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争夺战"背景下人才流动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以中国"一流大学"毕业生为例

自2017年以来,“人才争夺战”如火如荼,城市步入以人才为核心要素的高维竞争阶段。作为人才争夺战的主要目标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承载者,本文聚焦中国“一流大学”毕业生,基于2018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运用Cartogram地图呈现了毕业生的空间流动特征,并梳理政府人才政策文件构建了人才政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有向迁移模型剖析毕业生流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就学地存在粘滞性,但区域差异显著,毕业生向一线城市集聚。② 城市吸引力水平分异明显,部分城市通过发布人才政策以补充地方经济、舒适性吸引力的不足。③ 经济维度要素与城市舒适性均能有效吸引毕业生流入,较高房价收入比会引发“挤出效应”。人才政策中,落户政策对毕业生流入起激励作用。     

人力资本的空间迁移模式与影响因素分析——以南京市高校毕业生为例

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决定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资源,各地政府发起的人才争夺战日益白热化,中央政府也一再强调应当引导合理、公正、畅通、有序的人才社会性流动。基于南京市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和一手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毕业生择校迁移与择业迁移模式并采用多项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研究表明：① 南京市高校毕业生中近84%来自东部和中部地区,而择业迁移进一步向东集聚。② 毕业生整体迁移路径呈“东西非对称U型”格局,长三角城市群构成毕业生流动的核心区域;就业地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生源地且往往与生源地邻近。③ 个体的教育背景、家庭和社会网络和对就业机会的评估都会显著影响毕业生的流动类型选择。     

基于地理学视角的“双一流”高校学生就学迁移网络——格局、驱动因素与公平性

就读高等院校带来的学生跨区域流动是人力资本空间再配置的重要环节,从地理学视角基于高校招生配额构建学生的流动网络,对于进一步剖析人才流动规律、推动教育公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双一流”高校的招生数据,刻画地区间学生就学迁移网络,探讨其空间格局、影响因素及公平性问题。研究发现：不同于一般的劳动力迁移规律,“双一流”高校的学生多从人口规模大的省级行政区流向高等教育资源发达的省级行政区,高校所在地的省（市、区）内招生、东中西部区域内招生等属地优势凸显,中西部地区学生外流比较严重。学生就学迁移网络主要受到考生人数、高校资源容量、经济差异、国家招生政策倾斜、文化和地理距离的共同影响。各地省(市、区）人均和考生人均录取率的基尼系数并不大,但各省（市、区）省内录取率、各高校的外省（市、区）录取率、及东中西部区域内外录取率均差异较大。一些省（市、区）面临省（市、区）内录取率低、“双一流”高校考取困难、学生外流明显的三重困境。鉴于此,本研究提出需从宏观上认知学生就学迁移对区域差异的长期影响,并从地方发展上破解人才外流的困境。     

全球人才流动网络复杂性的时空演化——基于全球高校留学生流动数据

高质量的人才跨越地理的流动影响和驱动着全球范围内的创新活动,正在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研究基于全球高校留学生流动数据,构建加权有向网络模型,对2001—2015年全球人才流动网络复杂性时空演化进行全面刻画。主要结论如下：① 全球人才流动网络规模迅速扩大,网络发育具有明显的小世界性,两级分化显著。② 全球人才流动网络呈典型“金字塔结构”特征,基本呈“东向西,南到北”的地理格局,新兴国家作为人才吸纳国的角色逐渐上升。③ 全球人才流动网络核心-边缘结构显著,核心国家间存在较强的关系流,边缘国家间联系较弱,其人才主要流向了核心国家和半边缘国家。④ 全球人才流动网络分化成美国社团、欧盟社团、中国社团、南美和南非社团、马来西亚社团、独联体社团等6个凝聚子群。     

中国人才流动的地域模式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依据教育部直属高校2015届本科毕业生生源与就业数据,采用指标评价与冷热点分析方法,分析升读大学与本科就业两个流动阶段的人才流动地域模式及省域空间分布格局。研究表明：① 人才流动具有明显的本地空间粘滞性特征,地域模式包括“本地-跃迁”型、“本地-半依附”型和“本地-依附”型。② 省际层面形成沿东南沿海与长江沿岸分布的“弓形”格局,显示了优势区域的整体粘滞性对人才高地形成的意义。研究指出,把握关键节点、依托城市群来发挥粘滞作用有助于城市推进引智工作。     

中国城市网络关联格局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网络的视角

城市网络关联格局影响因素的测度及其作用机理的解析是建立城市网络理论模型的关键环节。基于2017年中国电子信息100强企业网络视角构建城市网络,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定量测度了中国城市网络的影响因素,解析了城市网络生长发育的微观过程,并探索性的提出了理解中国城市网络发育机理的概念框架。研究发现：偏好依附效应和接收者（GDP）效应构成了中国城市网络中心性格局的微观基础,中国城市网络生长发育表现为择优选择的地理过程;互惠性链接深刻影响着城市间的关系格局,网络闭合机制逐步成为城市间链接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空间距离对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网络的城市网络约束作用并不明显,城市网络表现出在“流动空间”中生长发育的特征。     

中国中等职业教育空间集聚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0—2016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相关统计数据，采用中等职业教育地理集中度、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了2000年以来中国中等职业教育水平时空分异、空间集聚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6年中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呈倒“U”型变化趋势，地理集中度逐渐提高，省域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以“缩减型”为主；2）中等职业教育水平及增长呈正空间自相关，空间集聚特征明显，总体呈“西进南移”空间格局，西部是中等职业教育增长热点区，区域均衡性明显提升；3）中等职业教育空间集聚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适龄教育人口和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条件，经济因素影响相对较弱，不同影响因子交互作用显著，初中毕业生数是主导交互因子，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化率逐渐成为次主导交互因子。     

基于日高铁流量视角的中国高速铁路网络空间特征

构建中国180×180的O-D城市日高铁流量矩阵,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其高铁网络结构特征,结果表明：① 中国高铁网络松散,东、中部网络密度大于东北与西部,以长三角为核心的东南与其他区域不均衡特征凸显,东、中、西、东北包含不同的高铁区系与核心。② 日高铁流量表现为沿京沪高铁“廊道型”向东西两侧递减弱化的“非对称性”格局,形成京沪、京广、杭福深相串联的高铁大三角主骨架;高铁中心要素也呈现沿京沪、京广、沪昆、杭福深等向线路两侧不规则递减格局,“廊道效应”显著。③ 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对高铁要素掌控能力大于西北侧,省会或区域中心城市多为高铁通达服务“中介”,一线城市高铁空间溢出效应有向二、三线城市过渡态势。     

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意愿及其政策含义

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改变既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结果,也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以流动人口的回流空间意愿作为切入点,采用全国性大规模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意愿、群体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探讨其对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含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薄弱;对具有回流意愿的流动人口来说,回流空间的路径选择以返回原居地为主、乡镇中心和县城为辅。模型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回流空间选择不仅是其人力资本和流动经历正向选择的结果,也显著地受到流出地住房和流入地的就业收入和养老保险等因素的影响,而流出地的家庭需求和空间成本则无显著影响。在此背景下,政策制定者不能高估人口回流对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和人口均衡发展的调整作用,也不能高估回流劳动力对流出地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应加强流出地城镇自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吸引人口主动回流,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落实。     

高级人才空间流动因素分析及建立反区域筛选机制的意义

区域人才筛选是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中的马太效应,其空间表现为受区域之间经济梯度力的作用,高级人才从小城市向大城市或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的逆向流动。对440份调查问卷的分析表明,强势地区对高级人才筛选力量十分强大,这种流动在人才年龄段上表现为双峰特征,与家庭状况密切相关,但与距离基本无关。由于区域人才筛选严重影响区域和谐发展,影响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及人口质量,必须致力于建立一种反区域人才筛选机制,将弱势区域的经济开发与人才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对弱势地区高级人才建立地区年功序列制度;稳定弱势地区初次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并为企业吸引高级人才提供制度支持。     

高学历人才逆向梯次迁移现象及机制研究——以北上广深应聘至武汉的中小学教师为例

本文聚焦于高学历人才“逆向梯次迁移”现象,基于武汉市中小学教师招聘考试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正规就业驱动下北上广深至武汉的高学历人才逆向梯次迁移,结合粘性理论解释其机制。结果表明：(1)正规就业导向下,高学历人才逆向梯次迁移已成为人才迁移的重要趋势之一,以武汉为目的地的跨省城际迁移中近1/4呈现逆向梯次迁移意愿,非应届生占比高于应届生。(2)“逆向梯次迁移”受粘性因素、个人因素和城市因素影响。粘性因素即“户籍地粘性”与“就学地粘性”起到关键作用;包括“年龄”“毕业学校级别”“学历级别”和“户籍地所在城市级别”在内的个人因素和城市因素也存在影响。(3)与西方受宗教、种族、家庭和个人价值等因素影响不同,基于乡缘、学缘关系产生的户籍地、就学地粘性更深刻作用于中国的高学历人才择业迁移选择,引发逆向梯次迁移现象。     

成渝城市群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基于抖音粉丝量数据

为深入探讨区域网络关注现状,以成渝城市群16个城市的抖音粉丝量为测度指标,采用空间关联、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分析城市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异格局,运用相关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空间分异格局看,整体城市网络关注度分布不均衡,呈现出双核结构凸显、中部地区塌陷的特征;关注度层级划分较为清晰,呈上下对称分布;(2)从空间关联格局看,关注度总值和平均值的LL区在西南部连绵分布,显著LH区围绕成都和重庆分布,人均水平的高值区为连接成都和重庆的资阳;(3)从空间集聚格局看,关注度总值和平均值的空间格局与分异格局类似,人均水平的空间结构为“核心-外围”结构;(4)从影响因素看,网络关注度与经济、网络、交通发达程度、城镇化进程、人口构成均呈显著正相关,其作用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本研究可为促进成渝地区城市活力、虚拟经济的提升提供科学参考。     

城市群人口流动空间网络及影响因素

选取2015—2018年11个城市群的人口流动频次数据,运用复杂网络分析和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二次指派程序)分析方法,研究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群间以及城市群内部人口流动空间网络格局及演变,进一步分析影响因素。主要结论有：(1)城市群间人口流动空间网络呈现明显的“钻石”结构,而城市群内部表现为不同丰度的“金字塔”结构,优化提升阶段城市群是人口流动的主体区域,其城市群内部与城市群之间人口流动空间网络结构相较于其他两个阶段更复杂。(2)人口流动空间网络格局相对稳定,以“胡焕庸线”为人口流动总量的分界线,在优化提升阶段的城市群作用之下,东部城市群的人口流动总频次远大于中西部,呈现出稳定的“东密西疏”结构。(3)城市群内部人口流动空间网络均呈现小世界特性,形成明显的以相邻城市为主体的“凝聚子群”。(4)城市群人口流动空间网络影响因素存在差异,舒适度水平逐渐成为人口流动的重要驱动因子。人均绿地面积、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人均道路面积、人均专利授权量和年均气温等在多个城市群的人口流动空间网络形成中均发挥了显著作用,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对不同城市群的...     

城市群人口流动空间网络及影响因素

选取2015—2018年11个城市群的人口流动频次数据,运用复杂网络分析和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二次指派程序)分析方法,研究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群间以及城市群内部人口流动空间网络格局及演变,进一步分析影响因素。主要结论有：(1)城市群间人口流动空间网络呈现明显的“钻石”结构,而城市群内部表现为不同丰度的“金字塔”结构,优化提升阶段城市群是人口流动的主体区域,其城市群内部与城市群之间人口流动空间网络结构相较于其他两个阶段更复杂。(2)人口流动空间网络格局相对稳定,以“胡焕庸线”为人口流动总量的分界线,在优化提升阶段的城市群作用之下,东部城市群的人口流动总频次远大于中西部,呈现出稳定的“东密西疏”结构。(3)城市群内部人口流动空间网络均呈现小世界特性,形成明显的以相邻城市为主体的“凝聚子群”。(4)城市群人口流动空间网络影响因素存在差异,舒适度水平逐渐成为人口流动的重要驱动因子。人均绿地面积、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人均道路面积、人均专利授权量和年均气温等在多个城市群的人口流动空间网络形成中均发挥了显著作用,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对不同城市群的...     

区域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与空间溢出效应的对比研究

准确把握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与空间溢出效应,对于进一步理清城市相互关系、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以长江三角洲、广东省为例,采用不均衡指数、地理集中度探析经济格局时空演变特征,并基于空间计量方法,对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与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① 21世纪以来,伴随着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的稳步提升,研究区域经济格局也呈现差异化演变态势,但“核心-边缘”格局均未明显改变。② 空间计量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但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长江三角洲空间溢出效应更强。③ 进一步的分解、对比表明,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存在差异,空间溢出效应也表现为时间上的逐渐增强、空间上的核心区更强。基于距离变动的分析发现,研究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均呈现“倒U”型趋势。本研究有助于揭示研究区域城市间相互关系,也为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合理引导城市群扩容等提供前瞻性参考。     

基于绿色专利的黄河流域绿色创新格局的时空演进及影响因素

绿色创新具有生态环境友好和以创新为发展动力的双重属性，厘清绿色创新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2005—2019年黄河流域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Kernel密度估计、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从“集聚-网络”视角探析了黄河流域绿色创新格局的时空演进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绿色创新水平增速放缓，上中游城市后发追赶，城市间差距逐渐缩小，存在动态集聚特征。(2)绿色创新空间集聚格局呈现由东至西渐进发展态势，山东半岛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绿色创新水平整体跃迁，形成片状集聚，而其余城市群形成点状跳跃式的“核心-边缘”发展格局。(3)绿色创新合作网络密度低且高度不均衡，形成以山东半岛城市群、郑州、西安和银川为四边形骨干的“金字塔”形。(4)融入绿色创新合作网络对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且稳健地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创新呈现出倒“U”形关系，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网络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绿色创新，网络中心度、环境规制、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黄河流域创新要素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

创新要素集聚作为“双碳”战略实施的关键支撑,对助力黄河流域低碳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探究2006—2019年黄河流域78个地级市创新要素集聚与碳排放效率的时空分布特征及空间关联,基于STIRPAT理论构建的面板回归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创新要素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1)黄河流域创新要素集聚呈“大分散,小集中”空间演变格局,以省会为主导的多极化集聚特征显著,碳排放效率呈现“下游高,中上游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创新要素集聚与碳排放效率存在高高、低低、高低、低高4种关联模式,并由“点状分散”向“片状集中”分布转变。(2)技术成果集聚与碳排放效率存在“U”型关系,创新人才集聚与创新资金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均呈正相关,而创新资金集聚的影响系数不显著,不同资源富集和空间区位地市的创新要素集聚对碳排放效率具有异质性效应。(3)技术成果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未形成“U”型影响曲线,而创新人才集聚和创新资金集聚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本文从加强创新要素空间互动、加快创新人才积累、促进创新资金流动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黄河流域激发创新活力、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等提供借鉴。     

云南省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特点及影响因素探究

以云南省3个批次共498个省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为研究对象,利用不均衡指数、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和二元逻辑回归等方法解析云南省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厘清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云南省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整体呈现离散均衡型分布空间特征,区域分布的均衡性随着批次增加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3批村寨的空间聚集程度皆为离散型,在全省形成“多核心,分散分布”的核密度空间特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主要分布于中山区域、坡度5°～15°的平缓地、河网密度较高、少数民族聚集区和交通密度较低的区域,海拔因素、河流因素和民族因素对云南省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格局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坡度因素和交通因素对其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河流和交通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影响较大,海拔的影响较小。     

青年知识移民就业城市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随着城市知识经济转型,各个城市越来越重视对知识人才包括青年知识人才的吸引。以广州市高校大学生为例,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城市与个人的双重视角探讨高校青年知识移民就业城市选择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青年知识移民总体上倾向于选择其本科或研究生就读地所在的城市和比其户籍地与就读地更高等级的城市（如一线、新一线城市）就业,这反映了他们向上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的意愿与动机;2）他们的就业流动是城市因素和个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城市经济、城市环境、城市政策与城市文化,以及青年知识移民来源地的户籍类型与户籍地的城市等级等;3）城市经济发展（工作机会）是吸引高校青年知识移民的最重要因素,但与此同时,生存舒适度（生活机会）在青年知识移民的就业流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愈发重要,城市环境建设需要关注公共文化设施、社会舒适程度、交通便利程度、卫生服务设施以及城市自然环境和居住环境等方面的问题。个人因素方面,高校青年知识移民来源地的户籍类型与户籍地的城市等级对其就业流动决策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细致探究青年知识移民就业流动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是新时期理解和建构基于中国语境的知识型人才流动理论的需要,也是人才政策制定与知识人才实现自身价值的关键。     

长江三角洲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

人口与经济是反映区域差异的两大主要指标,其空间分布与区域差异的形成有密切关联。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载体,产业结构是影响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协调性的重要因素。在产业转移加快的背景下,长三角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格局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对二者空间演变协调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重心、不一致指数及不均衡指数等方法,分析2000-2013年长三角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趋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核心区经济增长有所放缓、边缘区经济增长加快,但人口向核心区集聚态势依然存在;基于不一致指数与不均衡指数的分析表明,与边缘区GDP快速增长导致区域GDP格局显著变化不同,边缘城市的人口增长并不显著且集中在部分城市;尽管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分布格局呈现相对稳定的“核心—边缘”格局,但人口与经济增长不协调性增强推动了长三角人口与经济总体协调性的提高。本文尝试从市场、政府及人均GDP等因素对长三角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协调的现象进行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