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色寨工业遗产文化景观基因的形成与变迁

聚焦工业遗产地碧色寨,采用田野调查法以及文献研究法,具体分析案例地文化景观基因的形成及变迁过程,结果表明：(1)碧色寨工业遗产文化景观基因可分为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其中,铁路文化主导整个案例地文化景观的形成;(2)“滇越铁路开通前的空间实践、开通后的多重力量形塑、停驶后的无人问津、后现代旅游、影视热潮以及地方无声自述”等在时间上重构碧色寨多元混合意义空间,促使其大致经历4个空间生产历程;(3)在多重主体作用下,案例地文化景观基因空间范围呈现明显的“扩大—缩小—扩大”特征。     

遗产旅游地居民的地方认同——“碉乡”符号、记忆与空间

文化地理学者对“地方”这一理论视角主观性意义的强调,使得“地方认同”等呈现人与地方情感联系的概念被重新审视。在当今中国申遗热的背景下,当地人的地方认同在各方力量对遗产归属与表述的争夺中重塑,如果将这种重塑放在多尺度的分析框架下,就可以发现地方认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封闭的地点,在本土、全国以及跨国空间中呈现不同的表述。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广东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并且是中国唯一以华侨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是研究遗产生产对地方认同变迁影响的典型案例。结合文献分析、观察法与访谈法等,阐述遗产旅游发展背景下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变迁,分析开平作为“碉乡”的具体内涵。研究发现：遗产申报和维护使碉楼被硬性确立为地方的象征,具有高度符号化的特点;“碉乡”形象在居民地方认同中的展开并不完整;“碉乡”在历史延续中存在着多重割裂;“碉乡”的空间边界既明确又封闭。     

旅游与竹地摩梭人“家”空间的多维生产及身份认同建构

采用田野调查、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对旅游背景下竹地摩梭人“家”空间的多维生产与身份认同建构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① 竹地摩梭人的宗教信仰及其在不同时代的流转,规约着摩梭村民日常空间实践中的自然观、世界观和道德观,具有心物自洽和身心统一性;竹地摩梭人“家”空间具有系统性,体现在村外层、村寨层、家址层、祖母房和身体层不同尺度空间圈层中,其空间秩序和意义蕴含着丰富的自然生态意识和人地关系;② 以旅游为媒介的资本、权力和消费等结构性力量相互交织和渗透,对竹地摩梭人“家”空间带来了微观地理空间的社会关系、文化意义和人地关系的重塑,且具有多维空间的交互辩证生产性;③ 随着竹地“家”空间的多维生产和微观地理重塑,出现了以人本主义为特征的前因式认同建构、以结构主义为特征的后果式认同建构,以及以“价值认同,情感不认同”和“价值不认同,情感认同”为特征的“中间型”认同建构。竹地摩梭人对“家”空间旅游化实践的身份认同建构,暗含和折射了村民对“家园”和“家国”的认同状况。④ 竹地“家”空间的旅游化,本质上是传统民族空间资本化的实践过程,归根结底是新时代“地方”对发展路径和方式的选择,但未来需要调适“家”空间资本化和发展异化之间的矛盾。此外,竹地“家”微观地理空间的案例剖析,在理论上补充和延伸了学术界既有“家”的理论研究成果。     

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案例

近年来,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成为乡村旅游空间实践和乡村振兴中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新问题的出现对乡村空间实践中多元主体如何进行理性协商提出了新的诉求。以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村“石头的遭遇”“权力的草坪”“搬迁新寨子”为分析对象,对旅游背景下翁丁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进行了剖析。认为：① 在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双向塑造的地理空间实践中,翁丁正经历着从“地方性空间”向“流动性空间”的转向,以旅游为媒介的流动性力量以及不同主体的空间诉求,正在重塑着翁丁社会文化和关系的空间生产。② 翁丁原生公共空间塑造的秩序具有集体意识,但目前空间意义的叠写带来了地方的差异化认同,地方正在从“自然式认同”转向“分裂式认同”,作为民族团结和认同结构优化的切入点,需要逐步过渡到以主体间性和民族间性为特征的“理解式认同”。③ 空间意义的叠写和地方认同的分裂容易引发多元主体间的价值取向之争和地方意义的虚无主义,为此需要积极形成空间道德实践的价值指引,以避免发生激进的乡村旅游空间实践现象。未来乡村旅游空间实践,应避免以一类主体掩饰另一类主体的情形出现,公共空间的人地关系、空间主体的构成方式、地方的可见性以及不同主体道德规范的协商、妥协与让渡,是新时代乡村旅游空间实践不能忽略的维度。     

国际游客对大运河遗产价值的感知：基于跨地方主体性的视角

遗产价值评判的立场与标准隐含了遗产话语权的角逐以及价值观传播的问题。目前,中国世界遗产的价值评定受制于西方所谓的“普遍价值”;特别是在入境遗产旅游这一文化外交的前沿阵地,现行遗产实践按照西方标准来展示中国文化传统,有可能预设了国际游客的遗产价值评判立场与标准,反而丧失了中国文化外交的主场优势。“共同价值”为遗产价值评判提供了指引,如何借力入境遗产旅游的现实情境,证实并传播共同价值立场与标准,是遗产实践的重要议题。鉴于此,本文以大运河苏州段遗产地为例,基于跨地方主体性的理论视角,解析国际游客与大运河遗产地的互动过程及其感知评判遗产价值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国际游客从微观与中观两个层面来与遗产地互动,并通过移情性理解与自反性建构两种具体路径,实现了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与协商;这一过程中,国际游客能动地感知评判着大运河遗产的价值,跨越了所谓“普遍价值”所预设的狭隘僵化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立场,达成了开放包容、交融互鉴的文明交往实践,成为共同价值立场与标准的国际群众基础。文章引入共同价值立场与标准来尝试破除西方普遍价值论背后的霸权主义行径,对争取世界遗产话语权、推进文明间平等交往、弘扬中华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响应和环境秩序

以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为例,运用地理学相关空间分析方法以及线性扩散接连分析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生态要素进行分析。主要结论有：(1)黔东南非遗分布具亲山性、亲水性特点,3个区域的文化-生态要素各有不同;(2)非遗的环境依赖程度因文化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制作、营造、医药、生产以及饮食酿制类非遗的生态依赖最明显;(3)非遗具有一定的生态脆弱性,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侵蚀、水质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会影响到文化保护与传承;(4)非遗一方面依赖生态,一方面也因生态作用而扮演了建构、维系地方环境秩序的角色,直接表现为非遗推动跨县、跨海拔、跨地形地貌的生产分工与合作,在促进民族交流中具有积极作用。     

“噪”起来：广州音乐现场的文化地理研究

将广州的音乐现场看作一个承载制造“噪音”的场所,以6个现场音乐酒吧为具体案例,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探讨音乐现场如何连结不同人和不同的地方,以及如何被建构成一个“动态”的空间和“越轨”的地方。研究结果表明：音乐现场作为一种动态的物质文化空间,由经营者、组织者、音乐人和乐迷通过社会实践共同建构而成,成为所有音乐演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与不同地理尺度之间关系的节点;音乐现场作为一个“越轨”的地方,将音乐现场的“局内人”和“局外人”区分。上述结论回应和丰富了现有音乐地理研究的内容和成果,并对中国超越“看的方式”进行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红色旅游驱动下传统村落的重构与空间生产研究——以北京市门头沟区马栏村为例

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重推进的背景下,红色旅游作为传统村落转型发展的一种重要旅游类型,推动着乡村空间进行重组与再生产。本文以北京市门头沟区马栏村为例,在构建乡村重构与空间生产的逻辑关系基础上,对马栏村的空间生产与重构历程进行剖析,并探究马栏村空间生产的特征。得出以下结论：(1)根据马栏村红色旅游发展阶段,将其重构划分成“起步”“发展”与“深化”3个阶段,目前尚处于“重构深化”阶段,仍有很大发展空间;(2)红色旅游的开发使得村庄的空间生产特征逐渐凸显,制度空间日趋合理有序,村民的日常生活空间逐渐融入当地旅游发展中,物质空间日趋多功能化,村落整体朝着良性发展道路进行转型;(3)空间生产与乡村重构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一致性,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重构对应空间生产中物质空间的变化,乡村社会文化空间重构对应社会空间,而制度空间则是整个空间生产系统正常运作的基础。对空间生产与空间重构进行实证分析,旨在丰富乡村重构研究,为传统村落重构与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现代性下节庆对社区重构的影响

随着20世纪后半期以来,节庆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复兴,在现代性的语境下,节庆与社区存续、复兴或衰亡的各种关系,成为文化地理关注的主题。文章从传统社区的延续与现代认同的重构、移民社区的再造与多元认同的杂糅、社区活力的再生与地方品牌的营销、社区秩序的重塑与地方权力的协商4个方面,对节庆与社区重构的关系进行分析。结论认为：节庆与社区重构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社区并没有被现代性力量所终结,而是以一种更加复杂化的形式存续和发展,或者延续传统的社区秩序,或者吸纳外来和创新要素重构出混杂的社区秩序,或者进行地方营销扩大社区影响;社区节庆则被全球化、市场化等现代性力量不断调整和创新。最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望中国语境下的社区重构研究。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机制研究——以湖南德夯村为例

当前,传统村落地域空间系统呈空心化态势,而三生融合作为地域空间系统发展的优良状态,其融合过程也是空心化问题治理的过程。探索典型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达到“三生”融合的驱动因素和驱动过程,可为传统村落空心化治理提供借鉴思路。基于此,论文从实践论的角度对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的概念进行定义,以湖南德夯苗寨为例,依托扎根理论对影响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的相关变量进行解构,再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的动力机制,得到以下结论：(1)生态子系统是“三生”融合的本底基础,包括人化生态实践和原始生态实践两条回路;(2)生产子系统是“三生”融合的物质动力,囊括旅游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创新和旅游生产阻力三条回路;(3)生活子系统是“三生”融合的关键保障,由物质生活实践、精神生活实践和制度生活建设互动三条回路组成;(4)生态保护限制了生产和生活的无序扩张,生态产品打造促进旅游产业发展、改善居民生活,居民生活实践又反促旅游生产创新和生态保护,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功能叠加。总结其地域系统在多重因果键和因果回路循环下达到“三生”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模式,可为同类型传统村落提供借鉴。     

中国世界遗产空间格局及其交通可及性分析

世界遗产是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其区域空间分布格局与交通可及性对遗产资源的综合规划和系统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已申遗成功的53处(截止2018年12月)各类世界遗产为研究对象,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和空间句法等方法分析中国世界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交通可及性。结果表明:(1)在空间格局上,世界遗产分布特征总体上呈带状、组团状,各类型世界遗产集聚区域差异明显。承载优越古代文明要素的文化遗产(包括双重遗产)集中于中东部地区;而以独特自然环境和地形地貌为优势的自然遗产集中分布在西南地区;(2)华中、华东、华北地区连接遗产资源的各类路网(高铁、普铁、国道和高速公路)的集成度和控制值2个指标明显优于西北和西南地区。北京、上海、武汉和西安等区域中心城市的路网控制值和连接值最优。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空运水运能力最为突出。路网结构密切影响着世界遗产的交通可及性;(3)文化遗产和双重遗产的交通通达指数较高,主要位于交通通达性指数等级的第一、二等级;而自然遗产的交通通达指数较低,主要属于第三等级;(4)山区地形和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制约了我国遗产资源的交通可及性,并造成区域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未来世界遗产申报管理中应该充分关注各遗产类型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并将其纳入当前国家尺度上的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规划与综合保护之中。     

怀旧消费空间的地方建构——以广州西餐老字号太平馆为例

现代性、全球化和城市化催生了当代的怀旧现象并使其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涵盖人们衣食住行和精神文化消费领域的怀旧消费风靡全球,以城市怀旧为主题的特殊消费空间和文化空间作为怀旧消费实践过程中的时空综合体,其地方建构的过程及社会文化意义值得文化地理学者进行探讨。文章以广州百年老字号西餐厅太平馆为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并收集相关媒体报道作为资料来源。从怀旧餐厅的物质空间建构和情感空间建构2个维度对其地方建构的过程,以及此空间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究。研究表明,太平馆作为怀旧消费空间,经营者通过对物质空间的主体性建构再现地方记忆,使得地方感得以再生产;而与此同时消费者则通过在怀旧空间中的消费实践获得归属和认同等情感体验,并成为了情感空间建构的积极主体,通过对太平馆的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积极推动怀旧地方的持续建构。     

面向新唯物主义的文化地理学研究

新唯物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客体导向哲学”和“重返物质”研究而兴起的学术思潮,该思潮主张广义对称和本体论重构,是人们理解人地关系和社会文化实践的全新视角。目前地理学界对新唯物主义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对其学术进展的介绍和述评层面,在内涵、发展、演化、应用等方面还未作出较好回答。有研究认为,新唯物主义否定了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规律,是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义”和否定实践的唯心主义思潮,这难免会让人们对新唯物主义理论气质产生疑虑、怀疑和迷惑;也有人担忧,呼吁文化地理学的唯物主义范式,是否会重蹈早期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理论覆辙？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分析了新唯物主义出场的现实背景、后结构主义“物质/话语”存在的问题以及支撑该思潮的理论基石,并对新唯物主义在文化地理学中的认知转向、研究取向以及追踪并感受物质的空间和地方运作、物质空间互动及社会文化意义生产、人与非人类共创地理环境及生态秩序等内容进行了深入剖析。同时,在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范式的实践主体和能动力差异方面,回应了学术界关于新唯物主义和传统唯物史观关联问题的质疑;在分析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发展与演化基础上,厘清了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范式不是对传统...     

浅议沈阳铁西区工业遗产的保护和旅游再利用

沈阳铁西区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代表城区,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的物质记忆和文化积淀,也是城市形象和地方感的浓缩。沈阳铁西区是老工业城市的典型代表城区,素有“东方鲁尔”之称,工业文化底蕴深厚,跨越了近百年的工业历史时期。本文将通过对沈阳铁西区工业遗产形成过程及文化内涵的梳理,探讨沈阳工业景观遗产化的过程,研究工业遗产的价值、保护和利用。     

2000年以来国内外城乡记忆研究的比较与启示北大核心CSCD

城乡记忆记录并演绎了社会形态与文化结构的变迁,可以透视人地关系、地方文化精神和城乡景观变迁,是人们生活在“理想家园”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论文运用CiteSpace和VOSviewer可视化图谱软件,结合国内外城乡记忆研究的比较,探讨其重要研究进展并反思现代社会的发展。研究发现：(1)该领域可细分为纪念性记忆、日常性记忆和媒介性记忆。(2)城乡记忆为多学科交融的研究领域,国内以建筑、规划、旅游管理等学科为主,具有明显的应用指向;而国外则是综合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3)国内外研究思想理论一致,将记忆视为社会遗产,国外主要沿着“文化转向产生的集体记忆—官方叙事下的纪念性记忆—地方与习俗下的日常性记忆”脉络演进,集中于地方和景观分析,重视空间感知;而国内演进脉络为“档案建设与记忆—城市历史文脉保护与记忆—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旅游与记忆”,倾向于以人的乡愁情感为切入点。未来,应界定城乡记忆与文化遗产的内涵与区别,关注少数群体的记忆话语权,立足本土文化发展的实际,更全面地建构地理学视角下的城乡记忆空间范式。     

西南岩溶山区生态危机与反贫困的可持续发展文化反思

西南岩溶山区生态环境退化严重、贫困人口集中。文章探讨民族传统文化观念在岩溶山区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力图寻找岩溶山区生态恶化和贫困的深层次原因,指出岩溶山区存在的山地文化封闭性和典型的贫困文化特性及不合理的现代性转换导致区域生态恶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滞后。岩溶山区应通过生态恢复模式示范建设、开展参与式社区资源管理、改善居民聚居点环境来实现文化创新和文化整合,实现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深层次互动与接纳,拓宽现代性生长的内在精神空间,变外源性的“输血”机制为内源性的“造血”机制,从而使岩溶山区实现可持续发展。     

工业用地转型下地理想象与地方意义构建 ——广州广钢新城案例

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用地转型背景下,选择广钢新城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从地理想象的视角,探讨周边村民、旧广钢职工以及新进入者等主体对广钢新城地方意义和文化内涵进行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并进一步解析地方建构与身份认同的联系。研究发现：1）由于主观性和空间实践体验的差异,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广钢的地方意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2）周边村民、广钢旧厂职工集体记忆的嬗变,反映了空间形态、社会结构变化与在地群体的想象构建以及身份认同的耦合关系;3）新进入者的地方身份认同建立在排除在地群体的地方文化想象之上,二者对于广钢新城的地方意义和身份认同是断裂的,2个社会群体对于地方意义的感知与认同在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交流与融合;4）在社会话语构建的文化冲击以及权力和资本的支配下,外界群体逐渐产生对广钢新城地方文化意义的多元想象。广钢片区的大规模空间重塑以及由此衍生的地方意义重构说明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地方建构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流动性背景下的生活方式内涵阐释——基于大理个案的探究

以大理的生活方式移民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诠释学分析，基于移民群体自身探究了“生活方式”的内涵。研究发现：(1)生活方式是多层次与多维度的概念系统；(2)生活方式移民流动实践中体现的关键动机是“变革”；(3)伴随着空间转移及生产方式的改变，移民的生活方式变革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生活目标的转向、活动秩序的重塑和人际交往规则的变化；(4)变革既包括生活方式移民个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也包括整个移民迁入社区的演化。大理社区因生活方式移民汇入而形成了独特的价值体系、事务体系和社群体系。本研究为理解流动性背景下的生活方式内涵搭建一个从动机到实践、从个体到群体的阐释框架，展现了移民这一典型流动性群体追求理想生活方式的基本图景，为迁入地的美好生活家园建设提供新角度。     

“游客—居民—经营者”语境下历史街区地方文化重塑效果感知研究——以北京前门历史街区为例

地方文化的塑造是历史街区旅游发展的重点,而游客、居民、经营者作为旅游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其认知和态度则是历史街区开发的基础,对历史街区文化旅游的转型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该文以北京前门历史街区为例,借助内容分析法和重要性—绩效分析法(IPA),从游客、居民和经营者的综合感知视角,探查地方文化的重塑效果。结果表明：(1)前门地区地方文化构成要素分为物质层、非物质层两大类,包括特色建筑、街道肌理、景观符号、特色商品、地方品牌、文化活动、传统习俗、名人轶事、文学曲艺、生活方式10个子类;(2)不同利益主体对于地方文化的感知内容存在一定差异,但整体对其文化内容和要素的反应相似;(3)游客、居民、经营者对前门地方文化表达的情感反馈均较积极,但居民反馈相对较低,是管理者需要关注的重点;(4)各文化要素在不同利益主体中的期望和表现效果具有一定差异,其中传统习俗和文化活动是未来提升的重点内容。     

旅游产业嵌入的乡村生计空间基因图谱构建与格局分析——以山东省马套村为例

空间资源是农户赖以存续与发展以及参与产业利益分配的基础,在面向乡村旅游空间资本化过程中,重新界定乡村生计空间的内涵与范畴是确立农户权力与价值的资本依据。该文以旅游产业嵌入乡村生计空间为背景,以空间“基因图谱”的研究范式对乡村生计空间进行解析与整合,建立了包含地理物质空间、经济价值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3个维度的乡村生计空间基因系统。以山东省马套村为实证研究对象,对生计空间基因系统进行具象与实践,建立乡村生计空间基因库,并将各类基因元投影于乡村地理空间,归纳3类生计空间基因元的空间分布特征,得出马套村生计空间呈现出经济价值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相对独立、村域空间级差地租效应加剧、文化空间社会属性缺失、居民空间权能较弱等空间失配问题,提出在旅游产业驱动下村域生计空间优化的策略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