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城市群高速公路通达性及空间格局变化研究

基于中原城市群2000,2003,2006,2009年高速公路网络建设情况,分别构建4个年份高速公路拓扑网络分析图和最短路径矩阵,对中原城市群高速公路10年来网络发育程度进行动态分析和空间格局变化的研究。结果表明:2000—2009年中原城市群高速公路网络发育程度明显改善,入网城市和线路数增加迅速,经历了由树状网络—回路网络—网络拓展阶段;区域交通中心形成6路回路网络连接;网络伸展程度逐年提高,区域网络直径变化虽然不明显,但是网络直径对应的城市却发生明显的空间位移;城市群高速公路网络发育在空间上已经开始打破"核心-边缘"的特点,呈现均衡化发展的趋势。     

中国城市群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及空间格局

城市群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载体,满足城市群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优化金融资源在城市群之间合理配置,摸清城市群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状况,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采用金融相关比率、金融发展效率、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等指标体系,通过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定量分析23 个城市群银行、保险和证券等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和格局.结果表明：① 城市群内金融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在空间上形成东部沿海高于西部和中部的空间格局,其中,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较高.② 城市群金融发展水平滞后于城市群发育水平.其中金融发展效率和保险密度是影响金融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金融服务业从业人员多少和城乡居民储蓄额大小影响较小;另外,区域产业结构,特别是上市产业(可交易产品) 结构与城市群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关性大.③ 银行、保险和证券服务业在城市群内部差异较大,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金融资源拥有量占到23 个城市群的50%以上,影响和主导着中国金融业发展.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空间格局演化

旅游地发展演化的研究可以理清旅游地发展的脉络,寻求旅游地发展的内在规律。文章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选取1980、1987、 1999、2008 年4 个时间断面,选取节点发展和交通连接两项指标加以体现城市群旅游空间发展演化过程,以各城市旅游业发展的业绩反映城市节点的发展演化,以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公路交通连接反映城市之间连接的演化。通过构建旅游业发展业绩模型,反映城市旅游节点的发展状况,通过公路交通可达性、公路交通运量的演化反映珠三角区域的城际公路交通连接的演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市群区域旅游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最主要体现在从以广州为中心的单极格局转化为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两级格局,珠三角各城市旅游业均取得了高速发展,城际公路交通连接效率和总体运行能力大大提高。但珠三角区域旅游发展的空间布局存在不平衡性,珠江口东西两岸存在较大差异,随着港澳珠跨海大桥的修建及以广州为中心的城际轨道交通的建成,珠三角城市群旅游空间格局将发生革命性变化,区域空间网络体系将更加完善。     

1976-2016年青藏高原地区通达性空间格局演变

青藏高原地区是地球上最独特的地理—生态—人口—交通单元,区域内交通网络的发展特征及规律是人地关系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对青藏高原地区交通网络开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据此,分析1976-2016年青藏高原地区交通网络演化特征,并以省会、地级市、县级市和县城为节点,采用网络分析的时间距离计算模型探讨其通达性演变过程。研究表明：① 青藏高原地区交通网络复杂性、区域连通性增强,初步形成格状交通网络;② 青藏高原地区中心城市、县城之间的平均最短通达时间已极大缩短至11.89 h、18.84 h,呈自东向西逐渐增大的空间格局,时空收敛效应显著,通达性变化程度与其初始值有关;③ 中心城市为该地区的发展极,其与周围城市通达状况有极大提高,可达时间平均值下降到16.49 h;④ 中心城市和县城交通圈演变过程一致,青藏高原地区各地到最近城市、县城的通达时间不断缩小,沿重要交通干线已形成中心城市4 h、县城2 h短时交通圈连片分布格局,湟水河谷地、一江两河地区逐渐形成交通廊道,乡镇对外交通联系得到改善。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格局、形态特征及影响因素

GIS空间分析技术为空间形态的精准判别提供了新的路径和研究视角。本文通过高分辨率Google Earth影像提取2013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分布信息,运用分形模型、形态紧凑度、空间离散度、密度指数定量分析珠三角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态特征,采用GIS空间分析并结合社会经济统计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影响其分布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①2013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共有2604.71 km2,其空间分布呈现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并且形成了交错式、零散式和集中式3种分布模式。②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具有很强的分形特征,核心区的分形维数整体小于外围地区,而空间结构的稳定性高于外围地区;珠三角各市中,工业生产空间形态紧凑度最高的为珠海、最低的为广州,而空间离散度最高的为惠州、最低的为中山;珠三角各市工业生产空间的规模差异显著,与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工业企业数等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东莞、深圳、中山、佛山的密度指数过高,需加强工业生产空间的集约高效利用。③自然因素与交通条件、城镇化与开发区的发展、政策的引导和调控以及经济全球化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组成与空间分异格局

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是由不同发育程度、不同等级、不同行政隶属关系、不同成因和空间区位的城市群,通过各种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和知识流有机耦合而成的空间聚合体和综合集群体。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综合分析,得知世界城市群结构体系正在形成,城市群间的等级职能正在参与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进行重组,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由28个大小不同、规模不等、发育程度不一的城市群组成,目前尚处总体发育雏形阶段,但却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战略支撑点和增长极点,主宰着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根据城市群发育程度指数模型计算结果,将中国城市群划分为三个等级,其中一级城市群包括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冀都市圈3个城市群,二级城市群包括山东半岛城市群、成都城市群、武汉城市群等11个城市群,三级城市群包括滇中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等14个城市群。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城市群总体发育程度低且差异很大,这种差异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并呈现出发育的阶段性、总体分布的不平衡性、空间分异的规律性、内部集聚的异质性和明显的分化性等空间分异特征。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加强对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理论的多维性、规律性和阶段性研究,加强对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形成发育的差异性、异质性和竞争性研究,加强对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国际化、全球化与动态监测研究。     

高铁网络化下中国城市旅游场强空间格局及演化

交通是旅游系统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四纵四横”高铁网络是中国“交通革命”的重要里程碑,高铁网络化对中国城市旅游可达性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进而极大地改变城市的旅游吸引力和辐射力。本文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测度高铁对全国338个城市可达性影响,进而分析高铁网络化全国城市旅游吸引力空间特征及演变。结果表明：① 高铁网络化下中国城市可达性整体得到优化,可达性空间格局呈现明显交通指向性,形成“高铁廊道”效应;② 高铁网络化下中国城市旅游场强空间格局呈现出“多中心”环状发散和“枝状”扩散的双重特征,尤其是沿高铁线“枝状”扩散更为明显;城市旅游场强变化率在高铁线形成高值走廊,并呈现以高铁轴线为中心向外围递减的空间格局;③ 高铁对高旅游场强区和较高旅游场强区影响最为显著,分布城市数量大幅增加,面积拓展超过100%;且高铁提升了区域中心城市旅游场强值,旅游吸引力辐射范围沿高铁线扩张。     

中国高铁开通地级市的房地产投资空间格局分析

近些年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促进了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针对中国高铁建设是否也会促使房地产业空间集聚的问题,本文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模型进行机理分析,采用2007—2017全国高铁列车班次数据,运用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我国高铁快速发展改变了房地产市场潜力和房地产投资空间格局,出现房地产投资向核心城市聚集与向中小城市溢出同时发生现象。本区域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促进产业、人口和房地产投资在本区域集聚;跨区域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则会促进产业、人口和房地产投资的空间流动。房地产业在大城市过度集聚将产生拥挤效应,迫使房地产投资由核心大城市向高铁沿线中小城市扩散;具有优势地方资源的中小城市,高铁开通会加速房地产投资向其空间溢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铁网络通达性的溢出效应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铁网络增强了城市间通达性,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溢出效应。文章从高铁网络通达性切入,采用最短出行时间、加权平均出行时间、日常通达性指数、引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高铁网络通达格局演化与其产生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高铁网络提高城市通达性水平,缩小城市间通达水平差距,弱化圈层结构,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2）高铁网络产生显著的时空收敛效应,核心与边缘城市的时空收敛效应表现为不同模式,边缘城市2 h等时圈面积变化更显著;3）高铁网络通达性提高使区域经济联系强化,非核心城市吸引力水平差距减小,但各要素趋向核心城市聚集,双核现象增强;4）邻地高铁网络通达性提高会促进本地第三产业经济发展,产生溢出效应;邻地第三产业经济水平提高会抑制本地的发展,呈现虹吸效应,说明成渝地区发展处于虹吸阶段。     

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格局演变研究

基于产业互补性、综合经济质量、经济距离等多角度修正传统引力模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2006~2015年山东半岛城市群17市经济联系空间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① 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缓慢增长,经济联系方向逐渐多样化,整体网络逐渐密集;② 城市群网络中心性水平始终偏低,点入点出度差距增大;③ 部分子群构成与行政区划分布不耦合,以济南、青岛为核心的两大经济圈间缺乏资源互通和产业交流。④ 交通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变动、要素资源流动是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     

经济发达地区交通网络演化对通达性空间格局的影响——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

本文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分析了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经济发达地区交通网络的演化,以及由此引起的通达性空间格局的变化。由于东莞市经济发达地区交通网络结构已趋于成熟,通达性空间格局呈现均质化发展状态,区域的空间收敛显著,明显改变了区位决策的条件,扩大了区位决策的范围和选择余地。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广东省东莞市城镇发展的区域蔓延现象。     

中国能源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与空间效应

能源生态效率兼顾能源利用中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是对能源—环境—经济3E系统效率的度量。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对中国1997-2012年省际能源生态效率进行测度,从空间格局规模、格局强度与格局纹理三个方面分析能源生态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演变规律,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验证中国省际能源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能源生态效率整体偏低,低效率省份约占40%,广东、海南、福建位于能源生态效率值的最前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为主要的低能效地区。全国能源生态效率总体上呈U型演变格局,局部地区主要有增长型、波动型、突变型和平稳型等4种演变类型;2中国能源生态效率在省际尺度上表现出显著的全局与局部空间集聚特征,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空间格局的变化主要发生在高低集聚区与低高集聚区,其中又以京津冀地区的集聚类型演变最为显著;3中国能源生态效率存在着明显的空间效应,某一地区的能源生态效率对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程度均强于相邻地区的误差冲击对该地区的影响程度;在影响能源生态效率空间效应的诸多因素中,产业结构的影响最大。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际竞合空间格局分析——基于城市竞争力与空间相互作用的视角

基于城市竞争力与空间相互作用的研究视阈,借助SPSS主成分分析法和ArcGIS空间插值手段,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际竞争―整合分析的基本框架,揭示城市群内城际竞合空间格局特征和作用机制。结果显示：1）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际竞争格局总体呈“核心―边缘”结构特征,3个子城市群内部竞争格局分异显著;多竞争要素的交互耦合、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行政和地理分割、交通等是城际竞争格局形成的主要动力机制。2）城际整合格局整体表现出“群（圈）内＞群（圈）际”的空间分布态势,沿主要交通轴线形成“吸管效应”,城际竞争与整合格局呈现“整体吻合、局部偏离”特征;城际整合格局是距离衰减规律和增长极辐射效应等因素主导形成的产物。3）在城际竞合分析的基础上,从规划融合、交通一体化、产业分工等多方面提出了竞合发展政策建议。     

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

有序推进不同类型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是优化区域空间组织、提升地区竞争力的重要过程。论文基于区县层面的制造业企业汇总数据,在刻画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及其产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基础上,建立统计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解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的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次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最低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类型制造业空间集疏差异促使城市群“核心—边缘”结构进一步强化,核心城市更加专业化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边缘城市则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环境承载力显著影响了制造业空间格局变动,核心城市土地资源紧缺促使制造业总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土地资源更加丰富的地区转移,环境压力促使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环境容量更大的地方扩散,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影响不明显。另外,区位与交通条件、经济技术水平、制度与政策等对不同类型产业的作用强度和方向也存在显著差异,共同推动珠三角城市群产业转型与制造业空间重构。     

中原城市群人口流动空间格局与网络结构韧性分析

针对都市圈建设发展较快与超设防事件频发现象,评估和分析城市群网络结构韧性水平对区域一体化与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该文以中原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基于2017年“腾讯迁徙”数据构建城市网络人口流动矩阵,分析城市群内部人口流动规模与特征,并从层级性、中断场景下传输性以及脆弱性对城市网络韧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不同时段中原城市群人口流动具有规律性,节假日期间郑州与多数城市的人口流动状况具有动态平衡性;(2)不同时段高层级人口流动网络主要呈现为以郑州为核心的发散式结构;(3)中原城市群网络层级性显著,整体表现为单核心网络,介数策略对网络的破坏性最大,拥有高介数的节点在网络中承担核心作用;(4)郑州、洛阳、周口等核心城市节点对整体网络效率影响更大,中原城市群韧性水平整体良好,具有“十”字形空间特征,但部分规划核心城市的协同发展仍有待提高,未来需完善不同等级、规模、职能的城市协同发展机制,实现城市网络韧性水平整体提升。     

高铁对中国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以中国16个城市群为案例,基于2007和2017年地级以上行政单元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数据和铁路Origin-Destination（O-D,起讫点）旅行时间、班列数据,结合静态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格局与高铁网络的空间关系分析和动态视角下的多元回归分析,探讨高铁对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及其空间分异。结果表明：1）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有积极影响,但影响效果在空间上不均衡;东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受积极影响较显著,而同一城市群内,期初具有集聚优势的高铁城市为主要获益者。2）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结构制约高铁影响效果,具备多中心结构的东部城市群内,普遍出现生产性服务业由核心城市向周边支撑条件良好的沿线城市相对扩散的现象。3）除时空压缩效应外,直达班列所代表的客运组织对于高铁影响力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同时,高铁也通过城市人口集聚、市场需求扩大、信息化水平提升和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的途径间接作用于生产性服务业。     

中国城市群地区PM2.5时空演变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城市群作为中国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是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空气污染的核心区域。本文选取2000-2015年NASA大气遥感影像反演PM_2.5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揭示了中国城市群PM_2.5的时空演变特征与主控因素。结果显示：① 2000-2015年中国城市群PM_2.5浓度呈现波动增长趋势,2007年出现拐点,低浓度城市减少,高浓度城市增多。② 城市群PM_2.5浓度以胡焕庸线为界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城市群间空间差异性显著且不断扩大,东部、东北地区浓度提升更快。③ 城市群PM_2.5年均浓度空间集聚性显著,以胡焕庸线为界,热点区域集中东部,范围持续增加,冷点集中在西部,范围持续缩小。④ 城市群内各城市间PM_2.5浓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不同城市群影响要素差异显著,工业化和能源消耗对PM_2.5污染有正向影响;外商投资在东南沿海和边境城市群对PM_2.5污染具有负向影响;人口密度对本地区PM_2.5污染主要具有正向影响,对邻近地区则相反;城市化水平在国家级城市群对PM_2.5污染有负向影响,在区域性和地方性城市群则相反;产业结构高级度对本地区PM_2.5污染有负向影响,对邻近地区则相反;技术扶持度对PM_2.5污染的影响显著,但存在滞后性和回弹效应。     

高铁影响下成渝城市群旅游流网络的变化特征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GIS空间分析法,对高铁影响下成渝城市群旅游流网络的变化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高铁影响下成渝城市群旅游流空间联系日益增强,“H”字型空间发展骨架凸显。高铁的开通加强了重庆主城和成都之间的旅游流互动,行政壁垒现象明显;成渝城市群旅游流在空间上呈现出以重庆主城、成都为核心的“轴-辐”空间组织模式,高铁进一步强化了两大核心的空间辐射能力;成渝城市群旅游流空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层次性,高铁沿线地区旅游流联系更为密切,高铁增强了高铁沿线与非沿线地区之间的旅游流联系;高铁影响下成渝城市群旅游流空间差异呈扩大态势,高铁沿线旅游资源禀赋较好地区在旅游流网络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基于城市群尺度的高铁列车与长途汽车网络结构比较

基于城市群尺度,以高铁列车和长途汽车作为2种交通方式代表,结合网络分析方法对比2种方式的联系格局和结构属性等。研究发现:①高铁列车在城市群之间的运输频次普遍较高,长途汽车的频次主要集中于城市群内部的运输线路;②各城市群的长途汽车网络已拥有一定规模,网络的成环率、结合度和连接率普遍高于高铁列车网络;③2种交通方式在不同城市群的发展差异较大,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城市群的2种网络都较为成熟发达,京津冀和成渝等城市群的长途汽车网络连通性明显优于高铁,北部湾等城市群的2种网络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④高铁列车网络具有轴线结构特征,长途汽车则呈"核心-边缘"的网络结构,在具体城市群中两种网络结构又具有一定差异性。     

珠江三角洲交通通达性空间格局与人口变化关系

基于1988年、1998年、2008年陆路交通网络数据,借助GIS软件,分析了1980年代以来珠三角地区交通网络通达性空间格局的变化,并采用GAM模型,定量分析了1980～2009年期间陆路交通网络与人口变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公路交通通达性空间格局以穗-莞-深一线为最高,向外围逐渐递减;铁路交通通达性空间格局以广佛地区为中心向外围逐渐递减;陆路交通网络发展主要受公路网络的影响,铁路在整个交通网络中所起的作用较弱;各阶段通达性提高幅度差异较大,存在递减效应,第一阶段(1988～1998年)通达性提高较第二阶段(1998～2008年)更为显著;公路交通、铁路交通与人口变化关系具有差异性,公路交通对人口变化的作用显著,三个时段内其对人口变化的解释贡献率分别为11.56%、48.07%、44.92%,铁路与人口变化的关系较为薄弱,但在1990年以后,随着铁路网络扩展以及铁路运输服务水平的提高,其与人口变化的关系逐步增强。