下降趋势。④ 城市精明发展与生态效率存在双向交互的Granger因果关系,具有正向的交互响应关系,且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和惯性发展趋势。⑤ 长期而言,城市精明发展对生态效率变动的影响更大。     

黄河流域城市生态效率演化特征及门槛效应

基于非期望产出视角测度黄河流域城市生态效率,探讨2003—2017年黄河流域城市生态效率时空演化特征及资源禀赋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① 黄河流域城市生态效率呈稳步上升态势,但全域和资源型城市表现出一定梯度效应,有两极分化现象;② 各城市生态效率总体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格局,并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不同类型城市演化存在显著的时空惯性。③ 资源禀赋存在显著门槛效应,资源型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生态效率呈“U”型关系,制造业集聚在跨过门槛值后会产生抑制作用,产业协同集聚则始终具有正向作用;非资源型城市资源禀赋会削弱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制造业集聚及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跨过门槛值后不显著。     

西部省区旅游经济效率与区域经济水平的重心耦合及互动响应研究

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背景下,旅游业是推动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此,文章综合运用非径向超效率DEA模型、综合线性加权法、非参数Kernel核密度估计、重心模型、重心耦合模型以及VAR模型等方法分析旅游经济效率与区域经济水平的重心耦合与互动响应。研究结果表明：（1）西部旅游经济效率与区域经济水平均处于较低水平,前者经历了从“川-黔-渝”三核到“滇-黔”双核的演变,后者则始终以四川为唯一增长极;（2）旅游经济效率核密度曲线形状从相对平稳发展为陡峭,区域经济水平则相对稳定,前者两极化态势更为严峻;（3）旅游经济效率与区域经济水平重心迁移距离最大方向分别为“南偏西”和“南偏东”,均呈现“西北-东南”极化格局,极化方向分别以顺时针转动了3.41°和1.41°;（4）空间重叠性数值呈“U”型演化,重心耦合态势先“优化”后“劣化”;（5）脉冲响应多呈平滑型响应,响应多集中在前3~4期,区域经济水平对旅游经济效率的方差贡献度较低,旅游经济效率对区域经济水平的方差贡献度较高。     

基于DEA-ESDA的农业生态效率评价及时空分异研究

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Slack-Based Measure)模型,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对甘肃省各县（区）2000~2014年的农业生态效率及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考虑非期望产出和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生态效率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而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生态效率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② 在研究期内甘肃省农业生态效率呈持续上升态势,但整体效率偏低;空间变化趋势呈现自西向东、自南向北递减态势,但南北差异小于东西差异。③ 从全局空间分异来看,除2001~2003年外,甘肃省各县（区）农业生态效率呈现正相关特征,空间集聚现象显著;从局部空间分异来看,处于空间正相关地区数量在研究期内逐渐下降,区域农业生态效率的集聚现象减弱。农业生态效率高高（HH）集聚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及甘南地区,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向邻接地区扩散的趋势;低低（LL）集聚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中部地区,空间分布较为稳定。     

中国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动态协同效应研究

以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创业生态系统为研究单位,利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定量评价2010—2017年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动态协同效应。在此基础上,基于泰尔系数和差异系数法分析了省域间创业生态系统协同水平差异,并划分各省协同类型,揭示其时空演变特征,最后考察了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协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研究期内中国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协同水平先后经历波动下降、持续上升、再缓慢下降、上升过程,呈现出明显的“W”型演变趋势;② 中国各省域间创业生态系统协同水平差异明显,但差异程度呈下降趋势;③ 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协同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三级阶梯递减的时空特征,且随着时间推移高协同水平区域会从东部向中西部演变;④ 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协同能促进经济增长,且在市场化水平越高的省份中促进作用越明显。     

中国旅游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化及影响机理研究

旅游经济韧性涉及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论文利用1998—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相关数据，在定量测度省域旅游经济韧性的基础上，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并揭示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998—2020年中国旅游经济具有较强的韧性，个别年份的特殊事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旅游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中国旅游经济韧性时空演化具有不稳定性与空间集聚性特征，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旅游经济韧性向高值区演化的概率较高，不同水平的旅游经济韧性总体上呈集聚分布。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区域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机理，交互主导因子的q值总体上大于单个影响因子的最大值，说明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总体上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东部地区旅游经济韧性总体上与旅游业内部要素关系密切，属于“内生驱动型”，中西部地区旅游经济韧性与外部社会经济要素关系密切，总体上属于“外生驱动型”，促进内外循环对提升区域经济韧性具有重要的作用。旅游经济韧性时空演化机制研究可为客观认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以及区域旅游面对风险挑战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东海海岸带县域城市生态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

东海海岸带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心,更是发展海洋经济的前沿阵地,分析其经济与环境的协调问题有利于揭示区域经济与生态间的矛盾与差异,从而促进沿海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缓解人地资源矛盾。基于2005—2018年东海海岸带52个沿海县区城市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利用传统DEA和超效率SBM模型评价了区域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以TOPSIS模型分析了投入产出与生态效率的叠加特征,并以变量松弛度分析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及提出相应的改善途径。结果表明：① 东海海岸带经济效率均位于DEA效率前沿的86%以上,综合效率、经济纯技术效率、经济规模效率各年份平均值排序：上海市>福建省>浙江省。② 东海海岸带生态效率均位于DEA效率前沿的80%以上,生态效率总体上较经济效率有所下降,生态效率各年份平均值排序：上海市>福建省>浙江省。③ 生态效率变异系数增长了11.08%,内部县区间生态效率的差异性显著。东海海岸带47个县区生态效率值处于上升趋势,5个县区趋于下降。上海市、浙江省和福建省生态效率上升（MI>1）,主要受益于技术进步变化（TC>1）。④ 投入产出与生态效率的叠加类型多样化和复杂化,以“低-低-低-高”为主导类型,“高-高-高-高”“高-高-高-中”“高-高-高-低”等类型较多。⑤ 生态效率损失的影响因素具有共同性和差异性,改进方向集中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吸引国内外投资与高素质劳动力,发展以旅游、生态等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等。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四大城市群生态效率评价

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群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和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区之一,其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问题是近年来地理研究领域的前沿主题。首先对城市群生态效率进行定义并将其作为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测度指标;随后运用传统DEA模型及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对东部沿海地区四大城市群在2005年、2011年、2014年三个时间截面中的经济效率、生态效率进行比较评价并分析了城市群生态效率时空演变特征;最后通过松弛度分析,为改善沿海地区四大城市群生态效率提供了对应建议。结果表明：① 山东半岛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经济综合效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V字型演变格局,而京津冀城市群经济综合效率始终呈下降趋势,2011年前其受纯技术效率影响较大,2011年后受规模效率影响较大;② 京津冀城市群受污染影响带来的效率损失最大,山东半岛城市群相对较小,总体而言,四大城市群生态效率在2005-2011年为下行期,2011-2014为修复期;③ 沿海四大城市群内城市生态效率时空格局具有不同的演化特征,核心城市周边以及沿海沿江地区城市生态效率相对较优,内陆城市则较低;④ 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资源消耗强度高、经济效益产出高、生态效率高,从整体来看,城市群内多数城市呈污染物排放量下降趋势,污染物治理效果较为明显,环境影响问题有所改善;⑤ 影响东部四大城市群经济生态效率的原因不同,本文从城市群角度进行了差异性分析,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2000—2017年新疆城镇体系网络结构及规模特征探析

基于城市空间网络结构和规模特征两个方面,运用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标准差椭圆分析、中心职能模型、泰尔指数模型等,综合刻画2000—2017年新疆城镇体系区域经济的空间发展规律及变化差异。结果表明：（1）从城市空间网络结构来看,新疆城镇体系城市网络的范围持续扩张,等级分层较为突出,空间上表现为以乌昌石城镇群为核心逐级递减的单核圈层结构。联系网络的密度有所下降,但变化较小,各子城镇群的区域联系有待加强。新疆城镇体系的内部凝聚力远大于外向辐射力,整体上形成资源不断涌向核心区域的现象,正处于发展严重不协调阶段。（2）从城市规模特征来看,新疆城镇体系的区域格局主导方向为“东北-西南”,空间结构长期稳定,核心区域集中在天山中部,总体呈现“一级超强,分散组团”的发展格局,乌昌石城镇群与其他区域差距悬殊且极化现象愈加突出,各子区域间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异。同时,各地区的差距不断增大,发展也相对割裂,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城镇职能配置不断转移,呈现显著的“虹吸”效应。总体来看,研究区的“中心-外围”特征显著,区域经济格局虽然存在一定弊端,但等级严序的分层结构,次级城镇群间差异较小等特征为优化经济格局框架创造了可能。     

基于绿色GDP和生态效率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可持续发展研究是各界一直关注的议题,有效衡量和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状况有利于向绿色高质量阶段的转型。基于能值分析法和Super-SBM模型分别测算了2000—2019年陕西省绿色GDP和生态效率,从经济和环境维度对其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并以能值理论为基础建立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对陕西省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绿色GDP和GDP总量持续增加,绿色GDP增长速度远不及GDP,绿色GDP指数持续下降,年均降幅为1.88%,过度依赖自然资源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GDP和绿色GDP总量差距拉开,影响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升。（2）生态效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经济快速发展使得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增加和城市建成区不断扩展,导致生态环境压力上升,可持续发展潜力减小。（3）能值可持续指标（Emergy sustainable indices,ESI）和改进ESI值不断下降,到2019年分别为3.848和2.225,综合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研究,发现陕西省可持续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良好状态。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传统产业,发展模式单一低效,生态环境压力加大,亟需发展绿色经济向着高质量发展的模式转型。     

黄河流域工业生态效率空间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

工业生态效率是人地系统耦合状态和水平的重要表征。以黄河流域八省区为实证区域,构建工业生态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采用Super-SBM模型对地市尺度2006—2016年工业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构建计量模型,从全流域和上中下游等不同尺度,考察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工业生态效率整体呈提升态势,空间上呈自下游向上游递减格局,山东整体最高,河南提升较快,甘肃整体最低;下游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的工业生态效率整体更优。② 工业生态效率具有空间自相关特征,由高-高集聚类型演化为高-高、低-低两种局域集聚类型。2006年高-高集聚类型分布在陕晋蒙交界地区和山东半岛城市群,2016年高-高集聚类型分布于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陕西南部,低-低集聚类型集中分布在山西、甘肃。③ 经济发展水平、工业集聚强度、科技投入、经济外向度、环境规制和经济密度对工业生态效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与中上游相比,下游地区工业集聚强度的影响偏弱,而环境规制的作用更强。④ 提高黄河流域工业生态效率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工业集聚强度、科技投入和经济外向度,加强环境规制。但要根据上中下游实际采取差异化措施,中上游地区因生态环境脆弱,应将清洁产业的集聚作为发展方向,提升产业集聚正外部性,支持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结构转型,强化环境规制的约束。     

基于非期望产出和门槛回归模型的环渤海地区生态效率

利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2005-2015年环渤海地区44个城市的生态效率,刻画其时空演化特征,并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未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环渤海地区生态效率值总体被高估,说明经济活动的非期望产出确实降低了实际经济价值,考虑非期望产出具有科学性、合理性。②2005-2010年,生态效率类型整体呈现“进化”特征;2010-2015年,整体呈现暂时性“退化”特征;可能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驱动力转换有关。③各地区生态效率各类型数量和分布特征存在省际差异性和非均衡性,相同生态效率水平类型地区空间集聚特征显著。④科技水平、城市规模、对外开放、环境规制对地区生态效率均表现出双门槛特征,产业结构等对地区生态效率产生重要影响;提高科技吸收再创新能力、联防治污能力和人口素质,强化对外开放的“技术效应”,将增强各门槛变量对环渤海地区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同时优化产业结构、加强信息化建设亦是提高该地区生态效率的重要举措。     

中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基于哈肯模型的分阶段实证研究

运用哈肯模型对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以发现控制区域经济系统演化的序参量。分析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内涵及基本特征,从区域比较优势(RCA)、区域经济联系(RER)和区域产业分工(RID)三个方面解析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运用协同学中的哈肯模型对1992-2001年、2002-2011年20年间中国29省市经济协同发展驱动因素进行分阶段序参量识别,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序参量由1992-2001年的RCA转变为2002-2011年的RCA和RID,表明中国进入协同发展新阶段;后10年（2002-2011年）与前10年（1992-2001年）相比,呈现出以下特征：市场分割程度降低,协同发展环境得到优化;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从初级阶段跃升至中级阶段;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逐步显现,三大地区梯级差异缩小。     

中国沿海地区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及突破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

区域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是探讨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区域经济韧性的关键。本文以中国沿海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面板数据对2002—2017年区域经济韧性、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利用一步系统GMM估计,揭示了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区域经济韧性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1)金融危机初期,中国沿海各地区经济韧性差距缩小,但随后出现较明显分异：上海和广东呈“U”型分布;福建、广西和海南不断提高并维持在较高水平;江苏和浙江的在金融危机时期和新常态初期出现两次下降,随后较快回升;环渤海地区则大多为负值。(2)中国沿海各地区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度普遍高于路径突破度,且整体呈现出波动下降和上升的趋势,以路径依赖为主的产业演化逐渐向路径突破方向转变。(3)金融危机冲击下各地区新产业的数量明显减少,新产业在钢铁及其制品的进入优势迅速下降,转而集中出现在化工、机械制造等产业。(4)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对提高区域经济韧性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路径突破对经济韧性提升的作用更为突出。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关联网络研究

综合运用熵值法、核密度估计法测度2009-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韧性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并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考察各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结果显示：1)2009-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经济韧性呈稳步上升趋势,但地区间差异显著且呈现出非均衡分布状态,高度韧性区主要集中在省会及周边城市,中度韧性区主要集中在苏南和浙北地区,低度韧性与较低韧性区主要集聚在安徽以及苏北和浙南区域;2)城市经济韧性关联网络密度总体呈上升态势,各城市在经济韧性网络中的联系愈发密切,整体网络结构愈发稳定,城市经济韧性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出“核心—边缘”分布格局,上海、南京等经济韧性较高的核心城市在整体网络中承担“中介”和“桥梁”角色,台州、安庆、池州等经济韧性较低的城市在整体网络中扮演“边缘行动者”角色;3)长三角城市群经济韧性空间网络可划分为“双向溢出”“主受益”“经纪人”和“主溢出”4个板块,板块间的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等级梯度特征。研究结果可为持续深化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韧性高质量建设及引导城市经济韧性网络稳定发展提供参考。     

高铁网络对湖南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影响

基于2009—2017年湖南省1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测度湖南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水平,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分析高铁网络演化特征,结合利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检验湖南省高铁网络发展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 高铁时代湖南省区域经济空间关联性升高,协同发展水平稳步上升;② 湖南省高铁网络的逐渐优化对本地协同发展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但对其他地区却存在负向的间接溢出效应;③ 高铁网络对区域间产业、市场、交通和创新等功能结构协同产生双重影响,形成了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双刃剑”特征,即高铁网络对本地的市场、产业、交通和创新等功能结构协同既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也存在负向溢出的马太效应,在促进网络中心度较高的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可能阻碍相对弱势的边缘城市发展。     

基于适应性循环的环渤海地区经济韧性演化分异机制

适应性循环理论为地区发展路径和经济韧性演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相关实证和案例研究仍需探索。本文基于适应性循环及区域经济韧性演化的因素和过程构建了环渤海地区经济韧性演化分异研究框架,在分析地区经济韧性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对地区经济韧性演化所处的适应性循环阶段进行判识,进而利用Weaver-Thomas模型对经济韧性演化的产业驱动力进行类型划分和机制分析。结果表明：(1)环渤海地区经济韧性变化较大,各省市之间差异大;北京、天津始终处于较高水平;研究时段前期,山东省的经济韧性水平低于辽宁省,后期高于辽宁省;河北省相对较为稳定。(2)环渤海地区各城市发展路径和经济韧性演化处于开发—维持、维持—释放、释放—重组等阶段;开发—维持阶段的城市集中分布在鲁西、冀南等地;维持—释放阶段的城市占比达到40%,分布在辽宁、冀北等地;处于释放—重组阶段的城市数量较少且分布相对分散。(3)地区经济韧性演化与产业结构演进以及适应性循环阶段具有协同演化的特征。产业构成及驱动以种植业和制造业为主的城市数量最多,其产业结构相对稳定,处于开发—维持阶段;产业构成及驱动以种植业和服务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产业组合为主的城...     

中国沿海省区海洋生态效率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对中国沿海11省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海洋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借助重心模型定量刻画了2001~2015年沿海省区海洋生态效率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基于VAR模型探究空间格局演化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① 沿海省区海洋生态效率呈现上升趋势,天津、上海、江苏、福建、广东海洋生态效率由相对无效跃升至相对有效,辽宁、山东、海南由相对无效上升至相对低效,河北、浙江、广西始终处于相对无效水平。② 海洋生态效率重心移动路径可分为“2001~2006年东北方向迁移阶段”和“2006~2015年西南方向迁移阶段”,但重心移动范围主要位于长三角地区。③ 针对海洋生态效率空间格局演化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海洋产业结构对海洋生态效率的影响呈正负波动态势但以正向促进为主,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负向作用不断减弱;海洋科技水平对海洋生态效率会产生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和持续效益,在海洋生态效率变动的初期刺激作用尤为强烈;环境规制作为末端处理对海洋生态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