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演化及影响因素

从敏感性和适应性两方面构建中国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分析1996—2017年中国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及时空演变规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贡献度和障碍度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从时空格局演变来看,1996—2017年中国乡村人居环境敏感性指数呈下降趋势,由东西高、中间低的"凹"型布局演化为离散式空间格局,适应性指数渐趋上升,脆弱性指数持续下降,实现从高脆弱性类型向中等脆弱性类型转变发展,但东低西高的阶梯式空间分异特征显著;适应性是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演变的主导因素,外部环境因素中过度依赖资源开发和能源消耗,这一经济增长模式的长期扰动是敏感性产生的主要力量,人才技术资金等发展要素缺乏和基础设施落后是适应性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从创新农业科技发展理念、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坚持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并重3个方面提出降低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的对策建议。     

重庆直辖以来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力及其时空分异研究

乡村人居环境是一复杂巨系统,其可持续发展力是各子系统间物质、信息与能量相互流通与交换的结果,本文从经济发展、生产生活、生态环境3个子系统入手构建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以1997—2015年重庆市37个区县的面板数据为数据源,运用发展水平(衡量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态势)、发展效率(反映乡村人居环境发展趋向可持续的快慢程度)和协调指数(反映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均衡程度)构建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力测度模型,分析了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力并探究其时空分异特征,为因地制宜践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提供策略支持。结果表明：1997—2015年,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力时序上总体态势向好,其中发展水平逐步上升,发展效率波动剧烈,协调性稳步提高,各子系统间可持续发展力差异性较大;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力在空间上总体呈现西高东低、“中心-边缘”的分异格局,区县间差异性明显,其中经济发展子系统呈“多级核心-外围”辐射圈层式差异化增长格局、生产生活子系统呈自西向东扩散式增长格局,生态环境子系统总体上先降后升,呈波浪式不均衡增长格局;从政府“制导引导”、城乡“双轮”联动、“点-极-核”整治模式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整治策略。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南方丘陵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评价——以赣州为例

以赣州18个县(市)为研究对象,构建由目标层、系统层和指标层组成的乡村人居环境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对南方丘陵地区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并运用Arc GIS9.3对2013年赣州市乡村人居环境空间分异进行可视化与特征分析。结果表明:(1)在5项一级指标中,社会文化环境所占权重最大,经济指标权重最小,说明在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中,社会文化是一项重要指标,经济是基础指标;(2)赣州乡村人居环境呈现"单核突出,整体跟进,局部沦陷"的空间格局;(3)表征人居环境质量的各项指标在空间上显示出集中程度不同的空间分异特点。通过对案例区人居环境空间特征形成机制的分析,以期为赣州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提供参考和建议,并尝试为南方丘陵区同类型乡村人居环境规划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与科学依据,促进该区域乡村人居环境协调发展。     

皖南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影响分析

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是乡村发展转型进程的综合表现形式之一。论文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能源消费结构、居住条件、环境卫生5 个方面构建了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熵值法和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对皖南旅游区进行实证测度,探讨该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子。研究表明:① 皖南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得分总体上呈现“双核突出,中部跟进,外围凹陷”的异质异构空间格局;②基础设施空间呈现“三核并驾,北高南低”分布结构,主要位于屯溪区、青阳县和案例区北部,展现东西向渐变特征;③ 公共服务设施兼具“双核”分布特征;④ 能源消费结构和居住条件呈现以屯溪区为核心的单核结构;⑤ 环境卫生则主要集中在在歙县和宁国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旅游发展、地域文化等自然和人文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其作用大小、方向存在明显差异。气候条件、贫困程度、空间距离3 个因子对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产生负向影响,其余因子均为正向影响。自然地理环境、地域文化等是在乡村发展过程中长期延续积累下来的对人居环境质量起到相对稳定作用。旅游发展过程中注入的一系列新型人地关系因素是当前影响皖南旅游区人居环境关键性驱动力。影响因子与评价因子两组变量之间存在典型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关系。同时,影响因子对人居环境质量产生直接效应,并通过其他变量对人居环境质量产生间接作用效果。     

城市人居环境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机制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总结城市人居环境的发展规律,探讨城市人居环境的时空分异与机制。运用熵权法测算人居环境质量,以辽宁省14市为例,研究2005-2014年其人居环境的时间过程、空间格局、系统属性以及驱动机理。结果显示:(1)时间分异特征。辽宁省10年间人居环境质量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表现为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和离散程度特征;辽宁省人居环境大致分为以沈阳和大连为主的人居环境核心区,以盘锦和鞍山为代表的人居环境过渡区,以及阜新和朝阳为代表的人居环境起步区。(2)空间分异特征。10年间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呈现出"屋脊"式空间结构特征,具体表现为中部向两侧逐步递减的空间结构特征,在中部"屋脊"的南北两侧呈现出大连和沈阳两个高点;而且呈现出"双核""三元"式空间分异。(3)系统分异。10年间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有明显的系统分异;系统时间分异,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系统区域分异,支撑系统、社会系统区域之间的分异较为明显,居住系统、人口系统区域之间的分异较小,环境系统区域之间的分异最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供给侧与需求侧要素以及人居环境的主体"人"是城市人居环境时空分异、系统分异的形成机理。     

东北半干旱脱贫地区乡村多维发展格局与类型化振兴战略研究——以吉林通榆县为例

为揭示东北半干旱脱贫地区乡村类型的特殊性并服务于增强其发展动力和乡村振兴,论文以原国家级贫困县吉林通榆县为例,运用熵值法、Getis-Ord Gi*指数、地理探测器分析村域尺度乡村多维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通过对乡村主要优势条件和短板的分析,以乡村现有发展特点和未来主导战略命名乡村类型,并提出主次结合、多维协同的类型化乡村振兴战略。结果表明：(1)通榆县乡村不同维度发展指数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和集聚特征。西南、西北和东北部地区村落环境条件明显优于其他地区;靠近县域经济中心或靠近乡镇政府与交通干线的村庄区位交通和经济基础较好,易形成热点区,边缘或偏远地区的村庄形成冷点区,呈现出以县域经济中心为圆心的圈层式结构;县域中部靠近镇政府驻地且有交通线经过的村庄,社会活力指数较高。(2)通榆县乡村综合发展受村落环境条件影响较大,交通、经济、社会维度对乡村发展具有交互增强作用。(3)综合发展型乡村要“聚合力”、勇争先;内外联动型、特色发展型、农牧结合型乡村要“扬优势”、显特色;交通虹吸型、巩固搬迁型乡村应“补短板”、强弱项;弱质型、防范返贫型乡村应“育新机”、辟新径。     

乡村人居环境研究进展与展望

乡村人居环境的内涵可分解为人文环境、地域空间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三者之间遵循一定的逻辑关联,共同构成乡村人居环境的内容。国外乡村人居环境研究经历了乡村地理、乡村发展和乡村转型3个阶段,研究趋势也由单一学科向综合学科发展。国内乡村人居环境的研究学科主要有建筑学、地理学和社会政治学等,其中地理学经历了乡村聚落研究、乡村环境研究和乡村文化转型研究3个阶段。该文讨论目前乡村人居环境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指出其研究方向。     

新时代中国乡村空间特征及其多尺度治理

解构新时代乡村空间特征是构建乡村空间治理体系的前提条件,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及其治理路径将有效支撑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思维范式,解构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总结其治理困境,建构基于地理学分析范式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探索可行的治理路径,进而构建了“特征识别—困境解析—治理框架—治理路径”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系统研究方案。研究发现：(1)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分析范式解析多尺度乡村空间运转逻辑,需要破解尺度综合、尺度分异和尺度流动对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的作用机制,突出乡村空间综合性特征、强化乡村空间异质性特征、融合乡村空间流动性特征;(2)城乡空间综合统筹不足和空间流动网络不畅通,叠加乡村空间异质性价值不显化是乡村空间治理亟待破解的困境;(3)“空间综合治理—空间分区治理—空间流动治理”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有效破解城乡空间难综合、区域空间难协调、空间网络不畅通等问题;(4)统筹城乡空间的综合性治理、创新用途管制的区域性治理、均衡发展权配置的流动性治理是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的可行路径。厘清新时代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并建构科学的治理体系为推进城乡融合发...     

中国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格局及影响因素识别

论文以中国大陆县域为研究单元,构建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半变异函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模型,对2000—2015年中国乡村多功能指数进行综合测评,揭示中国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特征,定量识别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乡村地域多功能在空间上呈现出平原、东部沿海等地区高值集聚,高原、山地等地区低值集聚,各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整体呈现出逐渐提升态势;② 经济发展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的贡献率逐渐增大,农业生产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的贡献率逐渐减小;③ 2000—2015年,中国大陆范围内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自相关范围和强度总体呈现减小的趋势,随机性因子成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力;④ 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是影响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两两交互作用会增强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社会环境因素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逐渐上升,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程度逐渐下降。     

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

乡村旅游重点村是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示范,对优化乡村旅游供给、引领乡村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分析了中国1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格局和结构特征,揭示了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异规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矢量缓冲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剖析了影响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① 乡村旅游重点村总体呈“东多西少”的空间分布格局。省际空间密度分层特征明显,“双核心—环核群—带状区”的空间分布规律突出。② 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地域间呈冷点分散、热点集中的空间分异格局。③ 6类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核密度呈一高五低、分异鲜明的类型特征。④ 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是自然生态、社会经济、交通配套、景区资源、政策环境五大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人均GDP和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客源市场距离及交通通达距离是负向影响因素。⑤ 各类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各异,与村落资源禀赋和发展特点具有密切关系。     

中国森林乡村的多尺度分异特征与分区优化

国家森林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措施,但森林乡村在不同尺度的分异特征及优化方向尚不明晰。本文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耦合度模型和Voronoi图分析等研究方法,从全国、区域和行政尺度分析了国家森林乡村空间格局、数量规模和内部分异特征,并基于森林乡村与人口耦合关系及乡村可达类型识别,分析了全国森林乡村的分区格局及其优化方向。结果表明：全国森林乡村密度具有明显的东高西低分异特征,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森林乡村高密度集中分布最大的连片区。基于县域单元的省域森林乡村泰尔指数差异较大,东南区域森林乡村分布相对均衡,西南和东北区域内部差异显著。森林乡村空间可达性呈现自东向西的梯度递减,森林乡村与人口密度的耦合类型分布具有较强的内部分异性。文章基于森林乡村可达类型与耦合分区的组合分析,将全国划分为重点发展区、特色挖掘区、集聚提升区、适度引导区和功能转型区五类,明确了不同类型区森林乡村建设的重点方向,将为面向乡村振兴的全国森林乡村建设与分区优化提供决策依据。     

湖南省传统农区乡村功能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乡村是城市功能扩散与转移的重要承接地,乡村功能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对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综合运用熵值法、冷热点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以湖南省102个县市为研究对象,对湖南省乡村功能的时空演变、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7―2017年县域乡村生产和生活功能整体上呈现出上升的发展态势,而乡村生态功能整体上呈减弱的趋势。② 1997―2017年湖南省乡村功能热点区由长株潭地区向外扩张,而冷点区呈先收缩后扩张的发展态势;20 a间,在长株潭地区形成稳定的热点区,在湘西地区形成稳定的冷点区。③ 湖南省乡村功能空间分异是农业现代化、乡村就业主体、县域经济基础、城镇化、工业化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影响力大小与方向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其中农业现代化水平、乡村就业主体对湖南省及5个地区乡村功能空间分异有重要的驱动作用。     

基于栅格的关中平原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基于自然与人文多重栅格数据,构建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评价模型,分析2015年关中平原城市群人居环境的空间分异格局,并对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质量的协同性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人居自然环境呈现出自东向西,由山地、高原向平原、谷地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受地形影响最为明显,地形起伏度与人居自然环境呈负相关关系。(2)人居人文环境表现出平原低、山区高,城镇高于乡村的空间分布格局,受城市行政层级影响显著。(3)关中平原城市群人居环境综合质量指数介于0.216~0.716之间,呈现出以关中平原、汾河谷地向外梯级递减的带状空间分布格局。(4)关中平原城市群人口密度与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分布显著一致,总体呈现出平原高于山地,城市高于乡村的空间分布规律,人居环境质量越高,人口密度越大,土地利用也越充分。     

2010—2020年中国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其演变特征

科学评价并揭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变化规律有助于指导乡村建设活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本文构建包括生产基础、生活设施、公共服务、卫生环境和农业环境5个维度21个指标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指数,对2010—2020年全国、区域及省级尺度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测度及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 2010年以来中国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稳步提升,乡村公共服务和卫生环境两个维度贡献率最大,农业环境维度贡献最小。(2)东部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和东北地区最低;东部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快于其他地区,公共服务维度改善最为明显。(3)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空间格局呈现“T”字形,东部沿海和长江沿线省份水平高,中西部大多省份在乡村生活设施和卫生环境维度存在短板。各省份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相对差距呈缩小趋势,卫生环境维度缩小最为明显。从强化与社会需求结合、补足区域发展短板和协同农业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建议。     

中等城市人居环境空间分异研究——以丹东市为例

城市人居环境的空间分异已经成为城市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之一,我国对于城市空间分异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大城市,很少涉及中等城市.实际上,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人居环境空间分异并不仅仅存在于大城市,在广大中等城市中也已初见端倪.我们以中等城市--丹东市为例,通过调查走访获取数据,建立数学模型,使用MapInfo和Surfer作图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图像处理,探讨了丹东市人居环境空间分异的特点.研究结果表明:(1)丹东市作为典型的中等城市,其内部人居环境已经异化,显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趋势;(2)人居环境空间分异的总趋势是沿鸭绿江岸线向陆地呈扇形逐级递减;(3)扇形外围--西北部地区的人居环境空间分异打破逐级递减和平行扩散的规律,在局部形成小范围的次级核心点.     

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大别山区罗田县为例

韧性理论是可持续性科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微观尺度视域下乡村地域系统与韧性理论的结合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回应与思考。论文构建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风险—韧性(R-PAT)模型,运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大别山区罗田县68个样本村的系统韧性进行测度并分析其空间格局,识别村域单元R-PAT类型后,剖析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水平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罗田县村域单元抵御能力、适应能力、转型能力及综合韧性指数差异显著,样本村综合韧性指数普遍不高但具有较大的提升潜力;② 依据韧性指数与风险指数的变化,山区乡村地域系统分为高风险—低韧性、高风险—高韧性、低风险—高韧性和低风险—低韧性4种类型,罗田县以高风险—低韧性型与低风险—低韧性型为主;③ 罗田县乡村地域系统韧性受多个因子影响,乡村内生动力是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水平空间分异的关键性因素,乡村自然与社会本底是其基础性因素,乡村发展潜力是系统潜能持续提升、能力逐渐强化的推动性力量。研究旨在将韧性理论聚焦山区乡村微观单元,为山区乡村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山区振兴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与案例支撑。     

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时空分异与差异化调控

脆弱性作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重要属性,是探讨系统易受负面影响或损害程度的有效度量、解析系统可持续发展趋势的有效途径。以重庆市为研究区,以2007—2017年为研究时段,建立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以定量测度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揭示其时空分异特征,进而划分脆弱性类型并提出差异化调控策略。结果表明:①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是系统运行状态的综合度量,包含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3个要素,其体现了以“人”为核心的乡村多元主体与以“地”为核心的乡村生产空间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制衡关系。②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暴露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及“局部突出、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特征;敏感性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及“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特征;适应能力总体呈快速上升趋势及“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特征;脆弱性总体呈下降趋势及“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特征。③ 将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划分为适应能力脆弱型、暴露—敏感脆弱型、敏感—适应脆弱型和强综合脆弱型4种类型,并按照“生态优先—分类调控—重点突出—因地施策”原则针对不同类型提出差异化“降脆”策略,以引导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可持续发展。     

中国乡村聚落用地形态的地域分异特征研究

乡村聚落用地形态是农村人居空间组织形式的综合外在体现,是揭示乡村地域特色的重要指标。以全国乡村聚落的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运用热点探测、近圆形指数、邻接指数等地理空间分析方法,从用地规模、用地形状、用地结构三个方面对全国乡村聚落用地形态特征进行识别。结果表明,中国乡村聚落用地规模中位数为9.52 hm2,整体呈“北大南小”的特征,并在局部地区呈现明显的高、低值集聚态势;在用地形状方面,乡村聚落用地近圆形指数中位数为0.537,总体上偏长形,各种形状类型在全国均有分布,且呈现出在局部区域显著集聚的现象;用地结构可分为七大类,又以田中型、林边型、滨水型和草边型最多。根据用地形态特征的地域分异格局划分出16个乡村聚落用地形态类型分区,绘制了乡村聚落用地形态类型图谱,并总结出各类型区的用地形态特征。最后探讨了中国乡村聚落用地形态特征的空间分异机制,包括：(1)地形地貌、水文条件、气候条件等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聚落用地形态地域分异的宏观格局;(2)农业、水利、交通运输等生产生活方式的地域差异对聚落用地形态特色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3)街巷、民居等物质空间形态与聚落整体的用地形态存在显著的相互作用;(...     

中国乡村地域类型及分区发展途径

由于我国乡村地域差异显著,乡村振兴需分类有序推进。本研究立足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从资源、环境、人文、经济等维度构建了度量乡村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和计量模型,划分了乡村地域类型,明确了分区发展途径。结果表明,我国乡村综合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呈现明显的自东向西递减规律;全国乡村地域类型可以划分为11个一级区和45个二级区,不同类型区制约因子各异;乡村发展水平差异是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区位条件、政策文化等因子交互作用的综合体现。地理环境是乡村地域类型分异的决定性因素,资源禀赋状况是乡村地域分异的关键因子,人文和经济因素在乡村系统转型发展中扮演着重要作用。通过对乡村地域类型、特征及其分异机制的研究,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提供了理论依据。     

长江经济带乡村功能区域差异及类型划分

深度挖掘乡村功能价值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途径,论文通过构建乡村功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GIS和泰尔指数,揭示了2016年长江经济带130个市(区)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地区差异特征和差异来源,并进行功能分区。研究结果显示：① 长江经济带乡村功能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农业生产功能强的区域集中在中游和下游平原地区;人居生活功能强的区域集中在下游省会及核心发展城市周边;生态保育功能强的区域在上游和中游山地丘陵地区。② 乡村功能总体区域差异来源于上、中、下游地区内部差异,农业生产功能在上游内部区域差异显著,人居生活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在下游内部区域差异显著,中游地区乡村功能整体区域差异较小。③ 基于研究结果将研究区划分农业生产区、人居生活区、生态保育区、人居生活-农业生产复合区、人居生活-生态保育复合区、生态保育-农业生产复合区、农业生产-人居生活-生态保育综合发展区和农业生产-人居生活-生态保育综合协调区8种功能类型区,可为完善长江经济带乡村功能的空间布局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