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班列对中国-中东欧国家贸易结构的影响

基于中国和中东欧十六国贸易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中欧班列开行对中国-中东欧国家贸易及贸易结构(包括进出口结构和商品种类结构)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中欧班列的通行对中国-中东欧国家贸易总体上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贸易效应主要体现在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出口贸易上,对进口贸易的影响较弱;在商品种类结构方面,中欧班列有利于中国-中东欧制成品贸易,且对制成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更大,而对初级产品贸易影响相对较小;此外,中欧班列对机械产品贸易尤其出口贸易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这说明,中欧班列的开通并没有改变现阶段中国-中东欧国家贸易的结构特征,而是进一步强化了现有结构特征。     

中国西部城市国际货运班列的线路特征、货物类型及货源组织

中欧班列的开行为内陆地区的商品贸易提供了新的通道选择,而货物的货源是班列运行的基础。基于我国西部中欧班列首发城市开行路线及运输货物的种类信息建立可视化地图及有向网络图,探索班列开行的线路特征、货物类型及货源组织特征。研究表明,西部地区近年来国际货运班列开通线路快速扩张、运输货物类别更加丰富,且通行班列、运输产品类型与通关口岸的过货能力、境外终点城市间表现出一定的联系性与规律性;传统重工业/资源型产业基地与产业转移、西部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的组织、同境外城市民族文化相似性与贸易互补性以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为西部城市国际货运班列的货源组织提供了保障。建议应合理规划班列路线及过境口岸、组织新货源、加大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的政策支持等,从而进一步提升西部城市中欧班列的运营发展和效益。     

中欧班列对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以TCL波兰工厂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中欧班列开通频次的增加带动了“一带一路”沿线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以TCL波兰工厂为例,深入剖析其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和现有生产组织方式的特征及二者的区别,在此基础上系统论述了中欧班列对其现有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方式。主要结论为:① 中欧班列对TCL波兰工厂现有生产组织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原料配送时间成本降低、供应链时长缩短;原材料的“零库存”效应;市场响应能力和效益的提升;生产更加准时化、精益化,产品品质和多样化程度提升等方面。② 在中欧班列准时化跨国运输的支撑下,TCL波兰工厂摒弃传统的以“刚性大规模生产”为主的福特制生产组织方式,吸收丰田制的精髓,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生产组织方式——“全球流动的即时生产”。③ TCL波兰工厂现有的生产组织方式与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有明显区别,体现在原材料的运输方式及仓储方式的变化、生产线的变化、生产方式及质量检测组织的变化等方面。     

中国边境地缘经济的空间差异及影响机制

边境地区是国家重要的国土安全屏障和对外开放门户,深刻分析复杂地缘环境下,中国内陆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合作现状及其影响机制,对于挖掘利用边境传统优势,促进中国边境、民族地区加速发展意义重大。在综合分析边境地缘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搭建地缘经济分析框架,纳入本地经济、外向型经济、本地综合发展三大类指标后,系统刻画了中国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发展及演化。并通过地理探测器剖析了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空间分异的机制。研究结果发现,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平稳增长,空间分异明显。东北地区地缘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逐渐下降。优势地区在空间上高度分散,呈现以东北地区的牡丹江市、内蒙古地区的包头市、新疆地区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云南广西地区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崇左市为增长极核的空间极化格局。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主要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以及邻国发展水平、与中国展开双边贸易的合作意愿等。政策优惠指数、交通通达度、文化接近度等因素对边境地缘经济影响显著。其中,内蒙古地区、西藏地区以邻国影响为主;东北地区、新疆地区以中国政策影响为主;云南广西地区为综合因素影响。最后,文章提出复杂地缘环境下,差异化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及启示。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规模、结构及发展潜力研究

农产品贸易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通过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规模、结构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规模及其增速存在区域间与区域内国家间双重差异性和阶梯性特征,东盟地区是沿线与中国农产品贸易额最高的区域,中亚地区是沿线与中国农产品贸易占比较低但增速较快的区域;改善贸易结构、优化贸易环境是实现沿线国家互动共赢共享发展的迫切要求。     

高铁开通对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高铁快速发展极大地提升了目的地可达性,民族地区交通条件落后但旅游资源独特,高铁开通能否成为推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引擎,抑或加剧发展差距,亟待检验高铁的旅游经济效应。基于2000—2017年中国20个民族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高铁开通对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高铁开通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国内旅游总人次和国内旅游总收入分别平均增长16.52%和23.29%,对站点地区具有增长效应,但对地区间旅游业发展差距的影响不显著,不具有分配效应,表明高铁开通能成为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引擎;影响机制检验发现,高铁开通具有扩散效应和结构效应,但未观察到虹吸效应和过道效应;动态性检验发现,高铁开通对旅游业发展的增长效应在开通后第一二年仍显著,而分配效应均不显著。     

“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网络空间格局及其演化机制

农产品贸易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但现有贸易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格局演化。该文构建了一个四维菱形分析框架,并将社会网络分析与空间计量分析相结合,基于1993—2016年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① “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网络密度不断提高,贸易关系和贸易强度不断加深,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呈波动上升态势,并出现明显的贸易俱乐部现象;② 该粮食贸易网络呈现由无核到多核再到重塑的演化历程;③ 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经历了从出口导向到进口导向的演化历程,“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④ “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演化是受资源禀赋、经济环境、文化认同和政治博弈4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因素在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粮食贸易较其他贸易而言特色鲜明,其稳定性更强。研究结果对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农业贸易的健康繁荣,建设开放包容的经济环境具有指导意义。     

中国对外援助的空间演化分析

对外援助是一国地缘政治与经济的重要承载,是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手段。中国对外援助的空间演化体现了大国崛起时代背景下中国国际地位和世界责任的变迁过程。然而,现有研究较少从发展地理学视角研究中国的对外援助问题。本文研究了中国对外援助的部门特征、时代特征与区域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对外援助的地区和部门分布与受援国需求紧密相关,“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外援助分配影响显著;中国对不同部门的援助资金主要流向了特定受援地区,且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的对外援助重心逐渐由东南向西北偏移,体现了中国对外援助战略倾向的转变;中国对外援助遵循“南南合作”的援助理念,属于东亚援助模式;国内学者应加强发展地理学领域内对外援助相关问题的理论构建与认识论研究。     

语言文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双边贸易的影响——基于扩展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横跨整个欧亚非大陆,国家、民族众多,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必然存在着一定的文化障碍。因此,本文基于引力模型,使用CEPII数据库中的各语言指数来分析语言因素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总体双边贸易和不同产品类型贸易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直接沟通能力(共同口语)对"一带一路"总体双边贸易影响最大,其他因素按影响的重要程度排序依次是民族联系(共同民族语言)、官方支持下的间接沟通能力(共同官方语言)和民间间接沟通能力(语言相近性)。同时,语言对"一带一路"不同产品类型贸易的影响随着产品复杂度提高而提高。对于低差异化产品而言,由于附加值较低,其依赖于低成本的沟通,语言的重要性最低。对于中差异化产品,语言的重要性有所提升。而对于高差异化产品而言,共同民族语言所体现出的民族联系和信任度对"一带一路"高差异化产品的贸易影响最大。其他依次是共同口语、共同官方语言和语言相近性,这些都反映出语言因素对"一带一路"高差异化产品贸易的重要性。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陆海运输的空间竞合格局

在“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实施的背景下,中欧班列的建设明显提升了中国与欧洲的陆上集装箱运输量,但陆运较之于海运是否具有比较优势以及形成怎样的空间竞合格局,是当前非常值得研究的经济地理课题。采用中欧班列、中国铁路货物运费及海运数据,将不同价值的集装箱在时间成本中产生的利息纳入运费计算,构建陆海运输平衡线与集装箱价值平衡点模型,刻画中国大陆至欧洲的陆海运输空间格局。研究表明：不考虑时间成本时,陆海运输平衡线位于西北地区,考虑时间成本后,平衡线向东南沿海迁移;以通辽—沈阳—北京—石家庄—襄阳—重庆—丽江—保山为界,形成陆运优势片（阿拉山口区、满洲里区和二连浩特区）和海运优势片（环渤海区、长三角区和珠三角区）,构成“两片六区”格局;考虑未来陆路运价可能降低,以南通—南京—南昌—岳阳—贵阳—昆明—普洱为界可以构建“两片五区”新的陆海运输格局。在此基础上,中国大陆至欧洲的集装箱陆海运输竞合格局可进一步划分为面积占比70.9%、12.9%和16.2%的陆运区、海运区及陆海区。研究说明可以通过陆运运价的调整以及货运集散地的优化布局,来获取中国大陆所需要的陆海平衡线分布,从而谋划基于陆海竞合基础上的中欧集装箱运输的最优联动格局。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包容性开放效应——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HDI指数的经验分析

与以往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不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由于秉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不仅为更多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了更多机会,而且力图改善其分工地位,从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具有包容性开放的方向发展,让开放发展的成果能够更多地惠及世界各国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以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包容性开放效应的表征变量,基于2010—2019年ADBMRIO数据库中60个国家的经验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及稳健性检验,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包容性开放效应。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沿线国家HDI提升,表现出较好的包容性开放特征,并且上述效应主要通过提升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改善分工地位2个作用机制产生,理论假说得到了较好的逻辑一致性计量检验结果。据此可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实践经验证明中国已经走在推动包容性开放道路上,包容性开放效应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初步显现。     

低碳试点城市的减碳效果及机制研究

评估低碳试点城市的减碳效果和机制路径,可以为中国实现碳达峰及碳中和目标提供重要的实践参考和依据。本文运用2007—2018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并通过稳健性测试,全面考察了低碳试点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与非试点城市相比,低碳试点政策显著地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总量;其中,试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对比下降了4.7%,碳排放总量对比下降了7.3%。② 基于城市低碳生产、低碳生活与低碳行政三维主体行为的理论机制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从城市低碳生产维度,生产能源节约、技术进步与推行绿色建筑解释了低碳试点政策减碳效果的60.14%;从居民低碳生活维度,生活能源节约解释了低碳试点政策减碳效果的22.17%;从低碳行政维度,缩减行政支出解释了低碳试点政策减碳效果的17.29%。③ 低碳试点城市的减碳行为具有显著的异质效应。低碳城市试点不仅加快了中国的减碳进程,也为世界控制碳排放以及缓解气候变化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高速铁路对城市网络结构的影响研究————基于铁路客运班列分析

城市网络是近年来城市与区域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基于2003-2013年间8个横截面的中国铁路客运班列数据,采用加权度中心性和社区结构模型,探讨高速铁路建设对城市等级和集聚性空间格局及演化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基于铁路客运组织的城市等级结构呈现出位序--规模分布的特征和集聚性,且三大地带和各社区内城市也呈现出明显的位序--规模分布,随着高速铁路网络的扩展,加权度中心性的集聚性更明显,并逐步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层级结构和社区结构.② 城市等级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东中西地带性,廊道效应和经济,人口的耦合性,即基于铁路客运班列的城市等级结构与基于属性数据(人口/GDP)的结果表现出较大的相似性,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城市社区结构与中国高速铁路网络,城市群的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一致.随着高速铁路的建设,东中西三大地带间城市等级的差异呈扩大态势,但各社区间城市等级的差异呈缩小态势,部分社区核心城市已形成.     

基于深度学习的旅游景区空间格局模拟与预测 ——以中国"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为例

应用核密度、基尼系数、地理探测器及深度学习技术,分析了中国“一带一路”沿线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影响机制,模拟预测出适宜高等级景区发展的新区域。结果表明:(1)中国“一带一路”沿线高级别景区呈集聚分布,集中程度高,均衡性差异悬殊,景区密度东南高、西北低。(2)通过地理探测器识别与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异密切相关的因子,得出城市分布、交通状况、植被覆盖情况及地形起伏对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异有较强的影响力。(3)采用深度学习技术对景区空间格局进行模拟和预测,发现西南地区极适宜发展高级别景区,且无论是从自然环境角度还是从社会发展角度,均具有地域的成熟性与发达性;沿海地区和东北三省次之;西北地区较不适宜。     

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出口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在木质林产品方面存在较大的互补性和广泛的合作空间,据此基于2001—2019年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47个主要出口对象国家的木质林产品出口贸易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其出口贸易效率、贸易潜力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47个国家木质林产品的出口贸易效率整体水平一般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性,但未来出口贸易潜力与提升空间巨大;未来贸易效率提升的关键在于双边经济规模的发展和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改善,以及加快中国木质林产品转型升级。从提升与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积极推动国内林产工业的转型、加大政府对木质林产品出口的扶持力度等3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客运交通的碳排放地理特征与展望

围绕全国、省市和“一带一路”三个空间层面,对1990-2012年中国客运交通的碳排放进行了估算和分析。研究表明：① 在全国层面上,公路是碳排放总量最大的运输方式,其次是航空,而铁路和水运的碳排放较低且保持稳定;② 在省市层面上,交通碳排放呈现出从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趋势,并且空间分布越来越集中在东部省份;③ “一带一路”的主要城市中,“丝绸之路经济带”（简称“一带”）的沿线城市表现出较低的交通碳排放,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路”）沿线的港口城市的交通碳排放较高,而且都以公路碳排放为主。未来在满足和控制交通需求的同时,有必要发展以铁路和公共交通为主的低碳交通模式,替代目前以公路为主的交通模式。     

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城市高学历人才分布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人才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近年来,城市间人才竞争日趋激烈,人才空间配置失衡的问题日益严重。如何通过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人才空间分布的优化,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基于城市高学历人才规模的估算,剖析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城市高学历人才分布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就业人口中高学历人才占比逐年提升,由2005年的20.19%增长至2018年的30.89%,呈现出“多中心、中部强、南北弱”的空间分布态势,且极化现象明显;② 相较于其他城市,被纳入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城市平均多6.81万本科学历人才和0.59万研究生学历人才,中小城市与核心城市受到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影响更加明显;③ 区域一体化政策主要通过提升城市创新产出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方式,来影响城市高学历人才的规模和占比。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要求下,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为城市间人才优化配置和区域治理提供决策支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研合作网络的多元结构及形成机制

科技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以来取得显著进展。以"一带一路"沿线65国为研究区,运用WOS核心集合论文合作数据构建国家间科研合作矩阵,通过GIS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以及负二项回归分析法,探究沿线各国2013年和2018年科研合作网络的多元化结构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在全球尺度,"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知识流动日趋频繁,但内部合作紧密程度不及与沿线以外地区的合作程度。沿线区域对全球的科研合作网络由欧洲、美国和中国"三足鼎立"骨架结构向欧洲、美国、中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多个密集区构成的"多边形"骨架结构转变。②"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合作网络的空间结构,由中国、中东欧区组成的"双核发散"向"一区多点"构成的"多极化"空间结构转变;等级结构则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等级层次结构,且由单核心向双核心转变;控制结构呈现出由"单核心"向四周高、中间低的"多超多强"盆地型控制结构转变。③沿线国家的科研实力、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等国家主体属性以及地理邻近性、社会邻近性等是沿线科研合作网络形成的主要机制,其中科研实力、社会邻近性的作用最大,地理距离对科研合作的阻碍作用逐渐减弱。     

中国地级煤炭城市经济运行机制及路径分析

建立指标评价体系，采用多种定量方法，对中国地级煤炭城市经济运行机制和路径进行了分析比较。研究显示：①资金投入产出转换能力因子、从业人员投入与城市基础设施保障因子和城市职能与城市环境改善因子是地级煤炭城市经济运行的三大宏观机制，且它们的贡献度依次降低，由此得出11项重点控制指标。②地级煤炭城市经济运行总体水平并不太高，且呈现不平衡的发展趋势，其演进有着独特的劣化顺序。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亚投行设立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在此背景下,很多研究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然而,鲜有研究关注亚投行对中国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叠加影响。本文基于全球130个国家的数据,运用面板回归和双重差分等模型,考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着重分析亚投行设立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亚投行对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有所差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海外投资更多集中在亚投行成员国;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向亚投行国家和非亚投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投行成员国是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这可能是由于亚投行国家作为出资方,其金融和投资环境更为优越、对中国投资更为友好,因此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更为积极,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吸引力更强。此外,东道国GDP和制度环境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也有重要影响,而地理距离、技术水平、自然资源和贸易联系的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