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旅游中心地等级体系初构

根据新疆旅游业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阐明了确定新疆旅游中心地的必要性.以旅游中心地概念及克里斯泰勒中心地理论为基础,针对新疆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瓶颈"--交通问题,分析计算了通达性指数与网尼克指数两个指标,结合新疆各地区的旅游景点和酒店数日,确定了新疆旅游中心城市(中心地).利用以上四个指标进行聚类分析,划分了新疆旅游...     

辽宁生态旅游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生态旅游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之一。生态旅游是人们以享受大自然了解大自然和保护大自然为目的而进行的一种旅游活动,通过这种旅游活动,可以使人们进一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类更加珍视人类共同的家园──地球,也有利地改变旅游发展对自然生态系统发生影响的方向。目前,旅游业发展迅猛,在取得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对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甚至掠夺性开发,对旅游区和旅游景点的粗放式管理,旅游设施过度膨胀,以致于旅游景观遭到破坏和消失,水土流失严重等,极大地危害旅游业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生态旅游…     

中国旅游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职能定位分析

由于市场经济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因而在中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实施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是必然的选择，政府对旅游业的干预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但由于旅游相关信息的分散性，使得政府并不能掌握完全信息，政府本身的能力不一定完全符合旅游发展的需要，还有政府本身利益的影响等，都导致了政府在进行旅游行政管理时的局限性，使得其在职能实施时出现了“缺位”与“错位”的现象。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找准政府在旅游业发展中的定位，实行积极而有效的政府职能。     

基于本底趋势线理论的3个遗产地旅游成长多周期分析

依据本底趋势线理论,利用1979～2006年黄山、普陀山、武夷山客流量统计数据,对旅游成长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发现:1.年际尺度上3个遗产地的旅游成长均可分解为趋势项、周期项和事件旅游冲击3个部分.2.由于景区开发历史、旅游区位、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不同,各景点旅游发展的起点和增长速率有所不同,普陀山景区,旅游业发展起点高、增长快;武夷山景区,旅游业发展起点低、增长慢;3.受经济增长周期和旅游投资周期等因素的影响,3个遗产地旅游发展均存在2个时间尺度的周期,其中,较长时间尺度为17～19 a库兹涅茨周期,较短时间尺度为5～6 a的基钦周期;4."89风波"、亚洲金融危机和2003年SARS是3次具有全国规模的突发事件旅游危机,由于各遗产地旅游区位和所处成长阶段不同,3个遗产地旅游成长对3次旅游危机的响应,在损失量(率)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草原旅游发展的实践及空间格局研究

草原以其辽阔、坦荡的景观以及风土人情构成一类旅游目的地,世界上拥有大片草原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草原旅游业的发展。我国草原旅游发展也较快,形成了不同空间类型、不同植被景观类型和不同人文与自然结合类型的旅游发展格局,其中又以内蒙古最为突出。但是,由于草原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决定了草原旅游发展存在脆弱性,因此,在开发中需要更加严格的科学规划和管理。     

安徽省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差异分析

旅游景区是旅游业发展的物质载体与主体依托,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差异影响区域旅游发展格局。安徽省旅游景区发展已具规模,通过分析安徽旅游资源分布整体特征以及旅游资源和旅游景区的关系,运用多种分析技术,从数量、等级、效益等3个方面探讨安徽省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差异。得出以下结论:旅游景区在数量上,集群特征明显,空间分布不平衡;等级上南高北低,效益上南好北差。     

中国云南—斯洛文尼亚洞穴旅游的比较研究

喀斯特与洞穴合作研究是中国与斯洛文尼亚两国1995～1998年的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内容之一.通过云南省地理研究所与斯洛文尼亚喀斯特研究所在这3年中的合作与交流,从洞穴旅游资源的开发、主要旅游洞穴的管理、保护、客源与市场分析等几方面,对斯洛文尼亚与中国的云南省两者的洞穴旅游进行对比研究.认为中国云南省的洞穴旅游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拥有类型多样,数量众多的旅游洞穴资源,具有巨大的客源市场和发展前景;而斯洛文尼亚的洞穴旅游有着悠久的开发历史和良好的旅游洞穴管理水平,已进入一个十分成熟的发展阶段,但“空间替代竞争”现象同样存在于两国的洞穴旅游业中.对于正处于起步和发展中的云南洞穴旅游业,斯洛文尼亚在洞穴旅游的管理和保护等方面的经验有许多值得借鉴与参考之处.     

基于因子分析的广西旅游区划

引入因子分析法,围绕旅游业发展现状和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两大因素,选取了2010年广西统计年鉴中反映旅游业发展水平的11个主要旅游经济指标,运用SPSS软件对这些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出广西14个地级城市旅游业发展水平综合排名,并结合各地级城市GDP的排名情况,验证广西旅游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关于旅游区划的定位决策。广西旅游区划的因子分析显示：以桂林市为“旅游龙头”的提法不全面;以南宁、桂林、梧州、北海为四大“旅游集散地”的提法中,梧州不符合实际;“三大国际旅游目的地”的提法中,“红水河流域”不符合实际;“两条旅游发展带、七大旅游发展区”的划分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基于“旅游业-GDP”维度的广西旅游区划分析显示,14个地级城市可以分为4类：旅游业和GDP均发展较好的城市,包括南宁市、桂林市、柳州市和百色市;旅游业发展较好而经济较落后的城市,包括河池市和北海市;旅游业和GDP发展均较为落后的城市,包括贺州市、防城港市、崇左市、来宾市和钦州市;旅游业发展较落后而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包括贵港市、梧州市和玉林市。桂林市和南宁市作为广西旅游业最发达的两个城市,应根据市场定位的不同形成“南北旅游双引擎”,旨在引领和带动全区旅游业的整体发展,而GDP与旅游业存在正向关系的广西旅游区划应该是有重点、分层次地合理布局才能遵循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     

旅游信息数据库的需求分析

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信息依赖型产业，旅游信息的获取、加工、传播和利用对旅游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旅游者和旅游规划管理部门的需求出发建立旅游信息数据库，不仅可以使旅游者和旅游规划管理部门能够快速、准确地查找和检索自己所需要的旅游信息，而且能够促进旅游信息规范化和标准化，促进旅游信息的共享，打破对旅游信息的封锁；旅游信息数据库的建立有利于从整体上对旅游业进行宏观的调控和管理，有利于旅游业协调、健康有序的发展。     

旅游业碳汇潜力研究初探

以旅游业为研究对象,旨在研究旅游业碳汇潜力。首先对旅游业中碳源现状做出分析和判断,通过旅游交通、旅游饭店及旅游活动中碳源的存在现状,综合分析其存在的碳汇潜力。研究表明,以交通运输和餐饮为最大碳源;旅游业各要素碳消耗比例存在很大差异,其中旅游交通的碳消耗在行业内消耗比例中占72.4%,旅游交通与旅游住宿的碳要素消耗合计占94.72%;其余的消耗则来自于人类的旅游活动。数据还表明,碳消耗中前两大类消耗相对较为稳定,而人类旅游活动的碳消耗则呈现上升的趋势,旅游业存在涉及面广的碳汇潜力。人类的碳汇实现途径较为复杂,通过建立健全碳汇机制、生产消费的"源头"管理、旅游活动过程管理等措施实现碳汇潜力,最后提出了碳汇补偿模式。     

中国大陆入境台胞游客时空分布格局及其变化

随着海峡两岸联系的不断加强,入境台胞游客市场对中国大陆入境旅游市场的影响与日俱增,因此对入境台胞游客市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收集1988~2008年相关数据,采用地理分析手段和GIS技术方法对中国大陆入境台胞游客数量年内、年际分布和空间格局变化及其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大陆入境台胞游客数量发展呈波浪形递增趋势,旅游发展符合一般的经济发展周期,年内变化幅度总体较小,高峰(旺季)主要是在2月、4月、7月、10月,形成明显的"双M"形曲线。空间分布东部高、西部低,呈"W"形,并有向"U"形转变的趋势,而且游客数量地理集中程度呈现不断提高、省际差异逐步扩大,并向东部进一步集中的趋势。     

环海峡旅游圈视角下的台湾地区旅游发展研究

依据2013年台湾统计年鉴和台湾“交通部观光局”观光统计年报,在吸收和继承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旅游发展条件和旅游发展现状分析台湾地区的旅游发展,并结合国家环海峡旅游圈的政策导向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台湾地区具有优越的区位、发达的经济、丰富的资源、便利的交通以及良好的环境,这些都为台湾地区旅游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台湾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其旅游也加快发展;在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不断增长的同时,区内旅游渐趋疲软,在整个旅游业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小;台湾地区入境旅游市场增长较快,祖国大陆和港澳地区正逐步成为入境旅游市场的主体,洲际客源分布较为稳定,入境游客构成存在一定变化;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受国际关系和地区关系的影响显著,入境旅游市场和出境旅游市场的发展不均衡,使旅游成为“花汇产业”;近年来随着台湾地区入境旅游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海峡两岸旅游合作的进一步深入,祖国大陆已取代日本成为台湾地区第一大客源市场,入境旅游市场和出境旅游市场的不平衡性正在缩小。     

建立多元化的闽台区域旅游协作体系

福建是台胞赴大陆旅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福建吸引台胞前往旅游的各种优势正逐步减弱或消失，此状况已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另一方面，尽管大多数的台湾居民,特别是台湾的旅游业界人士强烈呼吁当局开放大陆（闽）居民赴台旅游，以促进台湾经济的发展，但是，大陆（闽）居民赴台旅游仍然困难重重，闽台旅游并未能实现双向互动式的协调发展。尽管闽台区域旅游协作体系的真正建立还有赖于“三通”等诸多不确定因素，但作者相信不远的将来各种不利因素会得到解决。本文就是在上述前提下，从促进福建对台旅游的角度，对闽台旅游发展多元化区域协作体系的建立进行初步探讨，并分析该区域旅游协作体系建立的现实意义。     

香港旅游的客源市场分析及其优化建议

旅游业在香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也为香港带来了非常庞大的经济效益。对其旅游的主要客源市场进行研究，有利于其制定切实可行的客源市场开发战略。在分析大量香港旅游客源市场的相关数据资料基础上，着重对香港旅游主要客源市场中国内地、台湾地区、日本的客源类型、游客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访港目的、逗留时间等游客特征表现进行分析，并对各主要客源市场游客特征的异同及其原因进行简单的归纳。最后对香港客源市场未来的优化提出若干建议，包括继续拓展中国内地市场、加强对泛珠三角区域的合作、多方位渗透国际旅游市场、注重商务旅行市场、做好“过境旅游”。     

泉台旅游空间发展:核心-边缘视角

福建是对台旅游的前线,而泉州"五缘"优势突出,是闽南文化保护区和两岸文化交流的主体所在,泉台旅游必然成为对台旅游的桥头堡。在对核心-边缘理论在旅游领域应用研究述评基础上,运用此理论分析泉台旅游空间发展现状,提出泉台旅游空间发展对策,以期拓展核心-边缘理论在旅游地理学上的应用,为泉州市在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中落实"先行先试"政策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服务。     

基于事件数据分析法的两岸关系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从政治互动、经贸往来和文旅交流3个维度构建两岸关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事件数据分析法和熵值法,对2000—2018年的两岸关系进行定量测度、演化阶段划分及影响因素分析,进而对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提出建议。结果表明：①21世纪以来,两岸关系经历了低谷波动期（2000年1月—2008年5月）、全面发展期（2008年6月—2016年5月）和冷却回落期（2016年6月—2018年12月）,呈现整体周期性、局部突变性的演化特征;②两岸关系主要受区域地缘环境、大陆综合实力、台湾政党轮替以及非传统安全因素等4个方面的影响;③大陆应当持续优化两岸关系地缘环境、继续提升综合实力、推进两岸社会融合以及建立防范非传统安全风险的机制。     

跨境旅游对国家旅游形象认知的影响——以访日中国大陆游客为例

通过网络文本分析法,探讨中国大陆游客在赴日旅游前后如何重构对日本的国家旅游形象认知,并梳理其赴日旅游活动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1）以赴日旅游为媒介的中日间直接接触,有助于中国大陆游客打破媒体构建的日本固有形象,形成较为积极的对日旅游形象认知,这主要得益于日本将入境游作为主动的地缘战略,推行对华“观光外交”政策;2）赴日旅游给日本带来可观经济效应的同时,其带来的社会问题也降低了日本国民的对华好感,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出境游尚未成为输出中国价值观和民族文化的战略工具。随着旅游全球化的深度发展,需要重视旅游地缘政治战略,提升中国出境游在改善他国国民对华印象的作用。     

省域旅游发展的错位现象及旅游资源相对效率评价——以大陆31省市区2000-2009年面板数据为例

以大陆31个省级区域2000-2009年的面板数据为例,运用熵值法对各地区旅游资源禀赋状况进行评价,进一步构建错位指数,对各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错位（诅咒）＂现象进行定量分析,同时结合旅游资源相对效率,对各地区旅游资源开发提出相应的建议。研究表明总体上大陆旅游资源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负向错位现象,正向错位的地区主要位于东部地区,且集中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地区;发生负向错位现象的地区主要位于广大中西部地区。不同区域效率的驱动模式各不相同,东部地区旅游资源总效率主要受纯技术效率驱动,西部地区旅游资源总效率主要受规模效率驱动。效率排名与错位指数排名表现出很强的正相关性,结合两者的关系为未来省域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提供相应的建议。     

中国大陆1961-2010年间气候舒适期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

气候舒适期作为气候舒适度/人体舒适度评价的一种时间标尺,对建筑设计、人体健康和旅游发展等意义深远。以“月”界定气候舒适期的传统研究因时间粒度较大,不利于全球变化下区域间横向和区域内纵向的比较和解析。根据中国大陆775个基本（基准）气象站点1961-2010年间的逐日气象数据,利用温湿指数（THI）和风效指数（WEI）的组合模型策略对其“舒适”分级标准进行改进,在“天气舒适日数累加”这一以“天”为粒度的气候舒适期界定下,对中国大陆近50年来气候舒适期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开展分析。研究给出了中国大陆的年均气候舒适期数值及其季节分配,揭示了年均气候舒适期的空间格局及其季节性差异,探讨了50年来气候舒适期的空间演变及其季节性特点,为全球变化的区域响应提供一种有关人居环境建设和人类活动适应的基础认识和科学依据。     

1895-2016年全球海运网络中的海峡两岸港口运输联系变化

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隔海相望,海上运输是两岸间货物往来的最主要方式。受国际政治和贸易模式的影响,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两岸港口运输联系变化剧烈。利用劳合社（Lloyd's）1895-2016年两岸港口间航线的O-D数据,从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研究海峡两岸港口运输联系的变化。主要结论为：① 近代开埠至割让给日本之前,台湾地区与大陆的海运联系紧密,厦门港是台湾地区最重要的中转港;日据之后,台湾地区成为日本的原料来源地和商品销售地,台湾地区—日本—中国大陆形成三角运输联系;两岸对峙后,两岸港口运输联系切断,台湾地区—美国—日本形成三角贸易网络;1979年后,香港港成为两岸运输联系的最重要中转港,两岸直航后,台湾地区与大陆间的港口运输联系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② 台湾地区区位优势明显,但由于是海岛,陆向腹地狭小,因此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和地缘优势,把区域经济增长中心作为自身的海向腹地,以形成紧密的海上运输联系是台湾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改善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分享中国大陆发展的机遇、推动海峡两岸的港口运输联系是台湾地区的“天时”与“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